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中古论文,汉文论文,文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资料的局限，中国中古时期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并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清晰。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中古文献的出土，却为后世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尤其是从一个世纪之前直到今天所发现的吐鲁番文书，大多是被历史废弃的垃圾。因为它们并非有意识地被保留，从而具有了资料举证的随机性。它的意义还体现为文学传播与接受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通性，以及汉文化在边疆多元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交融与延续；同时也提示我们“碎片模式”和出土文献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新范式创立中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化的传播与吐鲁番文书的“碎片”效应
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吐鲁番绿洲盆地，是古代多样文明的交汇区。它在西域而偏处东端的地理位置，较之西边的其他地区更加接近中原文明，因而在中古时期逐渐确立起效仿中原的文化制度，成为汉文化在西陲传播的前沿。作为讨论有关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背景，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化的影响，根据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可以梳理出如下线索：
汉文化进入吐鲁番盆地，是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经营相关联的。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这是汉王朝设置管理机构的起始标志。中原的屯田士卒入居吐鲁番盆地东侧的高昌壁，开始了汉人与当地车师(姑师)人共同开发吐鲁番的历史时期。中原汉文化，无疑也从此开始进入到吐鲁番的日常生活中。
但是，屯田戍守的军事制度并不能保证汉人在此地的世代聚族而居。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在高昌置郡，使其从行政建制上与内地一体化，成为中原文化在吐鲁番得到确立的标志，此后的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政权，均统辖高昌。而此前此后，随着内地战乱，大量的中原汉族民众迁移河西，复由河西迁移到吐鲁番盆地。尤其是北凉沮渠氏的残余势力于442年占据高昌，并于次年在此建立大凉政权，开启了汉族文化为主导的独立王国建制近200年的历史。洎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灭高昌王国，设立西州，吐鲁番再次成为与中原一体的地方边州，成为唐代经营西域时期汉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根据地。①可以说，高昌地区郡—国—州三个阶段(327-443-640-803)近500年的中古时期，吐鲁番盆地的汉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在魏晋以来随着中原、河西民众的陆续迁移，以及与中原文化相一致的行政制度建立而逐渐扎根下来的。②
不过，以上的梳理，仅仅依靠传世文献是难以获得清晰的面貌的。从正史高昌传中看到的吐鲁番地区汉文化的表现，简略而粗疏，有时甚至是互相悖反的。就汉文化的传人而言，可以看到以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高昌)国盖车师之故地也……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面貌类高骊，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姻有六礼。③
正光元年(520)，肃宗遣假员外将军赵义等使于(麹)嘉。嘉朝贡不绝。又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④
(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⑤
(高昌国)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⑥
这些传世文献的简略记载，使我们了解到中古时期的吐鲁番受到胡汉文化的双重影响，汉文化的经典以及教育在这里都有体现。但是汉化与胡化的程度究竟如何，却让我们无所适从。《梁书》所谓“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与《周书》“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显然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相反的事实，以致学者感叹：“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的记载，同样一个高昌，简直判若两国。”⑦而将近500年的吐鲁番地区的文学表现，在传世文献中更是无法得到印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吐鲁番盆地古物挖掘、探险活动，使得以吐鲁番文书为代表的中古时期各种文献、文物出土，给予了后人接近古代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机会。
吐鲁番的文书大多是从寺院遗址废墟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其中大量墓葬文书的出土，依赖于内陆盆地得天独厚的干旱条件，以及利用废弃的纸张作为丧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独特的社会风俗。与敦煌文书主要出自莫高窟17窟这一被封存的佛教寺院图书馆不同，吐鲁番文书体现出零散、不完整、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等特点。
