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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族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指“忠诚于本民族，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所以，每个民族都存在着相应的民族主义。然而，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却存在着美国学者伯恩斯(Edward M.Burns)所指出的这种现象：“每个国家的爱国者都咒骂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认为自己特殊的民族主义牌号是可贵的和高尚的”。
一 美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美国民族主义虽然不常被美国战略家们提及，但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根据美国学者的定义，“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民族要求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整体，使它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的主张。在政治上，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要求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成为主权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和促进民族整体和民族利益，而国家也正是为此而产生的。”还有一种定义是：民族主义是“可将人们拉在一起，使之有共同归属感和价值观的文化、历史、语言、心理和社会力量的整体。”其发展趋势是导致产生这样的政治信念：某个民族共同体应该有它们自己的政治秩序，应该独立并平等于世界上其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在美国是很有影响的。独立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产物，美利坚民族要摆脱大不列颠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时的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随着美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的民族主义则成了其向外扩张的动力和依据。“美国伟大”、“天定命运”、“白人种族优越”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主义的表现。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具有上述几位思想家所批评的那种民族主义的味道了。
美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强权政治色彩浓厚。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还要向外推广，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干涉别国内政，乃至动用武力。
第二，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自由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是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自由民主主义已经与美国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
第三，具有极端倾向。美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美国至上主义”(Americanism)。所谓美国至上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信念：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和现实都优于任何其他国家。
二战期间美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极端倾向。“美国人民对日本如同他们对纳粹德国一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击沉他们的舰只，轰炸他们的城市，杀死日本鬼子——这就是指挥员们的情绪，普通男人女人的情绪，美国国会的情绪。”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促使美国用核武器来惩罚袭击了珍珠港的日本。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9·11”事件反应如此强烈，并准备承受几千人的牺牲。
在美国学者看来，美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不考虑民族主义这个因素。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美国民族主义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作为理想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外交又受理想主义的影响，可以说，美国是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国家。这是美国外交的特殊之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指导思想在美国外交中却能实现有机的结合，而实现这种结合的基础就是美国民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决定着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维护、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推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三大目标之一，与维护安全和扩展经济并立，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美国的现实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正如（老）乔治·布什总统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理想主义观念不一定与它的利益相冲突”。道德原则和价值观本身就寓于国家利益之中，政治本身就包括着道德的内容。美国外交如果只是为了实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目标，那么美国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那么美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影响力。
历任美国总统都很好地处理了“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关系，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威尔逊虽是理想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这并未影响他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从杜鲁门到约翰逊这几届政府，虽然总体上都是以现实主义为外交指导思想的，但在贯彻反苏反共外交政策上，有些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将过多的精力用来对付中国，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遭受了损失；而尼克松政府则纠正了这种偏差，与中国缓和关系，使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了一些。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克林顿政府的“民主外交”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小布什政府在刻意塑造自己不同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形象的同时，仍然强调“自由的扩大就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冷战后，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争论，尽管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美国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优越性，强调美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博采了众家之长，被认为是已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新现实主义，也坚信美国政治、经济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可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几乎所有在美国比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思潮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而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则是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
总而言之，民族主义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进行有机结合的基础。美国无论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还是理想主义的政策，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从美国的外交实践来看，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美国民族主义的特点决定了美国要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从而使美国外交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三 美国民族主义是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完美统一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外交政策思想，然而在美国外交中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基础也是民族主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是统一的。而国家利益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国家以何种姿态对待外部世界，是“孤立”还是“扩张”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完全依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实现意图的能力而定。
孤立主义曾使美国深受其益，得以在立国初期避免卷入欧洲的战乱，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孤立主义是国父乔治·华盛顿确立的政策原则。
其实，不管美国何时放弃孤立主义而奉行国际主义，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及扩张主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美国的孤立从来就不是与外界绝对隔绝的，孤立是相对的。
概括起来讲，美国的孤立主义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方面，政治与外交上的孤立并不限制美国在经济上同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虽然不积极参与欧洲和亚洲的事务，但却积极参与美洲的事务。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笼，实际就是美国走向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美国学者查尔斯·凯卓利(Charles W.Kegley)曾这样论述理想主义与孤立主义、干涉主义（干涉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理想主义从自相矛盾的驱动力中吸收灵感：或者从不合意的世界撤出来，或者改变这个世界。它趋向于极端孤立主义或极端干涉主义，因为理想主义的思维导致这样的结果：不是寻求使国家从世界的不道德状态中孤立出来，就是寻求改革这个不道德的世界。”因此，“美国的理想主义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非干涉主义，另一张是改革者和狂热传道者。”凯卓利的观点符合美国外交史的实际情况。当自己弱小时，采用孤立主义，以保持自己的纯洁；当强大之时，就采用国际主义，以改变整个世界。
总之，美国采用孤立主义政策，还是国际主义政策，都是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民族主义就是其基础；此外，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与理想主义分不开，而理想主义又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