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和产业集聚及其区位分布变动——以桂越边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为例论文,自由贸易论文,变动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桂越边域特指中国广西和越南两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聚居地。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世居民族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另有满、蒙古、朝鲜、白、藏、黎、土家等40多个其他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794万（2006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中壮族人口1518万，分别占自治区总人口的38.5%和30.8%。而越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口约8700万，有54个民族。其中，京族最多，约占比89%，另有赫蒙（苗）、岱依、高棉、芒、傣、侬、占、瑶等民族。越南各民族大体分布在文化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一带和平原地区，少数民族则大多数驻扎在西、北部和中、老、柬相邻的河谷地带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在北方多交错杂居，有的山区一个乡就有六七个民族；在南方，多形成单一的小块民族聚居区。许多少数民族为跨国境而居的民族。其中，越南有9个民族属于与中国广西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越南大概有9个民族是和广西跨境居住的同一民族，即哈尼族、倮倮族、岱依族、拉祜族、侬族、苗（赫蒙）族、泰族、瑶族和布依族。我们正是在这一多民族居住区的基础上开展自由贸易和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的。
从2010年开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框架走向实际操作，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该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直线攀升，达到29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1]，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四大贸易伙伴。而广西的贸易额也出现了大幅度提高，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770609万美元，其中和亚洲其他各国和地区所占份额为58.7%，为五大洲之首，而东盟十国所占份额达到了36.9%，特别是和越南的贸易占到了29.0%的份额[2]，大大超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占份额。显然，自由贸易对自贸区内成员国的进出口额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不过，本文不仅仅停留在分析自由贸易的最直接的贸易总量效应上，而是更进一步地运用空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揭示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即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内的经济增长、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产业的区域分布变动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我们认为，贸易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区域国家联盟、优惠国待遇等形式来进行的，贸易条件改善不一定直接影响到产业集聚，其往往是通过贸易出口的扩大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来达到国内生产的增加，进而提高产业集聚水平。贸易条件改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国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熟悉的区域出发，通过一系列实证分析表明，总的来说，贸易条件改善对政策优惠区内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3,4,5,6]。Manchin等人（2007）集中对东盟FTA在区域间贸易流动方面的关税特惠主义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优惠关税仅在非常高的边际（大概25%）上对区域间的出口有好的影响[7]。
依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开放模型理论，我们知道，由于自由贸易促进了进出口贸易额的扩大，因此导致了国民经济增长。如Jung Hur（2012）采用非参数匹配方法，引入不确定的函数形式，并大范围应用到数据结构中，以此估计出FTA对增长的影响，他随即发现，自从FTA创建以来的1年至10年里，FTAs大大加强了对总增长的影响，但在双边FTA中各国平均资本的GDP增长率的差距处在显著上升趋势，这暗示FTA框架中存在跨国非对称FTA效应。换句话说，他认为由于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的差异，FTA效应的大小也不同[8]。兰宜生和孔炯炯（2006）则借助于Cointegration test（协整检验）、Grainger Causality test（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工具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foreign trade openness（外贸开放度）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trade dependence（贸易依存度）、exit dependence（出口依存度）、imposed dependence（进口依存度）与GDP增长之间有着长期均衡，这些变量间存在着单向因果联系，且进出口都对GDP增长有着一定作用，因此，两人提出国内应该两者兼重，以积极的姿态融入贸易自由化当中去[9]。
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提高，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进而又提高了社会福利水平。部分学者从拉美国家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北非国家和欧盟（前欧共体）的贸易协定实践中，得出在存在核心—边缘结构中的协定区域里，尽管从总体来看，协定区域内国家普遍获利，但同时也显示各自的贸易收益具有不对称性，如Erzan等人（1992）就指出11个拉美国家立足于从美国贸易壁垒的优惠赦免中获益，但对比之后表明，美国在贸易上的获益（尤其是高保护性的运输和机械产品）很可能远远高于拉美国家在美国市场上的收益[10]。Hoekman（1999）和Rutherford（1993）等人各自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就北非的情形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在一些协定方案中，福利可以增加超过GDP的10%以上，但在采用埃及式的高度多元化的贸易模式中，如果仅仅和欧盟制定有限协议，就会导致福利上的小幅度下降；后者（Rutherford）对摩洛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来自和EU的FTA该国的福利收益大概占到GDP的1.5%[11,12]。