但是吐鲁番的文书却又表现出更多的社会性、世俗性和偶然性，而具有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效应：在吐鲁番这一纸张稀缺的地方，一件出自墓葬的吐鲁番文书可能是在当时社会的交往中作为文字的载体而行用于官府，若干年之后因失去档案保存的价值而被废弃；它背面的空白之处又被重复使用；直到没有可以下笔的空白时，它被作为垃圾，由凶肆剪碎为鞋样，套在死者的脚上作最后的废物利用。干旱的环境使吐鲁番文书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无意识中被保存下来，其在当时社会传承的过程就具有了举证的随机性和客观性。因此它所体现的历史不再是新史学诟病的传统史家主观性的编撰，也不再只是对历史过程作出结论性的静态叙述；它凸显的是吐鲁番社会进程中某个真实的、流动着的历史细节。
这种保留在墓葬中的情形也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掘而不断浮现，提供给后世研究这一丝路绿洲社会乃至与它相关联的东西方文明源源不断的信息。毫无疑问，它留存给我们对于历史时期社会文明研究的多种领域以无限的空间。
吐鲁番的文书与敦煌藏经洞一样，因为早年列强的挖掘，而散藏于德国、英国、俄国、土耳其、美国、日本等地。资料的零散与公布滞后，使许多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完全展开。属于汉文化传播与接受中最有意义的精神层面——吐鲁番地区中古文学的探讨，就是因为资料的相对稀缺，前期的研究还只处于个别碎片的整理与分析之中。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文书资料和敦煌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成果而言，一个丰富而多样的吐鲁番中古汉文文学的历史面貌已经跃然纸上，催促我们建构起汉文文学传播与接受全方位的映像。本文的论述，仅是这一努力的抛砖之引。
二、吐鲁番汉文文学的写本形态
中古时期吐鲁番的文学类出土文书，以作品类型来分，可以归纳为三类，即：
1.经典文学，指当时流行的古代文学和当世文人作品，属于雅文学的范畴，如《诗经》、《文选》，单篇的骈文、诗歌的选集和单篇写本，目前所见，多达30种；
2.民间文学，指流行于民间社会的通俗词曲、变文俗赋，和文学爱好者、学郎的习作，它们属于俗文学的范畴，如《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唐写本《禅门十二时》、《唐三时词》、《散花乐》等，已经公布者，有10种；
3.应用文学，是在当时社会中用于应试学习和人际交往的写作范本，如“经问试策”和“书简信牍”等，也有10种之多。⑧
以上三类作品如果从写本的形态来探讨的话，更具有文学生产的代表性。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只是以经典的完成形态在后世传播，并为读者所接受；而吐鲁番文学类文书丰富的写本形态，为我们了解文学在一个地区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提供了多样化的物质基础。这样的写本形态，也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写本书籍
与后世作为书本来阅读的文学作品相当，吐鲁番出土有抄写精工的经典文学的文书。
这些文书显然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一种作品和文集的完成形态，它被作为范本而流通。⑨我们虽然无法援引刻本时代的书籍经验进行验证，但是一些抄写的外在格式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这些文书在写本时代的书籍标准。如2006年新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大雅·荡之什·抑～云汉》(2006TSYIM4：2—1～2—4)，隶书精抄，并有乌丝栏格。⑩另一种古写本《诗经·小雅·鱼藻之什》(Ch.2254r〈TIIT2040〉)，在乌丝栏外对每首诗以墨点标识起始以便阅读。(11)而在吐峪沟出土的唐写本《毛诗·小雅·采薇～出车》(Ch.121〈TIIT1221〉)中，甚至有朱笔句读。(12)
《文选》本身是部头大而流传广的经典范本，在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抄本，虽然残缺，也可以推测是作为书籍类的写本而流传的。今知确认有：初唐写本《文选昭明太子序》残片(黄文弼收集品)、(13)唐写白文无注本《文选》卷四、五残片(MIKIII520r/Turf.)、(14)初唐写本李善注《文选》卷三五残片(Ch.3164v/TIII1085、D x.1551)。(15)即使那些不属于今知任何总(选)集的单篇诗文，如唐写本南齐孔稚珪《褚先生百玉碑》(Or.8212/585〈Ast.III.3.011—013〉)、(16)佚名《驾幸温泉宫赋》(大谷3170、3172、3174、3177、3180、3227、3504、3505、3506、4362、5789号)、(17)《残诗(露色下梧楸)》(高昌残影328)、(18)唐玄宗御制《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Or.8212/599〈Kao.094.b〉、中村130)，(19)也都是精抄的诗文选集本的残存。
除了抄写工整和丝栏的设置这些形式之外，两面书写的文书中，作为书籍存在的文学写本，往往抄写在正面，而背面则挪作他用；反之，则有可能文学的内容是用废弃的文书纸来作临写和练习用的。如《前秦拟古诗》残本(Dx.11414+Dx.02947)，作为魏晋拟古风气下流行文学的书籍，从长安转徙高昌之后，却被撕成两半，背面分别书写了买婢、买田的券契。(20)运气较好的是注本班固《幽通赋》(Ch.3693r+Ch.3699r+Ch.2400r+Ch.3865r)，它是吐鲁番中古早期的写本，配有丝栏；背面又被用来抄写了东晋毛伯成等人的诗歌，使得双面都成为文学的书籍写本而留存下来。(21)
作为应用文本的书仪，也同样有像《高昌书仪》(72TAM169：26b)那样楷书抄写的精致范本，(22)犹如后世的《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具有工具书的性质。虽然因为抄手文化水准的限制而多有脱讹，但其四周与行间的栏格却一丝不苟，是作为书本来流传的。
从目前的出土状况来看，民间文学的范本似乎没有这么精致的格式。这与其作为流行在普通下层民众之间类似今天粗糙的“地摊文学”或者“快餐文学”的属性和地位有关。
(二)临习摹写
