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白领的育儿压力与教养期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养论文,白领论文,压力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5)03-0040-07 一、研究问题和背景 子女养育问题是青年人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这一压力一方面是由青年人所处人生阶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宏观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自“单独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申请并获批的“单独”夫妇仅有70多万对，远远低于官方的预期[1]，上海2014年的二胎申报率仅为4.6％[2]。虽然“政策遇冷”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从个体角度看，青年人因养育压力大、成本高而不愿意生二胎是主要原因。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3]既有研究显示，虽然经济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但在制约生育意愿方面，非经济成本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高学历者而言，因为个人自由和发展的机会成本高[4]，强调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而更少赞同生育二胎[5]。 另外，高教育阶层对子女养育的“精细化”和“精英化”追求，提高了这一群体的养育成本和压力。根据生育经济理论，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6]对中产阶层的教养态度研究表明，与工人阶层父母相比，中产阶层父母因为清楚了解到自己得以取得白领阶层的身份地位是依赖高等教育文凭，所以更加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成就[7]；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倾向于民主与权威并重，更多采取与子女进行对话和投入更多时间精力陪伴的协作培养模式[8]。 在国内，中产阶层的子女养育态度和压力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虽然，目前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的研究并未发现子女教养理念存在阶层分化[9]，在专科教育程度以上的人群中家庭养育目标也无差异[10]。但这些研究的数据因为都不是家庭养育的专门调查，研究指标很有限，未能涉及细致的、敏感度高的指标，来反映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子女教育态度、养育期望和压力等。所以，本文旨在基于一项上海的家庭教养专项调查，多侧面、较全面地描述青年白领的子女养育态度和期望，回应时下公众最为关注的城市中产家庭的教育投资、隔代抚育、子女择校和教育期望、育儿焦虑等问题。 研究数据来自2013年上海团市委开展的一次针对21-40岁的青年白领的调查。有效样本609份，平均年龄32岁，其中女性被访占63.1％，男性被访占36.9％；95.7％的人有一个孩子，4.3％的人有两个孩子。被访子女21.6％处于哺乳期，48.6％处于幼托期，21.2％处于小学教育阶段，7.6％处于初中教育阶段。77.1％的被访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67.4％的被访从事“需要很高和较高专业技能”的工作；72.6％的被访就职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79.8％的被访自述属于社会的中间阶层。34％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被访平均年收入为8.8万元。从样本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结构来看，本次调查结果基本能反映出上海中间阶层青年人的子女养育状况。 二、青年白领子女养育压力的基本状况 (一)学前子女的照料高度依赖祖辈 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白领的子女照料对祖辈依赖度很高，青年父母为主要照料者的不到两成。近七成(69.0％)的被访自述子女3岁前主要照料者是外祖父母/祖父母，对外祖父母和祖父母的依赖程度没有显著差异。另一项指标，“孩子上小学之前，是否有老人帮助你们照料孩子？”的回答分布显示，只有12.7％的被访明确表示“孩子基本上是自己带的，老人没帮什么忙”，6.9％的被访表示“偶尔把孩子放在父母家”之外，在其他的被访家庭中，有43.0％的家庭有老人来和年轻夫妇长期一起居住；20.1％的家庭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轮流来家里居住和帮忙；10.0％的家庭是直接把孩子长期寄养在父母家中；7.4％的父母平时把孩子放在父母家中，周末把孩子接回家。 