抓改革 促发展 增效益——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彭茂吾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设银行论文,湖南省论文,行长论文,分行论文,促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以前，当时在建设银行系统内部曾经有一个说法，即该行在中南地区是“全军覆没”。就是说，中南地区几家省级分行无一家赢利。
1999年，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在中南地区率先成功“突围”：1994年，该行亏损近10亿元，1999年，湖南省分行实现扭亏为盈，2000年，实现利润2.16亿元，今年前三季度，该行实现利润2.81亿元。应当说，这是很大的成绩。
近日，记者采访了带领建行湖南省分行“突出重围”的行长彭茂吾，请他介绍了该行抓改革、促管理、增效益的具体做法，以及对当前改革中一些重点问题的看法。
一、从审计体制改革入手，增加中层干部的责任感
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积极推进银行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这是银行管理者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较早进行了内部审计制度的改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彭茂吾：建行湖南省分行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在内部审计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做了两件事。
首先，加大内审工作力度。
审计处是重要的监督部门，得罪人多，一般都不愿意分管。我管审计可起作用了，推行了行长任期和离任责任审计。过去，没有人对下属分支行行长任期和离任进行审计，即使审计也是走过场，如果不首先从二级分行行长抓起，规范经营就没法建立。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专项审计。1997年，两个二级分行进行专项审计时，发现不少问题。比如，在检查永州市分行5个单位时，发现虚增成本利息支出2900多万元，其中虚增利息支出2400多万元。当时开行长办公会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有人提出通报批评，我说这样不疼不痒，通报批评有什么用呢？根据搞假账目、假报表的事实，应该撤职。为了这样的问题撤二级分行行长的职务，当时在我们湖南分行没有先例。会议上通不过，我就讲实行免职。这样免了两个行长，震动就大了。过去，从来没有哪个行长因为搞假账被免职的。我要求审计部门：一是要挖地三尺找问题，审计就是要找问题，不是去歌功颂德；二是要用“放大镜”、“显微镜”找问题，要扩大来找，把微小的问题都找出来，甚至要借鉴“X光”、"CT"这样先进的手段来发现银行管理上出现的“肿块”。
其次，我们把审计体制也改革了。
现在，我们把审计都收上来，二级分行、县支行的审计机构都撤销，收到省行，由省行成立了四个办事处，作为派出机构。审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归省行管，不受二级分行的制约。每审计一个项目，省行党委直接听汇报，针对查出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二级分行对违纪违规的问题必须作出处理，向省行党委汇报。最后审计再去杀一个“回马枪”，检查整改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没有到位的，要进行组织纪律处理。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严、抓实。这几年来，审计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有效地遏制了违规违纪现象和案件的发生。从这几年的效果看，我认为审计体制改革是很成功的。
二、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让员工把压力变为工作动力
建行湖南分行近年来对人事制度也进行了大胆而有成效的改革。
彭茂吾：国有商业银行过去没有多少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尤其是机关都是吃大锅饭。机关的用人制度改革更为迫切。怎么解决机关这个问题呢？1995年10月，分行第一项人事制度改革就是“群众民主测评、处级干部末位淘汰”。
我们首先从处级干部改起，实行民主评议。一是群众评，群众给处级干部打分，二是处级干部互评，处级干部互相打分，三是领导评，领导给处级干部打分。三个分加权平均后前5名是当年考核的优秀干部，后5名是不合格的干部，最后一名淘汰。
过去是好的干部、不好的干部没什么区别，现在有区别了，说明党委这一步棋是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每两年进行一次民主评议，已经搞了三次了，去年免掉了房信部的主任，是个正处长，一下子就变成了一般干部。经过三次六年时间的试行，湖南分行机关处级干部民主评议制度逐步完善起来了，并成了一项重要制度。随着民主评议制度的建立，奖惩也更加规范了。评议打分排名为前5名的加一级工资，最末位淘汰，摘掉乌纱帽。去年，房信部主任淘汰了，从正处级干部降为科级干部，工资就降了二级，其他四位降了一级工资。三是与后备干部建设结合起来。已形成一项制度，如果年年是前五名的干部，就进入后备干部。
其次，在机关实行优化劳动组织。处级干部末位淘汰毕竟只淘汰一个，整个评议也只处罚5个人，还有机关一般干部触动不大，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机关搞了优化劳动组织，由处长组阁，党委首先任命处长。从处长开始，由自己写申请要“位置”，要当什么处长，自己掂量。比如，办公室主任有3个人申请，那么就3个人竞争。然后由处长组阁副处长，副处长也要写申请。处长组阁副处长，由党委进行资格审查？避免结帮拉伙。小小一个申请就大不一样，过去是组织任命他当处长，现在是他自己要当处长，角色有了一个本质的变化了，变要你干为你要干。一般干部也一样，由自己写申请要岗位。没有组合上的，就要自己找单位，如果有人要，才有工作，如果没有组合上，就会面临下岗的威胁。这对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很有好处。这一切在机关震动相当大，大家都意识到自己不再捧着铁饭碗了。
