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本论文,效益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党要取得政权，必须支付各种成本；一个党执政后，也必须支付各种成本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执政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执政成本包含执政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狭义的执政成本指执政经济成本。本文所论及的执政成本，是指执政的狭义成本，即执政的经济成本。为便于阐述，将执政经济成本简称为执政成本。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成本效益是提高执政效果、降低执政成本的重要内容。
一、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特点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经济决策的方法，主要通过比较各种预定备选项目的全部预期收益和全部预期成本的现值，来对这些项目进行评估。成本—效益分析，是决策参考或依据的一种重要方法。执政党执政活动中支出的各种经济成本，也要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否则就会造成执政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益，最终会影响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但是，作为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有别于一般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效益分析。
第一，不以经济收益极大化为目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其执政成本的支出，不可能像市场经济活动那样以利润为目标，在注重执政成本效益时，必然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各种新社会阶层为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多民族国家中执政，其执政成本支出的原则应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即执政党执政成本支出，要把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体现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放在首位，创造一个各阶级各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环境与条件，努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订、实施与贯彻，能达到帕累托优化律（按照帕累托最优准则，任何经济活动只有在至少增加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又不损及任何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才是有效率的）。这样，执政党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执政成本的支出才与执政党宗旨相符合。
第二，部分成本不能直接用市场价格来评估。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是可以直接用市场价格来估计的，即可以直接用货币来测定和评估，称之为“钱衡效益”。执政成本的支出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它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毕竟是有区别的。其中， 部分项目是可用直接市场价格来评估，如对某些阶层减免税收或给予补贴使其增加的收入。但也有不少项目是不能直接用市场价格来评估的。这是因为：一是与执政成本支出项目相联系的市场价格不存在。因为执政成本支出的不少项目属于公共品的供给，这种公共品的供给不是在市场上交易的，不存在市场价格。如执政党负有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责任，负有对人民群众生命提供安全保障的责任，在这方面必然要支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却无法用投入产出的关系来测定投入的经济效益。二是因为存在着市场失灵现象。许多项目即使能用市场价格来测评，也不能反映执政成本支出的真实边际成本或社会边际收益。如在资本市场运作不理想、不规范的情况下，用市场利率作为评估执政成本支出项目效益率的指标，就没有实际意义。
二、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类型
对执政成本进行评估，所要考虑的成本收益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真实的与货币的。真实收益是指执政成本支出后的最终消费者所获得的收益，它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或全体的社会福利的增加。真实成本指执政党所利用的资源的实际成本。货币收益与货币成本则是指执政成本的支出和收益，受到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的收益或成本。价格的变化，能使执政成本的支出与收益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从而使一部分人的收益或损失增加，或又为其他人的损失或收益所抵销，因而难以从整体上反映执政成本的净收益或净损失。真实的货币成本与收益，是对执政成本进行效益分析时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区别。通俗的解释就是执政成本的支出要实实在在，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利益要实实在在。从这个角度分析，“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任期工程”的弊端就在于：以执政的名义支出成本，而实为个人升迁投资；人民群众得不到实惠甚至利益受损，而个人却得到很大的收益（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二）直接的与间接的。与执政目标密切相关的执政成本的支出项目，其投入与收益称之为直接成本与直接收益。而项目副产品的投入与收益，称之为间接成本与间接收益。如对老革命根据地的扶持与补助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获得直接利益，而当地环境与交通条件的改善带来的游客增多推动当地的开放和经济发展，则为间接收益。因此，要提高执政经济成本的收益率，除了提高执政成本的直接收益外，还要高度重视间接收益。在对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时，应将间接成本与间接收益包含其中。
（三）有形的和无形的。有形成本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的各级费用主体支付和承担的可以计算的费用，如行政管理费、税赋、工资、利息、补贴、专项资金、培训费用等及其产生的效益，是能够以市场货币价格计算的执政成本和收益。无形成本和收益指不能用市场价格直接估价的成本和收益。无形成本和收益是在执政过程中资金物资的无形损耗和执政活动对自然环境、社会道德水准的破坏。无形成本和收益不仅难以用市场价格直接估价，而且会对执政成本产生低效益和负效益。
（四）可操作性的和不可操作性的。可操作性成本的特点有二：一是对成本主体有计划的行为活动所需费用的预算和支付；二是可以通过国家预算、政府财政，并通过现实的资金、货币运动及税率、利率、价格、工资奖金与经济杠杆实现。 不可操作性成本特点亦有二：一是这些费用确实存在但又难以在数量上进行精确计算，如执政行为不当造成的一部分群众的消极情绪、怠工行为等对执政成本的冲销与损失；二是难以通过经济杠杆反映其运行轨迹。
