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和平论文,孔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时，抱病在上海私寓的孔祥熙忽得密报，谓西安发生兵变而语焉不详。孔即召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杨虎及沪市银钱业商会领袖到寓，告以所闻，嘱各宜镇静维持治安。晚上8时左右，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打来电话和电报：“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机前往侦察。……”，云云。孔感到问题严重，随后，又接到京都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的电话，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在京中央大员正连夜集会，讨论应变措施。
孔祥熙立即通知宋氏兄妹，研究对策。孔看到张、杨电文中有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字句，知有商谈的余地，提出通过和平谈判救蒋的方策，当获宋氏赞同。于是，孔祥熙、宋美龄和蒋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等人星夜返京。
孔祥熙等人在京了解到12日深夜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军事讨伐：张杨兵谏必有背景，劫持统帅，以蒋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因此“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应实施军事讨伐，“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戴季陶、何应钦等人持此说。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军事讨伐：张杨通电“只以抗日为范围”，在此问题上有商量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孙科、冯玉祥等人持此说。两说激辩甚久，最后采纳第二说。会议作出三点决定：“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三、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掌握实权后，即调兵遣将，以樊崧甫军进驻潼关，董钊师开往华阴，派数十架飞机至西安、兰州等地上空示威。同时，“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造谣“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又说“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
孔、宋为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针对南京和西安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工作。
孔祥熙抵京不久，中枢各长官相率来访，商谈西安事变问题，乃改开谈话会，议决中央政府“应秉承蒋院长既定方针，继续努力”。同时，批评了急攻西安的意见：“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命了。”
孔祥熙在此非常形势下出任行政院代院长，深感责任重大。13日这一天，他乘夜深人静之时，考虑应付之策，“首念此事未能纯以力施，则必须出之以智取，而智取之法，至少有四方面必须兼筹并顾……”四方面即政治、外交、情感、军事方面，孔都有周详考虑。拟从和谈入手，辅以军事，集各方面之压力，解决事变，借收“兵不血刃迅速敉平之效果。”
（二）
孔祥熙意识到，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关键在张学良。所以，他密切注意西安的动向，努力做好张等人的工作。
12日晚上，孔正要启程赴京时，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张学良发来震电：“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行，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孔在电话里听了电报内容，觉“尚有转圜余地”，乃召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电文云：“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这份电报写得委婉、巧妙：一是批评张兵谏的做法很危险，容易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二是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此事是出于爱国之心，为了抗日收复失土；三是敞开着和谈的大门，指明只要“吾兄主张”“有利于国家”，蒋“必能开诚接受”，而且愿意随时转达“尊意”。
孔、宋至京后，针对“讨伐派”急于动武的情况，决定采取迅速而不流血的办法将蒋介石营救出来。于是又致电张学良：“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待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同时，在“电征学良同意后”，派端纳赴西安，摸清情况，进行调解。端纳是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后又是蒋介石的顾问，所以他去西安是非常适合的人选。14日傍晚，端纳抵目的地，首先见张学良，阐述了孔、宋的意图和南京的情况，并递交宋美龄给张的信。张对端纳说明了蒋的安全情况，事变的目的，指出：“只要委员长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并无危害他的恶意。”接着，在张的陪同下见了蒋介石，转达了兵谏的目的，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递交了宋美龄给蒋的信件。信中“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一语对他触动很大，知张、杨对他并无恶意，南京的何应钦却欲置他于死地。因此，蒋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向和谈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蒋“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对此，张学良曾说：“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
15日，端纳在洛阳给孔祥熙打电话说：“昨抵陕，已谒见委座，甚为安适，余人亦无恙。”端纳还转告宋美龄说：“西安方面欢迎派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张学良也打电话给孔希望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的人来陕谈判，他想请孔祥熙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前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孔祥熙想去，但因心脏病又不大敢去，后研究请宋子文前往。
孔祥熙还请与张有深交且有声望的人出来周旋。孔于12月13日、14日连电阎锡山，请他出来做张学良的工作。阎愿为驰驱，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因而，复电张杨时严加责问：“兄等将何以善其后？”“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并不断发表演说，称营救蒋介石为第一要义。孔信赖于阎，而委以营救全权。阎派出代表，四出奔走，电报电话不断，摸西安情况，密报南京，规劝张杨放蒋，实出力不少。
（三）