与敦煌文书一样，吐鲁番文书让我们看到了大量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文本形态。那就是出自普通民众和学生对文学作品学习的临摹和涂鸦文书。
如唐写本《残诗(泽朱研转丹)》(64TAM29：91〈b〉)。文书的正面是一件《唐永淳元年(682)麹敏会辞为鞍具并辔事》的官府文书；背面的空白处，抄写了此诗。(23)今据笔者研读，当系五言律诗的残句，因对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3册的录文作改订如下：
据存字来看，这是一首感叹人生需要磨炼、追求高尚情操的咏怀诗，韵脚用字“难”、“丹”、“兰”、“看”、“寒”均入诗韵的十四寒，中间两联也对仗工整，除平仄粘对还不能完全符合近体诗的要求外，基本接近五律诗的标准，是后人所谓“拗体”的古风式律诗，当系初唐文人的诗作。而抄写的行楷书法也非常娴熟，应该是爱好诗文的官府文吏利用废弃的公文抄诗抒情。这是西州时期吐鲁番社会中文学爱好风尚的一个具体表现。
学生在童蒙学习期间就开始的文学训练文书也是生动的文学接受形态。如《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67TAM363：8/2〈a〉)这一有名的文书，是12岁的西州学生卜天寿在完成了孔氏本郑氏注《论语》抄写之后，在余下的空白处率意的舞文弄墨。(24)这种在余白处的信手涂鸦，是学郎的习惯性行为。(25)他们在空白的地方宣称“书后有残纸，不可到时归。虽然无手笔，且作五言诗”，但实际上还都是抄录他们所熟知的励志童谣、通俗诗作或者浅显的文人诗歌。卜天寿抄录的六言《十二月新三台词》和五言《伯鸟头林息》、《日落西山夏》、《高门出己子》、《他道侧书易》5首，都是这种能够在敦煌或者其他的通俗作品中找到根源的篇章。《写书今日了》看似卜天寿的即景抒情，但实际上也可以找到雷同的内容，其诗云：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醎池。明朝是贾日，早放学生归。
类似的作品，徐俊指出了敦煌文书中的《今日写书了》(S.692)和《竹林清郁郁》(P.2622)。卜天寿在这里的“贡献”，只是即景做了想当然的改造，并根据自己的学识造成了文字的形音讹误。如“嫌迟”误作“醎池”，显然是有过《千字文》临习基础的卜天寿熟记“海醎河淡”、“昆池碣石”的四言句，而用“醎池”填补了还未曾详熟或者就根本还没有学过的“嫌迟”二字。但无疑，在这种随着童谣而改作、书写的过程中，对于汉语声律与诗歌的理解在逐渐增长。唐诗成为文学高峰的群众基础，由此边地的学郎临习而可见一斑。
更有代表性的接受文本是《古诗习字残片》(岑德润五言诗等)(2006TZJI：006+2006TZJI：007+2006TZJI：073+2006TZJI：074)。(26)本件正面系《唐西州典某牒为吕仙怀勾征案》，背面则是学生的习字，录文如下：
这些楷书的临习，每个字三四遍，与今天的儿童学写生字几无二致。删除其中重复及无法连接的字，可以得到如下的诗篇：
作品的第一篇，根据其咏物诗的风格特征，特别是其声律上的平仄情况，可以判断它是一首南朝或隋代的佚诗，因此拟定为“南朝或隋·佚名《咏月》诗”。第二篇，则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检索中，可知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27)
如前所揭，以废弃的公文书作习字用纸，是高昌国或唐西州时期的普遍现象，临摹的范本往往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普遍的蒙学材料《急就章》、《千字文》或《开蒙要训》等。用古诗作为习字用帖反复临写，则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新的风尚，那就是对诗歌的爱好，成为了童蒙学习的日常形态。
比较随意地抄写文学作品来抒情达意，在民间文学方面更为普遍。如俗曲《散花乐》(Ch.3002r〈TIII20.1〉)的残片，背面还有习字3行；(28)《恨娘娘由未知变文》(大谷5791)的残片，背面更有涂鸦的人物画。(29)这些率意的抄写都有可能是书写者对平时熟悉的通俗文学作品兴之所至而形诸笔墨。
(三)创作草稿
在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不少初具文学创作意味的习作草稿，让我们体味汉文文学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武周长安四年(704)思谏书〈归房〉诗文三首》(大谷2830)。(30)为方便分析，兹先录其诗文如下。
1.奉命遣驱驰，专心更不移。只为遭厄致，使(便)得使如斯。
2.人之法礼，自古常行，何独索耶？若生恒福，虽事四六，终不免施。聊一篇《归房》为首。
3.姜女初生月，恒娥巧点妆。(31)春宵见将夜，命女入兰房。
所谓的“诗文三首”，其中的四言似是下篇《归房》的诗序。陈国灿认为本件系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32)本文书两面都书有“付司辩示”的敦煌县文书格式，另一种字体的《归房》诗文和背面的《长安四年思谏牒稿》就是书写在文书末尾这些签名的空白处。这些诗文与牒稿的书法基本一致，因此定《归房》诗的书写者就是牒稿的作者思谏。但是将思谏的书法又等同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前后沙州敦煌县残牒尾》(大谷2832)，(33)因而认为“‘思谏’是敦煌的傔人，其诗文亦属从敦煌流入西州者”，则未必然。思谏亦完全有可能是西州的傔人，而利用废弃后的由沙州传递到西州的文书书写了牒稿与闲诗。
不管其来历是敦煌还是西州，这个在边地服务于官府的随从差役思谏书写的两首五言诗，前者入诗韵的四支，后者入七阳，平仄除了第二首第三句的“将”字读平声不合外，基本都符合五言绝句的格式；但是形式的中规中矩并非文学的全部意义，在内容的体现上，除了《归房》一首略有情致外，四言序前面的五言诗，遣词造句过分直白而无余味，只能是一个诗歌学步者刚刚开始的创作尝试。但毫无疑问，比之前述的儿童卜天寿在私学中涂鸦改作的《写书今日了》，这一文学创作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2004年新出土的《洪奕家书》(2004TAM396：14〈2〉)(34)也可以看作是西州底层民众文学表达的一个典型。兹亦转录于下，再做讨论。
1.启：违迳(经)二贰(载)，思暮(慕)无宁，比不奉
2.海(诲)，夙夜皇(惶)悚，惟增恋结。仲春顿热，
3.不审 婆々耶娘体内，起君(居)胜常，
4.伏愿侵(寝)善(膳)安和，伏惟万福。洪奕发
5.家已来，至于西州，经今二贰(载)，随身衣
6.勿(物)，并得充身用足，亦不乏少。右(又)被节度使简充行，限开
7.元七年五月一日发向北庭征役，儿
