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5年职业流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职业流动，在本文中的含义是个人职业的改变，也包括了由此而产生的就业人口结构的改变。职业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侧面，职业结构的改变能够比较准确地体现社会变迁的结果。在前工业社会中，农民职业占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到工业社会，就业人口中工人的比重日益增加，而在现代社会，白领职业人数节节上升。对于个人来讲，其改变职业主要取决于其能力与机遇，但是决定其机遇的，更主要的是社会变迁。通过职业结构的改变，研究社会变迁是本文的出发点。
对于职业流动的研究，特别是农民转变为其他职业的研究，长期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不过其他职业的职业流动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有的研究比较注重职业地位的取得（李，1991；戴，1994；陈，1995），也有的研究则强调宏观的职业结构改变（李，1995a、1995b、1997a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准确地反映出这场变革。1982～1990年间，基本上是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期，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城市改革在这一期间出台，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1990 ～1995年间，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社会变革没有前一时期那么迅速，同时社会变革带来的许多问题开始凸现或者深化。因此有必要对1990～1995年间的职业流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通过比较这两个时期的职业流动，对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速度是有一定的帮助。
一、职业流动基本情况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人口在不同的职业之间的流动，各个职业从业者的增幅应该大体上相当，如果各个职业从业者的增幅差距大，表明存在职业流动。根据上述原理，本文分别定义了几个指标来测量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率＝[ （期末某职业人口－期初该职业人口×同期在业人口的增长率+1）／测量时期该职业人口]×100
流动强度＝∑（各职业的职业流动率×各职业平均人口占全部在业人口的比重）
在上述定义中，同期在业人口的增长率可以是全部在业人口，也可以是某一类别的在业人口，具体情况视不同的指标而定。根据上述定义，某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为正数，表示该职业中其他行业转入的人数超过该职业转入其他行业的人数；相反，某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为负数，表示该职业中其他行业转入的人数少于该职业转入其他行业的人数。职业流动率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该职业的流动强度越大。流动强度是各职业的职业流动率的一个加权和，表示某一时期整体职业流动的程度。流动强度的值越大，表示整体职业流动的程度越高。
1982～1995年间中国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农民与工人数量的相对减少。在1982年农民和工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是72.0%和16.0%，1990年的比重下降到70.6%和5.2%，1995年进一步下降到69.4%和14.4%。 虽然农民与工人依然是人口最多的两个职业，但是其在就业结构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与农民、工人的情况相反，其他几个职业的就业人口相对数量都有所上升，上升幅度从大到小分别是商业人员、办事员、负责人、服务人员和专业人员。
表1 1982～1995年各类职业人口的职业流动率
人数(万人)
职业 1982 1990 1995
专业人员2645.8
3439.43790.8
负责人① 813.1
1132.81410.2
办事员
678.8
1127.61421.3
商业人员 941.5
1947.22915.5
服务人员1150.6
1551.21780.6
农民
37538.0 45682.0
48422.5
工人8336.9
9812.5
10069.9
其他②45.8 31.8
5.6
合计
52150.6 64724.5
69816.4
平均年增长(%)
职业流动率
职业 1982～1990 1990～1995 1982～1990 1990～1995
专业人员 3.331.875.1 2.2
负责人① 4.234.26
12.714.8
办事员
6.554.50
31.616.1
商业人员 9.517.99
53.933.5
服务人员 3.802.669.1 6.4
农民 2.491.12
-2.2-1.9
工人 2.060.49
-5.9-5.2
合计 2.741.46
流动强度0.050.04
说明：①负责人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下同）。
②因为其他类职业人数少，在研究中略去。
③1982～1990年的时间间隔是1982.7.1～1990.7.1，1990～1995年的时间间隔是1990.7.1～1995.10.1。
资料来源：根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5年1 %人口抽查资料计算。
如果比较一下1982～1990和1990～1995两个时期的情况，可以看出除了负责人一个职业外，其他几种职业在1990～1995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都比1982～1990年间下降，这种变化同样从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强度上体现出来。从职业流动的情况可以反映后一个时期社会变革没有前一个时期那么剧烈。
二、年龄、性别对职业流动的影响
由于1982年公布的人口普查资料中，不同职业的年龄分组比较粗略，因此无法比较1982～1990年与1990～1995年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况。这里只能对1990～1995年的情况作分析。图1是各种职业分年龄、 性别的职业流动率，各职业的情况都有所差别。
