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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文化为大背景，以今日江苏为区域范围，纵横比较，分古今江苏文化为六个发展时期。其中第二期“青、徐、扬文化”与第四期“六朝文化”分别为发生期和成熟期，是江苏文化史上两大高峰；第六期“现代文化”为一大转折。良渚文化、文人文化、企业文化分别为这三期的典型形态。其余三期分别为孕育、生长、巩固期。从而揭示了江苏文化之内涵的人文性及其美学风格的阴柔性、优美性，并以此确立江苏文化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化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地区分野的标志，呈现北雄、南秀的风貌特色。“北雄”一派中，有中原文化之雄壮、北方草原文化之粗犷；“南秀”一派中，则有东南文化之优雅、西南文化之灵奇、华南文化之华丽。这五大区域文化中，西南和北方草原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最显特色，华南以商业企业文化最为活跃，中原以宫廷文化最为深厚，东南则以文人文化最有成就。〔1〕江苏文化便是这东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之一。
越是早期文化，越取决于自然条件。即由特定的自然，产生特定的人文，这特定的人文又进而反作用于这特定的自然。循环往复，使文化的地方风貌逐渐形成并得到巩固。后来的文化交流虽可以使文化的固有风貌得以充实、丰富，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区域文化的原初本态。因此，江苏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在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以前便已决定了的。
一、孕育期的江苏文化——石器文化
早在距今四十万年至十二万七千年前，江苏境内已有人群生活〔2〕。一万年前，江苏境内的晚期智人已创造了很高水平的石器文化。苏南的三山文化遗址出土了5000多件旧石器晚期的打制石器和20多种哺乳动物的化石〔3〕。苏北的爪墩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打磨精致的细石器〔4〕。这一时期出土的动物化石已呈现由南向北的过渡性特征。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后，江苏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产生了粗放型农业。渔猎生产中已使用骨、石箭头制作的弓箭，出现了独木舟和木浆、渔网，出现了早期的家畜饲养、纺织、丝绸、制陶、竹器、漆器、玉器等家庭手工业也相继兴起。此时的农作物，江南和江淮地区主要是水稻，黄淮地区主要种植旱谷，其间还有旱谷与水稻并存的情况〔5〕。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石器时代作为江苏文化的孕育期，在其晚期已呈现以南方风貌为主体并与北方风貌交界的过渡性特征；在江苏区域内，亦已开始出现南、北、中的小区域性分野。
二、发生期的江苏文化——青徐扬（玉器）文化
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虞、夏时代，江苏文化的风貌特色初步形成，并且进入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高峰。《尚书·禹贡》划天下为九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周礼·职方氏》云：“正东曰青州”，“东南曰扬州”。江苏跨青、徐、扬三州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古城古国文化。这一区域文化在古代被认为非华夏正宗而称之为“东方九夷”或“诸夷”。但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的古文化高于中原，应与黄河文化同样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一系列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
江苏境内的良渚文化遗址，大多分布于“扬州”地区〔6〕，已发掘的有吴县草鞋山、苏州张陵山、常州寺墩、新沂花厅等处。这些遗址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人工堆筑的高大祭坛，最高达25米。祭坛周围是人工开挖的“护城河”，最长达3500米。大量的玉器随葬，最多的墓穴达100多件。这些玉器以琮、璧最为珍贵，其它还有镯、冠状饰、锥形饰、環形饰、龠、鐏、钺、三叉型饰、璜、管、半圆形饰、串饰、坠饰、蛙、鱼、龟、鸟等。《周礼·春官·大宗伯》云：“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璧是沟通天、地、人关系的法器。说明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国家观念、宗教观念以及后世儒家以玉比喻君子之德、以玉为美之极至的观念、制度，此时已呈现出高度成熟形态。
这里，我们作三个比较分析：
一是将江苏良渚玉器与同时代的北方红山文化玉器比较。红山文化玉器以动物造型为主，有鸟、燕、鸮、鹰、蝉、鱼、龟、猪等，也有神灵如勾龙，兽形玦（猪龙）、兽面丫型器、勾云形佩、马蹄形箍、二联璧、三联璧等，大多为立体性质的圆雕，风格质朴豪放，器表不加装饰，纯然一派粗犷的、去华尚质的雄壮风格。而良渚文化玉器很少动物圆雕造型，大多是人工化、图案化、装饰化的造型，多在特定的平面上雕刻精细无比的装饰线纹，有的已属微雕性质，图案深含天人之际的礼法寓意，是一种和美，细润，优雅且含有深邃的人文观念的阴柔性文化。在艺术上，它与红山文化风格各异，平分秋色；而在文化内涵方面，则显然远远超过红山文化而呈现极高度的文明。