贸易自由覆盖面越广泛，贸易收益往往就会越大。Harrison等人证实了智利从全球自由贸易中获得的世界性收益，估计至少要比从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所获收益高36倍，甚至美洲国家从全球自由贸易中获得的总收益都大于从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中所获得的收益[13]。即使比美洲自由贸易区更大的区域，由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获益也颇为可观，而使得如APEC这样全球性的较大区域的国家获得了很大的收益。Lewis（1995）采用一种可衡量的多边国家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比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大得多，并且更有经济活力的APEC组织中，所有APEC国家获得了GDP的提高，由于巨大的贸易外部性，贫困国家获得了最大利益，因此，让FTA尽可能广泛大有好处[14]。
当然，自由贸易理论也并非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理论，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可能会同时呈现出正面和负面的效应。Richard E.（2008）认为当存在异质公司时，自由贸易区越大（意味着开放度越大）会产生正反的增长效应，其效应的正负性取决于技术革新的确切特性以及在货物、概念上和国际贸易的联系，作者通过对五种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包括Grossman-Helpman、Coe-Helpman和Rivera-Batiz-Romer模型）进行的细致分析，结果表明，有两种模型认为贸易损害了增长，其他三种正好相反，促进了贸易的增长[15]。
随着自由贸易度的提高，会加快产业向贸易成本较低的区域转移。M.Fujita和J.F.Thisse指出两国之间的初级劳动力（即非技术劳动力）的产率比较接近时，降低运输费用、通讯费用会促使大量工厂向总部宗主国即中心国家或地区集聚；而当边缘国家或地区的初级劳动力产率显著低于中心国家或地区的初级劳动力时，上述两项费用的降低最终会促使企业迁往边缘国家或地区[16]。D.Puga和A.Venables（1997）从核心—边缘理论出发，认为贸易成本首先会促使制造业先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迁移（R.E.Baldwin等，2003），当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优惠贸易安排）为Hub-and-Spoke（即轴心国—附属国型）协议时，协议国之间的贸易费用的下降会吸引企业迁往轴心国或地区，而其他附属国或地区则逐渐被外围化，造成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不断扩大[17，18]。我国的陈耀和冯超（2008）则从研究国内的贸易出发，认为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创造有利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软硬环境，尤其是降低物流费用和交易费用，因为数量众多的传统产业集群，随着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内需的提升，将会加快向中部或西部移迁的速度[19]。
自由贸易的第一波效应是贸易创造效应，由此导致了进出口额的增长，随即发生了第二波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由于贸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货物甚至要素的流动，便引发了第三波效应即产业转移效应，作为转移的结果，最终会产生第四波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张明倩等（2007）、仇怡等（2010）以及云鹤等（2011）分析结果显示，贸易扩大、贸易深化和交通、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会通过产业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20，21，22]。Pierluigi Montalbano等人（2012）研究金砖四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认为不同模式在驱动产业集聚的作用上具有一致性，尽管没有明显指出自由贸易和产业集聚之间的正相关性，但暗含了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联性[23]。杨丹萍利用浙江省纺织业1988—200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明确指出出口贸易对产业聚集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和促进作用，产业聚集程度的加深同样对出口贸易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和促进作用[24]。在这里，她主要用进出口贸易额来研究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代表贸易自由度的指标（如平均关税率）来研究。有的学者尽管没有直接指出自由贸易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不过，他们也分析指出自由贸易促进了就业的扩大，而依据产业集聚理论，就业的扩大和产业集聚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例如赖明勇、李镜池等（2007）和Rutherford等（1993）认为随着关税的全面减免或进入壁垒降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农业的就业和产出，都不断上升[25，26]。
本文主要是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构建出自由贸易度（平均关税率）和产业集聚及其区域分布变动的模型，这一模型主要是为了揭示自由贸易和空间经济的内在关联，从实证的角度检验核心—边缘结构的合理性，首次对贸易自由度和产业集聚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揭示出自由贸易对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集聚的作用。特别指出的是，空间经济学的基石——核心边缘理论尽管具有很强大的理论解释能力，但由于在方法上过度依赖于数理分析和数值模拟，导致其很难在实证方面得以突破，成为了空间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本文最富有特色之处就是以核心边缘理论为依据，运用中国—东盟的数据对这一理论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夯实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由此为空间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理论基础和模型假设
（一）理论基础
