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北进：香港经济转型的策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策略论文,经济转型论文,北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达一年之久的亚洲金融风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迹象，香港经济素以银行体制健全、金融监管严格，外汇和财政储备丰富著称，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也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香港经济进入艰难的调整期。我们认为，在香港政府被迫应付国际炒家短期决战后，香港亟需考虑转型的持久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提出“第二次北进”的策略，是基于对当前香港经济形势的判断。
1、香港经济在金融风暴吹袭下进入了最艰难的调整期。 自从1997年7月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外围经济环境持续恶化， 日元汇率反复波动，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金融危机波及到欧洲和美洲。亚洲金融风暴的涟漪效应已经扩散到先进经济体系和若干新兴市场，如继续恶化有可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香港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一段时期以来，香港已出现股市、楼市大幅下调，私人资产大幅缩水，银行信贷紧缩，外资撤资，1998年，政府公布的第二季度香港经济再度负增长为-5%，表明香港经济进入衰退期，并预测全年负增长将达到4%， 这是自有纪录以来出现的首次全年经济负增长。经济泡沫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加速消化。香港经济在金融风暴中进入深度的调整。经济转型问题是香港经济本身提出来的。
2、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局限日益暴露。以贸易、金融、地产、 旅游为四大支柱的香港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极大的打击。香港恒生指数从1997年16000点至1998年8月在日元对美元大幅下跌的刺激下，曾跌至6500点左右，最近在港府大举入市的情况下，虽重上8000点，但影响港股的基本因素尚未发生根本改变。楼市写字楼、住宅楼普遍下调4—5成。旅游业到第一季度下降24.9%，直到7 月份才有复苏迹象。香港100种恒生指数成份股中没有一只是工业股。与此相反， 一些名不见传的工业股在金融风暴中都表现出比地产、金融股要强的抗跌能力。这种流动性、变现性极强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加大了金融风暴的震荡力和破坏力，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课题，那就是，如何在保持服务业优势的同时，积极拓展高科技高增值工业，形成对服务业强有力的稳固的支持基础，克服香港结构性脆弱症。
3、“4+1”尚未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基于结构性调整的考虑，根据田长霖先生的建议，香港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已经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商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四大中心基础上再加一个中心，即“创新科技中心”。这是宏伟的设想，而且也是香港经济转型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这个“4+1”的目标，香港受到人才、项目、 土地等多方面限制。
4、通常人们将香港经济的转型归结为产业结构调整。 如从服务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调整，我们认为，香港经济转型既涉及到产业结构的重组，也涉及到产业的空间布局，香港经济既有一个从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向“4+1”转型的问题， 更有一个如何将香港高科技产业进行空间布局和产业基地的拓展问题。
5、城邦经济的局限也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缺乏发展空间。 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看，香港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城邦经济，缺乏与城邦相协调配套的经济腹地。同质的经济腹地的匮乏，必然驱动它寻找异质的经济腹地，也就是去寻找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的经济腹地。因此，它必然要北进扩展其经济发展空间，才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疏理一下思路，可以说：金融风暴对香港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客观上提出了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也打破了长期以来香港只能发展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神话。因此如何促进从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向在服务型经济基础上推进高科技高增值工业的转型，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城邦经济本身的局限使发展高科技增值工业缺乏必要的发展空间。因此，“第二次北进”，就无疑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一个策略选择。
二、第二次北进的内涵、特点和难点
“第二次北进”是相对于“第一次北进”而言的。80年代初，随着内地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圳等地建立经济特区，香港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北进向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梯度转移，从而开始了香港的资金、技术、市场、设备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的结合，形成“前店后厂”和“两头在外”模型。到目前为止，珠江三角洲地区现有港资企业达8万多家，吸纳内地劳动力500多万人，香港从内地进口的货物中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外发加工的货值占75%左右。正是由于“第一次北进”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较好的组合和最合理的资源配置，香港才顺利完成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型和过渡，开始了香港服务业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北进”的内涵就是指香港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双重推动，通过拓展新界北区、开放经济边界，北进与深圳共筑新的增长极，开发发展高科技高增值产业，同时促进香港金融、商贸等服务业的北进和延伸，使服务业成为与高科技产业相协调并为之服务的产业，使香港成为高科技产业资金融通、信息服务、产品销售中心，而在港深交界地区和深圳高科技产业园区形成高科技产业科研—中试—开发—生产基地，共同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第二次北进”与“第一次北进”相比，其特点为：
第一，“北进”的环境不同。“第一次北进”面对的是扩大乡村和计划经济下的小城镇经济环境。经过近20年改革开放，“第二次北进”面对的是与香港的差距日渐缩小的一批现代化新兴城市群的崛起，而且，这一批新兴城市群也早已开始将“第一次北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当一部分转移到更偏远的地区，它们面对的是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如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的新问题。