8.今叶(业)薄，种果无因。少々向西，无日归
9.回之日，洪奕今身役苦，终不辞，唯愁老。彼
10.年老，关河两碍，夙夜思惟，根(恨)不自死。
11.关河两碍，制不由身，即日不宣。
这一书信的正面为一残辞，被定名为《唐开元七年(719)四月某日镇人盖嘉顺辞为郝伏熹负钱事》，由书信的内容可知：一位叫洪奕的士兵从内地来到西州已经两年，在开元七年五月一日前即将开赴北庭之前，给家里写信禀告最近的生活情况。这封信的正本显然已经誊清寄往一个我们不知其名的内地家乡，留在吐鲁番的是其别字连篇、书写率意的草稿。惟其作为草稿，反而使我们体会到粗通文墨的洪奕提笔作书时的心理活动与文学追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到这一表现。
一是对书信文学的标准——“书仪”的亦步亦趋。按照书写错误、别字连篇而又词句文雅通达的反常来看，作者的语言表述远远高于其识字能力，显然是另有师承，其中的奥秘，就是前揭大量书仪的流行。从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对照吐鲁番出土的书仪和普通书信的研究可知：《洪奕家书》中心内容外的文雅表述，是沿袭了一些固定的套语。如开头表达相思之情、问询家人身体起居的四字句，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64TAM24：27)，(35)以及结尾处与《唐□守德家书》中的句子，(36)都相雷同而有所依傍；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72TAM169：26b)中的套语，与前述家书也都大同小异。可见雅致的文学追求成为当时书信者普遍遵循的“信念”。
二是为了这种文学的追求，不惜放弃真情的流露。如《洪奕家书》的最后两行“关河两碍，夙夜思惟，恨不自死”与“关河两碍，制不由身，即日不宣”，是同一层意思的不同表达。前者由“今身役苦”而想到关山重叠、无日回归，悲从中来，因此“恨不自死”，这无疑是作者当时的真实情怀，但它却使得书信无法收结。为了不使家人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作者因此而进行改写，以“制不由身，即日不宣”这样的套语将当时的惆怅归结到王命难违的国家义务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书信的正本是誊写了后者这一具有文学“克制陈述”规范的含蓄内容，而绝非“恨不自死”。
三、吐鲁番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从以上对吐鲁番文书中汉文文学资料作品类型和写本形态的分析来看，中古时期吐鲁番的汉文文学，是与中原地区文学的发展声气相应、共同消长的。作为一个远离文学中心的边地，这种呼应在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的体现，可以总结出以下特征。
(一)内地移民的传播
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盆地，是一个汉族移民社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都已经印证了这一事实。《魏书·高昌传》记录北魏孝明帝的诏书称：“彼之甿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37)中原民众因为动乱而迁徙到河西地区，形成重视儒学的“河西文化”，其间民众又进而西迁吐鲁番盆地，汉代以来史不绝书。即使到唐朝初年，这种移民趋势也没有改变，因而成为唐太宗灭高昌国的原因。(38)当吐鲁番成为西州之后，唐太宗更是从行政上下达了向西州移民的募诏，充实了这一边州地区的实力。(39)根据对吐鲁番出土文书姓氏的统计，高昌王国时期汉人占吐鲁番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0％ 75％。(40)他们普遍对内地故乡有一种依恋的情结。(41)从吐鲁番文书书写与拥有者的角度来作考察的时候，一个传播史的角度也就形成。
广义而言，吐鲁番既然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依附的文学生产自然都会打上移民传播的烙印。但是考虑到后面提及的文化制度确立带来的中古时期吐鲁番文学的本地传承，移民传播文学仍然有直接和间接的分别。中原移民从内地直接带来文学的文本，是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如前揭《前秦拟古诗》残本(Dx.11414+Dx.02947)，据徐俊考订，这一拟古诗抄是前秦建元八、九年至十三年之间(372、373—377)的抄本，并推测：“诗的传钞地点或许就在前秦都城长安，未必经过辗转传钞，亦即说不是凉州、敦煌、高昌或其它河西地区写本，而是随着建元十二年(376)八月前西征前凉的大军流徙至凉州、高昌，一年之后在当地被剪裁成小张，以作券契文书用纸。”(42)我们虽然无法确知这种移民的身份，但是《前秦拟古诗》代表了当时京城的流行文学风尚直接传入高昌，移民及其文化传播的意义对于吐鲁番文学的影响不言而喻。
民间通俗文学没有文化制度的传承保证，这些文本的出现自然都是由移民传播带入吐鲁番的。其中有些可能是口耳相传，如《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67TAM363：8/2〈a〉)，其中的诗篇错字连篇，必然是在能够写出之前便因易于诵记而在校门之外就传诵习得了，这些作品被考证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大量文本，应是由东向西随着移民的脚步进入到吐鲁番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中。
此外，如《禅门十二时》(Ch.1421v〈TIIT2068〉)、(43)《散花乐》(Ch.3002r〈TIII20.1〉)这类宗教教化的佛曲，在敦煌文书中也大量出现，敦煌文书中的“十二时”抄本达30多个，“散花乐”也有15个以上。(44)所以吐鲁番流传抄本的源流，明显也是随着汉地佛教从河西走廊的回传而由移民带入高昌的。
(二)文化制度的保障
吐鲁番中古时期汉文文学能够得到传播和接受，还有一个与内地同步的地方行政制度提供政治的保证。
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吐鲁番地区从东晋咸和二年(327)高昌置郡开始，便在行政体制上参照中原，与内地政治社会并行发展。沮渠氏的建国，更是沿袭了北凉带来的河西文化传统，而保持了“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的面貌。因此，中古时期的吐鲁番虽然经历了郡—国—州的政局变化，其间对于中原政治制度不间断的继承，却使得汉文化在吐鲁番社会中持续发展。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化教育制度，也正是因为与中原内地的高度一致，而成为吐鲁番民众社会的组织基础，保证了汉文文学无所扞格地继承下来。
