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增长方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的落后与跨越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处于领先地位的辉煌历史。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和火器、建筑等行业的成就，都曾为世界各国望尘莫及。中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过繁荣的封建经济。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引用贝罗克的计算，提供了在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制造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见表一：
表一、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整个欧洲)
23.2
28.1 34.2 53.2 61.3 62.0
联合王国1.94.3 9.5 19.9 22.9 18.5
法 国 4.04.2 5.2 7.9
7.8
6.8
德意志 2.93.5 3.5 4.9
8.5 13.2
意大利 2.42.5 2.3 2.45 2.5
2.5
俄 国 5.05.6 5.6 7.0
7.6
8.8
美 国 0.10.8 2.4 7.2 14.7 23.6
日 本 3.83.5 2.8 2.6
2.4
2.4
中 国32.8
33.3 29.8 19.7 12.5
6.2
这个数据显然高估了中国的份额。但它可表明两点：第一，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曾在世界经济史上有显著的重要地位。当然，若按人均工业水平计算，中国在1750年就低于英法国家。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100多年中， 日益落后于世界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了。
中国经济发展由领先而走向落后，是由国内外的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延续以及清政府的腐败和闭关锁国政策；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盛起来以后，对走向落后的中国的侵略与压榨。封建制度的自然经济和保守习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经济与开拓精神是相对立的。中国指南针的发明和造船技术的先进，没有用于开拓世界市场和有效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明清两代曾实行过“海禁”政策。清代的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甚至严格限制渔船和商船的规模。而当中国的发明与技术传到西方后，则大显神威，反过来成为开拓世界市场、侵略和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阻滞了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这样，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封建经济的繁荣未能推动中国转向现代经济的加速发展。越落后越受到列强侵略，越侵略越使中国落后。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在经济上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了。这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从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如表二：
表二 英美主要工业品产量为中国的倍数（1936年）
电力 原煤 生铁 钢
棉布
英国 6 510
29
0.96
美国 391239 117
2.3
其次，从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来比较，中国更显得落后。
表三 中、美、英三国的人均主要工业品产量比较（1936年）
人均产量 美英为中国的部数
产品 单位中国美国英国美 英
电力 度 7.9
1144.5
314144 63
原煤公斤 83 2495493830 58
生铁公斤 1.7244.5
165144 97
钢 公斤 0.9376 253418281
棉布 米 7.34
61.470.3
8.49.6
资料来源：参见范守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史》
复次，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来比较，如表四：
表四 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1965年 美元）
国别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年代
英 2271765年—1785年
法 2421831年—1840年
德 3021850年—1859年
美 4741834年—1843年
意 2611961年—1969年
日
741874年—1879年
资料来源：（美）西蒙·库北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
由于计算方法和考虑有关因素的不同，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差别较大。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欧洲主要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如表五：
表五 欧洲列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 美元）
1830 1840 1850 1860 1870 1880 1890
英 国 346
394
458 558 628
680 785
意大利 265
270
277 310 312
311 311
法 国 264
302
333 365 437
464 515
俄 国 170
170
175 178 250
224 182
德意志 245
267
308 354 426
443 537
表四与表五虽然统计数字互有差异，但对于说明各自所要说明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表五是要说明俄国的衰落：俄国的人均GNP 一直落后于西欧，且差距愈来愈大。而表四则是用以说明目前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开始时（发端时期）的人均GNP。 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开始的人均GNP。 不同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发端时间不同，且人均GNP也互异。但近似的统计是：英国在18世纪80 年代在世界上最早开始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时，人均GNP为227元。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在30到40年代、德国在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其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时的人均GNP，分别为242、474、302、261美元。就是说，西方主要国家是在人均GNP的230300余美元时开始其经济起飞阶段的。