（五）有序性的和无序性的。执政成本的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活动的组织性、法制性。如果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执政体制与机制成熟，牢牢地把握了执政的主动权，那么其执政行为必然是有序的，执政成本可大大降低，执政绩效会大大提高。反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序执政，不仅会增加执政成本，而且会使执政的无序行为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之中。
（六）突发性的和过程性的。执政党执政会面对许多社会危机和天灾人祸，在执政成本中必然要有一部分费用应对此类问题。在执政成本中如无突发性费用的预算，往往会延误处理时机，影响执政党的权威与地位。因此，执政党应有应对突发性事件的预算、计划和储备， 有备无患可大大降低执政成本。过程性成本主要是指执政党的正常性费用支出，这种支出是有计划按步骤支付的，是一种主动性、计划性和程序性支出，并可充分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直接考评执政成本的效益率。
（七）正向性的和负向性的。人们很难设计出一个公式，即执政成本高到什么临界点时，执政将面临危机，或执政成本的支出失去意义。但是可以从成本的支出方向上作一轮廓性描述，即执政成本的支出对执政绩效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的是正向性成本；反之，则是负向性成本。例如，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挥霍浪费、机构设置的重迭、办事程序的复杂等，这些费用的支出产生了大量的执政成本，却对执政绩效起了抵销作用，具有极大的消极性与破坏性。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要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和积累经验，从而使负向性成本支出的占比呈下降趋势。如负向性成本是临时性、阶段性发生的，应研究其出现的环境、条件与原因，检查这样的代价是必须的还是可以避免的；如负向性成本呈趋势性发生，则要从理念、方针、政策、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进行检讨，是否发生了全面性、根本性的失误与错误。
（八）有效性的和无效性的。执政成本与执政绩效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因而有的执政成本能取得预期效果，有的则不能；有的能在短期内有显著效果，但从长远看则会付出更大代价；有的执政成本对某一方、某一事能产生积极效果，而对全局、大局的结果则是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对执政成本与执政绩效之间的关系评价要辩证、科学。但是，从总体上讲，凡是能在全局范围内、长期发展中有利于执政党地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执政成本，是有效成本；反之，则是无效成本。在此要注意两点：1.即使在有效成本中，成本—效益率也有待提高；2.在执政成本中，有效成本与无效成本之比是衡量执政能力、执政绩效的重要指标。
三、执政成本决策中可运用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执政成本投入决策和运行科学，要借助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
（一）效益净值率。执政成本及收益，一般都可以货币形式来发生和表现，对其可用直接货币形式来测定和评估，称之为“钱衡效益”。“钱衡效益”从经济学角度来考察，有一个基本原则，即执政的成本支出获得收益的最低限度，应与支出的成本相等。这是执政成本支出的起点。执政成本大于收益，执政为负效益；小于收益，执政成本的支出为正效益。如设执政成本为A，所获收益为B，那么，只有当B—A＞0时，执政成本才能产生正效益。执政成本的效益净值（Present Value，可缩写成PV）为PVB，效益净值率为：
RPV=PVB-PVA/A×100％
执政成本的“钱衡效益”测评可设定多种指标，但效益净值率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指标，是其它指标的基础。
（二）成本收益贴现率。相当部分的执政成本支出或使用的周期不会限于一个年份，而要持续若干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样，此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在这一周期中会形成一个系列的数值，即形成若干年的收益和若干年的成本所构成的“成本流”与“收益流”。不同时间发生的收益和成本不能直接相加也不能直接相减。这里的关键在于将“货币的时间价值”这一因素考虑其中，使成本与收益有相同的可比基础。在同一时间的基础上，将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比较，作出决策。这就是说，要将不同时间（年度）所发生的成本与收益，按照一定的贴现率，换算成同一时点上的成本与收益，然后进行比较。因此，执政成本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的分析与评价中，要把预计的分期收益与成本折算为现值。所谓现值，是指未来某一金额的现在价值。折算公式是：
P＝A/（1＋i）[n]
其中：A为终值，P为现值，i是年利率，n为年数。
此公式的意思是：按年利率i计算，n年底的A元相当于现在的P元钱。这个把未来金额换算成现值的过程称为贴现。
运用贴现率来作为执政经济成本投入决策的分析评估公式，目的是比较公共资源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配时的机会成本问题。某些资源由公共部门支配，其机会成本就是这些资源没有投入私人部门的损失，相当于如果由私人部门支配这些资源可能会带来的收益。因此，执政成本的支出必须有一个基准点，就是其贴现率最低必须等于私人投资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在实际操作中可用公债利率为贴现率。因为执政党（政府）所使用的贴现率与公债利息率息息相关，关系到执政党（政府）筹资所发生的直接成本。
（三）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率。执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反映的是国民经济负担的执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此项指标主要考察的是：1.执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什么水平是合理的。过低，削弱执政能力；过高，超越了国民经济的负担能力，则会威胁执政的合法性。2.要使执政成本的支出起到减轻国民经济负担和促进国民收入增加的理想效果。在国民收入是一个定量的前提下，执政成本要尽可能降低。执政成本的增长幅度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长，但执政成本的增长幅度要力求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3.执政成本与国民收入的反方向运动，有两种结果：一是执政成本增加而国民收入减少；二是执政成本减少而国民收入增加。执政成本的运作，要力求避免第一种结果而争取第二种结果。
（四）影子价格。在计算执政成本与收益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许多成本和效益没有市场价格，是无形的或非市场化的。另外，由于广泛的市场失效和不完善，虽然执政成本支出的许多项目有非常明确的市场价格，但这些价格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其边际成本或收益。而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却应以真实的社会成本及收益为基础，因而可用“影子价格”这一分析工具。所谓“影子价格”是针对无价可循或有价不当的商品或劳务所规定的较合理的替代价格。运用“影子价格”能剔除许多不真实因素，更为准确地对执政成本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
（五）成本效果分析。20世纪60年代成本效果分析法在西方国家开始运用在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上，现可借鉴用于对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上来。这是因为：1.执政成本的成本—效益分析，一部分可用“钱衡效益”来评估，但也有的是不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估算的。2.未来的成本、收益往往有着不确实性，比较难以估计。而成本效果分析的方法是对同一目标的各种备选项目，以成本最低为选择标准。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所有方案必须有共同的目标，只考虑确定目标不同方案所需付出的代价，而不考虑这些方案的经济效益。