首先，专业人员的情况。该职业在25岁以前有比较高的职业流动率，随后职业流动率一直比较平稳保持在低水平上。女性从50岁（1990年的年龄，下同）左右开始，男性从45左右开始，职业流动率大幅度下降。男性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低于女性。这种情况表明专业人员的职业对青年人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中年人的吸引力非常弱；对女性有吸引力，对男性吸引力弱。其原因一是大部分专业人员收入不高，二是成为专业人员需要一定的技能训练，中年人往往缺乏这种训练，不容易成为专业人员。这种情况在1982～1990年间也是如此，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专业人员对就业者的吸引力不高的问题持续已经很长时间了。45岁以上男性专业人员的职业流动率大幅度下降，说明中年男性专业人员流失问题特别突出。
其次，负责人职业的情况。从政或者为官历来是一个好职业，因此在退休年龄以前，负责人这一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一直是比较高的，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流动率基本上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年龄越大，成为负责人的机会越低，这与这些年来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有一定关系。这一职业的职业流动率中，性别因素没有明显差别。
第三，办事员的情况。在25岁以前，办事员的职业流动率一直比较高，在25岁以后其职业流动率保持在0.5左右，到了退休年龄（女55、男60）才开始明显下落。办事员是属于所谓的白领阶层，工作比大多数工人轻松，比服务人员体面，因此不少人对这一职业趋之若鹜，使这一职业在退休年龄以前十分诱人。除了在退休年龄之外，办事员的职业流动率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第四，商业人员的情况。在几个职业中间这是惟一基本上没有出现职业流动率为负数的职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的经商热始终不减，以致流行着“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跑单帮”的顺口溜。如果观察一下商业人员的职业流动率，还可以发现与其他职业比较，其年龄之间的差距比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经商风气。
第五，服务人员的情况。服务人员的职业流动率在20岁以前比较高，女性40岁以后的几个年龄段人口出现了负数，充分体现出这一职业中有不少是属于所谓的“青春饭”的特点。
第六，工人的情况。工人的职业流动率有两点突出，其一是女性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低于男性，其二是除了20出头的小年青之外，大部分年龄段的职业流动率很低，甚至是负数，这种现象反映出一些令人关注的事实。目前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经济不景气，大批工人下岗，下岗的职工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中年女性居多。再就是工人职业对不少城镇青年没有吸引力，一些人宁可在家失业也不愿意当工人，以致出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方面有人失业，另一方面从外地吸收了大批外来工人的情况。
最后，农民的情况。从农民的职业流动率看，25岁以前职业流动率是负数，也就是农民转为其他职业。但是25岁以后职业流动率为正数，这种情况表明在25岁以后的年龄段，一些外出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民重新回到农村。
从整体上看，1990～1995年的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15～30岁以前的年龄组的人口中间，换句话说就是主要发生在青年人当中。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主要是从农民和工人职业变成其他几种职业。而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的职业变化比较复杂，一些从农村到城镇的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农村；一些中年专业人员和工人则变成负责人、商业人员和办事员。值得注意的是图1中显示，大体上在男性50岁与女性45 岁以后，职业流动率有明显的反弹，这说明退休人口的再就业相当活跃。
三、职业流动的空间差异
由于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致，因此职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职业流动强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基本上体现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下降的空间格局。
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省，其职业流动强度在1982～1990年间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在1990～1995年间广东省的职业流动强度居全国首位。江苏与浙江在改革开放中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其职业流动强度也是名列前茅。这种情况说明，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改革开放程度的影响。
除了改革开放的影响之外，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这些老的工业中心的职业流动强度都比较高。
从表2中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1982～1990年间与1990 ～1995年间，地区之间的职业流动强度差距变小。如果以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数）为指标，那么职业流动强度的变异系数在1982～1990年间为0.719，在1990～1995年间为0.167。这个情况反映出，随着全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差距有所缩小。
四、社会变迁与职业流动