无论根据“表四”还是“表五”，与中国的人均GNP比较， 都会显示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有资料表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直到1952年仅为42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到1981年中国大陆的人均GNP 仅为310美元，相当于德国19世纪50年代的水平，或英国19世纪20 年代的水平。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一方面，是由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产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中国则在封建制度长期统治下，在连年灾害、兵燹、战乱、外侮的损害下，经济发展缓慢和受到破坏。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纵向历史来看，曾呈加速发展趋势（不是直线式，而是曲线式）。如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700—1740年为0.3%，1740—1770年为0.9%，1770—1800年为1.5%， 1875—1900年为2.5%（见刘伟著：《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 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七十年代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据统计，从1953年到1973年的21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美国为3.5%，法国为5.2%，联邦德国为5.9%，日本为9.8%。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来看，西方国家也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高。如下表所示：
表六 西方发达国家人均实际GNP年增长率（%）
1913— 1929— 1950— 1960—
国别 1929年1950年 1964年 1969年
美国
1.31.61.8 3.2
西德
0.00.75.9 3.6
(45年前为全德)
英国
0.31.22.4 2.1
法国
1.80.03.8 4.7
意大利 1.20.35.2 4.9
日本 8.7 9.9
资料来源：〔美〕维克托·佩洛《不稳定的经济》
1965—1973年间，经济增长率之高史无前例。全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3%。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加速趋势， 西蒙·库兹涅茨作过这样的说明：“在发达国家中即使最低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值率也要比现代化以前时期的增长率高得多，……而且要比在以前许多世纪内它们所有的增长率高得多。”（《各国的经济增长》第26页）。经济增长的加速趋势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生产力自身有加速发展趋势的表现。然而，中国在解放前的长时期中，脱离了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的总趋势。新中国建立以后，本来具有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但由于50年代末以后的20几年中“左”的错误干扰，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与发达国家经济的空前增长形成明显反差，经济差距拉大。而且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和由此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如统计资料表明，1929—1947年为70%，1947—1953年为81%，那么，经过40多年来的继续发展，现在显然早达90%以上了。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必然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经济效益低下。
对新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一方面，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从世界范围看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处于前列的。1953—1978年的26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1978—1994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17年中， 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长9.4%。但也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第一， 改革开放以前，年均6.1%的经济增长速度，不算低，也不算高， 对我国来说，属于中等速度，如果没有“左”的错误干扰，年均增长率增加两个百分点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高速增长，成就大于改革前，但与以往一样，不是采取质量效益型的快速增长方式，而主要是采取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也就是说，是粗放型而非集约型增长方式。结果是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
过去，我们偏重于速度，又偏重于工农业产值速度。因此，在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经济增长的横向对比时，往往用工农业产值与外国比较。比如，1950—1978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13.4%，而美国仅为4.5%，西方国家增长最快的日本也低于我国，为11.9%； 1951—1978年，我国农业年均增长4%，而美国仅为1.9%，日本为2.1%。 这样比较，固然有可比的一面，但又有不全面、不准确的一面。如果对比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那么改革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要比日本1950—197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9%以上）低得多。 比亚洲四小龙也低。国民经济不只是工农业两个部门，只比较两个部门特别是只比较其产值增长速度是不够的。而且，侧重于比较产值增长速度，必然是投入和消耗越高，成本越高，产值越大，但效益越低。应重视比较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应重视比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而看清我们的差距，真正知己知彼，以便心中有数，更好地发展我国经济。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创建以来的40多年中，第一，我国的经济发展偏重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搞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走粗放型增长的道路。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定阶段，这是必要的。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经济基础很薄弱，许多重要部门还是空白点，好多产品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新中国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要进行重点项目的建设，需要增加供给总量。