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嬗演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嬗演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作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有机统一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理论性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大致说来，古代突出的是其世界观侧面，近代突出的是其认识论侧面，而当代及今后一个时期突出的则应是其方法论侧面。
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集中地表现在它主要地是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理解、把握、评价客体的程式和方法，由思维元素、致思趋向、运思途径、思维时空等方面紧密结构而成，具有历史性、层次性、多样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是人类先前实践活动在主体意识中内化、积淀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在新的实践活动中认识、把握、评价对象的重要工具。从古至今，思维方式的演进大体上经过这样几个阶段：
（一）从存在观点出发的单纯客体性思维
这个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基本是和古代哲学相对应的。处于这一时期人们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是把思维的矛头，即致思趋向直接指向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从不考虑思维者自身会对运思途径、思维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思维还可细分为低级水平上的原始思维和高级水平上的直观思维两个阶段。除直接性为两个阶段所共有外，各自还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低级阶段的原始思维在致思趋向、运思途径上表现出整体性、具体性、群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其一是说作为思维对象的万事万物在思维者的心目中还没有分化。例如，原始人就没有把人和自然物完全区分开来。图腾崇拜之所以产生，正是那时的人们把人与多种动物看作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结果；其二是说不仅思维对象本身在思维者的心目中没有分化，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在思维者的心目中也没有分化。科学、伦理、宗教等都处于浑然一体的萌芽状态之中；所谓具体性，是指在原始人的思维中，抽象思维能力很弱，思维不能摆脱客体的感性特征，他们往往是借用某种具体事物来表达某种思想。比如以石头表示坚硬，以太阳表示光和热，等等；所谓群体性是指原始人没有把个人与同群的他人区分开来，以部落为单位，大家都以群体的好恶为好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所想的问题都是完全相同的，而主要是说，当时作为思维主体的是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这种情况称作为“绵羊、或部落的意识”。[1]
高级阶段的直观思维除具有直接性的特征外，还具有自信性、自因性、抽象性的特征。
自信性是指古代的思维主体确信自己有充分的认识能力，能够完全地认识客体。只要外界有某种被认识、被思维的对象，自己的头脑中就一定有确定的认识和它相对应；反之，凡是自己头脑中已经形成的认识，就必有一种外界事物和它相对应。在一定意义上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不仅确信必定有美的理念和美的事物相对应，而且确信美的理念可以离开美的事物独立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体性、个别性的特点。
自因性是指当时思维的主体虽然还没有主体和客体分化的观念，但又毕竟已经能够把自己同周围事物区分开来，并逐步打破拟人化观点，努力做到用自然事物自身的原因去理解和说明事物。哲学、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萌发产生的。
抽象性特征是指那时的思维主体既然已把自身同周围事物区分开来，就不再满足于只是直接地观察事物，而是力求理解自己所观察到的对象。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可以由另一个事物发展变化而来，那么，自己直观到的事物就不是自己独立存在着，而总是由某种东西派生出来或建立起来的。只有通过当下存在的事物找到产生它的本原性事物，才算是理解了某种经验事实。这种由感性经验事实出发，进一步追溯其本原的情况，表明古人关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区分的思想在逐步成熟，而这也就意味着思维主体的抽象能力在日益提高。和原始思维中的具体性相比，显然，抽象思维的能力是日臻成熟了。一直到17世纪“本体论”观点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思维主体的抽象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从意识观点出发的单纯主体性思维
思维方式是人类实践方式内化、积淀的产物。如果说从存在观点出发的单纯客体性思维是古代人类实践方式在思维方式上的具体体现的话，那么从意识观点出发的单纯主体性思维则集中体现了近代人类实践方式的特征。
从封建社会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使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为人类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历史基础。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迅速提高，使人们意识到在自然力面前，自己并不是只能俯首听命，任凭自然力的摆布，而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与此同时，他们还意识到：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抗”，“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但它相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来说，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劳动者不再被终生束缚于某一个奴隶主或农奴主的庄园之内，而成了可以在劳动市场上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表面上可以支配自身的自由民。在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以及在人与人关系中所争得的这种空前未有的权力和自由，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我觉醒，15—16世纪从意大利首先开始，以后逐渐遍及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竭力要求否定神性，提高人性，争取个性自由、理性解放，摆脱神学枷锁和封建统治。而且为了满足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发展科学，航海和开辟新大陆的迫切需要，促使人们对如何才能正确地把握对象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身进行认真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实现了人的致思趋向从直接指向客体转而指向思维和思维自身。
