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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8.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3－0070－（05）
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省山阴县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后世学者称其为蕺山先生，是明末清初最具有开创性的学者之一。其学以“慎独”为宗，主旨在于道德理想本体的重构，[1]以道德理想主义归本践履，在宋明理学发展史和浙东史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刘宗周在其位谋其政，针砭时政，倡导王政，保守文化，学以致用，由心性论推演出具有现实主义色彩① 的社会历史哲学②。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本体论
什么是历史的本体？是什么因素引导了历史的变迁？透视中国历史的轨迹，众多的思想家存在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就是“人心人性决定着历史的本质”[2]。兴者，人心之兴也；衰者，人心之衰也；治者，人心之治也；乱者，人心之乱也。刘宗周在对历史发展的本体论认识上依然没有脱离心性史观的范围，指出“人心”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刘宗周说：“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元运无纪，六经无文，五礼、六乐、八征、九伐无法，三通无时，五常无迹，万类无情。两仪一物，方游于漠。气和于虚，无方、无圆、无平、无直，其要归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大哉心乎！”[3]263他还说：“心一也，合性而言则曰仁，离性而言则曰觉。……又统而言之则曰心，析而言之则曰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惟心精之合意知物，粗之合天下、国、家与身而后成其为心。若单言心，则心亦一物而已。”[3]286
心性通合则可言“仁”，心性相分则言“觉”，“不可以觉为仁”，表现出心与性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性是心的根据，心是性的反映；性是本体之心，是内在的超越的道德理性，具有无为的至善性，心是自然之心，是道德践履，具有有为的或善或恶性。此外，还有一天命之心，是外在的超越的道德理性，是与性理相通的天理，是绝对的、至善的。本体之心与天命之心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主观的超越，后者是客观的超越，但归根到底都是道德理性，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刘宗周所说的“万化复归一心”的“心”就是“天命之心”。本体之心即性体，通过自然之心来体现，若自然之心皆为善，就实现了与本体之心的内在同构，那么人心自然地就与天命之心相贯通。天命之心“至大无外”，本体之心“至善无恶”，自然之心则或善或恶，由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贯通，体现出内外一致性和主客一致性。若八目的条贯性出现差池，自然之心就不能一以贯之，天命之心亦不会流行运作，本体之心更不会彰显，道德理性无从发挥。这就是刘宗周所说的“人心如谷种，满腔都是生意……惟有内起之贼，从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气与之拘、物与之蔽，则表里夹攻，更无生意可留，明体可觌矣。是谓丧心之人，君子倦倦于谨独于此。”[4]自然之心受气之拘、物之蔽，“妄”“念”乃生。作为本然的道德理性之心体是没有欲望的，但由于自然之心受感物欲，念起念灭，必会给心、意、知、物造成大害，“念起念灭为厥心病”，还为意病、为知病、为物病。[5]自然之心的这一道德实践过程保持的好与坏、善与不善，直接决定了人之本体之心之善能否正常发挥，直接影响人与天命达致贯通与否的进程。
刘宗周把道德哲学体系下对自然之心的理解应用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指出，皇帝之“心”（皇帝努力完成、从事某件事业的决心）、“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转移化导之权，终不外人主之一心”[6]。此“心”是尧、舜之心之志。即是说，但凡皇帝有立志行尧、舜之道的决心，天下即有转乱为治的机会。学习尧舜圣王的什么心志呢？它包括：“首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畸用风雷；则必重念祖宗监古之统以率祖，而不致轻言改作；则必法尧、舜之恭己无为，以简要出政令；法尧、舜之舍己从人，以宽大养人才；法尧、舜之从欲而治，以忠厚培国命；并法三王之发政施仁，亟议抚循，以收天下泮涣人心。”[7]可见，此心志即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致谨于人心、道心之辨，才可求中而持敬之，也就是刘宗周心性论所强调的本体之心。在刘宗周看来，尧舜之道是最理想的治世方略，而操作起来也是极其容易的，只要皇上时时提醒、时时谨凛，只此谨凛便是道心为主，是精一、是执中，也就是在自然之心上用诚敬的道德践履工夫。若以此为下手处，皇上已可为尧舜了。