“学在官府”，吐鲁番地区的教育制度在中原政治体制的规定下一直比较健全。先后出现在吐鲁番文书中的北凉写本《毛诗·周南·关雎序》(66TAM59：4/1〈a〉)，(45)和《毛诗·大雅·荡之什·抑～云汉》(2006TSYIM4：2—1～2—4)，(46)以及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75TKM91：11/1—6)，(47)为我们认识高昌郡时期接受内地儒学制度而影响文学的接受作了很好的诠注。高昌国阶段的教育制度，既有正史关于正光元年(520)高昌国王麹嘉“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而建立官学的记载，又有高昌义熙(510-515)写本《毛诗郑笺》残卷(73TAM524：33)和高昌延昌八年(568)写《急就章》古注(60TAM337：11)等的实物支持。(48)
进入西州时期，官学、私学的发达情况，由出土文书中大量与内地学府相同的蒙学教材如《千字文》、《开蒙要训》、《急就章》、《孝经》、《论语》、《尚书》、《礼记》等及其学生习字的发现而得到印证。(49)唐写本《郑注论语对策》(64TAM27：40—50)、颜师古《贤良策问》(Ch.610v)的出土，(50)证明了西州教育体系顺应中央政府人才选拔的科举制度而制定教学方向的努力。特别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孝经》、《礼记》、《尚书》、《论语》、《春秋》策问卷(7a～7s，Frame 1a/b、3a)中，《尚书》策问卷(7q)还保存了墨笔勾记和批语：“注虽得，错处大多。”无疑都表明了西州教育队伍中认真负责而水平不弱的教师资质。(51)
以科举为旨归的唐代教育制度，自然也包括了“诗赋取士”的文学训练。因此，在出土文书中除了大量蒙学教材和经典训练的材料之外，我们丝毫也不该惊奇有文学训练意义的《古诗习字残片》(岑德润五言诗等)的出现，也不会吃惊有为了诗赋创作而储备音律、辞藻、对仗、典故知识的类书如薛道衡《典言》(69TAM134：8/1，8/2)、(52)《古籍杂抄》(大谷4087，后5行抄杜嗣先《兔园策府》)、(53)《初学记卷二一讲论第四》(大谷8108)，(54)以及其他不知名的类书残片的出现。(55)至于《切韵》等在文学创作中随时必备的工具书，其大量的出土更当是这种文化教育制度下的必然了。(56)
(三)文学时尚的迎合
移民人口与行政制度的双重因素，保证了吐鲁番地区文学风尚与中原汉族的一体化。因此，在出土文书中所见到的吐鲁番盆地高昌郡—国—州时期的文学接受现象，始终跟随着中原地区从魏晋到隋唐的时尚而波动。
出现在吐鲁番高昌郡时代的上揭《前秦拟古诗》残本(Dx.11414+Dx.02947)，是前秦苻坚殿前的秘书监朱肜、中书侍郎韦谭、阙名秘书郎模仿曹丕《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而创作的五言诗，它很有可能是在苻坚“雅好文学”的风尚影响下，群臣在京师举行的一次文学聚会的作品结集，“是魏晋拟古诗风在前秦的延续”(57)。它在最多五年的时间里便由长安传抄到高昌，自是文学时尚从中央蔓延到地方的表征。比这些诗人稍早的东晋毛伯成等人的五言咏史、咏怀诗作《晋史毛伯成等诗卷》在吐鲁番的出现，抄本年代虽然不很确切，也当在高昌郡时期内，(58)无疑与这一拟古风尚是同步的。
高昌国时代的吐鲁番，在文化上体现出对内地南北文化的兼收并蓄。特别是与唐代西州最接近的麹氏高昌国时期，在儒学教育中，北方系的经典成为主流，而对于文化上也崇尚南朝的隋朝，麹氏高昌王国更表现出真心的拥戴。身为高昌国王的麹伯雅曾经两次携带后来也成为高昌王的儿子麹文泰入隋朝觐。近年从北宋晏殊《类要》引《大业略记》的记载中，发现了麹伯雅在大业六年(610)参加东都洛阳举行的元宵灯会而撰写的《圣明来献乐歌》：
千冬逢暄春，万夜睹朝日。生年遇明君，欢欣百忧毕。
据研究，这首作品的本源是南朝诗人鲍照的《中兴歌》：
千冬逢一春，万夜见朝日。生年值中兴，欢起百忧毕。
有了鲍照作品的对照，麹伯雅的佚诗在艺术上就无所称道。这种改字为诗的伎俩，与学郎卜天寿的文化层次相仿佛。但是麹伯雅的作诗如学者所论是对隋炀帝发自内心的歌颂，与他返国之后恢复华夏衣冠、心理上更加接近中原文化的表现是一致的，因而具有政治意义。(59)不宁唯是，麹氏佚诗在吐鲁番的文学史上也有特殊的意义：不善作诗的麹伯雅事实上是受到了隋朝举国上下爱好诗歌的文学影响，因此用隋炀帝喜欢的文学方式——模仿南朝诗歌来表白忠心。上行下效，在麹氏父子此后的治国方略中，南朝文学风尚的输入与接受在高昌必然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正是这样的本土传承基础，《古诗习字残片》以隋代岑德润和另一位南朝或隋的佚名诗人的诗作作为临习内容而出现在西州时期的出土文书中，也就顺理成章。初唐以贞观文坛为代表的文学潮流也确实一直以继承隋代的“南朝化”倾向而为文学史所诟病。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又不是后世的评骘可以改变。《古诗习字残片》所体现的吐鲁番西州时期对于南朝文学的崇尚，一方面可以视为唐代行之有效的大一统政治的力量使之与中原文学思潮强行的接轨，同时也更应看到这种崇尚与其前身高昌王国传统文化基础的融合无间。“古诗习字”的出现，也为我们追寻吐鲁番当地文化的自我传承提供了佐证。
由君主的热衷诗赋而带来文学爱好的上行下效，从而使天下靡然成风，最终导致了诗赋取士国家制度的实行，这就是唐初一百多年内由太宗而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几代君主始终不变的“政治关怀”。当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御制的《初入秦川路逢寒食》诗残片和反映玄宗天宝元年(742)行幸骊山温泉宫与群臣诗赋唱和的佚名《驾幸温泉宫赋》出现在吐鲁番文书中时，再没有比这更能证明“政治的文化”与“文学的时尚”合谋的影响了——它使吐鲁番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也汇流到了唐代文学思潮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直到9世纪初新的历史变动出现。
此外，吐鲁番文学史料中不少的民间文学和应用文学作品，它们有自己独特的传播方式，如民俗礼仪和宗教仪式中文学的表现，这些都有待结合其他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吐蕃入侵河西，吐鲁番成为中原王朝的飞地。贞元十九年(803)，西州失守，从此为吐蕃所统治。回鹘西迁，于9世纪中叶在此地建立回鹘高昌王国，回鹘文化成为吐鲁番盆地的主体。但是，魏晋以来植根于此的汉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为回鹘文化所继承。