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如果贸易自由度较大，那么分散力将减弱。如果贸易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同本地企业或厂家的竞争与同本地企业或厂家的竞争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也就是说，当贸易完全自由（无任何成本时）时，企业之间的相互角逐与区位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从南部地区迁移到北部地区的企业或厂家，在企业的利润以及他们给付劳动者的薪酬方面没有受到影响。与此同时，聚集力也同样受到减弱。如果我们考虑生活成本效应，则这种聚集力的减弱情况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交易成本很低，说明区域间开放度很大，则不管区域间产业布局状况如何，区域间价格差异很小或几乎没有。因此，产业活动的转移对相对生活成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核心—边缘模型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即交易成本降低到某一临界点时，初始时的区际symmetric structure（对称结构）转变为两个地区之间的asymmetric structure（非对称结构），即随着交易费用不断下降，在开始时并不会对企业或工厂的生产区位发生影响，而一旦降到临界点（或突破点）时，聚集的作用力将占据主导地位，且全部企业或工厂向一个国家或地区集聚。与此同时，劳动力和企业或工厂的这种再分布过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一个突变过程[27，28，29]。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主要体现为平均关税率的下降），中国（广西）更容易形成制造业的集聚区（我们可以用克鲁格曼的区位熵来衡量该区域的集聚水平，并用两区域区位熵来衡量两区域之间的产业相对变动情况），而东盟（越南）更容易成为农业的外围区[30]。
（二）指标计算
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来衡量产业集聚度：第一，空间基尼系数G（spatial Gini coefficient）。其计算方法为：
第二，Index of industry concentration（Ellision和Glaeser 1997年提出的新的集聚指数）。其计算方法如下：
第三，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区位熵系数LQ。LQ是指该产业地区就业（或产量、产值、企业数量）份额与该产业全国就业的份额的比值。克鲁格曼、费尔曼等人就曾用来测算美国制造业的集群程度。系数越高（最大值为1），表明集群值越大，产业在地理上愈加集中[27,31,32]。
根据克鲁格曼、费尔曼等人对区位熵的定义，我们有：
我们主要是以第三种方法，也就是克鲁格曼的区位熵作为分析产业集聚度的指标，主要原因是该指标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可以用多种变量的比值来衡量），能够真实反映出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变化情况，计算成本较低，而且数据较为容易获得，特别是作时间序列分析的时候，这种低成本、可获得性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进一步说明自由贸易度和产业集聚及其区域分布变动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引入两个变量——两区域之间的农业（水稻）比值（计算公式：区域A的水稻产量/区域B的水稻产量）以及工业在GDP中所占份额比值（计算公式：区域A工业产值占GDP份额/区域B工业产值占GDP份额），这两个指标相当于两区域之间的区位熵，反应的是某一产业在两个区域之间的区位分布状况。
在衡量自由贸易度时，我们主要是采用平均关税率，主要是因为贸易壁垒不容易量化，而平均关税率的变化我们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或者中国东盟关税削减计划表来进行统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在前期研究的论文中基本统计出来了（详见李燕如，胡朝霞，麻昌港等《CAFTA对区内贸易的扩大效应——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生产力研究》，2011）。
三、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成本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主要采用了克鲁格曼的区位熵法及其两区域区位熵法，并选取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广西制造业及其代表性行业烟草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两区域工业以及农业（以水稻为主）等2002—2011年区位熵以及两区域区位熵（见表1）进行计算，并逐一进行计量检验，最后和平均关税率（见表1）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探讨自由贸易度的变化和产业集聚度、区域分布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一）单位根检验
我们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下页表2）显示，制造业（mp）、交通运输设备（tml）、两区域工业份额比（id）及广西水稻产量份额（ag）均为一阶平稳（如果一阶平稳，二阶也必然平稳），而平均关税率（atr）、烟草制品业（tm）、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m）均为二阶平稳，说明这些变量至少在二阶水平上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大大降低了纳伪风险，也说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一步作协整分析。
（二）协整分析
表3显示，制造业（mp）、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m）、烟草制品业（tm）、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tml）、广西水稻产量份额（ag）和平均关税率（atr）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六个变量和平均关税率（atr）协整的关键统计值（Trace Statistic和Max-Eigen Statistic）均大于标准值（Critical Value），说明这些变量和平均关税率（atr）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以进一步作因果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4显示，制造业（mp）、烟草制品业（tm）以及广西水稻产量份额（ag）在一阶滞后上通过了和平均关税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m）、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tml）以及桂越工业占gdp份额之比（id）④在二阶滞后上通过了和平均关税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这说明平均关税率是这六个变量的格兰杰原因，进一步说明了六个变量和平均关税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
（四）回归分析
我们分别对mp、cm、tml、tm、id和atr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mp、cm、tml、id和atr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平均关税率的降低，mp、cm、tml的集聚度不断变大，id的值（对数形式）也不断变大，而tm、ag和atr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随着平均关税率的降低，tm的集聚度和ag的份额不断变小，正好满足了先前我们对模型所作出的预测。具体模型如下：