“王道”作为一种治道，不仅要求最高统治者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还要求所有的人应当具有为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图景而奋斗的决心与意志。刘宗周也注意到天下众人之心尤其是臣子、士大夫之心在社会安定秩序构建中的作用，“天下之乱未有不始于人心”[8]145，天下士人之“人心”对社会发展安稳与否也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说本体之心之善是绝对的至上的善的话，那么自然之心就是相对的种属之善，即在道德践履的层面上，可以将善的履行过程分出不同的层次。本体之心人人皆有，正如王阳明所讲“人人皆可为圣人”，但不同层次的人可以在不同的道德践履中行不同的善来体现这一绝对的至善。③ 所以，同是自然之心，就可以体现出皇帝之心、臣子之心、士大夫之心、普通大众之心等。具体的善的践履可以多样化，但其本质都是为善，这是本体之心的抽象性与自然之心的具体性的辩证体现。刘宗周指出，社会全盛之下士大夫之聪明才请、英勇胆识能够充分发挥，彼此肝胆相照、同舟共济、能赴共治；而内忧外患之际，人心升降之机变化无常，士大夫勾心斗角、功烈殊施。尤其是在崇祯朝，社会善恶标准缺失，道德自我监督能力缺乏，“皇上恶情面，则诸臣杜门谢客以市公；皇上禁馈遗，而诸臣引袖交欢以致敬。设厂卫之机，则以厂卫为汇缘；立注销之法，则以注销涂至尊之耳目……”[8]146，种种丑恶之政治行径势必使君子遭逐、群臣遭贬、大狱又起、国祚渺茫。故刘宗周慨叹“人心之为祸烈矣”！没有忠、孝、节、义，没有仁、义、礼、智，赤子背父母、士卒戕主将、臣子叛君父，皆是人心受病为害之必然结果。
怎么办？刘宗周提出“正人心”之说。在他看来，欲正人心必先明世教，而欲明世教在于以先王之道导之，根本在于皇极之地的建立。而欲求皇极之地则由皇上亲躬圣学始。在宗周看来，皇上亲躬圣学旨在恢复坐讲制度，在崇儒重道中从容倡道以得诚意之功，而以正心践其实，“夫宇宙之所以纲维而不毁者，恃有人心以为之本；而人心之淑慝，则学术之明晦为之也”[9]，由学术之明明己之“明德”，由己之“明德”达致天下之“明德”，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故明“明德”而天下治。刘宗周由皇帝躬圣学求皇极之地，实际上就是行以仁为德、以德化民的仁政，最终的目的就在于使自然之心皆向善性张扬，以贯通本体之心，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价值。皇上亲躬圣学本之诚意，廷臣必以实相告白。所以，天子与士大夫皆从诚意出发，故可求得兵为实兵、饷为实饷、人才为真人才、守为实守、战为实战、官为真官、吏为真吏、百姓则为真百姓。皇上诚意为政，士大夫也必会立定作君子的志向，上行必然下效。故人心正，君子立于朝，皇上何愁国之不治。
二、历史主体论
在刘宗周那里，“人心”事关国家治乱，是社会安定与否和历史进步的决定因素，那么民众则是构成历史的主体。这从刘宗周“重民命”、“厚民生”的民本观念中得以体现。
刘宗周在职的时间并不长，多数时间在家读书、讲学和游历，使他能够较深刻地体会下层民众生活的疾苦，并能够在为官期间敢于上疏直陈实情，力求革除弊政，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曾说：“每从州县文移往来间，问民疾苦，未尝不耿耿于心，苟可以为民请命者，臣终不敢放过也。”[10]1629年，满洲兵进攻北京城，京城戒严，四方难民涌入北京城者不计其数，以致煤米价格骤涨，百姓生活难以维计，京城守军也是怨声载道，时任顺天府府尹的刘宗周禁之而不能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暂撤九门七门煤米诸税”、“发内帑一二万金”、“煮粥以惠茕民、赏京城守士、赏均军士出援之宗属”、“发太仓米数千石以平糶米价、给军士三个月”、“令五城御使行保甲之法以戒不虞”[11]70-71。因为在刘宗周看来，“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而已；人心安，则国势自张。”[11]70“人心安，国势自张”可看作是刘宗周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对历史主体——民众——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在《边事万无可虞疏》中，刘宗周就民生之凄惨、悲苦作出描述，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嚣凌反侧之象，未有不乘饥寒而起者，则亦不可不预为之计。”[11]70啼饥号寒之众若遇奸宄之徒蛊惑，势必会揭竿而起，疲劳困顿、呺腹荷戈的守城官军若体恤不当必有兵变发生，从侧面反映出刘宗周对劳苦大众这一历史主体社会功能的承认，那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历史主体不仅仅包括普通百姓和军人，还有士和商。刘宗周指出，城守莫过于安民心，而欲安民心莫先于安士心，所以他“数会诸生于学宫，激以忠义之良，俾以乡保之任，使之联络齐民，互相保聚。”[12]他还大会缙绅，倡导他们捐粮捐款，以济流离饘粥之乏。国难关头，刘宗周尽职尽责，体恤民情，努力协调劳苦大众与上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从刘宗周执政之策的灵活性及其理论依据的合理性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将劳动人民与非劳动阶层加以严格划分，在他那里，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其所讲的“民”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士、农、工、商、兵等各色人物，不能因为他们地位的不同而分等视之，这个集合体的“民”心不稳，国家也就不稳，因为“天下之大计终不外乎人心”[13]。安人心以固天下，此人心就包括了民心（普通劳苦大众之心）、军心、士心、大小臣工之心、远近地方之心，甚至是皇上“自安其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在宗周政治逻辑思维中得以自然延伸，要得天下巩固，必须“合上下为一心，联远近为一体”，他们都是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人。
