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小说原型人物体系解读--以“夕阳呼唤”为例_落日论文

解读苏非小说的原型人物体系——以《落日的呼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原型论文,落日论文,体系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杰马勒·黑塔尼(

)是当代阿拉伯文坛“60年代辈作家群”①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学创作风格深受文豪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影响，不仅师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的风格，更善于借鉴阿拉伯本土文化遗产，结合伊斯兰苏非主义②思想进行创作。迄今共出版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作品四十余部。多年来，黑塔尼一直致力于通过小说文本传播与发扬伊斯兰古老的传统文化。他潜心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从《一千零一夜》、传奇英雄故事、“玛卡梅”叙事体、阿拉伯民间口头文学乃至地毯图案设计、伊斯兰建筑艺术等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求小说灵感，为自己赢得了文学形式“混杂大师”③的美誉，并先后获得埃及国家文学奖、埃及科学艺术一级勋章及法国骑士勋章等荣誉。他的主要作品有《宰尼·巴拉卡特》(1974)、《宰阿法拉尼区奇案》(1976)、《显灵书：三次旅行》(1983-1986)、《落日的呼唤》(1992)、《金字塔文本》(1999)等。

《落日的呼唤》(

)是一部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小说，也是黑塔尼苏非主义系列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杰作。埃及文学评论家、爱资哈尔大学萨莱赫·法德勒教授曾撰文予以高度评价：

黑塔尼的苏非小说在表达方式与思维模式上，总是力求保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行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着力于从传统中反哺现代。通过创造一种象征性的隐喻话语，来实现文本内部现实与幻象之间的接驳功能……《落日的呼唤》的叙事经验尤其具有独特性，作家在艺术形式上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动的、超越性的叙事能力，这部作品堪称发扬阿拉伯文化遗产的典范之作。黑塔尼利用寓言的叙事结构、神话般的叙事元素刻画了一场超越时间与感官的东方旅程。④小说贯穿了从超越自我到与真主融合的完整苏非思想体系，作者“借助旅行来表现人之灵修的过程和体验，苏非灵修既是它的结构形式，也是主要内容”⑤。

故事围绕着主人公艾哈迈德从埃及出发西行展开，他在未知的时空中游历至摩洛哥的海陆边界，旅途中遇到了一系列人物，甚至连身份也经历了从流浪汉到国王这样巨大的转变，最后他彻悟了生命与存在的终极意义。最初，艾哈迈德只是一个离乡背井的流浪汉，他无奈地抛弃了熟悉的家乡和亲人，走向未知的旅途。进入沙漠后，他最先遇到的是一支驼队的向导哈达拉毛人，向导教授他天文星象知识、辨别时间空间的方法和求生技巧，这些技能储备为艾哈迈德继续前行埋下了铺垫。尔后，呼唤声催促他离开驼队再次出发，来到第二站绿洲。他不仅在这里娶妻生子，也成了他人故事的倾听者。第三站到达的是鸟王国，艾哈迈德意外地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在真正掌权后却又毅然放弃，为延续沉思冥想的苏非修道状态，他继续追随呼唤声西行。最后，他来到摩洛哥最西部的海陆边界，国王下令由一位与艾哈迈德同名的书记官记录下他所有的旅途故事，但艾哈迈德清楚自己不能停留，即便呼唤声不再响起，这趟旅程也注定永不结束。在神秘主义的关怀中，主人公艾哈迈德作为“旅行者”、“异乡人”，告别了现世生活的暂时“旅舍”，从世俗“自我”出发，在“小世界”对“大世界”的认识过程中完成了从被动弃世转向消除欲望、净化心灵、觉悟灵性，达到自我寂灭、灵魂升华，最终体验“人主合一”⑥的苏非功修历程。

一、苦行修道的苏非“自我”

根据苏非主义传统，启程意味着离开和新的开始，一切都在改变，行走连接起了旅途中的古人和来者，穿越时间和空间。苏非大师穆哈希比认为，“人必须时时刻刻监督、审查‘自我’这个恶魔，灵魂只有摆脱‘自我’才能实现与真主安拉的合一，离开自己是为了靠近自己”⑦。因此，当艾哈迈德第一次听到这个“从未听过，或从未明了其内容，探明其奥秘或追寻到其根源的声音”⑧时，对前路的一无所知注定了这趟旅程无法确定的属性，旅行被赋予了未知的神秘色彩，也反映了苏非以身体苦旅代表心灵功修的象征意义：以感性的方式去探寻未知的真理。

