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黔中王门”缺位考--兼论黔中王门起源与发展的演变及其心理学成就_王阳明论文

《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考论——兼论“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儒学论文,成就论文,心学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6133(2015)01-0053-09

      黄宗羲《明儒学案》是包举有明一代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开山之功。该书以王阳明为大宗，王阳明及王门后学在该书中占有大量篇幅和重要地位。①然而，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限制，《明儒学案》对亲炙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的“黔中王门”却阙而不载，这无疑是该书的一个重大缺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贵州省内外学者30余年不懈研究，“黔中王门”已逐渐恢复本来面貌，并为学术界所认同；但还有一个基本前提问题仍然受到忽视，值得进一步追问，即《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当前阳明学和黔中王门研究都具有一定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首先从四个方面考察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及其成就，其次对《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原因进行深入考证，最后作出一个简短的结论。

      一、黔中王门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经过贵州省内外专家30余年不懈研究，久埋于历史烟尘中的黔中王门逐渐恢复本来面貌，并得到中外学术界大多数专家的认同。②到目前为止，“黔中王门”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不必赘述。以下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四个方面梳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及其心学成就，以便为后文论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原因作一铺垫。

      1.王阳明亲自开启了黔中王门的源头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原创精神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1]王阳明与贵州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贵州成就了王阳明一生的转折点。具体而言，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活动，以及“格物致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基本理论最初就是起源于贵州的。而他以“龙岗书院”、“文明书院”为标志的讲学运动也开始于贵州，这揭开了明代中后期王门弟子凭借书院进行大规模心学讲学运动的序幕。换言之，即王阳明心学的旗帜是首先飘扬在贵州高原之上的，并由贵州影响到全国乃至东亚世界。[2]黔中弟子亲炙于阳明门下，首传阳明心学，成为最早出现的阳明后学学派——黔中王门。可以这样说，正是王阳明本人亲自开启了“黔中王门”的源头，这是黔中王门的“开启”时期。在这一时期，王阳明还亲笔留下了天下王门的第一份弟子群体名单。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史料可以看出，当年来自省内外、亲临龙岗、文明两大书院听讲的王门弟子已达数百人之多，[3]卷六：学校志包括湖南的蒋信、冀元亨和云南的朱克相、朱克明兄弟，都千里奔赴，就教于门下。[4]王阳明因此在贵州留下了与早期王门弟子有关的诗文，并从中可见王阳明当时或喜悦畅快、或淡淡伤感的心情。③王阳明在贵州与王门弟子结下的深厚友谊，当王阳明离开贵阳时，有的弟子饯别于贵阳城南蔡氏楼，有的弟子迎候于城外道边，甚至有的弟子于大风雪中将王阳明送到离贵阳六十里之遥的龙里驿。[5]1072他们通宵长谈，依依惜别。王阳明到达距离贵阳七百里的镇远府旅邸时，在即将匆匆离开贵州、进入湖南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对贵州弟子表达感谢之情和教诲之意，一口气连写三封书信。[6]291-294在此三封书信中一共提到有字有号(信中弟子用字号，未用名)的弟子总共23人，他们是：陈宗鲁、汤伯元、高鸣凤、何廷远、陈寿宁、张时裕、向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李惟善、陈良臣、叶子苍、易辅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彦、李良臣、朱氏兄弟、阎真士共23人。这是王阳明亲笔留下的天下王门的第一份弟子群体名单，其中三大弟子——陈宗鲁、汤伯元、叶子苍是黔中王门早期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此简略介绍其生平如下：

      陈宗鲁，名文学，宗鲁是其字，号五栗山人，晚号孏簃生，贵州宣慰司(今贵州贵阳)人。少师事王阳明先生，得阳明先生《赠宗鲁诗》一首。正德十一年(1516年)中举人，任陕西耀州知州。后辞官归里，罔预世故，博弈啸歌，随意所适。著有《耀归存稿》，《余历续稿》，《孏簃闲录》，弟子统编为《陈耀州诗集》。

      汤伯元，名冔，伯元乃其字，贵州宣慰司人。王阳明先生谪龙场，伯元师事之。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官南京户部郎、广东潮州知府，改陕西巩昌知府。便道归省，中飞语，遂辞官不出，以诗自娱，与陈文学唱和，所著有《逸老闲录》、《续录》。年八十一卒。