N.莱德（Lyder）认为， 社会变迁指不过是下一代人在与他们前辈在同一年龄作不同的事情（J.R.Week,1986）。从中国的情况看， 因为社会的巨变，同一代人在不同的年代作的不同事情的情况是相当普遍。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从宏观上看，就业者从事何种职业取决于社会提供的职位空缺。从微观上看就业者从事何种职业取决于他本人的能力和该职业的社会地位。商业的就业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其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改革开放以前整个社会轻视商业的一种矫正。为了弥补商业网点的不足，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商业机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加重要的是，随着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的用行政命令管理商品流通的体制的逐步消失，必须有新的商业部门来替代旧体制，因此在流通领域造就了大量经商的单位，产生大量的工作机会。一些过去根本不存在的行业，如股票、期货业也为愿意经商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负责人职业是增长幅度最高的职业之一，该职业的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行政区划变动（李， 1997b）。随着经济发展，各级行政机构的膨胀大幅度增加负责人的数量。与此同时，大批新建立的企业（包括私营企业）的出现，造就了一大批企业负责人。负责人职业的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除了就业者本人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机遇。
表2 各地区一流动强度
地区 1982～1990 1990～1995 地区1982～1990 1990～1995
北京 0.24
0.15 山西
0.110.10
天津 0.17
0.06 内蒙古 0.070.07
河北 0.04
0.04 吉林
0.120.08
辽宁 0.18
0.15 黑龙江 0.180.12
上海 0.19
0.17 安徽
0.030.02
江苏 0.12
0.12 江西
0.050.07
浙江 0.17
0.19 河南
0.030.03
福建 0.09
0.10 湖北
0.070.06
山东 0.06
0.06 湖南
0.040.05
广东 0.21
0.22
广西 0.04
0.02
海南 0.12
0.08
平均 0.14
0.11 平均
0.080.07
地区 1982～1990 1990～1995
四川 0.030.08
贵州 0.020.07
云南 0.020.06
西藏 0.160.10
陕西 0.030.04
甘肃 0.020.05
青海 0.040.06
宁夏 0.060.03
新疆 0.060.09
平均 0.050.06
资料来源：同表1。
在社会变革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对职业的评价与追求上。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变得更加务实和讲实惠，理想主义的色彩明显淡化。一项在上海市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列举的26项职业中，被调查对象列为最希望从事的职业的排序的前5 位分别是外商在华代理人、厂长经理、三资企业职工、处局级干部、机关职工。工人排在第21位，但是对于34岁以下的青年人来说，工人职业排在第26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孙，1997）。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当代人，特别是城市里的青年人，对职业追求实际上是收入与权力。因此，负责人职业、办事员职业和商业人员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工人则成为被城市人冷落的职业。
表3 1989～1990年各种职业35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年）
职业男女
专业人员 35.1
37.6
负责人39.3
39.4
办事员39.7
42.2
商业服务人员 34.1
36.5
农民 30.7
31.1
工人 34.9
35.3
其中:矿工 24.7
冶炼 27.3
化工 28.0
23.8
建筑 28.9
装卸 27.8
资料来源：《中国从业人口生命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随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各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追求社会地位高的职业，无疑是导致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从传统的社会学观念来看，收入、权力和声望构成社会地位的基本要素。当今中国社会，负责人是拥有权力的职业，并且其中一些人收入也可观，声望也高；商业人员中为数不少收入可观，同时不同程度的钱权交易现象也增强商业人员的权力；作为办事员职业来说，虽然其权力不如负责人，收入可能不如商业人员，但是该职业属于白领阶层而得到不少就业者的青睐。如果不局限于社会地位的分析，换个角度看问题，从各种职业人口的寿命看，居然是办事员的寿命最长、负责人其次，看来要长寿的话还是选择这两个职业好。例如35岁男性（其他年龄情况相同）为例，办事员平均预期寿命（也就是平均预期还能活的年数）是39.7年，负责人是39.3年，工人是34.9年，而一些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低，35岁的矿工只有24.7年。矿工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办事员低15年，仅此一点就足以让许多城市青年对这类职业裹足不前了。不同职业之间寿命的悬殊，实际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折射，也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不同职业的吸引力不同。
从前面的分析和研究中不难看出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带来空前的职业大流动，这种流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1982～1990年间的职业流动，笔者曾经提出对这种变化有几点值得深入讨论：第一，专业技术职业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第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大、先进的工业体系，但是工人却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职业，这种状态很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队伍。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没有高素质的工人，就不会有先进的工业，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第三，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职业的过程中，转移者多为年轻和受为中学教育者，这种转移所带来的负效应尚待深入研究。第四，全社会热衷于经商，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热衷仕途，这将给今后发展带来何种结果（李，1995a）。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1990～1995年间上述问题依然如故。如果中国继续带着上述问题进入21世纪，其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