第二，“第一次北进”主要是以生产线和厂房设备的北进为特征，而“第二次北进”则以经济空间的北移和开放为特征，将以拓展新界北区并与深圳共筑新的增长极为目标。
第三，“北进”的两地分工已从垂直分工转变为优势互补的水平分工。“第一次北进”是以转移工厂和加工生产线、工序为特征的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也可以说是香港经济对深圳、珠江三角洲的单向辐射。“经二次北进”将香港的资金、市场、信息优势和内地的人才、项目、土地和劳动力等多方面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香港与深圳经济的双向辐射。
第四，“第一次北进”主要是以民间形式推动，“第二次北进”将以政府和民间的双重推动。
第五，“第一次北进”突出了“一头在内”、“两头在外”的特征，“第二次北进”将创建一种既在“内”又在“外”的新兴合作模式，即要求香港开放经济边界，在深港边境地区创建一种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从而成为双方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第二次北进”策略遇到难以回避的难点。
第一，如何与香港政府长期奉行的城市发展策略相协调。香港在港岛、九龙的城市拓展已经饱和之后，曾经北进开拓沙田、上水新市镇，但随后的城市拓展策略已经转向“南下”：重点开拓大屿山和在将军澳等地填海造地，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而1993年制订的《全港发展战略检讨》中，当时的港英当局将新界西北部和北区划为农业和渔业用地，没有列入发展计划。“北进”策略与城市发展策略需要协调。
第二，如何与香港禁区政策相协调。香港的禁区政策，是指50年代初，当时的港英当局为了防止偷渡来港人员，在深圳河面约2 公里处设置了一条没有铁丝网的禁区线，在禁区线内，凭禁区纸出入。“北进”策略需要与禁区政策协调。
第三，如何与自然保护区政策相协调。在深圳河的西南有一块自然保护区，受国际保护野生动物的拉萨姆尔公约和波恩公约的制约。这些就是“第二次北进”策略遇到的有关城市规划环保和法律问题。
三、第二次北进：跨世纪的选择
“第二次北进”，是实现香港经济转型的一项跨世纪的选择。目前实施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扫除了两地政府合作的主权障碍，香港与深圳、广东的经济合作完全属于一个国家内的事务。
第二，香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科技合作，北进开发新界的重要性。几年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教授就提出建立港深高科技走廊，今年又正式提出了“香港湾区”的概念，他认为，南起香港，北至番禺南沙，包括香港、 深圳、 珠海和南沙将联合成为21世纪大都会，成为可以与“旧金山湾区”相媲美的“香港湾区”。田长霖先生也曾多次提出只有加强与内地的高科技产业合作，才能培育创新科技中心。几年来，香港新界居民曾多次向港府和特首表达了开发新界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开发新界北部，打通港深高科技走廊已经成为深港两地人民的共识。
第三，深圳近年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就及未来发展的潜力，可以成为香港建立高新科技中心的后援基地。深圳从一开始就通过政府扶植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在税收、资金、项目和住房、入户等方面政策优惠，使深圳高科技产业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取得长足发展。从1990年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发展到1997年占35%， 名列全国前茅，高新技术产值绝对值与上海接近。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微型计算机占全国市场的30%，我国自己研制的5种程控交换机有4种在深圳生产，1997年占全国产量的36%，生物乙肝疫苗已占全国70%，新型镍镉、镍氢电池的数量、质量和出口量均占全国首位。深圳在重点发展计算机、程控交换机、软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机电一体化等产业的同时，目前又加大对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等产业的扶植，形成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深圳还以其良好的市场环境、生活环境吸引全国名牌大学、科研院所的最年轻一代科技创业者，并建立了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国家生化工程技术中心、中国科技开发院和科技工业园。可以说，深圳在政府扶植和政策优惠、人才、项目、土地供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四，金融风暴对香港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影响，事实上加快了港府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二次北进与深圳、 广东加强合作的决心。 1998年8月31日董建华访问深圳， 参观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内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城计算机集团有限公司，并认为深圳市的规划、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董建华先生承认，除了在北京、上海参加全国性重大活动以外，深圳是他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城市。这是两地政府之间交流合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为了积极推进“第二次北进”，香港有必要作一些策略调整。
1、从推进香港经济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高度， 对香港城市发展策略作适当调整。过去曾有一种误解，认为“北进”策略只有新界北区和深圳受惠，无关香港经济总合发展策略，我们认为，必须把推进高科技、高增值工业的产业发展战略与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有机的整合，才能推动香港经济的转型。因此，通过开放新界北区，打通高科技工业走廊，建立港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将无疑是最佳选择。它将与发展大屿山等“南下”策略形成相互呼应的互动格局。
2、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效利用禁区政策，转换禁区功能。 阻止从深圳偷渡和逃港人员是禁区存在的前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20年，深圳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实力、生活水平与香港的差距逐步缩小。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采取居住在深圳、工作在香港或者干脆回流深圳或珠江三角。这个事实说明，用来阻止大批逃港人员的禁区越来越只具有象征意义。因此，把禁区线以北开发为港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就是思路之一。
将深圳河一线至香港禁区线以北约7.74平方公里，开辟为港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利用香港的自由港政策，货物进出自由，货物与设备可以在开发区与香港之间自动流动，不征关税，进入深圳再补征关税，实行低税政策，鼓励华人科学家或留学生以技术入股等多种方式到区内创业，并予相应的资金支持，鼓励深圳与内地技术人员以在深圳居住、在香港工作的方式到区内服务。利用禁区线进行封闭式管理，在深港两侧设置进出通道，双方负责各自人员及车辆的出入管理。
3、全方位推进香港与深圳的民间到政府的多层次合作。 目前民间北进的趋势已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早期转移规模小、档次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现在大财团向基础产业投资以及在金融、商贸领域的投资，档次、规模都上了一个新台阶。政府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深港合作下一步将会取得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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