      叶子苍，名梧，又作悟，子苍是其字，贵州宣慰司人。与陈宗鲁、汤伯元同师王阳明先生。正德八年(1513年)中举人，任湖南新化教谕、陕西镇安知县。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离开贵州之后，与贵州弟子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互通信件，互致问候。[7]王阳明给新化教谕任上的叶子苍写有《寄叶子苍》书札一通，其云：

      消息久不闻，徐曰仁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梧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学熏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梧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寻复得邹监生乡人寄来书，又知梧尝以区区之故，特访宁兆兴，足仭相念之厚。兆兴近亦不知何似。彼中朋友，亦有可相砥砺者否？区区年来颇多病，方有归图。人远，匆匆略布闲阔，余俟后便再悉也。

      从该书札可以看出，由于受王阳明影响，其随身弟子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与贵州弟子保持密切联系，相互交流，结下深情厚谊，该书札就是通过徐爱联络而促成的。此外，徐爱还留下与黔中王门有关的另外一首诗，他在《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中这样写道：“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文章自余事，道义领深约。南宫屈有待，东州教相许。知新在温故，人师岂名作。春风促归舟，流水绕华阁。客路合离情，悠然念口廓。”[8]7该诗“文章自余事”与王阳明《赠陈宗鲁诗》“文章本余事”之教导如出一辙，这为研究王阳明、徐爱与黔中王门早期弟子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史料。

      2.黔中王门建立天下王门第一家阳明书院

      如果说王阳明在龙岗、文明两大书院的讲学运动是他亲自开启了“黔中王门”源头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黔中王门”弟子在贵州如何传承王学思想的问题，黔中王门进入到“承续”时期。“黔中王门”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不负众望，嘉靖十三年(1534年)建立第一家阳明书院，标举王学为“正学”，并建立“正学书院”(嘉靖十八年/1539年)。黔中王门在王学最晦暗的时期，旗帜鲜明地传承阳明心学之学脉，为天下王门弟子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榜样。

      在王阳明在世之时，王阳明因平定宁王之功遭到权臣嫉恨，加之他创立的王学与官学(朱子学)相对立，故王学成为靶子而遭到诋毁和反对，一时谗言四起，王阳明因此隐退浙江老家六年。后因广西少数民族之乱，王阳明被起用前往平定。嘉靖七年岁末(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回师途中的江西南安。值此事变之秋，王阳明亲故及其弟子均遭到压制，朝廷取消王阳明爵位，取消对王阳明的祭祀活动，同时斥王学为“伪学”，禁止天下书院讲习。王学遭遇空前危机，王学处于最晦暗的时期。但是，得到王阳明真传的“黔中王门”弟子陈文学(“得阳明之和”)、汤冔(“得阳明之正”)[9]117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朝廷针锋相对，尊崇王阳明如初，一如在龙场挺身而出维护王阳明尊严之壮举，他们照例每年祭祀王阳明——或在家遥拜，或到八十里外的龙场亲祭。阳明先生去世五年之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阳明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陈文学、汤冔、叶梧等数十辈，请王杏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以慰边人之怀”。王杏从其请，允以赎贵阳城东白云庵旧址以建“阳明书院”，并亲撰碑记。[3]卷上：学校志这是“黔中王门”在贵州建立的天下王门第一家阳明书院。陈、汤、叶三先生与王杏被载入《王阳明年谱》中④，这是黔中王门与浙江王门弟子为早期王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黔中王门的义举受到天下王门弟子敬仰和效仿。嘉靖十八年(1539年)，楚中王门弟子蒋信提学贵州，他在陈文学、汤冔、叶梧的请求之下又恢复了龙岗书院、文明书院，并新建“正学书院”，他亲撰碑记，指出心学即“正学”，⑤以示对朝廷斥王学为“伪学”的轻蔑之意；他还购置祭田，撰写祭文。尽管蒋信被朝廷以“擅离职守”罪名罢免回湖南常德老家，但贵州四大心学书院(龙岗、文明、阳明、正学)却得以保存下来，阳明心学在贵阳和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传承，对贵州书院讲学运动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黔中王门在王学最晦暗时期延续王学之功不可忽视，值得大力表彰。