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981-985)，北宋供奉官王延德在唐朝灭亡70多年之后出使高昌，其《使高昌记》记载了仍然保存在回鹘王国中的唐代文化影响。
高昌即西州也……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60)
可以证明汉文化持续发展的不仅是这一正史表述，吐鲁番出土文书也同样做出了明证。荣新江据德藏吐鲁番文书验证了王延德记叙的真实性，得出结论说：“结合王延德《行记》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残片，我们可以对高昌回鹘文化源于汉文化的情形，获得更为明晰的认识。大量的实物资料表明，高昌回鹘时期，汉文佛典和其他典籍，都仍然保存在佛寺中，并在僧俗大众中广泛流通。”(61)
不仅文化上的继承如此清晰，即使在文学的影响上，也一样可以得到印证。
如德藏和日藏《汉文摩尼教赞美诗》(Ch.258〈TIIT1319〉、大谷4982)在吐鲁番的出现，让我们深信汉人摩尼教团在9世纪回鹘高昌王国的存在。(62)它的文学意义是：即使宗教信仰也发生了改变，回鹘高昌时期的汉人仍然用娴熟的文学技巧，以汉文七言和五言诗歌的方式书写他们对新宗教的赞美，表明了汉文文学基因的根深柢固。
另外两片出自高昌回鹘时代的吐鲁番的《习字》残片(Ch.3800+3801，均无原编号)更为深刻地表明了这种文学因子的持续影响。这两片德藏文书的前者写“香入幽”3字3行，后者写“月明孤斟”4字4行，它们是秦观(1049-1100)元符二年(1099)所作《海康书事》十首之三的残文。(63)
秦观诗歌的习字残片，是如此具有意味地让我们看到了西陲边地移民社会中汉文文学执着的继承，以及与中原内地文化血脉相通的依存关系。它是吐鲁番文书从外形到内在“双重碎片”模式的象征——以碎片的形式提供了碎片的历史。而正是如此破碎的残片，却让我们对缀合和还原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生活面貌和文学创作过程，增加了无法割舍的期待。在整个中古时期，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地域性的意义，更因为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通性。其“碎片模式”在中国文学史研究新范式的创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
注释：
①吴玉贵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统治格局概括为“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参见氏著：《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9页。
②中古时期吐鲁番盆地的政治变迁，以及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③《梁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11页。
④《魏书》卷10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4—2245页。《北史》卷97《西域·高昌传》略同。
⑤《周书》卷50，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5页。《北史》卷97《西域·高昌传》略同。
⑥《隋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第1847页。
⑦孟宪实、荣新江：《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
⑧相关分类与作品研究，参见朱玉麒：《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学资料叙录》，《吐鲁番学研究》2009年第2期。
⑨徐俊在讨论敦煌文书中的诗集写本时，对写本时代文书特征的分析论述精确，参见氏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1页。
⑩吐鲁番博物馆藏。参见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6191页。
(11)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12)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10页。
(1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参见史树青主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2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9—80、198页。
(14)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781页。
(15)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参见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256、873页。
(16)英国图书馆藏。参见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46页；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834页。
(17)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京都：法藏館，1984-2003年，贰，図版84、85、86、87、93，釈文第38、39、40、50、114、240頁；叁，図版43，釈文第196頁；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5、146、151、182、183、256、369页。
(18)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参见藤枝晃編：《高昌残影：出口常順卜ルファン出土仏典断片図録》，京都：法蔵館，1978年，図版328；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443页。