考虑到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他们的利益，这就要做到“重民命”和“厚民生”。就“重民命”思想，刘宗周指出：“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省宜平。而陛下自继位以来，励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绳臣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已足为天下创矣；犹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诖误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轻者又谪去，又其轻者以降级戴罪，纷纷狼藉，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一事。……下同奴隶，将何以厉宠臣之节？……臣愿陛下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自今臣子有罪，一概下法司处分。”[14]101-102刘宗周一句“下同奴隶”明白昭示了明朝末年朝廷中臣僚地位之低下与人格尊严之虚无。没有人格尊严的士大夫又怎么能够全心全意为皇帝出谋划策呢？又怎么能够关心社会民众之疾苦呢？皇帝动辄以重典惩罚臣下，更有诏狱一事堪称不诛之教，颇伤士气，因此“刑罚宜省宜平”。一个不尊重人权的政府是不会给社会带来福音的。
就“厚民生”思想，刘宗周指出：“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而陛下自继位以来，军兴告匮，不免以重敛责小民。宿逋既诛，见征必尽，已足为天下病矣。犹未也，又攒及来年之预征者。方且有司有逮，司道有罚，京堂有坐催，节节追呼，闾阎中安问鸡犬？而最为民厉者，无如贪官污吏。……夫以巡方而黩货，又何问下吏之操守？……陛下留心吏治，亦尝严火耗之禁，慎科罚之条，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14]102-103刘宗周认识到天下民众生活之疾苦与皇帝之层层盘剥、贪官污吏之敲朴日峻不无关系，曾就此发出感慨：“臣以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尧舜在上，一民饥曰我饥，一民寒曰我寒，此岂人衣而人食哉？”[15]民之饥寒即我之饥寒是刘宗周行仁政的本质表现，是他“重民命”、“厚民生”思想的最深厚理论基础，[16]也是他民本平等观念的体现。
三、历史动力论
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是什么推动历史前进呢？不同的思想家给出不同的答案。刘宗周认为，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提出了完善的教育与吏治改革理论。在他看来，教育（学政）改革最能救正人心、扭转士风；而吏治改革在于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避免高层腐败，根本上在于为消解君主专制独裁、创设权力制衡提供人才前提，通过两方面改革实现社会的稳定前进。
刘宗周认为改革学政是救世之第一义，“夫学，亦学为忠孝节义而已矣。学政之教行，则天下皆知子不可以叛父，臣不可以叛君，四裔不可以叛中国。举天下之才，蒸蒸咸奋于朝廷，人心由之而正，国是由之而明，纪纲由之而肃，法度由之而明，政事由之而立，封疆由之而饬，寇盗由之而屏，祖宗金瓯无缺之天下由之而固。是冲圣中兴之业，天下堂序而奏也。臣所为救世第一义如此。”[17]46时天下世道交丧，士大夫容容苟苟，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平居以富贵为垄断，临难以叛逃为捷径，至于国是日嚣、人心日竞、纪纲日坏、刑政日弛、封疆日蹙、寇盗日迩等流弊乃学宫不识字之人所酿成。所以“救世者必先识天下第一义而操之，往往于形见势詘之外，别有转移而收功甚捷，则今日之学政是也。”[17]41董仲舒曾经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育走向歧途，人心不古，不能有效地践履善行，实乃社会的悲哀。因此刘宗周希图以改革学政祛除国弊，以此正士习、人心。刘宗周关于学政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重选贡制，以彰显学校教育的功能，促进人才选拔的多元化；第二，优化教学内容，注重教育对象的德性培养；第三，对教官的选用要慎重，并建立良好的教师进退机制。[18]从刘宗周所设定的教育改革的内容来看，不论是生员的来源，还是教师的选用，以及他们的升擢无不围绕着人之德行展开。由此可见刘宗周对儒家德治理论的重视和发挥，这对现代的高教改革亦不无启示。
改革学政是教化人心和纯洁人性的必要手段，那么吏治改革则是纯洁政治队伍和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的必要手段。刘宗周曾对明末吏治之污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下无吏治矣！其贤者目奔走于薄书、钱谷以博能声，而不肖者以溪壑为得计，上官乐与同浊耳。等而进之，藩司不治饷，臬司不治刑，屯田不治田，水利不治水，军不治军，兵不治兵，一旦有急，纷纷廷遣耳。而最可异者，无如督学一官。”[19]248刘宗周无奈的话语流露出对吏治的不满。崇祯十五年（1642年），刘宗周任督察院左督御史，其在任职内所上的《条例风纪之要疏》、《巡城职掌疏》和《责成巡方疏》建构了由督察院而巡城而巡方三级督导、权责分明的吏治改革轮廓，希图由整顿吏治而安民心、整肃纪纲、教化天下。