      3.前后三先生与五大王学重镇

      黔中王门人数众多，他们与其他王门广泛交流，经过前后两代弟子的不断努力，至1540-1570年，黔中王门出现了前后三先生，产生五大王学重镇，同时将贵州打造成天下王门朝拜的“王学圣地”，“黔中王门”进入到兴盛时期。

      黔中王门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派，数代弟子都与其他王门保持密切联系。早在王阳明龙岗、文明书院讲学之时(1508-1509年)，就有数百弟子聆听王阳明讲学，脱颖而出黔中王门早期的三大著名弟子——陈文学、汤冔、叶梧。他们学有所成，是为黔中王门著名的“前三先生”⑥。他们与王阳明本人及王门弟子徐爱、王杏、蒋信等保持联系，修复“文明书院”、“龙岗书院”，新建“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在王学被打成“伪学”的情况之下，他们率先在贵州高原举起“正学”的大旗，成为王学最困难时期坚守王阳明学统的主力军之一。

      1540年之后，黔中王门进入到“成熟和兴盛”的时期，涌现出黔中王门第二代著名弟子、三大“理学名臣”——孙应鳌、李渭、马廷锡，是为黔中王门“后三先生”。他们广交天下王门，将黔中王门的影响力辐射到陕西、四川、江浙、两广、云南等地区。为简便起见，黔中王门前后三先生的生平事迹与著作移后交代，此处仅以孙应鳌⑦为例，将其与当时著名王门学者的交游情况列表如下：

      

      由上可知，以孙应鳌为代表的黔中王门与其他王门保持紧密联系，这是向外的一方面。另外，向内的一方面，则是其他王门纷纷前往贵州朝拜阳明遗迹，留下一些重要诗文和碑刻，他们与黔中王门一起将贵州打造成天下王门朝拜的“王学圣地”。现将有关外省王门弟子朝拜“王学圣地”情况列表如下：

      

      万历初年(1570年)，泰州王门巨子罗汝芳(字近溪)游历贵州龙场，江右王门名士、东林党领袖邹元标谪戍都匀卫，形成了泰州、江右两大王学名流与黔中王门后三先生同现黔省的盛况。他们相互论学，增建书院，培植人才，阳明心学覆盖贵州全省，贵州出现了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王学重镇为中心的书院讲学运动，[4]形成了贵州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举。

      4.黔中王门长期刊刻王阳明著作，不断推出新著，积累重要心学著作

      黔中王门是明代最早刊刻王阳明著作并坚持最久的学派。早在王阳明离开贵州之际，就在《镇远旅邸书札》中千万嘱咐贵州弟子刻书：“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千万千万！”[5]1202-1203王阳明亲自交代的“区区欲刊一小书”乃是指王阳明在贵州期间创作的一些诗文，这是迄今可考最早刊刻的王阳明著作，推测当为《居夷集》，早于《传习录》的刊刻，说明黔中王门弟子有刊刻王阳明著作的开先之功。

      不仅如此，王阳明去世之后，黔中王门弟子较早刻印了《遗言集》、《阳明集》等阳明著作，使学者有所依凭。陈宗鲁著有《阳明集诗》，可资证明。万历《黔记》记载陈宗鲁《阳明集诗》云“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编。羲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10](卷四十七)惜《遗言集》、《阳明集》具体内容无从考证。此外，黔中王门弟子还陆续刻印了《传习录》、《阳明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任贵州巡抚的江右王门著名弟子郭子章著成《黔记》六十卷，对百年黔中王门进行了第一次总结，⑧除有关前三先生陈、汤、叶的记载外，还特为黔中王门后三先生孙应鳌、李渭、马廷锡各著传记一篇，合为《理学传》，故孙、李、马又被称为“贵州理学三先生”。郭子章还特别邀黔中王门的殿军人物陈尚象作《序》一篇，置于《黔记》全书之首。甚至到了王阳明龙场悟道127周年、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九年之遥的明末崇祯八年(1635年)，余姚学者施邦曜⑨还在贵阳刊刻了《阳明先生集要》，这是天下王门弟子在明代进行的最后一次刊刻王阳明著作的活动。以上可见贵州刻印王阳明著作之早、之久，同时也反映出黔中王门对王阳明先生爱之深、思之切！

