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下）——兼论陈延杰《诗品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作论文,诗品论文,钟嵘论文,陈延杰论文,诗品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1)06-0023-05
陈氏《诗品注》中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注释的讹误疏漏。
（一）年号误讹者
1.误注例：
第12页：“大明，宋武帝年号。”按大明，当是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凡八年(457-464)。
“泰始，宋废帝年号。”按泰始，当是宋明帝年号，计七年(465-471)。
2.误引例：
第13页：“《魏志》曰：明帝青龙四年，有司奏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明皇帝为烈祖也”。按《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晋书·礼志上》、《宋书·礼志三》皆谓“三祖”建庙在景初元年即青龙五年。当从之。又按陈氏所引《魏志》云云，见《文选》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之李善注。故陈氏之误，本自李善。胡克家《文选考异》无校，亦误。
第50页：引周应合《景定健康志》曰：“冶亭在冶城，宋义熙十一年，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今即冶城楼所在之处。”按“宋义熙”当作“晋义熙”。
第74页：引何义门《读书记》“韩卿生承明、天监之时……”云云。按承明当为永明。又陆韩卿逝于齐代，故天监亦误。
（二）可考未考者
1.误注例：
第10页：注“谓鲍照羲皇上人”云：“此盖讥鲍诗之古质也”。按王叔岷《笺证稿》云：“按‘羲皇上人’乃推尊至极之辞，非讥之也”。
第15页：“王微今只传《杂诗》一首，无言风月者”。按风月，指清风明月，四时美景。王微今存五首五言诗中有《四气诗》（见上引）一首，即写了春华（花）、夏云、秋风、冬雪等四季（即四气）中最有代表性的景色，它和顾长康《四时诗》写春水、夏云、秋月、冬雪等四时（即四气）美景一样为钟嵘所激赏。故王微风月，当指此首《四气诗》。
第20页：注班婕妤《怨歌行》引严羽《沧浪诗话》之后云：“颇似之”。按汉末至西晋初年皆有仿班婕妤《怨歌行》和《自悼赋》的诗赋著作流传。他们的作者比颜延年要早一百多年。因此，不能说《怨歌行》是颜延年之作。
第30页：注：“旬日而谢玄亡”云：“谢玄，康乐之祖也”。按谢玄当作谢安，《诗品》文误。
第38页：注刘琨、卢谌“其源出于王粲”引刘熙载《艺概》曰：“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按钟嵘此言刘琨、卢谌并出于王粲，非识谓刘琨也（见许文雨说）。
第43页：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品》曰：‘古诗……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后云：“是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也”。按此说先见于古《笺》，其后，叶长青《集释》承之。陈氏则袭古、叶而误。今人许总《论钟嵘诗品中的曹、陶品第》（《中州学刊》1982年第6期）、葛景春《关于曹操等人在诗品中的品第》（《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又承袭陈注之误。其实，古《笺》出版不久，许文雨即持反对之说。以后，钱钟书《谈艺录》二十四、韩国车柱环《钟嵘诗品校正》、王叔岷《笺证稿》等皆有考论，可参考。
第59页：注“孝冲虽曰后进，见重安仁”引《世说新语》（《文学》）“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云云。按古《笺》：“《晋书》曰：‘湛弟淳字孝冲。’此误以弟字为兄字。”
2.误引例
第64页：注谢庄生平引《宋书》曰：“谢庄字希逸，陈郡阳夏人，……卒年三十六”。按此注节录自《文选》谢庄《月赋》李善注引《宋书》。注谓谢庄卒年三十六，误。胡克家《文选考异》已正之。
