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与朱镕基经济思想（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朱镕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镕基经济政策的提出与实行
朱镕基1997年在香港，1998年在两会，两次答记者问，倾倒无数听众，恐怕不仅仅是由于他口才好、业务精，更重要的是朱镕基的经济思想，符合中国目前改革和稳定的需要，能够增加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对处于改革和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经济，当然是无比重要。
建国以来影响中国的四大经济思想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上，有几个人的经济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是陈云经济思想。他在计划经济下主张生产，物价，货币，外汇，投资各方面都要平衡，对于否定政治干预经济，搞大跃进式的群众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改革开放中，许多人认为陈云的经济是计划经济思想，对于改革开放过于保守。但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特别是通货膨胀时期，陈云的重视农业，粮食，外汇，物价的思想，又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必须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是陈云的“经济要平衡”的思想，将具有长期的意义。
第二个是马寅初经济思想，他提出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在二十一世纪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而且中国到2020年将面临三大人口高峰，总人口超过16亿，老年人口超过3亿， 过剩人口超过3亿，“人口论”不会过时。
第三个是孙冶方思想，他说有两种价值规律，一种是计划价值规律，一种是市场价值规律，他认为可以认识并利用价值规律，把市场和计划统一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是在六十年代力图把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统一起来，最早的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经济思想，所以我们说孙冶方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理论奠基者。
第四个就是朱镕基思想。有些人认为他是计划经济思想，类似陈云。如果我们能够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作用出发，而不是仅从一个人的言论出发，就可能比较实际地分析问题。朱镕基经济思想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特点。
我们的确没有资格写朱镕基经济思想。假设朱镕基来问我，你又没有见过我，没有看过我的专著，你怎么知道我的思想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根据就是您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因此，说“朱镕基经济政策”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或者说，是朱镕基经济政策中所反映出来的某些经济思想。
朱镕基出山并受阻
朱镕基主导中国经济政策，是从1993年7月清除泡沫经济， 控制通货膨胀开始的。当时受到中国某些人反对，香港舆论盛传朱镕基要下台，什么有“九次暗杀朱镕基的阴谋”，更是耸人听闻。反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人以邓小平的“发展是硬任务”作为纲领来与朱镕基的治理通货膨胀相对立，是非常聪明的。当时有相当多的言论反对对中国经济进行控制：
——什么叫经济过热？无所谓过热，能够达到的速度就不算热；
——中国经济象一辆自行车，只能速度快才能不倒；
——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发展，适度通货膨胀有益，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危险；
——中国的通货膨胀不高，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率到了100%， 还不是照样发展？
——可以把通货膨胀和物价挂钩，物价涨多少，工资涨多少；
——“特区不特”，需要优惠政策，等等。
这种批评在1993年10月份，国有企业生产出现零增长，终于影响了整顿的进行。“发展是硬任务”的口号在全国空前响亮起来，压倒了治理通货膨胀的舆论。1994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加快改革，加快发展》，几乎等于宣布：治理通货膨胀告终。
这种政策的反复在1985年也曾经有过：经济开始过热，中央紧缩货币，受到地方力量的反对，理论界有人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终于迫使当时的中央政府再次放松银根，直至1988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中央又决定“价格闯关”，提出“长痛不如短痛”，造成全社会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酿成抢购风，结果是连锁性和悲剧性的：1989年出现政治动乱，三年力度非常大的治理整顿，经济速度和物价下降过大，“硬着陆”造成经济萧条。
在三年治理整顿中，经济滑坡造成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取消对物价的财政补贴，在没有任何动员和宣传的情况下，中国的物价改革自动取得的成功，到1991年底，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占价格总额的80%，到1992年底占到90%。价格改革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在通货膨胀下改革未必可以成功，而在经济紧缩和政府财政困难时，往往倒是推动改革的好机会。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仍旧没有完全脱离旧的模式：改革与通货膨胀似乎有不解之缘，而整顿者往往就被认为是保守派。这的确是一种实际情况：在改革高潮年代造就通货膨胀，自己似乎无法调整，要等到政治和人事变动以后大力调整。在三年调整期间，出现大量反对市场经济的论调。从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下的市场调节”，把计划经济说成是主体，市场经济是调节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贬低甚至到了否定改革，不指名地批评邓小平的程度。“左翼理论家”对于“猫论”的批评越来越厉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实用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某些老经济学家，把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失误直接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如资本，劳动力商品，等等。