然而，对苏非功修者来说，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混沌迷惘的普通人，如果没有机缘巧合的助力，很难获得较高的觉悟来开启内心的功修旅程。起初艾哈迈德一直强调自己是“被迫”出发，他回忆：“因为我是被迫朝向西方的，所以常常思念过去的东西。如果不出现呼唤声，我随时都可能反悔，不再朝着那不能更改的日落方向。”(《落》：7)这种迷惘、徘徊的情绪犹如当代埃及人在政治动荡下生存的真实写照。为了鼓舞许多像自己一样在绝望和失落中徘徊的阿拉伯人，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面对生活，特别是在意识到历史小说书写的局限性后，黑塔尼决定把自己从苏非哲理中领悟的人生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告诉他们，怀抱着生存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憧憬就是生命意义的关键所在。⑨

与驼队在沙漠中同行是艾哈迈德苏非功修的第一站，他从哈达拉毛人那儿学到了星象知识，掌握了计算时间的方法，这些技能保证他在西行途中不会迷失方向。驼队中的每个人都是迫不得已远离人烟，来到荒蛮之地，通常是因为忧伤或遭到排挤；然而艾哈迈德深信自己与众不同，他不是受到惩罚而是遵从呼唤，他“受到引导和推动，被动地离开，他必须朝向西方，走到太阳落山的地方，独自面对将要遇到的一切，不能有所改变”(《落》：13)。这意味着初入苏非之道的功修者经导师的提点，已掌握了最基本的苏非知识，即将进入更高一级的功修阶段。

呼唤声再次响起时，艾哈迈德独自离开驼队，开始了“绿洲”阶段的功修。“这片大漠上的对峙是奇特的!”(《落》：57)绿洲与大帐篷遥遥相望，却从不发生联系，没有人到过大帐篷，也没人从大帐篷走到过绿洲，两者中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分界线，从没发生过越界的事。绿洲人专门建立了岗哨，密切观察大帐篷的动静。起初，从大帐篷传来的巡夜人的喊叫声，总让身处绿洲的艾哈迈德感到紧张，于是苏非修炼的神奇“意念”开始发挥作用：观望时，意念总能让他有新的发现，他感觉是水渠时，便见到波光粼粼；联想到树木时，总见到树木并听见树叶的沙沙声；意念还将树木栽种到帐篷边，为其遮阴。

据苏非照明学派的主张，“宇宙万物在本质上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一种非存在，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真主。宇宙万物或是它的流溢，或是真主的属性在镜子中的反映，一切由它派生而出”⑩。世上所有的一切无非都是真主以外的被创造物，它们都具有共通的本质属性。在交替变化的发展过程中，即便曾经是敌对的双方也有可能交融相续，人类的存在可以是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与外在世界斗争抗衡的过程，也可以依照苏非的哲理换一个视角去感知世界，忘我地追求与真主的合一，其终极目的亦是将自我消融于大千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大帐篷成了绿洲人生活的一部分，那边发生的任何变化都能引起这边的恐惧、期待、惊奇或焦躁。绿洲人开始了解对方的生活，能区分各种场合，详细描述彼此的差异，甚至能以非直接的方式参与，有时还沉浸于欢乐之中，好像在与对方同乐。学者阿多尼斯在谈及苏非主义时曾表示：“宇宙中一定还存在内隐、无形、未知的领地，通过逻辑与理性的方式还无法认识它，而缺少这一领地，或不尝试进入这一领地，人的存在与知识都是欠缺的；进入这一领域的方式是独特的、个人的。”(11)对峙的大帐篷正印证了绿洲居民未知的那一块神秘领域，即便无法交流，它的存在也曾给居民带来恐惧、期待、惊奇、焦躁等情绪，这些是人类理性在面对宇宙未知时产生的隐秘微妙心理的真实写照，只有消除极端对立，才能互相融合，实现真正的世界和谐、统一。