二是将江苏良渚文化与典型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作一比较。仰韶文化稍晚于良渚文化，极少发现玉器，而以彩陶闻名遐迩。彩陶装饰雄壮、饱漏、强烈，与良渚文化的纤巧完全是刚与柔、粗与细的两极。仰韶文化极有限的一些玉器是璜、環、半月形饰、龟头形饰、珠饰等，制作都十分简朴。相对于仰韶文化，我们完全可以称江苏境内的良渚文化为玉器文化，而且，这是整整一个时代，代表了中国原始社会文化的最高水准〔7〕。
三是江苏境内除“扬州”的良渚文化玉器外，还有江淮地区的原始文化玉器、黄淮地区的龙山文化即“青州”“徐州”玉器，它们比红山文化玉器秀致，而又比良渚文化玉器质朴，呈现由南向北的过渡形态。因此，玉器时代的江苏文化进一步展现出了从优雅风貌的主调逐步向雄壮风貌过渡的地区性特征。
三、生长期的江苏文化——吴楚越（铜器）文化
玉器文化之后，江苏文化在商、周统治下，长期不居于显著地位。直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这里的吴、越、楚文化在争霸战争中显出了一定的生气和特色，为进入成熟期的江苏文化——六朝文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阶段，江苏境内农、牧、渔、丝织、铜器、铁器、陶瓷、煮盐、造船、髹漆、酿造等各行业的生产规模都逐渐扩大，尤以铜铁铸剑闻名于天下。著名的铸剑工匠干将、莫耶夫妇便是吴国人。考古发现这一带的吴王子
戈、季札戟、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以及错金银牺尊、错金银嵌绿松石飞鸟壶、刻铜工艺铜盘、铜匜等，代表了江苏当时青铜器的最高水平，其工艺精细雅致，而又毫无繁缛之感。我们甚至可以把青铜剑作为这一时期江苏文化的象征物。它秀丽绝纶，但寒光闪闪；它锋利无比，却用美丽的剑鞘包裹；它是精美的工艺品，但又是攻防武器。它是江苏古代科学与艺术的凝结。如果说当时的中原文化美学特征是泱泱大国的雄强，而吴、楚、越则是柔中寓刚。这一时期江苏境内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成语典故、诗歌、散文、工艺品等，几乎是同一种优美风格的不同载体。例如《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卧薪尝胆”的成语，美女西施的事迹……无不是缠绵悱恻，幽婉动人。虽不乏壮烈，但决不同于雄豪；虽崇尚忠勇，但更崇尚深谋远虑，忍辱负重；虽美丽而不浮华，虽雕饰而显质朴。直至两汉，佛教传入，同时道教兴起，从此以后，儒家思想虽然时时影响江苏，但作为地方文化风貌的显著特征的思想基础却一直是佛、道二教。在道教的影响下，这里炼丹术、医学、天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吴人（一说为会稽人）魏伯阳写成了千古炼丹巨著《周易参同契》，神医华佗亦出生于江苏附近的沛国谯（今安徽毫县）地，并长期在江苏一带行医。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刘歆父子研究《易》学、《谷梁春秋》、讲论《五经》，著《新序》、《说苑》等，为江苏文人开千古学术风气。以后千余年，江苏一地出大政治家的人数远远低于出谋士和学者、艺术家的人数，这种传统，于春秋、两汉已见端倪。
四、成熟期的江苏文化——六朝（文人）文化
良渚文化高峰之后，商周至汉，江苏文化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与中原相比则处于低谷。六朝时期，是江苏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此时，江苏文人文化，也是中国文人文化，以江南为中心而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境界。
江苏文化之所以在六朝成熟，是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的。
原因之一，六朝以前，东南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的互生互根，奠定了丰富优雅的文化性格。
原因之二，六朝时期，兵荒马乱，杀伐频仍，长江以南相对来说，较为安定。北方士族和平民为躲避战乱，遂大举南迁，黄河流域的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文化在这里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融合，将江苏的经济、文化推向了空前繁荣〔8〕。
以上两个原因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没有第一个原因，假如是南方人迁居中原，那就是能使中原的宫廷文化更为进步，却不能在中原建立起压倒宫廷文化的文人文化中心。反之，如果没有第二个原因，即假如没有中原文化南下的融合，那么，东南文化是能在东夷的基础上形成边远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而不能发展成代表华夏正宗的中国文人文化。