第73页：注王简栖生平引《姓氏英贤录》曰：“……起家朔州从事……”。按《姓氏英贤录》已佚，所引见《文选》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对照注文，朔州当作郢州。
3.阙注例
(1)人名
第30页：杜明师，阕注。按杜明师即杜昺，是东晋末年钱塘地区的著名道士，生平事迹见宋张君房编撰的《云笈七签》卷111《洞仙传·杜昺传》、元赵得一编撰的见于《道藏》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2《杜昺传》（两传记事多同，只个别用语有异）。
第41页：注顾迈、戴凯：“二人无所考”。按顾迈事迹略见沈约《宋书·自序》、《宋书·刘穆之传》所附穆之孙《刘渪传》、《宋书·沈庆之传》所附其从弟《沈法系传》、《法苑珠林》卷20引《冥祥记》、《隋书·经籍志》等。
戴凯即《隋书·经籍志》的戴凯之。因为东晋、南朝人，单名后面，多加“之”字，而双名后的“之”字，又可省略。戴凯之事迹，略见于《南齐书·武帝纪》、《宋书·邓琬传》、《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文选》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廖元度《楚风补》、《四库全书总目》引《郡斋读书志》及《百川学海》等。
第65页：注：陵（修之），《宋书》无传。按《陶渊明集》各本第4卷末有《联句》一首，作者为渊明、愔之、循之，皆书名而不署姓。历代注陶集者，除定渊明为陶渊明外，于其它二人之姓皆无考。笔者认为：这里的循之当姓陵，陵循之即《诗品》之陵修之。因为古人书写修、循二字易混。陵修之是诗人，他的中书令史（《宋书·百官志下》定为九品）的地位，使他最具和陶渊明联句唱和的可能性。
第68页：颜则、顾则心无注。按颜则即《宋书》、《南史》的《颜延之传》、《颜竣传》、《隋书·经籍志》、颜真卿《晋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中的颜测或颜恻。因为则、测、恻三字相通。颜测，颜延之之次子，其比卒于大明三年(459)的胞兄颜竣早卒。颜测诗存《栀子赞》一首，见《艺文类聚》89。又颜测还任过临淮太守（见颜真卿《碑》）、诸暨令（见《诗品》），但因典籍无考，只得存疑了。
顾则心即顾
、顾测。古书竖排，既易将则心写作，也易将写作则心。又是恻的古文，二字写法略同，只是一个置性心于左（恻），一个放心在下（）罢了。又《考工记·弓人注》：“测，读为恻隐之恻”。则恻便与测又相通了。总之，则于易写作则心，又可写作恻，而恻又与测相通，所以，顾有时写作顾则心，又有时写作顾恻，还有时写作顾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顾则心事，见《南史·齐高帝诸子传》、《南齐书》和《南史》之《陆澄传》等。
第69页：毛伯成、许瑶之无注。按毛伯成事见古《笺》引《世说新语·言语》及《注》之《征西寮属名》。又据《世说新语·排调》，郝隆曾为桓温参军而被名列《征西寮属名》。以此推之，毛伯成亦当是桓温参军，方能列名于《征西寮属》。考桓温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秋八月进位征西大将军。则毛伯成也当生活在晋穆帝时代。
许瑶之，《玉台新咏》作许瑶。许瑶之事迹见《宋书》、《南史》之《孝义·郭世道传》。
第73页：徐太尉无注。按张锡瑜《钟记室诗评三卷》云：“徐太尉，孝嗣”。徐孝嗣，《南齐书》、《南史》皆有传。
第75页：孙察无注。按叶《释》引（陈直《诗品》约注）（系手稿，早已毁于兵乱）：“《梁书·孙谦传》：‘从子廉，历御史中丞、晋陵令、吴兴太守’。孙廉当即孙察。《梁书》为唐姚思廉撰，思廉为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思廉避父讳，廉、察义近，故易作廉。李延寿《南史》又因姚《书》而作廉也”。此可备一说。考《梁书》确有避父讳而改字者。陈垣《史讳举例》第十一《避讳改经传文例》、《梁书·刘孝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所录出自姚思廉《梁书》之刘孝绰《谢东宫启》等，皆可为证。以彼例此，姚思廉于孙察也当避家讳而无疑了。孙廉事见《梁书》、《南史》之《孙谦传》和《南史·文学·卞彬传》。其籍里，当与其从父孙谦、子孙抱同为东莞莒。孙廉所处时代，不可详考，其卒年殆和沈约差不多（沈约卒于梁天监十二年即公元513年）。
(2)诗文