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立即转向内涵和集约型增长方式。问题在于40多年来，我国一直延续走粗放型增长道路，不重视和没有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而在长时期中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高。第二，脱离我国国情国力，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这必然损害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乃至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是与片面追求高速度相联系的。粗放经营，加上人为地追求高速度的消极后果，必然会扩大对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损害。如果人为追求高速度是在领导偏好和唯意志论下的政治鼓动和政治压力中推进的，如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那样，则往往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我国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20多年“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秩序被打乱，造成严重破坏，阻滞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的“左”的一套受到抑制，但粗放型增长和片面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未根本改变。我认为，增长方式转变，首先要转变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因为脱离国情和超越国力的追求高速度，不仅必然会忽视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走数量扩张老路，而且连正常的数量扩张过程也会被打乱，被扭曲，损害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人为的突进式的高速增长，往往会损害自然的正常经济增长。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了四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17年，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长处与短处经验与教训已有较深入的认识，改革与发展已为我国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我们面临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机遇与挑战的今天，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突出地提出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抓住新的机遇，争取在下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跨越。
二、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增长状况的评析
中国要在下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经济起飞，需要有正确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方针与方式。需要切实遵循“持续、快速、健康”的方针发展国民经济，特别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飞机的机身，那么，快速就是机头，持续与健康（包括质量与效益）便是两翼。根据中国40多年来发展经济中的经验教训，需要首先把握好“快速”的度。何谓“快速”？并无绝对的标准。它是与慢速、低速相对而言的相对概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的快速标准。需要从现有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况出发予以把握。比如，西方国家进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2%左右， 比起以往历史上经济增长速度来，是空前的快速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3%，而到本世纪五、 六十年代，则又提高到6%左右，这是新的、更高位的快速了。 若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为考察点，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以二战后的五、 六十年代为经济增长的最快时期。在六十年代的10年中，GDP 的年均增长率，美国为4%，英国3.1%，法国为5.7%，意大利为6.3%，加拿大为5%，日本为12%，联邦德国在1960年竞高达31%多。 全世界总计年均增长5%。由于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世界总计的GDP年均增长率也随之降低。七十年代为3.4%，八十年代降为2.9%，九十年代进一步降低，1990—1994年5年中，年均增长速度近2%。
对于美国来说，4%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很高的速度了。它1990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8%，1991年为—1.2%，1992年为2.1%，1993年为3.1%，1994年达到近4%就认为有点经济过热了，为防止通货膨胀， 连续多次提高利率。
对于中国来说，5%及其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速或慢速。 它远远低于改革开放17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低于改革开放前2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6%到8%是中速度（8 %是中高速），9%到11%是高速度，12%以上则是超高速度。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应以何种速度为最佳呢？根据现有的条件和实际情况，根据需要与可能，根据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特别根据我国以往的经验教训，目前和今后的较长时期内，既不应低速或中速增长，也不应追求超高速增长，而应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九五”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央安排为年均8%左右， 这是稳妥的和留有余地的快速增长。如果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顺利，“九五”时期以及下个世纪的三、四十年内，经济增长很有可能达到9—10%。 这是现有条件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佳度。