致思趋向的转变是主体开始自我省察、自我觉醒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标志着从此以后主体开始发现自我，研究自我，并逐渐意识到通过处理自身与外界对象的关系去认识客体，把握客体。培根和笛卡尔分别是英、法两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开创者。他们指出：“人是人自己的上帝”，哲学和科学应当“教人支配事物”，[4]要“研究世界这本书……也要来研究我自己”，[5]从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些论述鲜明地表现了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不同于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那么，在近代人类实践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近代思维方式都有些什么样的主要特点呢？大致说来一是反思性，二是片面性。
所谓反思性是指近代人类思维的致思趋向、思维矛头不是指向人以外的客观世界，而是转而指向思维者以及思维自身。古代人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何为万物的终极，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是什么？而近代人们主要思考的则是：人是怎样认识到自然界的存在和把握自然界的本体的？有什么根据说人所认识到的东西就是关于事物实际情况的反映。正如洛克所指出的：“在我们开始考虑那类问题（即关于世界是什么——引者）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所能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6]显然，洛克所要求的是为人们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提供认识论方面的前提和依据。这表明对思维者自身能力大小，对思维自身实质的反思、思索、考察是近代思维方式最主要的特征。
所谓片面性有两层含义。其一说的是表现在运思途径上的片面性；其二说的是表现在思维总体上的片面性。
运思途径上的片面性是指：就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来看，应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环节、两个阶段有机结合而成。而近代哲学中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却各自抓住一个环节，割裂了同另一个环节的有机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性之中。
洛克说：“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7]突出地强调“凡是在思维中处理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在经验中出现过的”，因而只有感觉经验最可靠。承认认识、思维的感性来源，这本来是符合认识、思维发生、进行的实际情形，因而是具有真理性因素的，但当经验论者把感觉这一运思途径中的真实环节从完整的思维过程中割裂出来，并使它与前后相续的环节对立起来的时候，就势必把感觉、感性经验变成一个帷幕和一道屏障，使认识和外部世界阻隔起来。贝克莱等人正是由此出发，合乎逻辑地作出“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感觉的复合”或“集合”的主观唯心主义结论的。
与此相反，笛卡尔则明白宣称：“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真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8]认为只有象传统的几何学那样，从几个一望即知的、清楚明白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的理性认识系统才是最可靠的知识。而感觉却常常欺骗我们，产生错觉，造成假象。只有理性思维才能给人提供可靠的认识。不可否认，唯理论突出强调思维的能动作用是符合认识的实际情形的，但由此贬低、否认认识的感性来源，坚持从经验引出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如同从石头中提炼出水一样是不可能的观点，同样也是片面的。
思维总体上的片面性是指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他们都片面地强调或者是感觉、或者是概念在思维运行中的作用，片面强调、重视思维主体在整个认识中的主导作用，忽略或抹煞客体在认识、思维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从认识的总体出发又不能不说是片面的。我们说近代思维方式是从意识观点出发的单纯主体性思维，原因正在于：无论是感觉还是概念都属于意识范围，无论是突出感觉还是突出概念，归根结底都是突出主体。因而和突出存在的观点，和片面强调客体作用的古代哲学，和“从存在观点出发的单纯客体性思维”形成鲜明的、尖锐的对立两极。
（三）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整合辩证思维
这既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维作出的重大贡献。
思维的进一步发展，突破以往思维方式的局限，超越已有水平，同时又蕴含着以往思维方式发展的合理性成份。这种趋势的现实表现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称为哲学，正在于它具有一般哲学的共性，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知、理解、把握、评价客体的思维方式。而它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新哲学，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因为它具有一般哲学所不具有的特殊性，概而言之，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具有崭新的特质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观点出发的整合辩证思维，简称为“实践思维”。