四、验证结果与稳定性检验
计量结果表明，mp、cm、tml、tm、id、ag和atr等七个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稳定变化趋势。在随后的检验中，前六个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atr均通过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这说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不过，在最后的回归分析中，mp、cm、tml、id和atr的相关性并不是十分显著，拟合优度普遍偏低，尽管atr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但其值不是特别高，这体现了这四个变量和atr具有较弱的负相关性。
同时，tm、ag和atr的相关性却并不显著，不过，其拟合优度较高，均接近0.9，且atr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体现了这两个变量和atr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说明，不仅广西的农业（以水稻为主）在两区域中的区位份额在下降，而且与农业相关的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的集聚度也在下降。
五、计量结果的经济学分析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平均关税率的削减）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均产生一定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区域上的不对称性，主要原因是：第一，内生的不对称性。空间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即使初始均衡的两个区域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微弱的优势，就会打破均衡，产生区域之间的分布差异。第二，区域发展机遇的差异。由于中国（广西）和越南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广西）已经进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因此对制造业的发展更加重视，而东盟地区（越南）处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发展依然占据极大的优势，换而言之，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由于工业化阶段不同带来两区域不同的发展机遇，一般而言，处在较高发展阶段的区域会倾向于选择较高水平的产业政策（如制造业），而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区域则倾向于选择较低水平的产业政策（如农业或者以农业为基础的农副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同构性。尽管广西和东盟（特别是越南）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不同，但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同构现象，使得两者之间的产业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因为不存在特别明显的优势，产业流动缺乏足够动力，因此并没有出现十分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第四，还存在其他影响广西制造业集群度变动的因素没有考虑在模型里，如香港和广东等地区对广西的产业转移，所以导致自由贸易度对制造业及其代表性行业的解释作用减弱。第五，贸易自由化同时也存在要素和制造业扩散从而导致分布的平衡化。如邓慧慧（2009）就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要素和制造业的平衡分布[34]。
六、结语和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度在不同区域上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度的下降，广西制造业的集聚度不断变大，而农业的集聚度不断下降，制造业具有向广西集聚的趋势，而东盟（越南）的制造业相对份额不断下降，农业份额却不断上升，体现了广西和东盟（主要是越南）具有一定的制造业核心和农业边缘特征，但同时显示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并不是十分明显。
本文研究给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广西制造业核心区的打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第一，加强广西和东盟（越南）的产业合作，大力扶持广西的优势产业。第二，同中求异，形成互补产业。第三，创造条件，大力推进香港和广东等东部地区西部的产业转移，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核心边缘结构的加速形成。第四，加强区域合作，消除非关税壁垒。平均关税率的下降只是改善贸易条件的一个方面，而随着中国—东盟进入零关税时代，平均关税的调整已经很有限，今后提高自由贸易度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区域合作，消除非关税壁垒，以此达到提高自由贸易度，加快产业向广西转移，提高广西的产业集聚水平，最终促使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从而促进广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并以此带动广西民族地区的大发展、大繁荣。
①由于2011年的统计数据没有明确公布，2011年各统计值计算公式如下：2011年统计值=2010年统计值×（1+基期增长率）。
②越南工业和建筑业是归在一起统计的，这会导致广西和越南的比值偏低，这里，2011年的统计值计算如下：2011年统计值=2010年统计值×（1+2000年至2011年平均增长率）。因为广西的制造业只计算规模以上的企业，和越南的标准不一样，无法直接比较，因此只能对整个工业的产值份额进行比较，这并不失去数据具有制造业比较的意义。原因在于两地区都是处在工业化前期阶段，制造业所占工业的份额基本上都在80%以上，而且均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个比值的原始值不稳定，在以下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对数据平滑处理之后的结果。
③这里的农业数据主要来源：广西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越南数据来源于《Statistcal Yearbook of Vietnam2009》和《Statistical Yearbook of Vietnam 2007》、上海农业网www.shac.gov.cn（2010）以及新农村商网nc.mofcom.gov.cn（2011）。由于两区域其他农产品数据的统计标准不统一，我们主要以水稻作为代表性产品，这也不失一般性，因为其他绝大部分农产品产量，越南都比广西大。
④这里，平均关税率和桂越工业占gdp份额之比均取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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