      黔中王门不仅刊刻王阳明著作，同时还不断推出新著，比如“前三先生”陈文学、汤冔、叶梧，“后三先生”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以及黔中王门的殿军人物陈尚象等，都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其中，孙应鳌、李渭两人的著作，在卷数上就分别超过了王阳明先生的著作。今将黔中王门前、后三先生之生平事迹与著作汇总列表如下：

      

      明末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贵州战乱频仍，黔中王门进入衰落时期，然其影响之余波，不绝如缕，一直延续至清初。⑩正如清光绪年间孙应鳌之裔孙孙茂橿先生在《孙文恭公遗书跋》中说：“吾家以如皋藉来隶清平，再传至文恭，遂阐阳明良知之旨，为黔儒宗，流风馀荫，霑溉历数百年。”[11]明代黔中王门的一些重要心学著作在历经明清易代之变后仍然保存下来。(11)清代贵州学者以整理前代文献自任，大力收集和整理地方文献，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陈田四大文化世家，对明清以来的贵州文献进行长期收集和整理，出版有《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黎氏家集》等，其中就包括了明代黔中王门的一些重要资料，孙应鳌的八种著作被莫祥芝汇集为《孙文恭公遗书》刻印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应鳌在国内已经亡佚的著作《督学文集》被黎庶昌从日本收集回国，编入《黎氏家集》和《黔南丛书》印行，弥足珍贵。清代贵州学者黔中王门资料的收集整理，对后人深入研究黔中王门之心学成就，功莫大焉。

      二、《明儒学案》何以缺载“黔中王门”

      清光绪年间，贵州学者莫祥芝在《孙文恭公遗书叙录》这样感叹道：“公(孙应鳌)以词臣洊践卿式，外历参政、巡抚，镌巨珰，论革除，清国学，政事赫一时，而《明史》无传，此可为公惜者一也。公受阳明、心斋之学于徐越，与罗洪先、汝芳、蒋信、胡直、赵贞吉、耿定向、定理相切劘，发挥良知，张望眇悟，而《学案》不载其姓字，此可为惜者又一也。”[11]莫祥芝为孙应鳌系“中外名臣”而不入《明史》一叹，为其乃“理学大儒”而不入《明儒学案》而再叹。在“黔中王门”中出类拔萃、独占鳌头，具有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孙应鳌尚且如此，遑论黔中王门的其他成员。孙应鳌不入《明史》已经有刘汉忠先生论及；[12]孙应鳌不入《明儒学案》还受到忽视，本文并不特讲孙应鳌与《明儒学案》之关系，而是将黔中王门作为整体来具体考证《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三大原因：

      1.徐爱早逝造成黔中王门流入江浙地区的早期资料散佚(远因)

      由前述可知，王阳明离开贵州后，继续与黔中王门弟子保持联系，由于徐爱是王阳明早期最亲近的弟子，故徐爱与黔中王门有直接交往，他熟悉和了解黔中王门情况，成为较早收集和整理王阳明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具体言之，早在正德七年(1512年)，徐爱与王阳明从北京同舟回浙江省亲之时，就开始记录和整理王阳明的语录，同时也收集其他王门资料，以作《传习录》和《同志录》。从目前资料来看，徐爱至少先后与黔中王门的李良丞(任山东临清教谕)、叶梧(任湖南新化教谕)保持直接且良好的交往关系。李良丞、叶梧将黔中王门的情况通过徐爱转告到王阳明本人，故有王阳明《寄叶子苍》、《寄贵阳诸生》信札的出现。此外，从徐爱遗著《横山集》可以看出，徐爱曾经作了一次西行漫游，最西远达湖南境内的常德、岳麓、沅陵等地，均有《横山集》中之诗文为证，这一线路是王阳明流放贵州两次所经过的驿道，大约是徐爱有意要进行一次重走阳明路的体验之旅，他如果继续西行，很快就会进入贵州东部的平溪卫、镇远府，但不知何故停止。(12)徐爱在湖南见到了时任新化教谕的黔中王门弟子叶梧。这是黔中王门与王阳明和徐爱的三者之间关系到达最密切的时期。