这种经济整顿的过度与政治批评的结合，终于使邓小平在1992年出面反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从促进改革的角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因为中国仍旧没有脱离以政治动员发动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模式，所以邓小平从政治上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号召，是毛泽东式的，老革命家依靠个人威望，以政治发动社会改革，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既不是市场经济的均衡，又不是计划经济的计划，在邓的政治号召下，地方诸侯有意避开了加速改革的涵意，而大力响应“发展和开放”，借助于邓的政治权威，突破了中央对于货币和土地的控制，大搞基本建设和开发区，使中国经济出现一次新的“大跃进”：
——1992—1993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3%，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四个百分点；
——投资分别上升70%和40%，生产资料价格每年上升50%，刺激进口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
——迫使人民币调剂汇率一路贬值到1∶11，而且向1∶15滑落；
——经济过热的滞后效应到1994年造成消费品物价上升21.7%，这是改革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
——把控制通货膨胀与“发展是硬任务”对立起来，使朱镕基的治理通货膨胀在实行半年之后受阻。
作者在1994年2 月份在《亚太经济时报》撰文批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指出“双加快”是不可能的，改革和发展只能一个加快，我赞成加快改革而控制发展，两个加快的结果是加快通货膨胀，最后结果是：改革和发展一个也加快不了。
此话不幸言中。1993年大量发放货币刺激经济，1994年初人民币并轨贬值30%以上，1994年初即出现了粮食价格和钢材期货价格猛涨。 1994年3月份，中央新的“二十字方针”出台，以“保持稳定”为中心，代替了“双加快”的方针。从此，朱镕基才真正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从此再没有受到干扰。这次政策大转换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以政治动员方式发动经济增长，向比较单纯的宏观经济周期调整转变；
——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纠缠不清，意识形态干扰经济政策，向单纯的经济控制转变；
——政治家以革命方式发动群众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向技术化领导人治国转变；
——中国渐进改革的性质，从总量扩张下的增量改革，向总量平衡下的存量改革转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政策转变，是一个历史之谜。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重大危机和事件发生，足以使“发展是硬任务”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指导方针，让位于“保持稳定”。这是一次决定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转变，历史将会揭开其中之谜。
中国避免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在经济繁荣时期“断人财路”，进行治理整顿，是得罪人的事情。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任何发展过程都是有盛有衰，盛极必衰。中国渐进改革基本矛盾并不会被经济繁荣所掩盖和消除，而是逐步暴露和激化。在积累繁荣和财富的同时，贫困，腐败和社会矛盾也在积累。试想我们如果在1993年不打击泡沫经济，不控制通货膨胀，朱镕基的整顿在1994年流产，重开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之“繁荣”，中国会出现什么情景？
我们所庆幸的，是中国经济过热没有能够搞起来。在持续20年经济繁荣以后，社会两极分化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充满各种骗局的金融活动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股票和房地产投机受到了坚决的抑制；中国还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外债结构合理；没有开放资本帐户；党和政府还有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还掌握60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土地，1400亿美元的外汇和3000亿斤粮食储备；腐败一直受到遇制，至少还没有形成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的家族经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成熟到“分利集团化”的程度；环境资源还没有破坏殆尽；特别关键的是：农民承包的耕地还没有被“规模经营”所控制，上亿农民工繁荣时进城做工，萧条时回乡种地，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蓄水池；中国还有能力和资源自我调整，自我防卫。如果没有五年以来坚决的整顿，遇到这等厉害的国际金融资本，连日本都陷入瘫痪，中国凭什么能够稳坐钓鱼台？