四、影响执政成本效益的非经济和非技术因素
影响执政成本的效益因素极为复杂，除了以上所析的成本—效益关系外，还必须考虑到其他非经济和非技术因素。这些因素对执政成本效益高低的影响力，甚至会大于执政成本本身运行的质量，因此更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对执政主体的认同程度。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拥戴程度是与执政成本成反比的。在考察此问题时须注意两点。一是人民的拥戴程度是一个与执政成本相互作用的变量，其变化趋势与执政成本相反。因此，执政党必须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提高执政水平，才能长时期地得到人民的拥戴。而这一良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执政成本会越来越低，执政地位日渐巩固。二是总体上的拥戴与局部的不满意并存。执政主体是分层次的，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通过层层贯彻实施才会最终作用于政策对象。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总体上拥戴——拥护党中央，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局部不满意——对一些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做法不满意、拥戴程度低，就直接削弱了人民群众对执政主体的认同程度，并使地方与局部的执政成本不断升高，相应地增加中央的执政成本，并使中央的执政绩效层层递减。
（二）收入差距与区域发展差距。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且呈扩大趋势，这对执政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影响与制约执政成本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和区域差距越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就越多越深，执政党及其政权机构尤其是中央政府所承担的调控差距的任务越繁重，为此支付的各种费用也就越多。同时，如果这种差距处理不当，极易引起各种突发事件乃至社会危机，对社会经济造成很大损失，对执政党和政权机构造成巨大冲击，并使执政党的政治资源流失严重，执政党及其政权机构应对与化解的费用巨大。收入差距与区域发展差距同样也是一个变量，与执政成本正向关联。高成本低效益的执政会削弱政府缩小差距的能力，使差距难以消除甚至日益扩大。当差距超过警戒线引发社会危机，化解的成本费用将难以估算。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应当使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中，对业已存在的差距要努力缩小之，并对社会贫困阶层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方面的事先投入的成本将会大大低于事后成本，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利益矛盾的调控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稳定执政基础。
（三）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程度。在一个领域广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如果国家统一、民族和睦，执政党的执政成本就低，反之就高。香港、澳门的回归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赢得了有利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正确的民族政策，创造了56个民族大团结的国内环境。然而，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周边有关国家对我国领海的无理要求，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使我国的国家统一与民族和睦遇到新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增加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各项费用。从表面上看，这是增加了执政费用，但这并非增加执政成本，在此方面投入的成本将避免民族分裂、国家冲突等灾难性损失。
（四）执政体制与机制的成熟程度。执政党执政成本高低，不仅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还取决于自身的体制与机制的成熟程度，如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执政的权力结构与层次是否合理，制度设置是否科学，执政党和执政机构干部是否廉洁，运行是否高效等等。执政成本与执政机制和执政体制的成熟程度是成反比的。从降低执政成本这一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是关键性的。成熟的执政体制与执政机制，可以避免执政活动因领导人的变化和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动，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与政策的连贯，使执政活动走上法制化、制度化之路，国家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并且能使执政充满活力、创造力与高效率。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执政的体制与机制还不够成熟、不尽完善，执政的效率与效益不够理想。我们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并虚心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执政党的成功经验，包括研究他们的体制与机制的特点，认真解决执政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努力建设一个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制度设置科学民主的执政体制与机制。这种体制与机制，不仅充满生机与活力，而且成本低、效率高，执政效果好。
（五）执政主体的意识程度。影响执政成本的主观因素之一是执政主体的意识程度，即执政主体对执政成本的认识程度、主动程度与自觉程度，这些与执政成本是反比例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执政成本的理解是生疏的，缺乏成本控制和效果管理的理念，对执政成本过高会危及执政地位的后果更是缺乏重视。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滥用执政手段，任意挥霍执政成本，自损执政基础的严重状况。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要求“提高执政效果”，“降低行政成本”，这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警觉性与自觉性。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央对此问题的警觉性与自觉性，变成全党的警觉性与自觉性，真正认识到执政成本与执政效果、执政地位之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增强执政的成本意识，把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果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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