调查还显示，七成以上被访表示选择“隔代照料”是因为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对于“我知道隔代抚养对孩子不好，但不让老人帮忙的话我和妻子/丈夫没办法正常上班”的观点，71.3％的被访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16.9％的被访持“说不清”态度，11.8％的被访表示“不大同意”和“很不同意”。调查结果还显示，被访平均每周工作42.7个小时，即使是家庭照料责任更大的女性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也达到41.4个小时，超过国家规定的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每周5个工作日来计算，有43.4％被访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其中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不包括9小时)的有23.9％。 (二)四成以上青年人感到育儿压力较大 对于“生养孩子对我来说压力很大”的观点，总体上有30.6％的被访表示“比较符合”自己的情况，12.0％的被访表示“很符合”自己的状况，两者合计42.6％的被访属于高压力人群；32.8％的被访表示不符合自己的状况，属于低压力人群；还有24.5％的被访表示“不大确定”。虽然，被访总体上自述近一个月“经常”和“总是”出现亚健康状况的比例都未达到20％，但如表1所示，生养孩子压力大的被访自述的各种亚健康症状显著高于低压组，各种亚健康症状“经常”和“总是”发生的比例分别高出低压组12.0％到21.6％不等。
(三)育儿压力大的群体更强调生养孩子的负面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总体上绝大部分被访首肯生养孩子的正向意义，如57.3％的被访明确表示“有了孩子以后，我和丈夫/妻子的关系更好了”，82.6％的被访明确表示“有了孩子以后，我觉着生活变得更充实了”，88.8％的被访明确表示“孩子让我对生命和人生的理解更加深刻了”；84.9％的被访表示“我从来没有后悔生育孩子”；77.1％的被访认同“生儿育女，人生才完整”的观点。但高压组和低压组在回答生养孩子的正效应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即说明对生养子女的正向效应的首肯并不能降低生养压力。 如表2所示，高压组和低压组在生养孩子的负面影响感受上有显著差异。比较回答“压力大”和“压力不大”的两个群体可知，表达更大的养育压力的被访也倾向于表达更大的生养孩子的负面影响，包括工作发展机会、社交娱乐和家庭关系成本等多个侧面。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刘汶蓉、徐安琪，2006)，个体感受到的自由和发展机会的非经济成本越高，生养孩子的焦虑和压力就越大。
(四)男性表达的育儿压力强度更大 统计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更赞同“生养孩子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这个观点。合计有51.3％的男性被访表示“比较符合”、“很符合”该叙述，而女性被访中的相应比例为37.1％，低于男性14.2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还显示，年轻爸爸比年轻妈妈更不自信，对育儿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表达了更多的担忧。针对“担心孩子学坏/出现行为品德方面的问题”、“担心不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孩子不听话，和他/她沟通交流很困难”、“担心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把他/她宠坏了”、“担心别人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爸爸”的叙述，男性表示担忧程度“很大”的比例分别高出女性被访5.2％、7.2％、3.1％、5.7％和1.1％，均值比较都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 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搜集资料进行深入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男性显示出更多的与育儿相关的压力并不来自他们比女性更多参与育儿实践。本次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被访群体中上一周平均每天用在照料/教育子女上的时间为6.5小时，其中，女性平均7.0小时，男性5.5小时。而且，女性的育儿时间更为刚性，不以职业性质差异而有很大变化。比如，在管理者当中，管理专业人员的男性管理者平均每天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仅为1.7个小时，但同等岗位的女性管理者平均每天要花3.4个小时来照料/教育子女，是同等岗位男性的2倍。 另外的证据似乎可以证明，男性的育儿压力可能只是男性工作压力和生活整体压力更大的一个投射。如表3所示，男性表达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显著大于女性。其中，住房和赡养父母的压力指数与女性差异最大，其次有明显差异的压力源分别为子女养育费用高、工作太忙和家庭成员有矛盾。从百分比分布来看，男性表达子女管教压力“很大”的比例也高于女性。