朱镕基主导的“软着陆”意义，在1997年才真正看清楚：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使中国避免直接卷入亚洲金融危机。资本帐户没有自由兑换使国际投机资本无法掌握巨额人民币，无从下手炒作；中国的巨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合理的外债结构，都使得投机家们望而却步；当稳定亚洲经济需要人民币坚挺，国内经济正好处于紧缩时期，使我们有条件至少支持一年，为亚洲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十年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集团瞬间消失倾刻瓦解，中国消除了北方最大的威胁；十年后东南邻国金融连锁崩溃，中国奇迹般地置身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亚洲各国所有的弊病，中国都有，只不过中国的发展慢于他们五年，没有赶上日本奇迹，四小龙五小虎腾飞，中国是一只过分庞大保守的大象，本身发展又极不平衡，是亚洲先进技术的最后接受者，亚洲经济奇迹的最后实现者。中国的发展，改革和开放比亚洲邻国慢一拍，当外部危机爆发时，中国对外开放还没有到位，内外矛盾没有能够结合起来，因而奇迹般地置身事外。是亚洲邻国为我们敲了警钟，交了学费，使中国能够止步，反思调整。也许冥冥之中有天意？认为中国人太多太穷苦，不能乱，引导中国避免重大危机的发生；天命还是人力，常人智慧不得而知，但是中国五年整顿在不知不觉中创造条件，使我们避免直接卷入危机，确是一件奇迹般的历史事实。朱镕基经济政策与思想，由此在国内外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高度评价。
朱镕基经济政策之一：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控制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已经持续20年高速增长。八十年代平均每年增长8%， 九十年代增长超过10%，均为世界最高速度。中国的投资效益又是很低的，比如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比日本高一倍，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种高投入，低效益，低产出式的外延式经济增长，中国的权力结构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经济运转的成本很高，没有通货膨胀是不可思议的。或许我们应该忍受每年8—10%的通货膨胀率，以换取8—10%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高了不好，过低则更加可怕，就象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经济速度下降导致失业增加，税收减少，银企债务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方式，使得通货膨胀与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八十年代是如此。改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渐进改革的利益再分配方式是隐蔽性的，必须向利益刚性让步。如果说，中国城里人收入与农村是4∶1，要调整到2∶1，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明显的利益转移，将城里人的收入减少一倍，一种是隐蔽性利益转移，将农村人的收入增加一倍。显然，第二种办法有可行性。能上不能下，称为“利益刚性”，各国皆然。如果城市收入不动而提高农村收入，总收入必定增加，就是说，隐蔽的利益转移或者说是渐进改革方式，必然使经济总量有所扩张，产生通货膨胀。
既然发展和改革都会产生一定通货膨胀压力，而中国又不同于俄罗斯，不是牺牲经济增长速度搞紧缩式的“休克疗法”，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推动改革，中国的通货膨胀简直就是无可避免。难怪许多改革派都是“适度通货膨胀”的鼓吹者。
但是在中国，对于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容忍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通货膨胀率。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主要是在连续2—3年以上出现20%的通货膨胀率以后，政府即面临政策选择：或者收缩国内经济，降低物价；或者对于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进行补偿，即将工资与物价挂钩，物价涨多少，工资涨多少。这样一来，利率要提高，汇率要贬值，形成物价上升——工资提高——利率提高——汇率贬值的连锁循环，通货膨胀很快就变成恶性的，这是把通货膨胀法制化和公开化的一种做法，七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引起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民族工业和农业凋敝，不得不在整个八十年代进行调整，这是一种失败的战略。在中国尤其不能实行这种战略，因为中国有十亿农民，没有工资，城市工资与物价挂钩，农民怎么办？拿粮食挂钩吗？粮价要涨多少？城市人能够承受吗？只要有两年以上连续通货膨胀率接近20%，中国工农业剪刀差马上扩大，粮食开始减产，并推动城市物价再度上升。因此，中国社会无法长期承受15%以上的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无法承受8%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在技术和体制不变的假定前提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范围。在1992年1993年，中国经济速度连续达到13%，显然是过高了，在1994年引起了改革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率—21.7%，因此朱镕基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注意“软着陆”，保持经济速度逐步下降，不低于8%，是正确的。
对于通货膨胀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朱镕基也有正确的认识。
朱镕基是一个认真学习经济学理论的人，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吸取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理论，特别是货币学派的合理预期理论，认为长期通货膨胀对于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制造“货币幻觉”。企业家的产品价格上升，本来是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全社会所有商品的价格普遍上升，但是单个企业家误认为是自己的产品好销，因而扩大生产，全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得以提高。但是两三年过后即出现生产过剩，企业家发现，几乎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提高了，大家的产品都卖不出去。此时多数企业家并不会选择降价销售，而是象中东产油国的“限产保价”。因为货币幻觉已经被通货膨胀预期所代替。每个企业家都预期其他企业的产品和工资会提高，自己的成本也会提高，宁可减产也不降价，全社会就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