离开绿洲的安逸时光，艾哈迈德再一次顺从呼唤声，朝落日的方向出发，到达了鸟王国，这是世上所有鸟儿的目的地和归宿。经过前两个阶段的修炼后，这时的功修者已具备一定的基础直觉，“他感到时间改变了以前经历的一切”(《落》：81)。众人围着艾哈迈德，递上了皇冠和权杖，他刚刚踏上这块土地便意外地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人们赋予他至高的尊严和地位。对于真主的诚信者苏非来说，坚忍是高品位的状态。为了使艾哈迈德能够从肉体经受的痛苦中提升苏非品级，鸟王国的监理人提出要对他实施“永恒的微笑”手术，因为“微笑是后天的，逐渐变为内在的，经过实施简单的手术后能不断洋溢出来”，“经常显露的微笑能医治眼病，平复激动的心情，解决复杂的问题，给人以慰藉和温馨”(《落》：100)，而实施“永恒的微笑”手术必须付出肉体上极度痛苦的代价。手术台上的艾哈迈德明白了，“任何痛苦都有止境。即便最强烈的痛苦隔一段时间也会消失。人的感觉有相当大的承受力，超出极限就会失去感觉；而人的意志力是无限的，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发挥”(《落》：101)。这种暂时的痛苦终将过去，永恒的微笑代表了即将实现的美好愿望，而这恰恰是作者对于现实困境中的阿拉伯人的一丝悲悯的期许。

根据苏非学者库萨伊里的观点，“苦修者不断提升自己，经历一个个境界和状态，从一个状态上升到另一个状态，是一次艰难痛苦的旅行。从出发地到达了牧场——也就是春天和放牧的地方，这意味着他已经到达。变化着的修道者处于提升之中，到达的修道者即与真主同在”(《阿》：242)。手术后的艾哈迈德进一步践行苏非的道德标准，“坚忍是每一个功修者必备的品质和标志”，“人如果在受折磨时坚忍，必会感到舒适的享受，虐待对坚忍者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这样必折磨他的灵魂。如果坚忍得到真主的满意和喜悦，那就是最好的行动和最光荣的品位”(12)。尔后，艾哈迈德主动放弃了至高的权力，“继续接受冥冥中的呼唤的命令……朝着日落的方向已无需谁来指点”(《落》：80)。

唯以书写对抗时间是作者一贯遵循的创作理念，最后一站的摩洛哥书记官正是黑塔尼对自身的隐喻——书写的记录者：“微风吹过，谁能约束它？书写!”(《落》：5)黑塔尼多次提到他对书写记录的理解：“我以为，创作是这广阔宇宙间唯一能对抗不断的消亡的努力。”(13)在他看来，书写是约束时间的唯一方法，由于书写，发生的故事便不至于在时间的推移中被遗忘。2007年，他在北京出席“中国与中东文学交流座谈会”时谈到：“我常常被时空关系问题所纠缠，原来以为空间是不变的，现在发现空间也和消逝的时间一样会变化。作为文学艺术，是向消逝的时间、向虚无挑战的努力。”(14)黑塔尼将真实的自我融入《落日的呼唤》的创作中，对他而言，文学的书写也是实现自我生命苦修的旅程。

在星辰的指引下，艾哈迈德不分昼夜地寻找落日的方向，他从平凡的埃及人成为享有最高权威的国王，又变回一贫如洗的路人，在回忆和沉默中与孤独为伴，既顺从命运的安排，又不放弃自觉的积极探索。最后，到达摩洛哥的艾哈迈德在导师的指引下终于见到了从未听说过的情景，时空交错，他在记忆力、视力还清晰的时候，看见了曾经熟悉的、喜爱的、想念的和一起生活过的人们。他看见彼此之间隔着可以传播声音的必要空间，透明的屏障阻隔了显现的过往，对方无法感知艾哈迈德的存在，而一些他以为会永远留存的事物却离他而去，永远地消失了。作为一名平凡的埃及人，在自身克己修炼和苏非导师的帮助下，艾哈迈德最终领悟了“守贫、献身、利他、放弃对抗和名利”(《苏》：75)的苏非精神，并圆满完成了净化心灵、提升灵魂的苏非功修。

二、指引功修的苏非“导师”

苏非信徒的功修并非独立存在，因此“自我”与“他者”在苏非之道上的相遇、交融乃是必由之路；而导师的角色，对于功修者的进步与最终获得心灵澄净有决定性的意义。按照苏非主义的修道理论，信徒要在导师的正确指导下才可能达到功修的目的，“导师制是苏非派的一种有组织的、师徒相授的宗教制度”，“无论是以个人虔修的形式出现，还是以苏非教团的形式出现，都以著名苏非(导师)为中心，在其指导下进行精神修炼”(《伊》：69)，“导师是功修者与真主得以交通、融合的中介，也是功修者能否获得‘真理’的关键所在”(《伊》：72)。