白领爸爸的压力指数全面超出白领妈妈，也与男性感受到的责任更重大有关。许多调查都证实，在承担家庭成员的生活责任方面，男性表示责任重大的高于女性。男性责任更重大的观念表明了家庭责任具有社会建构性，源自于社会性别分工的定型，男性总是被看作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是家庭的顶梁柱。在“男养家”的性别分工和角色定型的影响下，男性不论自身条件怎样，都普遍对自己施加更大的竞争性压力。 三、青年白领的子女教育投资和筹谋 我国近几年虽然在不断地呼吁为中小学生减负，批驳“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但潜在的对精英教育和竞争教育的需求仍大量存在。本次调查显示，仍有42.2％的被访明确表示赞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点。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筹谋是当前上海青年白领家庭的重要特征。 (一)教育成本在子女各个阶段比重都很高 2003年对上海徐汇区的调查显示，抚养0-30岁未婚子女的总成本需要49万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计算)。其中，教育成本自幼托班起占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在22%-41%之间。[11]而本次调查中，哺乳阶段就有教育成本，且占了养育成本的45％，幼托阶段的教育成本占50％，到了小学阶段则达到61.4％(详见表4)。“教育要趁早”是当前上海早教市场红火发展的重要推手。调查结果还显示，26.4％的被访认为3岁前是子女教育最重要的阶段，其中有0.8％的被访认为胎教阶段最重要。当然，更多的父母(44.1％)认为从怀孕开始到高中阶段“每个阶段都重要”，当前上海青年白领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程度和焦虑程度可见一斑。 (二)五成以上父母为子女选择私立幼儿园 目前，上海公立幼儿园虽然收费较低，但因为不大教授汉字、数学、英语等竞争性和应试性的知识，这让许多重视培养孩子竞争力的中产阶层父母不满意。一些父母认为上公立幼儿园还得花大量的金钱和父母的时间送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所以宁愿花更多的钱直接送孩子上私立幼儿园。本次调查的家庭中有55％的被访表示子女的幼托费用高于800元/月，有9.9％的家庭的孩子的幼托费超过2500元/月，说明目前上海青年白领父母多数为子女选择私立幼儿园。 (三)四成以上被访赞同和践行为子女择校 从为孩子择校的行为上看，在被访群体中，除了17.4％的被访表示“子女太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之外，只有约四成(39.3％)的被访表示“打算/已经让孩子就近上学，不论学校如何”，另有合计43.4％的被访选择各种择校方式，其中22.6％表示“打算/已经为孩子买好了学校的学区房”，18.0％的被访表示“打算/已经让孩子考私立学校”，还有2.8％的被访表示“打算/已经送孩子出国读书”。在择校的态度方面，46.6％的被访明确表示“比较赞同”和“完全赞同”，只有20.6％的被访表示“不大赞同”和“完全不赞同”。另外，32.8％的被访表示“说不清楚”。 (四)对待课外兴趣班持矛盾心理 在对待孩子上各种兴趣班的问题上，赞同比例略高，36.7％的被访表示“比较赞同”和“完全赞同”，28.7％的被访表示“不大赞同”和“完全不赞同”，还有34.6％的被访表示“说不清楚”。较高的“说不清楚”态度反映出中间阶层的青年父母对现行教育体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知道目前这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自己本身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感受到生活压力太大，不想让孩子太苦太累，希望他们能有一个“自然成长”的童年。但另一方面，又恐怕自己的子女在未来的社会中成为失败者。他们徘徊在“屈就现实”和“用行动挑战不良体制”之间，但如前所述，中产阶层父母又往往是最懂得“输不起”的意义的群体，因此，这些“说不清”的父母甚至是“不赞同”的父母，往往最终也有可能会为子女择校和上兴趣班。 另一项调查指标显示，有37.1％的被访“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最好是送孩子出国读书”的观点。“出国读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目前上海中产青年父母对子女养育的矛盾心态，他们既希望子女不要像自己那样“苦读”，但同时又希望子女受到好的、有竞争力的教育。 四、青年白领的子女教养期望 (一)传统的他人导向性的品德素养不受推崇 调查数据结果表明，中国传统的他人导向的品德素养，如“孝顺父母”、“知恩图报”不再被认为是培养子女的首要品德。仅5.7％的父母认为“孝顺父母”，3.4％认为“知恩图报”是培养子女的首要品德，也说明白领阶层的父母对子女养老和回馈预期很低。相比而言，他们更看重自我导向的品德塑造，58.2％的被访认同“善良正直”是培养孩子最重要的品德，20.4％的被访认为“坚强勇敢”是最重要的品德，这也反映白领父母对子女将来“打拼社会”和自我实现的预期。 (二)良好的社会适应力是教养方向的首选 表5的数据显示，当前上海青年白领父母最希望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其中母亲的期望更高一些；第二大期望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也是母亲对此的期望更高；第三个重要期望是让孩子感到快乐，父亲对此的希望显著高于母亲。其他三个方面的重要性评价都显著很低，从高到低分别是“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7.7％)、“努力提高孩子的智能和体能”(7.2％)、“让孩子发挥潜能”(4.1％)。