第11页：注“清晨登陇首”：未详所出。按王叔岷《疏证》：“旧注诸家（陈、古、许、叶、杜）皆不知何人诗。考《北堂书钞》157引张华诗云：‘清晨登陇首，坎
行山难。岭坂峻阻曲，羊肠独盘桓’。则仲伟所举，固茂先句矣”。
第12页：注王微《鸿宝》：“不可考”。按彭铎《诗品注补》云：“盖微兄弟论文之书”。此说太泛。刘善经《四声指归》载齐太子舍人李季节《音谱决疑序》云：“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王微之制《鸿宝》，咏歌少验”（引自《文镜秘府论》）。此所谓“吕静《韵集》”，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是“因文字类其声音”之书。那么与吕静《韵集》对举的王微《鸿宝》，也当和《韵集》的性质相类。
第39页：注：“诗首之说不详”。按《太平广记》卷13《郭璞》引李弘范《翰林明道论》：“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文心雕龙·序志》云：“弘范《翰林》”。则弘范当为李充之字（《晋书·李充传》作弘度）；《翰林》当是《翰林明道论》的省称。“诗道”之说，殆指此欤？
第41页：注“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不详”。按“二韵答四首”中有误字。“四首”，当作“四时”。“首”（古文写作
）、“时”（古文写作
）二字，古文形近，极易相混。而且，在《诗品》这句话中，更易将“四时”混为“四首”，而不为人所觉。典籍中多有把“时”写作古文“
”的，即在梁代，也不乏其人。如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等。据此，钟嵘把“四时”写作“四
”，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此，则《诗品》所言“长康能以二韵答四时之美”的句意，便不难明了。其意当是谓：顾恺之能用有两个韵脚的四句诗写出四时美景。而顾恺之确有这样一首五言诗。《艺文类聚》（三）载顾恺之《神情诗》即云：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
它正是一首以两个韵脚（蜂、松）、四个句子写四时美景（春水、夏云、秋月、冬松）的好诗。此诗后人多引及之。如《诗话总归》前集八引《王直方诗话》、许彦周《彦周诗话》《升庵诗话》卷11、《四库全书总目》卷174《陶诗汇注》等。
第57页：注（曹）彪答（曹植）诗：亦佚。按《初学记》卷18载有曹彪《答东阿王诗》四句。
第60页：注王济、杜预诗并佚。按王济今存四言诗三首，五言诗两句。
第61页：注孙（绰）、许（询）诗并佚。按逯钦立《全晋诗》辑得孙绰诗十三首，其中五言诗五首。另有《答许询》残句“倒影沦东溟”未收。许询诗，逯钦立辑得五言诗三首的残句。
第70页：注（韩）兰英诗：佚。按韩兰英今存《为颜氏赋诗》一首，见《金楼子·箴戒篇》。
(3)生卒和世代
《诗品》论诗，甚重“知人论世”。故其《诗品序》和上品《古诗》条，皆有为《古诗》的“人世难详”或“人代冥灭”而一再感叹的内容；同时，在评论诗人时，还把所评诗人所处的朝代一一冠诸每条题首，以示重视之意。不过，由于钟嵘长于鉴赏而疏于考证，其对诗人世代的著录有误。因此，对《诗品》人物的生卒和所处世代，应当加强考索，小心注释。
然而，陈注对《诗品》人物之生卒、世代，却多付阙如。夷考其实，则大多能按。今特举各注无考或有疑义者作一些罗列。他们是：挚虞：?-311；班婕妤：前47？—前7?；刘桢：?-218；张协：?-307?秦嘉：136?-164；王赞：?-311；孙楚217?-293；张翰：256?-312?；潘尼：250?-311；卢谌：285-351；顾恺之：350?-411?；谢瞻：483?-421；谢混：377?-412；王微：415-453；谢惠连：407-433；鲍照：414?-466；曹彪：195-251；徐干：171-218；应瑒：?-218；枣据：233-285?；张载：?-296年以后；王济：247-292；孙绰：314-371；许询：334-357；王濛：309-347；刘惔：314?-349?；戴逵：329-396；戴颙：381-411；何长瑜：?-445；丘灵鞠：?-490年以后；刘祥：459?-490；吴迈远：?-474；韩兰英：439?-494?；左芬：257?-300；范缜：450?-510?；虞羲：473?-510?。
(4)籍里
《诗品》论诗甚重诗歌风格。而地理环境对风格的形成又颇有影响。故对诗人籍里的考索于研究《诗品》风格学，大有助益。