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反应不一，孔祥熙为控制全局，于12月13日通电各省、市：“祥熙备位中枢，忝佐政院，月前因病，在沪治疗，医嘱原须静养，不意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中央以蒋院长暂时不能行使职权，决议委负院务。职责所在，星夜来京，获读西安少数将领通电，对于中央意旨，颇有误会之处。……”孔以国家政府首脑地位呼吁全国拥护中央，按既定方针，继续努力；对西安事变措词谨慎，未加谴斥，只说少数将领对中央意旨颇有误会，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各地方长官、军事将领，虽有一部人素与南京政府矛盾甚深，静观局势变化，但向外通电时也都表示从大局出发，一致对外，拥护中央。连李宗仁、白崇禧复电孔祥熙时都说：“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动，使委座蒙难西安，全国震惊，弟尤痛惜。承示中央对内对外业已决定整个办法，决不因一时事变，稍涉张惶，老成谋国，敬佩无巳。……”
孔清楚地意识到，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将影响到西安事变的解决。因而，他对各地方实力派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花力气，做工作，让他们远西安，靠南京，或中立。孔后来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说：“当时蒋公情况不明，各疆吏多感彷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故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至于阎氏，老成重望，与张为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沈鸿烈于学忠皆东北旧人，与张有旧谊，冯钦哉为杨部主力，方驻同州，与我方华阴附近之樊军长崧甫时有接触，皆可用恩威并济之方，使其内附。而时任豫省主席之商震，与正守西安之东北军刘多荃师长有恩，故亦密嘱其派员说刘，以缓形势。”在争取四川刘湘时，孔是颇用心机的。孔亲电刘，嘱一切照中央既定方针办，并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任命刘为川康绥靖主任。还急令正在南京的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深回四川，要他：“将中央意旨面告甫澄（刘湘）”。不几天刘就发出《致国民政府及各省军政当局电》，又发出致张、杨电。这样，手握重兵数十万的刘湘为孔所稳住。
孔还在军事上对张、杨施加压力。南京政府调动中央军数十万，驻洛阳、潼关、华阴一带，“空军侦察、轰炸机亦不下几百架”，严阵以待，造成大军压境，随时进攻西安之势。孔这样做是为了压迫张、杨就范，而不想真正动武。孔曾说：“闻变之后，请缨讨逆，咸矢先登，但以投鼠忌器，未便径攻西安。”同时，对张、杨部队做分化瓦解工作。驻潼关附近的冯钦哉师是杨虎城的主力部队，孔利用与冯“有桑梓谊”，转电冯，要他“拒受乱命，固守原防”，对抗张、杨。又通过其门弟子樊崧甫师长从中“疏解”。冯一拉就倒过来了，这对张、杨震动不小。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深虑日本、苏联插手，因而在外交上进行试探周旋。孔首先将决策大旨通知各驻外使馆，并嘱其探询各驻在国政府之意向，以及舆论之反应，特别交代驻苏、日使馆注意分别探询两国的态度。接着，在13日下午召见苏联代办，告以西安之事，外传与中共有关，如蒋氏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又召见日本须磨总领事，告以日本政府应约束在华浪人，勿在此时再酿是非，使抗日情绪愈张，致启两国之兵戎”。苏、日两国政府很快作出反应，苏联政府并不认张、杨抗日为有诚意，而反指其抗日为助日之烟幕；日本首相广田表示，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孔祥熙对日、苏的态度很满意，乃专意致力于内部之对付张、杨。
（四）
孔、宋又阻抑军事讨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扫除障碍。
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打着“勤王救驾”的旗号，力主出兵，攻打西安。何应钦此举十分阴险，既可打倒张、杨，又可置蒋介石于死地。一旦打起来，蒋不被炸死，也将在乱军中被杀。那时何就成为当然的继承人。如果蒋侥幸未死，何亦可捞到一个救驾有功的美名。所以，何利用掌握调动军队的权军急于讨伐西安。然而，孔与宋氏兄妹的幕前幕后活动亦是强有力的。14日上午，孔在宋美龄的提议下，在孔公馆又召集一次最高级会议，出席的有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和何应钦、张群等，孔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在此情况下，“讨伐派”只能作进攻的准备，而不敢贸然大开战局。
然而，两天后，即16日，“讨伐派”又以张、杨虽确保蒋介石的安全，而“对于护送蒋公出陕之要求，则无表示”作借口，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军事讨伐的声浪又重新掀起，会议决定：“关于处置张学良叛变：（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扫荡叛逆；（二）由国民党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当天，发布讨伐令：“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何应钦等人借《讨伐令》反对和谈，反对孔祥熙去西安，又阻止宋子文以政府代表赴陕，说什么：“端纳来京，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要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在军事上，何指挥中央军开入潼关，派空军入陕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孔、宋兄妹见形势严重，内战即将爆发，而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孔支持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至前台活动。她找到何应钦，指着他的鼻子进行责问。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宋美龄“对这种为‘在尸体上开宴会’（南京的人当时认为总司令不可能活着出西安）的准备极感愤怒和震惊，于是去见了何应钦，要他解释。如果他开了战，他还能停下来吗？他能救她丈夫吗？……他要杀死她的丈夫吗？这位将军胆怯心虚了。她坚持要他停止战事，把他的才智用在设法争取蒋先生获释上。她要他活着回来。她的论点占了上风——至少是在蒋介石自己的使者到达南京之前”。在这同时，她又打电话给端纳，要他去见蒋介石，让蒋下手令给何，停止轰炸。12月18日，蒋鼎文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至南京。信中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天，张学良致电何应钦：“筿秘电敬悉，至感关怀。惟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张学良清楚地阐明了两点：一是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但必须商谈南归的条件；二是南京政府军队西入潼关进行武装挑衅，派机轰炸，如不停止，何应钦必须承担发动内战的责任。何感到张电颇有份量。孔祥熙乘蒋、张函、电至京的有利条件，于19日在寓所召集由何应钦、居正、孙科、叶楚伧、宋子文、王宠惠、宋美龄等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主和，反对军事讨伐，何应钦也不敢公然对抗蒋介石的手令，所以很快“决定二项：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廿二（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部队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如各该逆部仍向西安渭南前进，我空军即向行动部队轰炸，此为最后之容忍。”12月20日、22日，宋氏兄妹先后抵达西安，谈判释蒋问题。经过两天的商谈，张、杨和宋氏兄妹都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剿共”等六项意见。25日，张送蒋南归。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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