中国的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超越国力和脱离国情。片面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人为地抬高速度，由于现有条件难以支撑经济超高速增长，因而必然大起会造成大落，造成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必然破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总结经验教训，探讨我国最佳经济增长速度出发，有必要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1950—1952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指数分别为19%、16.7%、22.3%，看起来是超高速增长，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常的速度。因为这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在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破坏、经济长期衰退基础上恢复性质的速度。如果把这几年的速度撇开不计，只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即1953年算起，那么自1953年至1995年的43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1953—1978年）和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以后）的年增长率，达13%以上的有11年，达12%以上的共13年。只要考察和分析一下出现上述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速度大都不是在正常发展情况下自然地出现的。说它不正常，是因为：要么脱离国情的超高速增长会导致不正常的低速度或负增长；要么是不正常的低速度或负增长后的恢复性质的超高速增长。
历史事实可以提供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应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决不可脱离国情和超越国力去追求超高速增长。根据我国现有条件，直到今后的较长时期内，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应保持在9%到10%为宜。这已是高速度，应切忌人为地将增速抬高到12 %到13%以上。
中国持续以9%到10%的经济增速发展，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我国经济不能过高增长，也不能低速增长，而是应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第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低，落后于先进国家的差距很大，加之过去20多年“左”的错误，使差距更拉大了。 如果用目前人均GNP对比，1995年，我国为530美元，而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NP， 1993年，在7国中最低的英国为16400美元，最高的日本为31450美元， 美国为24750美元。当然，由于许多因素的差异，人均GNP的对比，并不完全科学和准确。但它又是国际间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对我国也有参考意义。我国为要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为要首先尽快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消除我国的经济落后状态，就只有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首先表现在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上。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创造条件；维护我国的主权和独立，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都离不开经济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第三，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高。就亚洲“四小龙”来看：新加坡30年来，人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8%； 韩国1970—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5%左右；我国的香港在1961—1984年的23年中，GNP年均增长10.3%；台湾在1952—1992年的40 年中，GNP年均增长8.66%，其中在许多年增长在11—13%以上， 台湾人均GNP1970年只有387美元，而1974年则达到913美元，即4年翻了一番，目前已达到12000美元，只用了25年时间。再拿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越南等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泰国1980—1992年为年均8.2 %，1989—1992年的4年中，年均增长9.4%。马来西亚自1988年以来，经济一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1988—1992年的5年中年均增长约8.8%， 近几年来，年均增长9%以上。印尼1968—1981年的14年中，GDP年均增长8%以上。越南近几年来以8%的年均速度增长。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中国大陆不应以慢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速度发展，这就需要有持续9%到10 %的增长速度。第四，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在其经济起飞过程中，曾有过持续多年的高速和超高速发展。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到1973年不到20年的时间中，通过经济调整和超高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在1957—1965年中的9年中， 日本GDP年增长16.6%。中国与日本，各自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 不能简单攀比。但上面的事例可以表明，中国大陆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
三、由数量扩张型快速增长方式转为质量效益型快速增长方式
在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只要一松口，一鼓劲，就会“大干快上”，追求高速或超高速增长。多年来，不是苦于速度上不去，而是苦于超越国力的高速增长，苦于效益低、质量差的高速或超高速。
要真正坚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离开持续和健康发展，快速是没有意义的。而持续、健康地快速发展，就是要求实实在在的、稳定协调的、高质量高效益的快速增长。