实践观点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实践活动既是人类特有的、区别于自然物的本质性活动，又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存在方式。这种活动首先是一种否定性的肯定活动。所谓否定性，其一是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对于实践对象即客体的否定。人总不满足于对象的现成存在方式，总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它、重铸它。其二是指人在改造、重铸对象的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改造和重铸，从而否定了自己的既有面目，这也就是日常说的“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为什么又说这是一种肯定性的活动呢？这是因为改造世界、改造自己正是人的本质属性所在，从这种本性得以实现的角度考虑，实践正是对人自身的肯定性活动。不过这种对人的本质的肯定性活动是通过人对周围世界、对自己的否定性外观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否定的实质即是肯定，肯定又表现于否定之中。正是在这种否定性的肯定活动即实践过程中，原本混沌统一的整体世界分化出自然世界和属人世界、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等等一系列矛盾来。
其次，实践活动既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孕含有理性精神的活动。说它是感性物质活动，不仅是指它的活动对象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说它籍以活动的工具、进行活动的方式、直至活动的结果大都是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为人们的感官所直接感受到的。说它同时又孕含有理性精神，不是指它的整体形态，而主要是指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是人有目的、有计划，在理性的指导下，按照既定的方案、步骤进行的。这一点根本区别于自然物的本能性顺应环境的活动，而是让周围事物顺应、服从自己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便自然而然地生发出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手段与目的、目的与结果等等一系列矛盾来。
再次，在实践活动中，人们不仅要获得种种关于对象存在和发展的事实性认识，还要获得对象对于人有何意识的价值性认识。通过实践，人们不仅改变了对象的原有状况，而且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不仅要满足人的物欲要求，还要使人获得美的享受，由此便产生出事实和价值、物欲和美感、必然和自由等等一系列矛盾来。
上述种种矛盾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同时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求得解决。马克思说过，只有使周围自然物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同理，主客体的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等等，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仅在观念形态上，而且在实在形态上求得解决。这就充分表明，一方面实践活动既是种种矛盾产生的源泉，分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是这些矛盾着的侧面达到统一，获得解决的唯一途径，而遵循科学的实践观认知、理解、把握、评价客体，即是进行实践思维。
实践思维的致思趋向就是考察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考察二者是如何在观念形态上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在实在形态上达到全面、具体的统一的。其运思途径大致可以区分为这样几个步骤：1.考察特定主体在认知、把握、评价特定客体之前，以往的实践活动在这个主体意识中内化、积淀所形成的特定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2.考察特定客体是经过怎样的变形、变质，从物质感性形态转变为主体意识中的观念理性形态的；3.考察主体又是怎样把自己的意志、要求、目的、愿望贯注到关于特定客体的理性认识之中以形成正确的行动方案、计划、步骤的；4.考察主体又是怎样把计划、方案付诸实施，使之从观念形态转变为实在物质形态的；5.考察主体经历了怎样的真、善、美的历程而终于达到自由境界的。这样规定的实践思维和以往思维相比显然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整合性。就它的致思趋向来说，它一方面要考察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这显然是吸收了从存在观点出发的单纯客体性思维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它又要考察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这显然是吸收了从意识观点出发的单纯主体性思维的“合理内核”，把它们分别作为实践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而内在地结合起来；其二是辩证性。这实际上是上述特征的引申，指的是具有崭新特质的实践思维是对以往单纯客体性思维、单纯主体性思维的“扬弃”和超越。它既吸收了以往思维方式中有价值的成份，又突破了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局限，因而是合理形式下的批判与继承，而不是对人类思维方式发展内在逻辑的抛弃和背离。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251页。
[4][5] 《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12，107页。
[6]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102页。
[7][8]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第450，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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