此时政府再想扩大生产，就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加以刺激。物价的上升比经济的上升快得多，一旦控制通货膨胀，经济的下降又比物价的下降要快，经济增长与物价上升无法同步进行，长期看来，除去经济波动加大以外，通货膨胀政策并不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中国“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就是着眼于通货稳定下的长期经济增长的。
朱镕基经济政策之二：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打击泡沫经济
九十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伴随着剧烈的泡沫经济和财富再分配。银行系统卷入了炒作，大量居民存款，单位存款从银行漏出，由少数权力人物操纵，炒外汇，炒地皮，等于使用国家信用和居民存款为个人炒作，赚钱则在归还贷款以后，实现个人暴富；在受到中央政策打压以后，大量房地产资金被套住，亏损则由银行承担，最终向全社会居民转嫁。在国债期货和股票市场上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大户操纵，上市企业假造报表，使用筹集的资金炒股票，证券公司挪用股民资金炒股票等大量违规现象；各种金融活动中充满诈骗。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伴随着极大的消极作用，在制造虚假繁荣的过程中，为中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朱镕基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对泡沫经济进行了严厉打击。
1997年5月初，国外和台湾大量投机资本进入中国股市， 国内股民普遍认为在七一回收香港以前股市不会下降，纷纷跟入，将股市炒得过高。为防止在七一出现崩盘，朱镕基决定“提前引爆”，将入市的银行资金全部抽回，使总市值跌去30%。这次整顿对于确保七一稳定回归，是必要的。
但是在7月1日以后，却没有能够迅速鼓励股市发展以恢复人气。社会上出现对于股市的悲观预期，舆论界和理论界亦集中批评“过度投机”。在十五大上，朱镕基宣布要将国有资产重组，并通过股票市场融资，被股民认为是利空消息，因而股市进一步低落。扩容压力在五十年代曾经使日本股市发生崩盘，对中国股市亦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在七一之后不采取继续打击的办法，而是以利用为主，对国有企业上市的政策尽量低调宣传，实际上加快资产重组和上市速度，通过扩大股票供应以平衡股市供求关系，对于国有资产的上市大大有利，国有资产不仅不会流失，反而会通过股票溢价发行而大幅度增殖。而在股市遭受打击之后，国有企业就不得不降低上市速度，这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不利。对于股票市场的整顿是正确的，但是在力度和宣传方面，在采取鼓励措施方面有偏差，过度打击了股市信心，这是造成下一年投资意愿低落的重要原因。
当时对于所谓“过度投机”的认识也有偏差，某些经济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简单地从国外情况和投资学原理出发，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盈率太高，投机过度，应使之降低到“投资价值”的水平，因而在1997年七一以后，抽回银行资金的同时，没有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如马上降低利率和税率，鼓励股市发展。实际上所谓“投资价值”，只是一个理论的抽象，只有在一元钱买一股的情况下才是现实的，如果我能够花一元钱买一股股票，每年分红比例为30%，可以分0.3元， 比存款利息要高两倍，我当然可以做长期投资，每年收取红利；但是在股票市场发展初期，股票总是供不应求，出现溢价发行，每股可以溢价到10元甚至更高，我至少要花10元去买票面额一元的股票，每股的分红仍旧是30%，但是每元钱的收益就成为3%，比存款低很多，为什么要去购买呢？
股民入市，没有人是为了长期投资，获取红利的，因为几乎任何股票都是溢价发行。股民之所以愿意支付10元甚至50元去买面值一元钱一股的股票，是因为预期这只股票长期或者短期看涨，他可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出去，获取股票增殖价值或者说“投机价值”。
股民的主观动机是投机，并不妨碍股票市场成为一个投资市场，因为总有50%的人要预测错误，或长或短要被套住一定时间，“被套牢”，就是被迫进行了长期投资。相反，即使有少数人买股票是为了长期投资，如果股价突然大幅度上升，他也不可能不将其抛出获取短期利润。成功的投资会自动转化为投机，失败的投机会被迫转化成为投资，没有必要把二者对立起来，分割开来，政府所应该做的，是规范证券市场，杜绝大户操纵。
对于股票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关系，认识上也有偏差。只有二级市场规范，向好，有充分而符合规则的投机性炒作，才能吸引更多的股民进入，一级市场的股票才能顺利发行。1997年下半年没有能够及时鼓励二级市场，丧失了国有企业上市的最好机会，这个机会，是一去不复返了。
朱镕基本人对证券市场的态度是矛盾的。从个人好恶角度，他肯定是不喜欢投机这类活动的，因此往往采取严厉措施，比如撤回银行资金，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等等；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股票市场是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摆脱困境的重要资金来源，为此不得不扶植和鼓励，他在1997年十五大上宣布了这样的方针，可惜为时已晚。当股民丧失信心，整个股市由牛转熊以后，朱镕基的本意是要发展和利用股票市场，但是被股市理解为单纯的扩容，成为进一步的利空消息。至1998年以来，股票市场一直就没有恢复人气，中央十八般武艺均已试过，效果不大，只有不断减缓新股发行，这与朱镕基发展股市的想法又是相矛盾的。1997上半年宣布的300亿新股上市，无法完成，国有资产的无形资产大大降低，在1997年上半年一元股票可以溢价10—15元，说明在股市看好时候，国有资产的无形资产很高，而在股市看淡的时候，国有资产无法溢价发行甚至无法发行，或者出现上市价格跌破发行价的情况，国有资产就无法在股票市场上变现和增殖了。
朱镕基经济政策之三：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加强中央经济权力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能力降低”，“诸侯经济”的说法越来越多，朱镕基政策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结束了八十年代向地方分权，藏富于民的倾向，大力加强中央经济权力，如强制结汇和税制改革，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取消中央银行地方分行，改为按经济大区设立；陆续将烟草，农药农膜，粮食等收归国家专营；取消经济特区和外资企业进口的优惠，打击走私等等。