六朝文化的成熟表现在哲学、文字、绘画、书法、雕塑、乐舞等各个方面。如果说，六朝以前的江苏文化尚以民间文化占据主流地位，那么，六朝以后，便以文人文化占据主流地位，不仅超越往古，而且影响至今。影响的范围几乎囊括江苏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南京虽是十朝都会，有一定的宫廷文化，但这里的宫廷文化却带上了浓重的文人气息。最典型的要算是陈后主与李后主的诗文歌舞生涯了。同时，这里的民间文化也带上了浓厚的文人气息。无论苏州刺绣、无锡泥人、扬州剪纸等等，皆十分秀雅精致，讲求意境意趣，与北方的皮影、剪纸等民间工艺的粗犷强烈大相径庭。因此，要认识江苏文化，最关键的是熟悉六朝文化。兹从以下六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A、哲学方面 六朝时期形成了以佛、道、玄为主要特征的江苏文人哲学。尤以老、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老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表现在以超脱市俗，回归自然为最高向往。旧文人达则兼治天下，不达则吟诗作画做文章；进则儒，退则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文人是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机遇的，因而老庄思想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再则，艺术领域的最高境界是追求自然美，主张“天然去雕饰”，必然以老庄思想为旨归。这样，六朝文人隐居山林，清谈玄学，吟诗作画，炼丹修道，将中国哲学中的老庄和佛学融合，在哲学领域异军突起。使道家哲学在文人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中国艺术哲学的主导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思想。从此，中国哲学倘以地区而论，便是中原以儒为主导，东南以道为盛行。
B、文学方面 继玄言诗之后出现的山水诗、田园诗，描写建康（今南京）及江南山水景色，词藻华丽工致，以所谓“元嘉体”、“永明体”，开创了格律诗的新格局。南朝时代的散文（又称骈体文）和辞赋，讲求声律和对偶，多绮语浮词。这种文风被后人认为是过于雕琢，华而不实；但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当时有闲文人寄托自己情感的最好出路。在后人看来是雕饰的，而在他们自己则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其文风、文体对后世影响仍是深远的。由于文人的隐遁、离世和放诞不羁，六朝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开始产生，《世说新语》便堪称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从中可以淋漓尽致地窥视当时文人放浪形骸之外的生活态度。还有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建康编集的一部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三十卷，搜集了梁以前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文学上最值得重视的成就是文论——包括诗论、画论、书论、乐论。可以说，六朝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最高峰。陆机《文赋》、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宗炳《画山水叙》、王微《叙画》、嵇康《声无哀乐论》等等，都树起了千秋不朽的中国美学理论的丰碑。这些文艺理论著述，以诗一般的语言，以入木三分的哲理，以“禅”一般的指直本心的比譬，阐明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方法、原则，揭示了中国审美的标准、纲领，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的独特风格和体系。六朝玄学和文论实可堪称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代表。
C、绘画方面
六朝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出生的一代绘画宗师顾恺之，提出了中国画“以形写神”的理论。与此同时，南齐谢赫提出了“六法”论，宗炳、王微写出了最早的也是最有水平的山水画论，梁元帝据传也留下了一篇《山水松石格》。顾恺之的人物画摹本《女史箴》、《洛神赋》、《烈女仁智图》、《
琴图》，现分别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处。从现存六朝画迹和画论综合分析，当时江苏的绘画不仅代表了中国的水平，而且标志着中国绘画史的一个崭新阶段。从此以后一千五百年的中国绘画，在创作上是对六朝画论的不断实践，在理论上则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了。中国唐以后绘画之所以渐渐以水墨为主、以山水为上、以文人画为正宗、以境界格调的追求为旨归，讲究笔情墨趣，其观念和指导思想皆不出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的画论纲领。中国画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绘画之林，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于六朝。六朝以后，江苏地区便一直是全国绘画的中心之一，保持着千年不衰的地位，直到今天，仍可以毫无愧色地居全国之冠。
D、书法方面 六朝江苏出了一大批书法家。东晋时期并称“二王”的中国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祖籍琅玡（今山东临沂），南渡后便居于建康。王羲之七岁习书，青年时就声名大振，《晋书》称其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羲之以后的书法家，无一不以王书为正宗楷范。刘宋时的羊欣、孔琳之、范晔，齐时的王僧虔，陈时智永等，也都在书法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与绘画一样，六朝以后，江苏便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中心之一。