      正德十二年(1517年)五月，徐爱英年早逝，时年31岁。他本人的著作以及收集的王阳明语录(13)、《同志录》和其他包括黔中王门在内的资料大多散佚。其父徐玺检其遗稿，托蔡宗兖正误、补缺、作序、编成《徐横山遗集》付梓刊行，抢救了徐爱的部分资料，对研究早期王门弟子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徐爱的去世对黔中王门还是产生了不利影响，加之王阳明戎马倥偬，使黔中王门与王阳明和身边弟子的密切关系逐渐减少，于是，黔中王门逐渐被江浙学者所遗忘。这既是徐爱的个人悲剧，也是黔中王门的遗憾。这是黔中王门资料不能在江浙地区继续流传的一个天意安排，是为后来《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远因。

      2.钱德洪编著《阳明文录》时，购书令和购书人均未到达贵州，匆忙行事，留下收书不全的遗憾，这是造成后来的黄宗羲无法见到黔中王门资料的间接原因(中因)

      徐爱去世四年之后(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王阳明已平定宁王之乱，于是回余姚省亲，钱德洪率侄子门生七十四人迎请王阳明于中天阁，并拜王阳明为师。钱德洪聪慧勤学，成为王阳明晚年最著名的弟子之一。收集阳明著作是浙中王门弟子的重要职责，这一任务自然落在钱德洪身上。王阳明去世以后，钱德洪除续刻《传习录》外，他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又准备在江苏刊刻《阳明文录》。钱德洪曾作《购书令》分送天下王门后学，又派弟子王安成作为委托代理人前往各地购书。钱德洪曾不无骄傲地说：

      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湖，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8]184-185

      从本段文字可以看出：钱德洪似乎是在夸耀弟子王安成行路之远、收书之广，故能“获所未备”。仔细考察后可以发现，这次购书在地域上确实包括了长江以南绝大部分地区，而且确实也是王阳明曾经亲自到过的地区，但问题在于恰恰漏掉了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和“王学圣地”的贵州高原。具体来说，王安成已经“抵苍梧，取道荆、湖”，也就是他到达了广西、湖南，即沿着贵州的南部和东部边境转了半个圈。或许是因为他视“飞鸟不渡”的贵州高原为畏途，竟然没有进入贵州一步，这就造成黔中王门虽然在贵州刻印有王阳明遗著等第一手资料(从前述可以看出，黔中王门其实在收集和整理王阳明著作方面行动早、效果好、积累多)，但最终却不能进入钱德洪苏版《阳明文录》。再通过对照浙版《阳明文录》、《阳明文录续编》与黔版《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王阳明一些与黔中王门相关的诗文根本就没有被江浙地区的王门学者收录过，这实在是因为王安成畏缩避黔、钱德洪匆忙行事的结果。从钱德洪所编王阳明著作来看，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可见当时即有人发现其不全面的缺点，不过可能因为钱德洪系王阳明首座弟子和主编的权威，明知有遗漏也固执己见，匆忙出书，造成遗憾。(14)这就造成了后来黄宗羲无法见到黔中王门资料的间接原因，可以说也是《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中因。

      3.明清之际战乱，文献破坏严重，加之黄宗羲“一人之闻见有限”，未曾见到“黔中王门”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造成《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直接原因(近因)

      黄宗羲是天下王门的殿军人物和集大成者，总结百余年王学成就与得失，自然落在他的肩上。然而黄宗羲所处的时代，却恰逢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为保存故国文献史料，传一线文化血脉，黄宗羲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开始编撰《明儒学案》，前后历时八年，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最终完成。他以一人之力，仅用短短八年时间就完成收一代之书、著一代之史的壮举。《明儒学案》全书煌煌62卷，涉及地域广大、人物众多，是中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但由于其遭逢乱世之后，文献荡然一空，故遗漏在所难免。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明确告诉世人：

      是书搜罗颇广，然一人之闻见有限，尚容陆续访求。即所见而复失去者，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庵、范栗斋诸公集，皆不曾采入。海内有斯文之责者，其不吝教我，此非一人之事也。[13]

      这是黄宗羲的真诚告白，表现了一个渊博学者的谦虚态度和求实精神。从上可以看出三个要点：首先，黄宗羲完全明白当时还有资料遗漏，一时无法收集齐全，故“尚容陆续访求”。其次，即使已经收集到手的资料，如朱布衣语录，韩苑洛、南瑞泉、穆玄庵、范栗斋诸公集，也因“所见而复失去”而“皆不曾采入”，可见战乱对文献破坏之惨烈。其三，黄宗羲真切呼吁：斯文之职乃天下大事，“非一人之事也”，天下学者应当共同保存天下文化。对于以上问题，梁启超也有深刻认识，他于民国12年(1923年)曾这样说：“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14]梁启超明确指出该书有湮没和遗漏的问题，以引起学者重视。