陈注于《诗品》人物的籍里，多依史传之记而只著录其郡望。其实，有的还可考出县邑。如：李充：江夏平春；班婕妤：雁门楼烦；刘桢：东平宁阳；徐干：北海剧；应瑒、应璩：汝南南顿；张协、张载：安平观津；袁宏、袁淑、彭嘏：陈郡扶乐；鲍照、鲍令晖、鲍行卿：东海郯、欧阳建：渤海重合；许询、许瑶之：高阳北新城；殷仲文：陈郡长平；何长瑜：东海郯；羊曜潘：泰山平阳；范晔：顺阳顺阳；刘绘：彭城安上里；张欣泰：竟陵竟陵；江洪：济阳考城。
(5)词语
陈注为体例所限，不重《诗品》所用词语的释义，因此，特别是对一些表现诗论范畴的词语，未加诠释，这对阐发义理、妙解文心，大有影响。如钟嵘论诗甚重清新自然，围绕“清”这一基始性范畴，钟嵘在行文时，又衍生出“清刚”（诗品序）、“清音”（古诗）、“清捷”（班姬）、“清远”（嵇康）、“清拔”（刘琨、卢谌、虞羲）、“清靡”（陶潜）、“清浅”（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清雅”（鲍照、谢庄）、“清便”（范云）、“清怨”（沈约）、“清虚”（王济、杜预、孙绰、许询）、“清上”（戴逵、殷仲文）、“清句”（道猷上人、释宝月）、“清巧”（鲍令晖）、“清润”（江祏等一群新的子范畴。对于这些，陈注既不释义，更无比较。又如钟嵘主张“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由“雅”衍生出的“渊雅”（嵇康、任昉）、“雅意”（应璩）、“雅才”（颜延之）、“清雅”（鲍照、谢庄）、“闲雅”（曹彪、徐干）、“雅致”（檀超等七人），“雅宗”（张欣泰、范缜）；由“怨”衍生出的“哀怨”（古诗）、“怨者”（李陵）、“怨深”（班姬）、“典以怨”（左思）、“凄怨”（秦嘉、徐淑）、“孤怨”（郭泰机）、“清怨”（沈约）等；又与“怨”相关的有“悲”（古诗）、“伤”（秦嘉、徐淑）、“凄怆”（李陵）、“愀怆”（王粲）、“凄戾”（刘琨、卢谌）、“悲凉”（魏武帝）、“惆怅”（毛伯成）、“慷慨”（郭璞）、“坎咏怀”（同上）等；关于“文”、“质”及其它序列的范畴用语则更多，这里就不再罗列了。对于这些理论范畴，也当一一加以准确辨析，始能对钟嵘《诗品》的诗论有所把握。
其次是文献征引不规范。
（一）书名误作例
第24页：注引《文选》李善注：“颜延年曰：‘嗣宗身事乱朝……’”。按“嗣宗身仕（陈引作事，误）乱朝”数语，从《文选》李善注的体例看，当不是颜延年之注而是李善之言。
第45页：注谢混生平引“《宋书》曰”云云。按谢混事见《晋书》卷79。李善注《文选》卷22谢混《游西池》引沈约《宋书》曰云云，是误作。胡克家《文选考异》卷4已作改正。
同页：注谢瞻生平引“《宋书》曰”云云。按引文见《文选》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李善注。但李善注不作“《宋书》曰”，而作“《宋书七志》曰”。见胡克家《文选考异》。
第35页：注张季鹰生平引“《晋书》曰”云云。按引文见《文选》卷29李善注引《今书七志》。
第62页：注付亮生平引“《晋书》曰”云云。按《晋书》当作《宋书》。
第38页：注引陈沆《诗比兴笺》曰：“元遗山《论诗绝句》”云云。又曰：“卢子谅《览古诗》”云云。按“又曰”以下文字，见《义门读书记》卷46。
第64页：注刘休玄《拟古》引“《宋书》曰”云云。按见《南史》卷14《宋宗室及诸王传下》。
第51页：注丘迟生平引《梁史》云云。按当作《梁书》。
（二）引用佚书不标所出例
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四）云：“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书有并见，而不引其初，漏矣；引用佚忆，而不标所出……罔矣”。陈注于此，多有不讲。这里先举引用佚书不标所出例。
第12页：注陆机《文赋》引臧荣绪《晋书》云云。按本李善注《文选·文赋》引臧荣绪《晋书》。
第50页：注江淹生平引《梁典》云云。按王叔岷《笺证稿》曰：“陈氏所引（刘譒）《梁典》云云，本《文选》江文通《恨赋》李善注”。
第58页：注阮侃生平引《陈留志》云云。按引文本《世说新语·贤媛篇》刘孝标注。
同页：注枣据生平引《今书七志》云云。按王叔岷《笺证稿》曰：“陈氏引《今书七志》云云，本《文选》枣道彦《杂诗一首》李善注”。
第59页：注缪袭生平引《文章志》云云。按引文本《文选》缪袭《挽歌》李善注。
第60页：注王济生平引《晋诸公赞》云云。按引文本《世说新语·言语篇》注。
第60页：注许询生平引《续晋阳秋》云云。按引文本《世说新语·言语篇》注。
