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历史发展——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民族危机。“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时代主题凸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千年帝国固有的治乱循环的逻辑再也无法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即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进行反省，以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国能走上自由解放之路。
以“五四”运动为界，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之前，在对待古今中西的关系上，是以中体西用论居主导地位，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思潮在辛亥革命后日渐衰落，然中西调和的主张在思想界仍占上风。诸如“中西互补论”，其骨子里也还是“以中补西”。“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尊孔复古思潮和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极大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五四”运动不朽的历史功绩。而其不足，则是思想界的形式主义。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对立双方均持僵硬的文化观，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思想方法片面性和绝对性。这样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古今中西之争，进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综合创新文化观就是为了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本文试对这一新文化观作一些历史观察，并以此纪念人民共和国诞辰五十周年。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确定实现中国革命目标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科学的总结，从而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四以后出现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以及三十年代的“中国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论争，及至三十年代在思想方法上开始有了变化，即较多的人采取一种具体分析的态度，不论对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外国传入的文化不再加以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像张岱年等人在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就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而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进行综合创新。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观点，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中西文化，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加以科学总结。他在吸收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和系统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首先，阐明了进行文化综合创新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350页。 ）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即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重视文化战线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349页。）
其次，提出了进行文化综合创新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与形而上学相反的辩证方法，即“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86年版，第140页。 ）这种方法也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毛泽东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1993年版，第400页。）运用这个方法，对待古今问题， 首先要求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其次是这种承继，这种清理应当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同样，运用这个方法在处理中西关系问题上，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有没有这个吸收是不一样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这同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毛泽东认为，这个“用”并不是简单照搬，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那种“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化教条主义。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是“推陈出新”。对于外国的东西，“全盘西化”不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行，因为这里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52页。 ）关键是要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长处，“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1986年版，第753页。）
再次，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化的方针。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依据我国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956年5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对“双百”方针作了阐述，指出，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那时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1957年1月， 他又针对党内一些人对“双百”方针的种种疑虑，再一次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版，第346页。）但另一方面，“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4月版，第350页。）“双百”方针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方针，也是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正确方针。建国五十年的实践表明，没有一种健康的民主气氛，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二）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屡遭挫折。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统统斥之为“封、资、修”，一棍子打死，甚至连建国以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果也一概加以否定，这是对上述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严重背离。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重大课题，而且为当代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中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提出了经济振兴与文化复兴的战略构想。我们党在新时期探索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就不但要注重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而且要搞好文化建设，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获得新的精神动力。正是从这个要求出发，邓小平在1979 年3月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范畴。这一新范畴，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基本战略构想。在邓小平看来，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必须注意“底子薄”、“人口多，可耕地少”的特点；另一方面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特别是他在设计中国现代化的宏观蓝图时，极其鲜明地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79年10月，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这表明， 邓小平不单是依据中国落后的经济条件，而且是依据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在内的精神条件来规划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同时并举的发展战略。
——实行当代中国文化范式的根本转变。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曾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范式。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范式是以阶级斗争作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文化范式是完全正确的，照理说，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文化范式也应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根据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文化范式转变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惜，由于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左”的错误，不但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遭到严重挫折，同时也在客观上继续坚持并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使文化建设遭受严重的破坏。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协调发展的战略，本身就包含了对实行中国当代文化范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同时也就标志着文化范式根本转变的实现。这就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创新当代中国文化上的历史性贡献，不但在于实行文化范式的根本性转变，而且为这一新文化范式的长期、稳定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由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依据这一理论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新文化范式的健康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政治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关于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重要论述，澄清了人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保证了中华民族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也推动了当代中国文化得以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蓬勃发展。
——文化建设应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是进行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们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切活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高素质的人是无法建成的。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正是由此出发， 他把加强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和着眼点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面。
关于人的素质，邓小平讲得很明确，即不但要有一定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而且这些人能自觉实行共同理想，用社会主义道德、纪律约束自己，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他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0页。 ）因为只有具备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才算是具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素质，才是全面发展的完善的人。他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文化建设的目标，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强调人的因素，尤其是强调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的因素，是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的一大特点，也是这一理论的一大优点。
——提出“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1983年10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是针对教育改革与发展而言，但实际上也是新时期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在中华文化综合创新上的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的发展，“古今中西”之争，时常为两种倾向所困扰，即当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时，往往容易全盘否定，而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推崇备至，流露出妄自菲薄的心态；而当我们强调民族自尊、珍惜传统时，又往往闭关自守，流露出夜郎自大的心态。“三个面向”正是我们正确处理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指针，它为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走向。
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首先就要强调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弘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础，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邓小平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靠“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大力发扬这些精神，不但共产党员要有这些精神，还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368页。）毫无疑问，这些精神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弘扬和升华，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也为面临伦理道德观念倾斜和滑坡的西方社会解决文化危机提供极好的思想养料。
坚持文化上的“三个面向”，同时强调要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邓小平认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方针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1页。）“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1页。 ）总之，要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和重要途径。但他同时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他批评那种对于西学各种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等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的错误倾向。