哈达拉毛人是旅途中第一位苏非导师，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其形象表现为“一名亲切、博学和全知的苏非导师”(15)。哈达拉毛人的足迹曾遍及阿拉伯全域和世界其他地方，他滔滔不绝地对艾哈迈德讲述自己的流浪经历。他熟知宇宙现象和行星运行轨迹，了解每个星座的出现和隐没，并决意把自己的知识都传授给艾哈迈德。此外，他还总是给予艾哈迈德慈父般的关心，他在艾哈迈德身上看到了可能在“儿子”身上看到的东西。当呼唤声再次响起时，他的眼中“闪现出慈祥又略带责备的目光，试图将冰冷的悲哀掩饰”，他知道艾哈迈德注定要离开驼队，继续前行，所以教授了艾哈迈德旅行(即修行)中的必备知识，并给予他在漫漫长路继续前行的信心。背井离乡的日子里，每当思念起过去都让艾哈迈德唏嘘不已，“我望着初升的太阳，复习起哈达拉毛人教我的计时方法”，即便知道一切努力都是枉然，但“只要想到过去，心儿便得到抚慰，人便增强了承受力，仿佛是向虚无求援”(《落》：144)。哈达拉毛人最初的陪伴不仅安抚了艾哈迈德孤身上路的不安与恐惧，更教给他许多天文星象知识，辨别时间空间的方法和求生技能，这些精神和技术上的帮助成为艾哈迈德继续前行的动力。

第二位象征苏非导师的人物是讲述哲理的绿洲老人。老人的身世如谜一般神秘，他简直就是一部活历史，居民们都称呼老人为“说踪迹者”(《落》：47)。他能在三个月后的岩石沙地上、干裂或泥泞的土地上，找到遗留下来的脚印，还能从被狂风移动的沙堆上找到爬虫的踪迹，分辨出它们的种类和走向。他与众不同，居民也对他心怀敬畏，叙事者更直接地表明绿洲老人的苏非特征：“老人的身躯存在于居民中间，但是它是超时空的，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流淌的时间，发生的稀罕事儿，出生的婴儿以及死去的亲人，这一切都不能与他的经历和寿数相提并论。”(《落》：50)

与之前哈达拉毛人传授的星象知识不同，绿洲老人授予艾哈迈德的是内在的直觉认知本领，他在东方放光时向艾哈迈德传授学问、技能以及能够独立辨别踪迹的感性能力。苏非派主张，每种功修都有特殊的品位，或是体现出对苏非知识的掌握，或是表现在对直觉灵性的追求与体验。虽然精神感知能力的发展主要依靠天赐，但是后天修行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直觉认知这一进阶的功修水平上，导师对功修者的引导作用尤为显著。因而，在绿洲完成的从掌握基本知识到习得直觉认知的变化意味着艾哈迈德又在功修旅程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位象征苏非长老的人物是鸟王国辅佐王权的监理人。在鸟王国，穿红袍的年迈监理人给予艾哈迈德苏非导师般的关怀与帮助。再次进阶后，艾哈迈德明显感到“与昔日相比，仿佛置身于两个不同的时空，一个时空令他留恋，另一个显得那么遥远，像是看别人经历的故事”(《落》：82)。那个留恋的时空正是刚刚离开的绿洲温柔乡，而当下正亲身经历的鸟王国是苏非修炼的新阶段，处在过渡时期的功修者仍然会感到明显的隔阂。这一站的情节安排充满了苏非式的隐喻内涵，监理人便是鸟国王的苏非导师。他用40天的时间辅佐艾哈迈德，为他讲解国王的神圣性及高贵性，他告诉艾哈迈德：“从容是陆地首领的第一品质。从国王神圣的双唇之间吐出的话必须是缓慢而平稳的，语调要抑扬顿挫，字字珠玑……谨慎从事是伟大尊贵的首领始终遵循的信条，只有在宣战或抵御进犯时才可背离这一原则……除了事情的实质，要绝对重视传统，传统不允许破坏古老的规矩。”(《落》：98)另一方面，在绿洲的艾哈迈德已经有了首次“合一”的体验，获得更高品级后，艾哈迈德更有机会体验到“人主合一”的美妙境界。监理人为他挑选全国各地的女人，女性隐蔽的秘密向他敞开，温柔的世界归他管辖，此时的艾哈迈德沉浸于无比的欢悦之中，“这种情况发生过多次，瞬间神情恍惚不断重复，每一次对他来说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落》：91)。