要真正认识和接受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害处，国人早在认识，并且总结了经验教训，还写到中央的文件中，媒体也宣传过。但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认识和实践、说与做不能有机统一起来。被认识了的规律和真理，被否定了的不正确的东西，尽管写到决议中，上到文件中，但情况一变化，便成为一纸空文，不再被人注意，而且会不断反复。关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早在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指出：“过去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曲折，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外，都是由于脱离我国的实际，在指导方针上要求过高过急所造成的，牢牢记住历史的经验，……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稳步前进的方针，是保证当前好形势继续发展而不致重蹈覆辙的首要条件”。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针对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情况强调说明：“脱离现实条件的可能，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即使一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最终还要掉下来。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极大”。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提出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但批评追求过高速度和总结历史教训，往往是在过高速度造成损害，在调整、整顿情况下讲的，形势一好转，又重蹈覆辙。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更加尖锐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这种指导上的失误，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往往造成巨大损失，是经济工作中的要害问题。……必须深刻记取这个教训……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言犹在耳，但1991年经济形势刚一好转，又重蹈覆辙，出现了1992、1993年再次追求过高速度的情况。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已经认识并一再强调要记取的深刻教训，一再变成空话呢？而且又一再为历史教训增添份量呢？1989年的中共中央《决定》中还明确讲：“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负有重要责任”，“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有失误。”可见，根子还在指导思想上。指导思想上明确了的是非，为什么正确的东西不能坚持、贯彻，错误的东西不能告别呢？为什么会不断出现反复呢？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予以解决。
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产生多方面的弊端：一是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特别在过去追求工农业总产值高速的时期，往往不计成本，不算经济账，必然效益低，收入少、生活水平提高慢。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去考虑：如果投入100，产出120；再追加投入100，追加产出80。总产值增加了，由120增加为200， 速度也提高了。但追加投入100的经济效益是负数，是严重亏损。 这种负效益的高速度不是成绩，而是祸害。过去农业生产中出现的高产穷社、高产穷县，越高产越穷的现象，正是这种追求产值高速度发展方式的结果。现在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增长速度，较科学了，但片面追求商速度，靠多投入支撑高速度，依然会导致低效益。二是造成普遍浪费和紧张。高投入高产出，或高投入低产出，都会造成浪费。资金浪费、原材料浪费、能源浪费……。浪费又增加资金和物资紧张。三是出现大起大落。“大起”支撑不下去了，必然“大落”。而大落期间的调整、整顿，会伴之以经济上的损失和困难。四是劣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大起”时期的投资需求膨胀和消费需求膨胀，会打乱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和合理化过程，优化转为劣化。五是企业造成困难。经济发展中的或热或冷大起大落，财政、货币政策的大松大紧，会造成或增加企业发展中的困难。经济过热时期膨胀起来的低水平的数量扩张，一遇调整、整顿，就会被迫收缩，产品积压滞销。高投入、高消耗，变成企业的高成本、高负担。我国自1986年特别自1989年以来，国有企业亏损面大幅增加，经济效益大幅下降，就与上述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有关。六是欲速则不达，追求过高速度，大起大落，会延缓和损害经济的发展。例如，从大陆国民收入指数看，以1952年为100，1959年为202.1，而1968年反降低为200.4，10年经济没有增长，反而倒退。这是因为自1960年至1968年经济发展出现了五年大落与衰退。即1960—1962年、1967—1968年的经济负增长，而且幅度大。在60年代，9年内出现5 次负增长，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日本从1960年到1989年的30年中只出现过一次负增长，即石油危机时期的1974年。同期，法国只在1975年出现过一次负增长，且幅度很小（－0.3%）。韩国在30 年中也只在1980年出现过一次。泰国1955—1989年的45年中没有出现过负增长。我国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应力求避免出现负增长，特别要避免连续的或短间隔的负增长。如果1959—1968年的整整9 年中不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是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翻一番。这样，在27年前基数增加一倍的基础上，经过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会比现有的高出一倍以上。
最后，追求过高速度，必然会带来高通货膨胀率。中国大陆改革以来的三次高通胀率（1985年的8.8%，1988年的18.5%；1993年的13.2%，1994年24.1%）都是经济过高增长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上，可以有四种组合情况：一是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二是高增长率，高通胀率，而高通胀率又可低于、等于或高于增长率；三是低增长率，高通胀率；四是低增长率，低通胀率。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是我们应争取实现的，追求过高的增长率会带来高通胀率，但正常的、自然的高增长率并不一定会伴之以高通胀率。应当寻求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最佳组合点。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后的10年中，使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均9%到10%，而通货膨胀控制在5%到6%以内。
从世界范围来看，增长率与通胀率的几种组合关系都有事例。新加坡自1965年至1984年20年中，是高经济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相结合。如1968—1972年的5年中，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3.9，13.7，13.7，12.5，13.4，而通胀率（%）分别为0.5，－0.2，－0.4，1.7，2.3。韩国1962—1976共15年中，是高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而且其中11年高通胀率超过了高增长率。但在80年代，韩国变为高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相结合。南斯拉夫是低增长率高通胀率的例子。1980—1988年期间，经济增长率最高为2.4%，最低为－2%。而通胀率最高为270%， 最低为30%。低增长率与低通胀率相结合，是近十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的现象。如美国，1980—1992年，GDP年均增长2.7%，通胀率年均3.9%； 同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长4.1%，而通胀率只有1.5%； 德国则分别为2.6%和2.7%。事实说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不是同步的。认为中国高经济增长率必然会有高通货膨胀率的论断，是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的。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发展史，也能说明这一点。我国大陆经济增长率（%）1978、1982、1983、1984、1985年分别为11.7、8.8、10.2、14.5、12.9 ，同期通胀率为0.7、1.9、1.5、2.8、8.8。台湾1961— 1972年的12年中，经济增长率年均10.2，而通胀率年均只3.3。