——强调文化建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新型的文化，它批判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的成果，又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其先进性正是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不但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指明了人类精神领域的发展规律，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果，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无法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相反，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予以批判吸收，科学把握，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得出的正确结论。邓小平在新时期推行文化发展战略时，反复申明，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在邓小平看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树立什么样的信念问题，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支柱问题。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为“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在中国，正是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富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以及中国传统相结合，成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个崭新的阶段，是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的最伟大的成果。只有这样不断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才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才能成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文化要创新，就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指出，“双百”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否则“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2页。）还在1979年10月， 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就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坚持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敢于创新”，“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攀登上艺术的高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11—213页。）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把我们对“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强调要从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的时代特征，考察文化问题，确定文化建设的地位，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论断。
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协调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反映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还在1991年7月，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在详尽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上，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1页。 ）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文化观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依据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分析作出科学的规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页。 ）这就决定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实现发达国家花了二、三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应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综合国力基础。问题是应该如何全面理解“综合国力”？这里涉及到对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准确把握，进而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江泽民曾经针对一些人把综合国力仅仅归结为经济实力，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片面性，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的要求；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好的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十五大报告又作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科学论断。这个结论既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丰富和深化，也是从理论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关系的正确解决。
十五大报告还从我们“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出发，强调“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众所周知，自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主流趋势。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和民族求得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西方国家总是企图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紧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渗透，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毒化人们的灵魂。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发展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局面的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曾经称雄一时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历史宣告结束。西方文化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进入后现代阶段后，终于遇到严重的危机，眼下正痛苦地寻求出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创造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正努力复兴本民族的文化。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文化重新调整和多元选择的态势，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
总之，我们必须从以上几方面深入领会“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一论断的深刻含义，进而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提出了以“创新”为灵魂的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1995 年5月，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往后的多次讲话中，他反复重申了这个观点。可以说，强调创新，是江泽民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论述的显著特点。党的十五大报告，正是以“创新”为灵魂，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构想。这就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上述构想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文化，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当代中国的科学解决，也是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根本方向。联系江泽民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构想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强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这个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问题在于，共同理想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有赖于改革和建设自身的成就，通过这些现实成就进行生动的理想教育。但另一方面，还应当帮助我们的人民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逐步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把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江泽民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注：《人民日报》，1994年7月1日。）而学习理论，在当前，着重就是要学习邓小平理论。这是因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11页。）
二是强调发展教育和科学，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反对封建迷信。党的十五大把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确立教育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提高综合国力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明确教育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的重要职责。
十五大强调发展科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这就要求我们要在科技革命新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鉴于后发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在效法发达国家时，总是先从器物层次进到“科学精神”的历史事实，再比照现实的情况，十五大提出“努力提高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的号召，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树立科学精神，首先要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采取求真务实的态度，注重科学理论的创造。其次是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联系近年来唯心论和有神论盛行，各种愚昧迷信和伪科学泛滥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这项工作显得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发展科学，当然包括发展社会科学。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针对在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新情况，再次强调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1页。）
三是强调科技创新，并使之成为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如果说关于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是以“创新”作为灵魂的话，那么强调科技创新则是这一构想的突出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根据这一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而要全面实施这一战略，加速社会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1998年6月， 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两院大会部分院士和外籍院士时的讲话中就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新的变化”，为了“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在今天，“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今年8月，他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又一次强调， 要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创新。指出，“离开科技进步与创新，我们就难以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难以实现跨世纪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这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注：《人民日报》，1999年8月24日。 ）他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还就如何在全社会真正形成推动技术创新工作的有效机制提出了具体的途径和办法。
四是强调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精神产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同时，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作出内容健康、形式多样、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精神产品。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目的之所在。
五是强调文化上的双向交流，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播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如何处理本国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的正确方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即不仅要通过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42页。）这个论述， 突出强调了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即不仅要通过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抵制各种腐朽的思想文化，而且要把我们文化建设的成就，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成果，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播和展示。这是对邓小平关于文化要“三个面向”思想的深化。
中国文化自近代以来，在对外交流中，可以说是经历了从被动逐渐转为主动的过程。表现在解决“古今中西”之争问题上，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其实都不过是被动态度的反映。只是到了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才告结束。而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才预示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的复兴。建国五十年的历程，也正是中国文化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复兴的历程。从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再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突出强调文化上的双向交流，恰恰是生动描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走向，展现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自信和宽容。中国文化曾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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