首先，督察院之职责要明晰。督察院本为天下风纪之司，天下理乱安危所从出之地，而今却变得千疮百孔，改革势在必行：“惟是官不得人，则法久而夷，令熟而玩，种种受弊之端，遂开天下犯义犯刑之习，所不至以人国为徼倖者几希，而臣乃凛凛与此矣。”[20]215-216刘宗周为彰显督察院之职掌的重要，罗列六个方面来表明督察院诸御史的职责：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敕吏治。[20]216-222督察院之职在于人事任免，它的介入可以看作是对皇帝专权的限制，以此加强王道的推行。其次，京师风纪要整肃，巡城职掌之权责要加强。在刘宗周看来，督察院门下御史之职责在于巡城，专以肃清辇毂为任，所作所为在于令行禁止、整肃风纪，具有这样的权力，如发奸適伏、禁赌捕盗、参奏馈遗、裁抑豪横、惩罚奢侈游戏、查问不法之九门官吏等。御史尽职尽责必能风吏治，上至皇上，下至百官，在此种有效的监督机制下定会合理、合法利用权力，并落到实处。如果说刘宗周通过加强督察院职掌来限制皇权的话，那么加强巡城职掌则是对整个君主政权的监督，前者是分权机制，后者是监督机制，实际上都是宗周民主、民本思想的体现。再次，巡方对下级官员具体职责的监控要加强，构建良好的吏治风气。刘宗周指出吏道与德“风”是密切相关的，“风”吏治若能从根本上做到“廉善”、“廉能”、“廉辩”、“廉法”、“廉正”、“廉敬”，[19]242-248下自县令，上自藩司、监司、御史就必会各负其责，各操其风尚之地，而又相互合作，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必能建构良好的吏治环境。
刘宗周的愿望是想通过吏治改革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因时代的局限和当权者的不支持，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不可能得到积极地推行。此外，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刘宗周又反对新事物，具体的表现就是对西学的抵制。明朝末年，西学东渐，面对一种新异的、先进的文化，刘宗周表现的极为保守，称“西学”为“异端之教”[21]。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后，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宣扬其宗教理论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天文、数学、地理、物理、机械制造、兵器制造等诸多方面有造诣，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刘宗周对利玛窦、汤若望却是极为反感：认为利玛窦持天主之说蛊惑世人；汤若望等以历法行一家之说，并逞其火器之长技，以致皇帝表彰其为“天学”，实是有违道统。刘宗周不仅对整个的西方宗教持反对态度，而且对西方的科技甚至对可以用来保家卫国的西方先进火器也持反对态度，称西方先进的火器等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22]。西方近代文化被刘宗周枪毙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改革——也仅仅是一种不动筋骨的政治秩序上的适当调适而已，即便如此，也未能贯穿到底，更别提基于西方先进思想的政治革命了，其思想局限性可见一斑。
刘宗周的社会历史哲学是顺承道德理性本体之学而开出的外王理想。刘宗周从君主政治体制出发，虽然幻想天下为公的三代圣治，可又不想做时代的反叛者，在努力建构道德理想、悉心追求德治理念的同时却仅仅是对现实体制的点滴改良，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或许最能概括他内心的这种复杂性。
［收稿日期］2008-11-18
注释：
① 作为封建士大夫，刘宗周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作为哲学家，他也是从时代的精神中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从前者讲，刘宗周是“现实主义”的，从后者讲，刘宗周是“理想主义”的。但归根到底他是要维护一代王朝的续存的，他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是为他理想化的明王朝服务的。他的“现实主义”因素大于他的“理想主义”因素。所以，笔者以“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来概括刘宗周的这种复杂心情。
② 所谓“社会历史哲学”就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哲学的思考，一方面，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人类自身在主导。从哲学视域思考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路自然要考虑人类社会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本体、主体和动力。
③ 这里应该注意，“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级的人有属于他那个层次的具体的善的原则。正如行业规范一样，从行业之种属性上讲，他们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是各不相同的，但就他们作为人类之全体对“圣人意识”、“成人意识”的追求来讲却是相同的。因此，就终极的“圣人意识”、“成人意识”讲，善是无差别的，因为行善是人之为人的“所以然之故”，具有绝对性；就不同层次的人来讲，现实的善又是有差别的，因为向善是塑造自我成人的“所当然之责”，具有相对性。它体现出善是普遍意与特殊意、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