第四位是等候在摩洛哥穆拉比特的大长老。大长老拥有变身为狮子、蝴蝶、浮云、黑夜中的一道光或石崖上的一朵花的能力。这位苏非导师在引导艾哈迈德的过程中起到了指向性作用，他的语言总是隐晦地暗含着若有似无的信息。预知本领是苏非导师的基本能力，但是他从不泄露秘密。当艾哈迈德忽然抵达摩洛哥城时，大长老在清真寺的台阶上迎接他，对他的突然出现毫不意外，他亲切地欢迎这位旅行者：“好呀，你来了!”“兄弟们怎么样？”(《落》：3)大长老了解功修者的经历，在听完他的旅行回忆后，给了他神秘的指示：“人的存在呈圆形曲线。人的一生从一点开始沿着曲线移动，直到圆形轨迹清晰显露出来。轨迹中的枝杈接近起点，重合相交于人生的结束之处。”(《落》：129)

在清真寺的大院里，艾哈迈德总是面朝太阳落山的方向，好像在期待什么，或等待某种启示。在扰攘的人群中，大长老带领他登上台阶，为他解开缠头巾，让他面对大众。大长老的首肯意味着对他过往功修旅途的肯定，于是周围人群一片寂静，众人低下头，怀着敬畏的心情散去。艾哈迈德发现“原来十分牢固的观念逐渐被打碎”(《落》：177)，这时功修之旅已经帮助他实现了完美道德的升华，达到了“人主合一”的最高体验，他知道“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并了解了过去的内心的东西时，便会突然离世”(《落》：129)，“到达终点时又开始新的旅程，即真我的旅程”(《落》：178)。正是大长老让艾哈迈德领悟到太阳的移动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他只身前往，不能回头，只能迎向困难，自主地继续这无尽的未知征程，一切都是为了“心安”(16)。

苏非派的教义认为真正的贫穷并非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譬如缺乏关于真主的知识，即真知、真理，苏非功修者迫切需要得到个人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苏非道乘理论特别推崇导师的指导，门下弟子对导师绝对信服，“没有向导的旅行者，两天的旅程就需要走两百年。即使在功修的道路上行走一千年，如果没有导师也会一事无成”(《苏》：72)。伊斯兰教权威学者安萨里也明确指出，“完全或绝对遵从导师是必须的，导师应像医生一样，诊断并治疗人们灵魂的疾病和缺陷”(《苏》：72)。苏非派的精神功修是一条漫长的旅程，艾哈迈德西行的路上经历了沙漠、绿洲、鸟王国、摩洛哥四站，各位导师或授予真知灼见，或指点苏非哲理，或以感性方式言传身教，圆满地“将弟子引向真理之门”(《伊》：73)，最终使艾哈迈德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内心经验和直觉感受。

三、爱慕真主的苏非“恋人”

十世纪时，著名的苏非学者阿布·纳斯尔·萨拉吉提出了精神修行的七个“阶段”(忏悔、禁欲、断念、守贫、坚忍、信心、满足)和十种“状态”(冥想、近主、爱慕、畏惧、希望、渴望、亲密、稳静、凝视、确信)(详见《伊》：86)。其中，所有状态的指向都是根据功修者对于“真主”的情感变化来确定的，对真主的纯粹之爱既是苏非功修者支撑意志的坚定信仰，更是苏非派神秘体验的核心目标。根据苏非“神爱论”(17)的观点，真主是“至高之美”，人要达到这一永恒之美只有一个途径——寻求纯粹之爱，这样的人必须不求任何回报地追求心中所爱对象，净化灵魂，直至“自我”彻底死亡。(18)受“神爱论”思想的影响，苏非文学善用男女之爱比喻真主与功修者之间的关系，女性形象常被用来比拟至高无上的真主，人主合一的神秘体验常表现为异性合欢的情节。在《落日的呼唤》中，除了四位为艾哈迈德指点迷津的苏非“导师”，出现在每一站中的不同女性角色也是功修的旅途上不断更替的“他者”，这样的安排增强了小说故事的可读性，更强调了功修者对寻求纯粹的“真主之爱”的指向性需求。

沙漠是艾哈迈德作为苏非功修者学习知识、储备能量的初级阶段，这一过程中作家并未安排女性形象出场。而当艾哈迈德带着他对苏非功修的基本理解进入绿洲后，其精神状态立即与之前截然不同，他的功修目标也开始在心中若隐若现。最初“他不敢把目光停留在任何一个女人脸上，脑子里却留下了女人秀丽俊美的姣好容貌”，惊鸿一瞥让他“心儿一动，心灵的颤振永世难忘，似生命之水从未知处流过心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活力”(《落》：37)，甚至让艾哈迈德对女性的感受与渴望上升到最高的核心目标：“期待渴望的不仅仅是女人本身。而是……性!”(《落》：37)行文至此，苏非功修追寻的终极目标“人主合一”已呼之欲出。

