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面临“负和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MB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２００６年１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２００６年全球ＭＢＡ百强排名。在今年的榜单中，沃顿第一，哈佛第二。中国有两所商学院入选，分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第２１位）和香港科技大学（排第４７位）。这也是中国仅有的参加《金融时报》全球ＭＢＡ排名的两所商学院。
看来内地众商学院不乏自知之明，压根儿就不去参与角逐。这也难怪，瞅瞅评选的指标——加权薪资、薪资增长、ＦＴ研究排名，这些足以让中国内地商学院望而生畏。但是，当人家锣鼓阵阵敲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反思一下：与沃顿与哈佛相比，内地ＭＢＡ教育的缺陷究竟在哪里？
培养模式外强中干
谈到中国的ＭＢＡ，自然令人想起“高学费”一词。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学费与“学成”后的收益成正比，国外商学院ＭＢＡ收费同样不菲。但是，我们的ＭＢＡ教育总会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来。比如说前年的时候，当复旦大学ＥＭＢＡ ２７万元的“天价学费”引发各界争议时，其副院长陆雄文先生声称“通过提高价格来提升质量”。
陆先生的说法是真心告白还是掩耳盗铃，我们不再去追究。抑或正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ＥＭＢＡ中心主任武常歧教授所言，大伙儿将ＭＢＡ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学费问题上的做法是不理智的。而当我们把视线转向ＭＢＡ其他方面时，遗憾却有增无减——“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依然大行其道，对国外教材与案例“复制粘贴”式的机械性重复，和适合本土的工具性知识供应之严重不足造成了学员们“毕业即缺氧”的尴尬。
学用分离令人尴尬
带着这样的尴尬上路，企业高管的管理思维会不会出现逻辑性混乱，答案不言自明。前段时间看央视经济频道的“２００５年度最佳雇主”节目，阿里巴巴榜上有名，在访谈过程中，其ＣＥＯ马云说了一句惊动四座的话——我发现许多人学ＭＢＡ回来后全变傻了。一句“变傻”痛痛地击中了我国ＭＢＡ教育的软肋，那便是“学用分离”。
前几年中国企业界甚不安宁，频发的银行业大案，迅驰险殇、格兰仕受谤、巨能钙风波、德隆事件、科龙危机等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零点集团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如今我国半数企业处于危机状态。遗憾的是，这些危机企业中的许多高管都是读了ＭＢＡ镀金回来的，但对企业走出窘境却丝毫于事无补。众生期盼的“起死回生”运筹大戏更是凤毛麟角。
早些时候有人对我说“在中国做生意学ＭＢＡ根本不管用”，我当时觉得这话实在是偏激极了。可是到了现在，我却越来越愿意将ＭＢＡ诠释为另一种形式的“文凭”看待。多数学员看重的是不可多得的同学资源，以及镀金后头上永不褪色的光环，而非真正的知识拓展与管理创新。在这种形势下，“教学分离”又愈演愈烈。
如何化解“负和危机”
抛开ＭＢＡ内涵与精神实质已凌乱或邋遢不堪不说，单从每年ＭＢＡ校方依据“市场供求”热衷于招生热，穿梭于收费场时，众学员们也是乐此不疲、配合有加来看，我们的ＭＢＡ仿佛是“双赢”的。然而如果从ＭＢＡ教育的宏观宗旨来看，则是一场“负和博弈”——企业界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危机潜滋暗长，而应付策略乏力，于是“ＭＢＡ学成者”相形见绌，这无疑又将降低人们对ＭＢＡ的尊崇。
看来，马云先生对中国ＭＢＡ教育的无情讥讽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的初衷往往是最美好的，但由于急功近利的劣根性，与培育模式的粗鄙化，往往将事情做了个不伦不类。可以这么讲，目前国内的ＭＢＡ与ＥＭＢＡ确实对中国企业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是与其培育成本、耗费的社会资源相比，这种推动作用显得甚为微不足道。
然而痛斥总不是办法，我们的ＭＢＡ教育仍然得继续。在笔者看来，一个短平快的救援良方是，通力与国外的商学院合作，如今恰逢欧美商学院在寻找全球化的通路，这对中国商学院来说，不失为一种机缘。当然，由于文化背景与商业风格的不同，所谓的通力合作，并非模式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对比式的营养汲取与品格重塑。
或许若干年后，内地将出现第二、第二十个中欧商学院，全球ＭＢＡ排行榜上有更多中国商学院的身影。这取决于中国本土ＭＢＡ教育“学费核心论”的遁形，取决于“富人俱乐部”之世人印象的改观，取决于花拳绣腿式教学理念的消逝，取决于培养体制的大换血。否则，形式主义的走秀将为中国企业界带来灾难，并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为这灾难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