在中央经济权力衰微，为中央增加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000亿斤存粮，统一税收特别是集中货币发行管理权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也不可能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保持稳定。特别是在中央最高领导层更替时期，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成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朱镕基稳定经济的政策，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
从长期来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达到一定的平衡，权力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都不行。朱镕基加强中央权力的一系列政策，在九十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有积极作用，但是，主要的问题在预，中央权力的集中要求更多的行政干预，行政权力，国家专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目前干部队伍腐败趋势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有些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值得注意。
朱镕基经济政策之四：在经济成分多元化的基础上改革国有经济
朱镕基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早就说过，对某些国有企业必须搞死，整体才能搞活，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波出现以来，出于对于银行和金融安全的考虑，不得不坚决割断国有企业和银行的依赖关系，再不允许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不能让国有企业债务拖累银行。因为我国的国有经济实质是借贷经济，国家资本金比例很小，国有资产中有60%以上属于居民存款通过银行借贷给企业形成的，最终是居民的债权；还有20%是企业之间的三角债资产，借贷维持着整体国有企业的运转，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及引起巨额债务链条。从金融安全角度，朱镕基不得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资产重组并向股票市场融资。
朱镕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比较侧重于结构改革方面，注重产业政策，支持鼓励新兴行业，科学教育，基础建设，而限制和调整夕阳行业。朱镕基确定以纺织行业为调整重点，压锭1000万，将过时的旧机器彻底砸烂回炉为止。
朱镕基曾经在国家经委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和生产的领导工作，他对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管理亦十分重视，强调选好企业领导人，减人增效，最近又设立国有企业稽查员制度，代表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监察。
朱镕基没有把产权改革放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位置上，他说，我们现在支持的10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利税总额占全国的85%，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工业相当程度的集中性和规模效益，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对股份制是要支持，引导，总结经验，帮助它们逐步完善，但不能“刮风”，不能从上到下用行政命令搞什么‘股份合作化’，甚至强迫职工入股，国有企业不是都要变成股份制，“放小”也并不是股份合作制这一种方式，他经常说：并非“一股就灵”。
朱镕基经济政策之五：在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面前坚持稳定汇率
（此方面内容将在后面专列详述）
朱镕基经济政策的社会背景
以上措施的实行，都带有坚决果断的特点，在具体实施中缺点不少，有“一刀切”的毛病，产生一定负作用。特别是在软着陆取得成功以后，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低物价，高增长”时期，没有能够及时鼓励股票市场，启动经济。
对于朱镕基经济政策与思想的评价，不能离开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条件，与八十年代已经大不相同：
——经济和社会成分已经多元化，产生独立的利益主体，任何人无法对各利益主体的基本利益和权利进行剥夺；
——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任何人无法封闭国门，隔绝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
——改革基本动力已经不是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和政策，而是全体人民追求利益的动机和行为；
——权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恶性膨胀，中国正在产生严重的腐败和两极分化，特别是由于渐进改革基本矛盾的日益暴露——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扩张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不能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中国在经济繁荣过程中积累起越来越大的危机隐患；
——中国经济比起美国经济来规模相对小，增长速度快，货币发行速度快，投资高效益低，造成高通货膨胀率，高利率，高汇率，高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这“一小七高”将中国置于比美国在实际经济素质上低一个层次，而在货币经济上高一个层次。在全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必然引起与国际经济的摩擦，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因此需要降低热度。
——在金融危机因素逐步积累，社会信用程度严重降低时，一个国家需要廉洁有效的政府，政府需要有魄力有威信，廉洁负责，不说假话的领导人，这是一笔无形资产，如果说尚不足以清除危机隐患，至少可以防止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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