与此相适应，在孩子能力方面，44.8％的父母认为培养沟通能力最重要，23.0％的父母认为培养应变能力最重要，17.4％的父母认为抗压能力最重要，而13.0％的父母认为创造能力最重要。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上海大城市的奋斗经验让年轻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从自我投射视角来看，无论是直接的对“适应社会能力”的首肯，还是对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的重视，其实都表明了青年父母自己的社会适应困境和压力。 (三)对子女生活快乐幸福的期望高于事业成功 如表6所示，在所有的教养期望中，生活类的期望值普遍高于事业期望值，更高于赤裸裸对金钱、权力和名利的期望值。以首肯率80％以上为界的话，我们可以勾勒出当前上海青年白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图景是：生活幸福快乐，发挥个人才能。既不盲目追求名利，也不普通平凡。这是一种人生理想状态，在快乐幸福的前提下人尽其能。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期望值大小没有因子女性别而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从自我投射视角看，当前青年白领的人生价值观是非常理性的，对社会负有适度责任，对自己的挑战也适度，关键是快乐幸福的感受。 (四)对子女的名利期望影响育儿的压力感 表6的高压组和低压组的比较结果表明，育儿压力高的被访对子女的名利期望显著高于压力低的父母，对子女的事业成就期望也略高。但两个组的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幸福期望没有统计差异性，甚至在“懂得享受生活”方面高压组还略高。这个有趣的结果说明，育儿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来自父母对子女“事业生活双丰收”的焦虑，特别是对子女“出人头地”、“卓越人生”的追求。性别差异分析还表明，父亲比母亲更希望子女出名，结合前面父亲比母亲表达的育儿压力更大的结果，也说明了对子女的名利期望是育儿压力产生的原因。
五、结语 上海青年白领父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投资和择校方面的筹谋。在子女养育期望方面，符合子女教养的“社会阶级价值理论”，即社会中间阶层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培养子女的自主性而非遵从一致性。[12]他们重视子女的社会适应力和竞争力培养，也对子女将来能快乐生活充满期望。虽然育儿的照顾压力多数由祖辈承担，但这种实际的照料负担的转移并未减少青年父母的压力。特别是男性表达的各种压力都远远大于女性，这与母亲更多参与亲职照料形成反差。事实上，青年白领们的育儿压力和焦虑感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投射。在一定程度反映的是当前上海青年白领们在面临日益高涨的房价、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即将到来的赡养父母的压力面前倍感心焦。无论是直接的对“适应社会能力”的首肯，还是对沟通能力、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的重视，其实都表明了青年父母自己的社会适应困境和压力。虽然总体上，青年白领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幸福期望高于事业期望，但高压力组与低压组的比较结果说明，表示生养孩子压力越大的人，报告的养育子女的负面影响、非经济成本越多，对子女的事业期望和名利期望，也包括快乐期望都更高。也就是说，焦虑父母与他们对子女发展前途的担忧和未来生活状态的期望太多有关，过高的育儿压力更多来自他们“快乐精英”的子女教养目标，即希望孩子既能快乐成长，又能拥有出色的竞争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次调查的样本主要是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未能包括体制外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所以对上海青年白领父母的代表性有一定的不足，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更好的调查数据加以检验。 [收稿日期]20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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