E、雕塑方面 从记载着，六朝时期有杰出的雕塑大师戴逵及其儿子戴颙。他们擅长于雕佛像。他们的真迹虽无从考证，但我们从南京、丹阳、连云港一带保存下来的无姓名可考的陵墓石刻和佛寺石刻来看，亦足以看出六朝江苏雕塑艺术的非凡高度。今天常用来作为南京城市之象征的图案的雕塑“石辟邪”便是六朝陵墓雕塑杰作。所谓“辟邪”，乃是一种神兽，其体量巨大，昂首阔步，吐舌垂胸，施尾卷地，非狮非象，非鹰非隼，如狮如象，如鹰如隼，实是天地间巨禽猛兽的集大成〔9〕。即天地间本无此物，而为雕塑家集巨禽猛兽之特征的重新创构，它是“以形写神”，“得意忘形”的最高境界。雕刻手法则完全显示了“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老庄思想的追求。这种石辟邪在南京东北郊的十月村和镇江丹阳的六朝帝王陵墓遗址尚有不少遗存，堪为江苏文化的典型文物。此外，栖霞山现存佛教造像数百件之多，连云港孔望山发现北朝石造像五件，淮安发现东魏观音浮雕像。将这些对比观照，亦可以看出六朝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文化由南向北的过渡状貌。
F、音乐舞蹈方面
六朝江苏的音乐舞蹈最著名的是宫廷的腐朽靡烂的色情之作，这些作品，部分取自民间，经文人的加工，成为统治者享乐的工具，后人将这种乐舞作为亡国之君的代名词，以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最为著名。从当年西施美女对吴王夫差的腐蚀，到六朝陈后主、再到五代李后主、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一系列帝王将相的垮台，能否认为，江苏文化是一种偏重于享乐型的文人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统治者，倘无崇高的精神追求，将比北方文化中的统治者更易于失去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沉湎于诗酒色声之间。但如果这种文化与儒家文化密切结合，也可以造就诸如孙权这样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
五、巩固期的江苏文化——唐宋元明清艺术文化
唐宋元之际的江苏地区，文人文化上承六朝，在诗、词、书、画方面成绩显著。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文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相融汇，文学、艺术逐步走向市场化、商品化。江苏文化遂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一方面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成就特色，另一方面也向下层普及，成为近现代转折期江苏文化的前奏曲。
A、小说 明清时代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高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长篇名著的作者，有三位是江苏人，他们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兴化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淮安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南京人。另一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山西太原人（一说是钱塘人），相传是施耐庵的学生，仍与江苏有不解之缘。此外，还有《三言》的作者冯梦龙，长洲（吴县）人；《二拍》的作者凌蒙初，浙江乌程人，官上海县丞，徐州通判；《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安徽全椒人，移居江宁，老死扬州；《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山东淄川人，曾应聘在宝应当过幕宾等等。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几乎都与江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这点来看，称明清江苏为小说之乡也是不过分的。
B、园林 明清之际，由于江苏商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文人经商的风气，文人与商业的结合，形成了很高的商业文化。例如，清代扬州盐商，有的是大文豪兼商人，有的是大商人与文人相结合，长期把文人作为食客养在家中，文商结合，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除诗词歌赋、书院、教育、印刷出版、书法绘画等有了长足进展外，还建筑了大批园林。江南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江北扬州、泰州，都留下了大量园林遗迹，尤以苏州和扬州园林，堪为全国之冠，与北京皇家园林、广东私家园林并列为中国园林三大流派之一，其意境深远，优雅宜人，所谓小桥流水，玲珑剔透，又使人恍若置身大自然的真山真水之中。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首屈一指，极受西方建筑学家的推崇，如苏州网师园被如样复制，搬到了美国。扬州个园以四种石料推出四种假山，宛若春夏秋冬，南北风景融于一体，达到了超时空的艺术复合，观之又十分自然协调，令人流连往返，体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至高境界。