实现高经济增长率与低通货膨胀率相组合，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前提。高质量、高效益、高销售的高增长速度，可以避开高通胀率的困扰。
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需要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但以往更多地是重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速度，而不强调或不很重视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不重视也反映在我国的统计资料中，有的大型统计资料，连劳动生产率的条目都没有。许多经济统计资料没有系统的有关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某些统计资料虽有“全员劳动生产率”一项，但也是从人均产值计算的，而缺乏实际劳动生产率的统计。西方国家通常统计三种劳动生产率，即按实物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按部门（或企业）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按GNP（或GDP）计算的劳动生产率。 美国还要计算全部产量与全部劳动和资本的比率。我国在这方面也显得落后与不足。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首先要重视科技进步。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企业看都是这样。目前，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60—80%左右，而我国只达近30%。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也要依靠技术改造。根据计算，用与基本建设相同规模的40%的投资，用于技术改造，产出和利税比新建项目高一倍，建设周期会短一半。国家与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铺新摊子、上新项目，不如将更多点资金用于已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企业自己也应少铺摊子，多搞技改，我国有些国有企业效益降低，困难增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技改投资不足甚至下降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技改投资在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自1986年以后总体上是下降趋势。由1985年的35%，下降到1994年的25%。而发达国家在高速发展和稳定增长阶段设备更新改造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以上。我国应在今后几年内，争取达到这一水平。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需要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素质。据有关统计，在工业部门的职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8%。全国青年工人约7000万人，其中近70%的人只具有初级技能，高级工只占3 %。
重视科技与教育，认真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所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还需要现代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与产品结构。优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我国不少行业，生产极度分散，如汽车生产，整车厂达120 多家，超过美国、西欧、日本厂家的总和，但年汽车生产能力只140 多万辆，年产超过一万辆的只10几家，年产超过10万辆的只一汽、二汽、上海大众三家，其余年产只几千辆或几百辆。而按目前国际标准，单个汽车企业的最小经济规模，整车为40—60万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集中了全国90%的汽车产量。再如彩电，我国整机整装厂70多家，每家年均产量17万台，而韩国只有6家，每家年均产量为200万台。
实现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是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离开有效的经济管理，前述各项提高经济效益的成果便难以落实。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进行管理方式的改革，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目前不少国有企业管理滑坡，导致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企业中的80%左右根源于管理不善。
企业要建立起适应市场调节的运行机制。目前，一些企业的产品没有稳定的市场销路，积压滞销现象严重，出现了边贷款、边生产、边积压的不良格局。新增贷款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积压。据工商银行对4 万户生产企业统计，1995年上半年，新增工业流动资金贷款450亿元， 而同期内产成品库存占用增加350亿元，即新增贷款中76 %变成了仓库积压品。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果不能在市场上实现，企业劳动生产率再高也不会有好的效益。因此，企业必须把生产管理与营销管理统一起来。
目前，当务之急是扭转企业经济效益不断降低的状况。
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自“一五”期间以后，总体上是下降趋势。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百元资金实现的税利，1957年为34.7元，1965年为29.8元，1980年为24.8元。1985年至今，经济效益继续下降。1985年国有企业百元产值销售利润率为13.9%，而1993年下降到只有3.5%。如果说企业经济效益低，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关，那么， 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就不能简单地归之于粗放型增长方式了。当然，由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有利于扭转效益持续下降趋势。同时还需要有深化改革的措施相配合，需要把改革、改组、改造与加强企业管理统一起来。
* 本文原是作者提供给一个学术会议的论文打印稿， 曾被有此报刊自行摘登部分内容，这里发表的是作者修改后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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