在对爱慕对象进行描写时，叙事者直接表明了苏非叙事中“爱人即是真主”的神秘本质：

她瞬间便来到面前，给人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她忽而在这儿，忽而在那儿，飘忽不定。她有一副俊俏匀称的外表，一双大眼睛俯视着两个变化的世界：一个外在的可感可视的世界，一个内在的可领悟可识别的隐蔽存在的世界。她接近艾哈迈德时已经深入他的肌体，从不同方向融合，停泊在他心里的最深处。(《落》：59)之后，作者再次借用男女情爱的隐喻描写了苏非功修者在“合一”状态时的美妙感受：

我不记得她怎么走到我身旁……转身用余光望着我，那目光分明是挑衅和召唤，像是战斗与合欢的知识……若情急如焚地召唤她，只能匆匆了事，无法满足她所渴望的精神提升……她抱着我朝向四方，一会儿又面对着我，不时用眼光向我挑衅，使我更接近她。她把身体挪开一会儿，然后又贴了上来，接着便是更为紧密的结合，一直达到在他的存在和她的物质实体之间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缝隙……她欣喜满足地望着我，默默中我们心灵相通。从此，她属于我，我也属于她。(《落》：62)绿洲的这位姑娘便是作为神秘之爱的对象，即“真主”的化身。艾哈迈德呼喊着：“多么伟大的公正和爱!”(《落》：59)这是艾哈迈德在心灵功修旅程上第一次与女性(真主)有亲密的接触，“他亲身经历的一切与听说的和个人的想象截然不同”，也正是这种神秘的“真主之爱”激发了功修者无所顾忌的激越情感，开始进入销魂忘我之境。另一方面，书记官在对他所爱慕的印度女子的叙述中也同样饱含着关于“人主合一”经验的深刻体会：“我苦苦地追求与她的合一，为此殚精力竭，心情沉重。有时我渴望地不得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我饱尝痛苦，但是我的激情依旧。”(《落》：72)进入这一过程中的苏非功修者往往秉承着“真主爱我、我爱真主”的唯一信念，陶醉于对所有空间的唯一存在——真主的炽热崇拜与思慕之中，通过这种无私的爱进一步体会真主的完美与奥妙。

《落日的呼唤》中形象多变的女性角色及她们所代表的爱恋关系都明确指向苏非神爱的至高归属——真主。在间或出现的与女性交往的过程中，艾哈迈德对真主的爱经历了从观望、迷恋、渴望到占有的逐步升级，最终抵至“人主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提升道德的苏非“完人”

苏非主义照明学派认为，“人只有摆脱世间的物质束缚，灵魂才得以返回自身的故乡——天体世界”，同时主张“人生的目的在于寻求脱离俗世、返回真正故乡之路”(《伊》：56)。在苏非信徒看来，人的灵魂被置于身体“黑暗的窝巢”，与真主间隔着“七屏光明的幔帐”，必须通过虔诚的功修之道，洗涤尘世污浊，达到“完人”的境界以回归真主。(19)苏非主义通过强化伊斯兰教的精神，主张生命的真理、智慧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个体超越一己生命，与宇宙大存在实现交融合一，它否定人在现世的物质欲望，强调修炼“完人”的现世意义，要求苏非修道者以苦行禁欲和精神修炼的方式完成神秘主义的“功修得道”过程，实现与真主的合一。

苏非大师伊本·阿拉比在《启示》中谈及完人的特质称：“‘完人’的状态是完美的，他是灿烂的光芒，是一切本质之本质。‘完人’的品级是‘穆罕默德真理’在每一时代的显现。”(20)艾哈迈德·本·阿卜杜拉不断追寻落日的过程中与不同“他者”相遇、交往，这些不同属性的“他者”帮助艾哈迈德告别了过去熟悉的“自我”。实现了从自我认识到净化灵魂的全过程，最终呼应了小说的核心主旨——“身心合一”、“人主合一”直至“完人”。达到“完人”状态后的艾哈迈德同时兼具感性与理性，并“具有‘真’的一切知识与能力”(21)。