C、学术事业 明清时代，江苏的学术事业也独步天下。明代《永乐大典》由皇家主持编修，共22937卷，11095册，3.7亿字，收录我国古代图书七、八千种，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皇家而外，私家著书、藏书和刊刻书籍的活动也前无古人。常熟人毛晋私人藏书8.9万卷，且多宋元精本，同时刊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元十种曲》等书数百种，流布全国。清代最突出的是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这一学派创始于吴县人惠栋，治学的特点是尊信和固守古人经典，提倡博闻强记，后继者有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段玉裁，金坛人，《说文解字注》为其代表作。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高邮人，擅长以经注经，“一字之证，博及万卷，折心解颐，他人百思不能到”，为“河内无匹”〔10〕。成为中国学术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大高峰。
六、转折期的江苏文化——现代江苏文化
事实上，江苏之为江苏，名称乃定于清朝康熙年间，清初为江南省，康熙年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当时江苏省包括今天的上海市，1928年将上海划为直辖市。本文将相当于今天江苏境内的古代文化统称为江苏文化，是一种就便的说法。
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历史推向了近代，同时也是江苏文化由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以后，直到1949年以前，江苏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一样，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一方面保持着固有的传统和地方风貌，另一方面吸收着外来文化因子，对传统进行改造、创新，展现出日新月异的文化生态。作为新因素的江苏文化，最突出的是：民间文化，企业文化和革命文化。
A、民间文化
江苏民间文化的大发展是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大量市民阶层以后。而成熟时间则更晚，可以说苏南、苏北、苏中民间文化地方风格的巩固，最早是在民国年间。
民间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是择其精要，略作介绍。
地方戏曲。江苏地方戏曲有苏南的锡剧、沪剧、昆剧、越剧、苏州评弹等，苏北有扬剧、淮剧、扬州评话、扬州弹词、扬州清曲等。有的曲艺历史非常悠久，如昆剧，已有二、三百年历史。扬州评话，在乾隆年间已经兴盛。但大多则成熟较晚，如扬剧诞生于1935年，沪剧、锡剧诞生于民国初年，越剧名称于1942年才确定，淮剧至今也仅有100多年历史。这些剧种，无论历史长短，一概由江苏各地民间说唱艺术发展而来，其间有文人加以改造，使之升华，但仍保留了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强烈的地区风格特色。如沪剧、越剧婉转优美，令人柔肠寸断。淮剧则相对直抒胸臆，质朴健美，没有娇声扭妮之态，呈现江淮一带民风特色。扬剧则刚柔相济，处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形态。1949年以后，各民间剧种在政府的重视下皆成为地方文化的保留项目，由专业文艺工作者从事创作与演出，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加以挖掘和提高。
民间工艺。江苏境内的民间工艺有浓烈的地方特色。宜兴的紫砂茶壶、无锡的惠山泥人、苏州的双面刺绣、扬州漆器与剪纸等等，有的是悠久的历史，如宜兴紫砂壶，明代已经兴盛。但更多的则是在近现代才呈现出光彩，有的在1949年以后才受到政府的重视，使之进入艺术的大雅之堂，打向国际市场。如扬州艺人张永寿的剪纸《菊花》，经郭沫若宣扬，进入了国家级工艺美术的行列。总体来看，江苏民间工艺普遍过于细腻入微，缺乏北方和西南等地民间工艺那种大红大绿的色彩对比和高度夸张的变形造型。从纯民间文化的角度上讲，其特点不够突出。这一方面是江苏民间工艺的特点、优点，同时也是缺点。
B、企业文化 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人懂得了办工业的重要性。江苏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先驱之一，较早地发展了现代企业文化。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上海洋炮局，主要生产炮弹。1863年，洋炮局迁进苏州城内；1865年，又迁金陵（南京），建立了金陵机器制造局。此时的工业属于官办，还不属于企业性质，但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在中国现代文明观念的建立过程中，江苏走在最前面。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江苏自然经济开始发生局部的解体，农产品出现商品化趋势，南通地区出现了纺纱和织布的分离、纺织与农业的分离，“通州土布”发展为洋纱土织，棉花、蚕丝等作为经济作物得到广泛的发展。最早的近代化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江苏成立。〔11〕紧接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南通、无锡、上海、徐州等地兴起，南通张謇、无锡荣瑞謦等作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对江苏以及中国现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直到1949年以后，江苏南部之所以成为中国社队工业——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发展中心，“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农村最富庶、农村工业最发达、农业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这是与江苏民族资本工业发生最早、观念更新最快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可以说，苏南乡镇企业便是上海、无锡城市工业辐射的必然。苏、锡、常地区农民现代观念的形成是江苏现代文化的典型标志。