通过这种改革，我们的机制搞活了，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是比较成功的。作为一位领导干部，首先要把人这个大问题解决好。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的积极性释放出来，什么事情都能办好。建行湖南省分行的工资是不高的，我的工资才每月2000多元，我们并不是主要靠钱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是靠这种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来激发人的积极性。现在，我们职工的积极性都比较高，是因为这里的竞争环境使人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三、国有商业银行要把提高自身经济效益摆在重要位置
1995年，刚刚调任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不久的彭茂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观点：一是发展第一的观点，二是稳健经营的观点，三是以效益为中心的观点，四是防范风险的观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旗帜鲜明的提出以效益为中心的观点，在全国来说也应当是很超前的。
彭茂吾：我是1995年1月来到建行湖南省分行的，当时湖南建行老行长给我交底时，讲了三句话，即：“资金紧、财务亏、管理乱”，这高度概括了湖南分行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后来针对湖南分行的观状，又给加了一句“案件高发”，就是“资金紧、财务亏、管理乱、案件高发”。我认为，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端正思想认识是首要的。当时，我在二级分行行长都参加的年度会上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是发展第一的观点，第二是稳健经营的观点；第三就是以效益为中心的观点。在会上，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讲的。所以，我讲，我们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改革中的困难，是体制转换中的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发展中的困难靠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困难靠改革来解决，那么体制转变上的困难，就要尽快地转换机制。过去，我们建设银行就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搞工程项目的资金监督单位，搞的是基建拨款。现在，是商业银行了，要抓存款，要放贷款，要讲效益。发展第一，大家说这个讲得好。不发展就解决不了困难，前进中的困难，只有自己不断地前进，不断进步才能解决。第二就是稳健经营。朱镕基总理在1993年出台了“约法三章”，就是针对当时银行系统在沿海地区放贷、办公司等问题。银行必须稳健经营，绝对不能乱搞。第三是以效益为中心。过去，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很少讲过效益指标如何，也很少讲盈利指标，开会统计排名上也没有效益这个指标。银行是做货币生意的企业，不讲效益还讲什么？那就等同于财政。我讲了这样的三个观点，当时震动很大。同时，我又提出了“四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即：抓存款，抓资产质量，抓效益，抓防范风险。我们都知道，在《人民银行法》上是提流动性、完全性、效益性，而在《商业银行法》上顺序却是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摆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法》为什么把效益性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是商业银行，那就要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效益性要摆在第一。商业银行必须要有效益。再一个就是要防范风险。存款抓进来，贷款放出去了，要保证效益，必须要搞好风险防范。不能发案，不能把贷款变成劣质资产。一个当行长的，如果在脑子里天天有这么17个大字，任何时候都不忘记，那么这个行长也就称职了。目前，湖南分行存款总额已经接近600亿元，不良贷款余额在全省各家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占比仅为10.52%，比年初减少37.84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了5.67个百分点，与全国建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2.16个百分点比较，湖南省分行多下降了3.51个百分点。
我们1999年提出“不把亏损带入21世纪”。另外我在当年5月份全分行纪检监察会议上又提出也要“不把案件高发的势头带到21世纪”，统称为“两个不带入”。通过一年的努力，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1999年，我们赢利了6000多万元，这样就把我们职工的士气都调动起来了，在中南地区的建行中率先走出了困境，当时中南地区建行都是亏损，在建行内部有一种说法，称为“中南地区全军覆没”。《金融时报》当时报道：建行湖南省分行在中南地区实现突围。案件也得到有效控制，1999年只发了一个案件，2000年实现了零案件。
四、加入WTO后的竞争其实是体制、制度的竞争