(19)英国图书馆藏。参见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第154页；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836页；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参见磯部彰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蔵禹域墨書集成》中册，東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特定領域研究(東亜出版文化研究)総括班，2005年，第284頁上；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496页。
(20)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参见孟列夫、钱伯城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873—874、877页。文书的缀合与研究，参见徐俊：《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5—220页。
(21)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299页。相关研究与录文，参见柴剑虹：《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初识》，《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107—116页；又载柴剑虹：《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45—354页；徐俊、荣新江：《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中国诗学》第7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许云和：《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再考》，《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2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1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33—235页。研究成果参见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59—462页；施新荣：《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3册，第582—583页。
(25)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
(26)吐鲁番博物馆藏。参见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56页。相关研究参见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研究》，《文物》2007年第2期。
(2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94页。[ ]中的阙文即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
(28)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243页。“散花乐”在敦煌文书中也大量出现，参见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54—357页。
(29)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叁)，図版57、釈文第196頁；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370页。
(30)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壹)，図版116、釈文第103頁；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第101页。
(31)恒，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壹)，陈国灿《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均误作垣。
(32)陈国灿：《略论吐鲁番出土的敦煌文书》，《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33)小田义久于大谷文书2832号下的解题同此观点，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壹)，第103頁。
(34)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6页。相关研究，参见韩香：《吐鲁番新出〈洪奕家书〉研究》，《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1—116页。
(3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2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2—173页。
(36)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37)《魏书》卷101，第2244页。
(38)《旧唐书》载：“初，大业之乱，中国人多投于突厥。及颉利败，或有奔高昌者，文泰皆拘留不遣。太宗诏令括送，文泰尚隐蔽之。”《旧唐书》卷19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4页。
(39)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第356—364页。