      我们联系当时黄宗羲所处的明清交替之际的境况：战祸相连之惨，国破家亡之痛，可以知道他作前代思想学术之史，以存故国文献、以续文化命脉，藏之名山，以待后世，自有其大义存焉。然而，正是由于战乱破坏和文献亡佚等客观原因所制约，要收集天下王门所有资料，实属不易。浙中、江右王门尚且“湮没者亦且不少”，更何况远在西南边地的黔中王门如何能够囊括无遗？退一步说，假使黄宗羲能够来到贵州，但他想要得到比较齐全的黔中王门第一手资料，希望也是极其渺茫的，因为黔中王门的资料在明末以来历次战乱中大多焚毁，所剩也非完帙。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仅仅晚于黄宗羲《明儒学案》二十年而出任贵州巡抚的德州进士田雯，就亲眼看见孙应鳌祠破败的情形，他在《重修孙文恭公祠碑记》中说：

      当明世庙时，边寓义安，崇尚儒术，公一鬼方产耳，以著书讲学自任，树立勋名，入为司成，出应节钺，有古仲山甫风。何以历今不二百年，里之父老及公之子孙，遂无传闻绍述之者。所以余入黔时，扼擘抵掌，慷慨论列，流连追慕其为人，且重有感于祠之废而累歔流涕也。

      田雯弟子王耘收集孙应鳌著作，他在《合刻孙文恭三书跋》(1714年)中说：“理学三先生，各有著述。于二十年前，犹及闻文恭《学孔精舍汇稿》为抚黔者檄取购求而去。夫能于购取诚贤矣，而竞拔本而去，一线之存，竟成绝响，视郭公何如？非徒追慕之为难，而表章传述之为难。”至清雍正年间，孙应鳌后裔所藏著作已无完帙。裔孙茂国在《孙文恭公遗书跋》中说：“先文恭公著述，自雍正乙卯(1735年)后，家藏已无完帙。”

      因此，我们从当时客观条件上同情性地体察和理解，黄宗羲《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是当时形势使然，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不可求全苛责。战乱的破坏是造成《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直接原因。

      所述，黔中王门的存在是真实不虚的。黔中王门在明代中后期一百余年间经历了启、承、盛、衰四个阶段，先后出现四代王门弟子，建立40余所书院，形成五大王学重镇，积累一些心学著作，取得重要学术成就。从王阳明贵州“龙场悟道”亲自开创黔中王门源头，至黄宗羲编撰完成《明儒学案》的一百六十余年(1508-1676年)期间内，浙中王门弟子徐爱、钱德洪、黄宗羲先后三次收录天下王门后学资料，但遗憾的是，黔中王门都失去了这三次重要机会，这些遗憾最终造成《明儒学案》缺载黔中王门的远、中、近三大原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贵州省内外学者30余年的艰苦探索研究，黔中王门已经逐渐恢复了本来面貌，并得到阳明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赞同和认可。我们也必须清楚认识到：尽管黔中王门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可喜成绩，但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继续深入挖掘黔中王门散佚著作和史料，这仍然是当前和未来研究黔中王门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①黄宗羲《明儒学案》将有明一代学者按学术思想、主旨流派、师承传授划分为十七个学案，记187人另卷首《师说》一章记17人共204人。全书按时间先后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以程朱之学为主、陆学次之；中期专述阳明之学及王门后学，列“姚江学案”和王门后学七大学案(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七大王门学案)；末期述王学修已派，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可见该书是以王阳明及王门后学为大宗和主线的，这与黄宗羲作为王学之殿军人物和集大成者的文化身份是相符合的。