面对“入世”后与外资银行、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能够公平竞争的条件。当记者问及在我国已经加入WTO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怎样面对将会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彭茂吾表示，银行间的竞争其实是体制的竞争而不是人的竞争。竞争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彭茂吾：加入WTO后，对于我们银行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作为挑战，关键是一个体制、机制的挑战。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现在是两种身份，比如工资、廉政建设等方面，按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而退休了，我们却体现为企业了，只能拿全省企业的平均工资。企业员工的工资等个人收入应该与经营绩效密切相关，而我们却不是这样的。我来时，湖南分行每年亏损近10亿元，我可以拿2000元的月工资，现在，年年盈利了，效益增加了，经营形势也好了，我还是拿2000元的月工资。而一些银行的亏损分行，工资也不比我少，甚至还要多。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工资是按公务员来管理的，与经营形势是脱节的，亏损和赢利拿一样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机制，肯定是不行的。并且我们赢利年年增长、资产不断优化、业务大幅度发展，但我们的费用却不能有所增加，甚至年年说要零增长，员工积极性难以调动。这不是建设银行的问题，而是国家财政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问题是机制的问题，而不是与外资银行竞争的问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要讲与外资银行竞争，就连国内中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竞争不过。在湖南，建行经营规范，管理水平也比较高，因而声誉好，这样各家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都盯着建行挖人才。现在，我们已走了两个二级分行的行长，他们都去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当行长。至于待遇，则是天壤之别。他们年薪至少比我多10倍，还配给一辆小车和每年数目可观的活动经费。这些人带走了一批业务骨干，带走了一批优质客户。到头来，建行成了其他银行的培训基地。外资银行进来，不可能由外国人来开拓业务，还是要从国内银行来挖人才。两者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外资银行灵活的体制、机制，对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吸引力太大了。外资银行挖走的都是业务骨干，走一个人要带走几千万乃至几个亿的存款，带走很多家的客户。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机制不改，怎么能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机制不同造成的起跑线不同，以及竞争平台的不同。与国内中小银行都难以竞争，又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挑战是非常严重的。其实，这是体制的竞争而不是人的竞争。现在，我们是捆住手脚的，不能动弹，而外资银行是放开手脚干，运用自如，如果在一起“战斗”，国有银行将不战而败，这的确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机制、体制不改，就谈不上与外资银行去竞争，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五、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各级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我们目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具体到银行业来说，就是要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努力维护银行债权安全，当记者问及对当前银行维权工作的看法时，彭茂吾强调了各级政府的重要作用。
彭茂吾：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各级政府应该发挥起主导作用。许多地方政府总认为，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想把资金“拿走”，不积极支持当地经济建设，比如，修路、城市建设等等。其实银行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讲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方经济是一张“皮”，“皮”越健康，“毛”才能长得越好。“毛”是要附着“皮”来生存的，同时也护着“皮”。如果说“皮”不健康了，腐烂了，那么“毛”也就不存在了。银行与企业打官司，有的法院倾向于企业，倾向于地方。而认为银行的资金都是国家的钱，属于中央资金。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实质上都是老百姓的钱。官司打不赢，就变成银行的呆账。这样，银行不良资产不断地攀升，又得不到及时解决，这是非常可怕的。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个别地方政府不是支持银行“维权”，而是千方百计支持企业想办法、出主意、创造条件逃废银行债务。为什么逃废银行债务之风盛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信用缺失。在国外，没有信誉的企业根本无法生存，因为在市场上融不到资金，包括企业之间商业购销的短期赊销都难办。而我们的某些地方召集银行开会，逃了你的债务后还要你贷款，不贷就给你出难题。整个社会的信用状况还没有建立起来。加入WTO，以这样的社会信用状况怎么与外资银行竞争？
企业不讲信誉，首先是某些地方政府不讲信誉。如果不下大力气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无论是否加入WTO，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都无法走出不良资产的泥潭。地方政府肩负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责，要使地方经济实现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必须与银行一起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信用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