到达大陆最西端的艾哈迈德在再次得到导师的启发后有所感悟：“谁离开了东方便不会再返回，不会再回头，因为他永远朝着日落的方向。造物中有谁见过太阳的光轮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回到它出发的地方？……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但是，人的太阳一生只升起一次，落下后再不回来!”(《落》：114)此时，经历过三个苏非修炼阶段的艾哈迈德已能平静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那个在很久以前离开家乡的人已飘然逝去，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学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现在的我是变化了的我，与过去融合为一体，同时又与之分离，分得远远的，非常远。”(《落》：161)在这个无法确定空间的时间里，他感觉到自己的物质存在已消失，一种液体在流动，他已不同于过去的自己。一切都成为非存在，只有许许多多接连不断的幻影，完全与由醒入睡的过程一样。这一切都意味着艾哈迈德终于到达了可以无需肉眼、仅凭内心感知的苏非功修的“完人”境界。

此外，《落日的呼唤》的众多“他者”形象中，摩洛哥书记官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人物。黑塔尼悉心安排了同姓(本·阿卜杜拉)但不同名(书记官：杰马勒；旅行者：艾哈迈德)的两个人物形成一动一静的鲜明对比，与原地苦思冥想的书记官有所不同，艾哈迈德代表的是身体力行、积极探索的功修者形象，他顺从了冥冥中的呼唤声，经历了从埃及到摩洛哥的徒步修行。在苏非的召唤下，艾哈迈德的旅程一路延续，最初的“自我”属性越来越模糊，只有在记忆中、梦境中还依稀留下痕迹。直至阿拉伯世界的西部尽头，艾哈迈德遇到了与小说作者黑塔尼姓名相同(22)的书记官杰马勒·本·阿卜杜拉。苏非之道的涵义和奥妙就在于，功修本身兼顾了外部躯体与内部心灵的双重范畴，是“知与行的完美结合”(23)，功修者可深入苦行、远离尘世，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来获取真知，同时也可幽居冥想、禁欲自省，进而完成道德的升华与心灵的净化。无论功修者践行的是哪种方式，都有机会获得苏非之道的状态和阶段的提升。小说中拥有不同身份经历的书记官和旅行者分别象征着每个人的“身体”与“灵魂”两部分，通过不同的功修最终在跨越时间、空间的层面有机地糅合为一体。而两者最终的相遇意味着经历功修之后身体与灵魂更完美的结合，也正体现了苏非象征中的功修提升后的“自我”——“完人”，即“净化的灵魂”。

黑塔尼在整体考察了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遗产后，将《落日的呼唤》的创作基调定在苏非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号召人们向苏非功修的最高属性“完人”看齐。伊斯兰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建立在宗教价值体系上，20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剧烈冲突，伊斯兰宗教观也因此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残酷的现实背景下，包括杰马勒·黑塔尼在内的多位一流阿拉伯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借助苏非主义哲学来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将之视为帮助人类最终获得解放的积极途径。他们“或青睐于苏非神秘主义所验证的辩证法，或视苏非为伊斯兰精神的代表，或视其为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来弘扬，或以苏非的观念和灵修体验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进行创新”(《阿》：5)，致力于构建阿拉伯民族现代文学。黑塔尼试图借助神秘话语的书写，改变阿拉伯现代小说对历史话语的传统附庸地位，挑战历史书写对阿拉伯传统文化单一的记录模式，并站在现当代腐朽衰落的阿拉伯社会的对立面，提出了复兴传统文化的民族呼声。

黑塔尼将阿拉伯民族实现现代化振兴的出路归结为四个要点，“第一，自我批评与反省的动机和推动力来自内部力量；第二，埃及乃至所有阿拉伯国家必须主动地对伊斯兰信仰重新进行建设性的阐析；第三，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要不断审视自我发展的过程和方向；第四，在人类跨文明对话的交往中，全方位沟通，提高伊斯兰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适应能力”(24)。不难发现，黑塔尼主张的苏非式处世理念在本质上与他对民族前景的构想具有高度一致性：现代化振兴出路的前两点恰恰符合苏非精神关于克己苦修、从个人内心历练出发的功修核心。苏非信徒因主之爱相信返本还源，他们懂得只有大胆弃世，才能从既定的现实中抽离，更清醒地审视世界，而这也正是现代阿拉伯人需要反思和自省的。此外，对苏非教徒而言，真主是唯一的方向，因此西行便是生命的升华，也是近主的方向。从被迫跟随西方现代化的潮流转变为自主学习西方优势，是作者设想埃及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