第61页：注刘惔生平引《刘尹别传》云云、注王濛生平引《王长史别传》云云。按前者本《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后者本《世说新语·言语篇》注。
第62页：注殷仲文生平引《晋阳秋》云云。按本《文选》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
第66页：注释宝月生平引《古今乐录》云云。按本《乐府诗集·估客乐》解题。
第70页：注鲍令晖生平引《小名录》云云。按本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卷4。
（三）只标书名不标篇名、卷数例
按此类甚多。如引《文心雕龙》、《诗薮》、《世说新语》、《艺概》、《宋书》、《论语》、《庄子》、《三国志》、《古文苑》、《列子》、《古诗源》、《汉书》、《义门读书记》、《晋书》、《法言》、《文选》、《初学记》、《诗比兴笺》、《石林诗话》、《南齐书》、《南史》、《梁书》、《文中子》、《后汉书》、《玉台新咏》、《荀子》等，有时即未注篇名或卷数，当补。
（四）只注篇名不标书名例
第73页：注袁嘏条，先引《南齐书》，后引《文学传》。按所引《文学传》属《南史》而不属《南齐书》，若不补出书名，便地误以为属《南齐书》。
（五）只言作者不言书名篇名例
第19、26、27、28、29、33、37、42、44、46、47页：注引宋濂曰云云。按见其所著《答章秀才论诗书》（严荣校刻本《宋文宪公全集》卷37）。
第18页：注引钱大昕曰云云。按见其所著《十驾斋养新录》卷16《七言在五言之前》条。
（六）以按语为引文例
第47页：注引《世说新语》“顾长康拜桓武墓”云云。按引文见《世说新语·言语篇》。对照原文可知，“固知其能诗也”是陈氏的按语，不当作引文对待。
（七）引文标点有误例
第61页：注刘惔生平引《刘尹别传》曰：“……历司徒左长史丹阳尹。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按当作“……司徒左长史、丹阳君。为政务镇静信诚，风尘不能移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并作此，不误。
（八）书有并见而未引初出例
第3页：注“滥觞”引《家语》云云。按当引《荀子·子道》。
（九）引用《晋书》不分新旧例
陈注阮籍、陆机、张协、张华、孙楚、曹摅、王赞、何劭诸人生平时，皆引用了《晋书》。按陈氏所引《晋书》实有新旧之分。然陈注所引却不分新旧。致使一些人认为在“旧晋书”里有传的诗家，在“新晋书”里也有本传。如王赞，陈氏据《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以作注，但他不遵循引用佚书的规则而只作“《晋书》曰”云云，这就使《诗品注译》的作者以为陈注所引王赞事见于（新）《晋书·文苑传》。其实，“新晋书”即今本《晋书》的《文苑传》里根本无《王赞传》。
（十）引用《齐书》不分南北例
第74页：注陆厥生平引“《齐书》曰”云云。按引文本《文选》陆厥《奉答内兄希叔》李善注。李作“萧子显《齐书》曰”云云，则表明指《南齐书》无疑。但陈氏仅云《齐书》，则易使人误解为《北齐书》。这种引用《齐书》不分南北的作法，不足取（亦见陈氏注谢朓、齐高帝、韩兰英各条）。
第三是文字校勘问题。
（一）底本选择不当：陈注开明版用《津逮秘书》本，人文版改用《历代诗话》本，其实，《津逮秘书》本，比《历代诗话》本更接近原貌。
（二）参校本极少：似仅有《津逮秘书》本和家藏明抄本二种，校记也只有几条而已。可以说，如今的任何一种《诗品》注本的校勘条目都超过了陈注。
《诗品》的文字校勘工作，曹旭《诗品集注》做得最好。他搜罗了古今中外历代《诗品》版本50种及200余种诗话、著录、类书、手稿，以作校勘之用。就其版本数量言，也超过了此前搜集版本最多的车氏《校正》近20种。曹旭利用这些版本、资料，写出了详细的“校异”。中华书局令人尊敬的周振甫先生在他的新著《诗品译注·前言》中对集注的校异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现在译注《诗品》……校订《诗品》的原文，有赖于曹旭博士的考校。”因此，陈注校勘的问题，曹旭《集注》基本可以解决。
新版陈注之误，当然远不只此。试问，有如此众多错误的《诗品》注，难道不应该重新编写吗？新的《诗品》注本，应当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纠正这些错误。
［收稿日期］200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