      ②到目前为止，笔者收集到的研究“黔中王门”的文章主要有：谭佛佑：《黔中王门主要思想及书院活动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4期；张坦：《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刘宗碧：《贵州的王门后学》，《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王晓昕、李友学：《王学从贵阳走向世界》，《贵阳文史》2001年第3期；张明：《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2003年贵州师范大学优秀硕士论文；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版；钱明：《黔中王门论考》，《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第2期；钱明：《王阳明与贵州新论》，《贵阳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张新民：《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张小明：《黔中王学研究》，2011年南京大学博士论文；黄文树：《孙应鳌与王门学派的交谊》，(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类)第三十八卷2012年3月；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书院讲学运动》，《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综述性文章有罗正副：《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综述》，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陆永胜：《纪念王阳明龙场悟道五百周年暨黔中王门研究三十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张新民主编《人文世界》(第三辑)，巴蜀书社2009年版。

      ③王阳明在《居夷诗》中有多首诸生诗，表达了王阳明与黔中王门弟子的交往及深厚感情。

      ④陈文学、汤冔、叶梧与王杏建立贵州“阳明书院”一事，载于《王阳明年谱》“嘉靖十二年”条，这是黔中王门弟子在《王阳明年谱》中仅有的三个有名有姓的记录，弥足珍贵。

      ⑤蒋信：《新建正学书院落成记》云：“正学何为者也？正学者，心学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谓学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学弗讲，士惟旁蹊曲径之趋，甚者临荆棘赴坑堑，莫有极也。贵之士朴野尚仅存焉，可无望于此乎？是正学之所以名也。”

      ⑥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王阳明纪念馆”广场上塑有王阳明与黔中王门前三先生陈、汤、叶的青铜雕像，建于1999年，中央美术学院田世信教授设计；馆内有陈、汤两先生的画像，系从浙江省访得，已制成大幅图片展出。

      ⑦孙应鳌是明代嘉、隆、万时期天下“四大贤人”之一。此“四大贤人”分别是湖北耿定向、四川赵大洲、贵州孙应鳌、江西罗汝芳。江右王门学者胡直称：“宇内讲明正学，楚有黄安耿公、蜀有内江赵公、黔有清平孙公、豫章有南城罗公，皆贤人也。”他们是当时最著名的王门学者。清代贵州学者莫友芝称孙应鳌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之冠。”孙应鳌所代表的黔中王门在天下王门学派中占有一定重要地位。

      ⑧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龙场悟道”，到万历三十六(1608年)郭子章《黔记》编成，是为黔中王门两大标志性事件，前后正好100年。

      ⑨施邦曜(1585-1644年)，浙江余姚人，字尔韬，世称四明先生。万历进士，任顺天武学教授，历国子博士、工部员外郎。因反对魏忠贤弄权，遂出任漳州知府，后升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累官至左副都御史。崇祯八年(1635年)，施邦曜在贵阳刊刻《阳明先生集要》这是天下王门弟子在明代最后一次刊刻阳明著作的活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施邦曜在北京自杀殉国，践履了一个阳明学者的良知宗旨和爱国情怀。

      ⑩笔者认为黔中王门在明末衰落之后，其影响之余波一直延续到清朝。详见张明：《贵州阳明学派思想流变初探》，2003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全国优秀硕士论文数据库)。

      (11)黔中王门有极少部分著作保存到1920年代(如马廷锡的《渔矶集》、《警愚录》被收入1923年的《黔南丛书》清样目录，准备整理出版发行，后因战乱亡佚)；有的甚至保存到1980年代才被最终毁掉(如李渭的部分著作新中国成立后收藏在贵州思南县文化馆，但到了1980年代，竟被该馆主事者连同其他古籍当作废纸卖掉，最终化为纸浆；后来主事者被依法判刑。此为笔者2014年暑期在贵州思南县实地调查得知。)

      (12)有部分学者认为徐爱曾经追随王阳明到达贵州龙场驿，并建议在修文县修建“王阳明与徐爱雕像”，这是明显错误的。笔者将另有《徐爱“黔中之行”辨正》一文专门加以论述，此不赘述。

      (13)徐爱所录王阳明语录只剩十四条，后收入《传习录上》，只占该卷全部129条语录的10.85%。

      (14)钱德洪所编《王阳明年谱》也提到黔中王门陈文学、汤冔、叶梧三先生。他们成为数百名黔中王门弟子中进入《王阳明年谱》仅有的三个人。但钱德洪并没有收集到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的文集，也没有收集到王阳明私淑弟子王杏和他们三人在贵州所刻的《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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