身为“60年代辈作家群”的佼佼者，黑塔尼在艰难的现实面前清醒地意识到，“要建立强大的现代阿拉伯国家，必须发挥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遗产继往开来的积极作用”，“我个人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身所具备的阿拉伯遗产因素，那是一些潜藏在我们日常行为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同的因素加深了我对民族遗产的感受，其中包括我自幼生长的古老街区环境，历史的痕迹依然在那里鲜活地延续着”(25)。正是受到了苏非主义关于“完人”与“灵魂返回家乡”等观念的启发，黑塔尼认为“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企图寻找笔直的捷径实现目标，人们疲于奔命，世界成为了快速流动并消逝的背景。苏非主义要求人们摆脱这种生活方式，追求真正的自由，不受任何束缚，也无惧时间流逝”(26)。黑塔尼曾多次公开表示，他的小说受阿拉伯传统文化遗产影响，致力于发掘苏非主义的精神内涵，在“冥冥中的呼唤声”中最终走向物我两忘的永恒轮回。(27)通过小说的表层故事，黑塔尼消解了信仰的精神追求与世俗的欲望枷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并以虚化人为的欲望、建构想象的旅行为线索，向读者传递出苏非哲学对现世纷扰的抵抗策略，而这正体现了作者渴望超脱世俗羁绊，不受缚于任何世俗权力的创作决心。

注释：

①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阿拉伯文坛的一批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国家、民族、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及忧患意识，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新时期国家、民族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传承民族文学遗产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手法。进行大胆创新(详见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下卷]，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76页)。

②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内神秘主义的主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呈现出形式各异的信仰、学说、制度、组织和实践活动，是伊斯兰社会特有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苏非主义不仅是一种宇宙观和本体论的存在，更是伴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而深入到个人精神、内心世界的思想体系，是渗透在阿拉伯民族血液中的文化传承。它要求修道者全面节制一切人性恶的冲动，坚持不懈地自我反省、克己功修、提升道德，从俗世生活的欲望、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人主合一”的过程中实现永恒的宁静、喜悦。

③See Ziad Elmarsafy,"The Survival of Gamal Al-Ghitany",in Sufism in the Contemporary Arabic Novel,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78.

④.1992,407

⑤李琛《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⑥又称“与主合一”。实现“人主合一”是苏非功修者的终极理想，于陶醉、狂喜的状态中不见真主以外的万物，不见任何的存在，甚至不见功修者自己，完全化于被证物(即真主)之中，踪迹消失、欲望泯灭、融入无限，即实现了“合一”。也有学者提出，真正的“与主合一”是违背伊斯兰认主独一的信仰的。因而在体验时最多只能感觉到“合一”，主要以人的内心感觉为基础(详见艾布·卧法·伍奈米《伊斯兰苏非概论》，潘世昌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0-136页)。

⑦王俊荣《天人合一物我还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⑧杰马勒·黑塔尼《落日的呼唤》，李琛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第7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⑨See Céza Kassem Draz,"In Quest of New Narrative Forms-Irony in the Works of Four Egyptian Writers:Jamāl al-Ghītānī,Yah yā al-Tāhir 'Abdallah,Majīd Tūbyā,Sun 'allah Ibrāhīm(1967-1979)",in Journal of Arabic Literature,vol.12(1981),p.144.

⑩金宜久《伊斯兰教的苏非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8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阿多尼斯《〈苏非与超现实主义〉前言》，收入薛庆国、尤梅译《在意义的天际写作——阿多尼斯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143页。

(12)周燮藩等《苏非之道：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1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2008,

(14)杨文《埃及名作家黑塔尼与中国作家交流》，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1月2日。

(15).1992,407

(16)苏非主义认为，克己功修的根本目的就是净化心灵与提升灵魂，在此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心安的状态，才能通过修炼达到完人的品级，进而亲身体会到与真主合一交融的最高境界。

(17)苏非主义“神爱论”最早由女神秘主义者拉比阿提出，这种反应内心经验的“神秘之爱”以及关于“神秘之爱”的言论，不同于传统教义中穆斯林对真主怀有的敬畏与恐惧之心，它强调信徒对真主的纯粹爱慕之情。神性的爱“是最高尚的爱，爱是对真主的喜悦，是与真主的和谐，是真主与人之相通时获得的快感”(《伊》：51)。

(18)即“无我”，意指一种人的自我活动完全停止、自我意识完全消失的状态，功修者达到陶醉和狂爱而忘却自我(详见《苏》：106)。

(19)详见元文琪《伊斯兰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20)王俊荣《天人合一物我还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第77页。

(21)王俊荣《天人合一物我还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第79页。

(22)小说作者的阿拉伯语全名为“杰马勒·本·阿卜杜拉·黑塔尼”，一般简称为“杰马勒·黑塔尼”。

(23)艾布·卧法·伍奈米《伊斯兰苏非概论》，第199页。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