(40)杜斗城、郑炳林：《高昌王国的民族和人口结构》，《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41)盂宪实：《唐统一后西州人故乡观念的转变：以吐鲁番出土墓砖资料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2)徐俊：《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第213页。
(43)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118页。
(44)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第335—341、354—357页。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1册，第25页。
(46)吐鲁番博物馆藏。参见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86—191页。
(4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1册，第56—60页。研究成果参见陆庆夫：《吐鲁番出土西凉〈秀才对策文〉考略：兼论汉晋隋唐时期策试制度的传承》，《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又载陆庆夫：《丝绸之路史地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5—242页；李步嘉：《一份研究西凉文化的珍贵资料：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书考释》，《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48)《毛诗郑笺》残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1册，第137-142页；《急就章》古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2册，第232—238页。
(49)吐鲁番高昌至西州时期蒙学研究情况的梳理，参见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
(50)《郑注论语对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4册，第149—152页。研究成果有王素：《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文物》1988年第2期；《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考索》，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59—271页。颜师古《贤良策问》，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50页。
(51)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950—952页；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刘波：《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吐鲁番文书唐写本经义策残卷之整理》，《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2010年4月，第447—464页。
(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参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2册，第217—218页。相关研究参见王素：《关于隋薛道衡所撰〈典言〉残卷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53)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贰)，図版86、釈文第200頁。
(54)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参见小田義久編集：《大谷文書集成》(叁)，図版47、釈文第240頁。
(55)藤枝晃編：《高昌残影：出口常順卜ルファン出土仏典断片図録》，図版329。
(56)仅德藏吐鲁番文书一项中的《切韵》残片，就有以下编号：Ch.79(TID1038)、Ch.1072v(TIID1f)、Ch.1106v(TIIT1921)、Ch.1150v(TIID236)、Ch.2437r(TIID1a)、Ch.3533r(TIID1d)、Ch.3715r(TIID1b)、Ch.1991(TID/TIVK95—100a，b)、Ch.2094、Ch.3605、Ch.5555va、Ch.5555vb(TM46)，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7—325页。
(57)徐俊：《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第216页。
(58)柴剑虹比较了部分年代确定的北朝写本敦煌吐鲁番文书，将残诗写本的年代确定在5世纪上半叶，参见柴剑虹：《德藏吐鲁番北朝写本魏晋杂诗残卷初识》，《敦煌吐鲁番学论稿》，第347—348页。
(59)王素：《新发现麹伯雅佚诗的撰写时地及其意义——〈高昌史稿·统治编〉续论之二》，《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60)《宋史》卷49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11—14112页。
(61)荣新江：《王延德所见高昌回鹘大藏经及其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2)王媛媛：《新出汉文〈下部赞〉残片与高昌回鹘的汉人摩尼教团》，《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63)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308页。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林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宋诗习字残片》，《文献》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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