C、革命文化 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在南京建都，日寇的侵华大屠杀惨案发生在南京，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总部设在苏北盐城，淮安建立了名闻遐迩的新安旅行团；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战役淮海大战发生在江苏，渡江战役更是蒋家王朝覆灭的最后标志。凡此等等，产生了江苏现代的革命文化。江苏人不但勇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不但善于产生革命，而且在政治革命中，在抵御反动势力和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事业中，江苏人也表现了特有的大智大勇。
在革命运动中，江苏文化的特点是坚韧、机智和富有远见。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后之所以施行了长达两月之久的南京大屠杀，除了日军的野兽本性外，攻城期间南京人的殊死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导致野兽们更疯犯的报复也是原因之一。〔12〕江苏人的这种忍辱负重、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由来已久，当年鸦片战争中，镇江地区人民的斗争便十分可歌可泣，明朝灭亡时发生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也是同样的悲壮。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是中国共产党当年对敌斗争的历史见证。诸如此类的革命文化遗址还有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赣榆县抗日烈士陵园；姜埝市曲江楼（陈毅曾在此指挥黄桥战役）；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与纪念碑；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馆”；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故居”；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等。
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本文所论江苏文化主要取狭义的一般的意义，它既与政治、经济相并列，又与政治、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从而有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文学、艺术、教育范畴的规范文化。江苏境内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中华文化的一般共性特征，又有自己的地域特点。其最重要的特点恐怕正在于它的纯文化性，即狭义范畴的文化特性。它虽然植根于江苏的政治与经济，但它比起其它地域文化来，文化的本体性更强。如中原文化具有较强烈的政治性，广东文化具有鲜明的商业性，少数民族文化则具有较多人的本能性和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江苏以及整个东南文化则偏重于人文性，美学风格上则偏重阴柔之美，优雅之美，而在苏北地区则呈现由阴柔向阳刚的过渡性质。它在中国文化整体中居于极重要的地位。
注释：
〔1〕郑奇、陈孝信《门类美学丛书·烹饪美学》第16～17页，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南京汤山石灰岩溶洞发现一个与北京人相似的人骨化石和一些动物化石。《光明日报》1993年3月29日有报道。
〔3〕《丹徒发掘出古人类牙齿和动物化石》《新华日报》1982 年3月19日第4段。
〔4〕张祖方：《爪墩文化》、《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5〕《江苏史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4 ～8页。
〔6〕古“扬州”涵括今江苏、安徽的大部和福建、浙江、江西、 山东等地的一部分地域。
〔7〕参见车广锦：《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1994年第5期；牟水抗、云希正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8〕参见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郑奇：《得意忘形之谓神》，《南京大观》第2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0〕阮元：《研经室续集》卷二下。
〔11〕参见：《江苏史纲》下册。
〔12〕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原因探索》，《东南文化》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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