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 求实 再谈高教发展数据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求实论文,再谈论文,高教论文,数据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探讨和确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目标时，人们往往注重从与其他国家有关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找差距。然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扩大了我国高教规模与其他国家差距的假象；尽管高教规模相差悬殊，我国每年高等教育实际毕业人数已跃居世界前茅，赶上了1985年美国的水平；不能以一段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低于经济增长而无视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强劲势头的事实；即使是正确的定量比较，也只能是发展高教决策的参考，不是决策的充分依据。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与其他国家有关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找差距，从而提出发展的目标对策，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多宏论著述的流行模式。但是，如果所依据的关键数据的可靠性、可比性有问题，就难免出现立论根本动摇的尴尬情况，即使所用数据确属可靠无误，也还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和运用的问题。
《科技导报》有一篇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文章（简称“萧文”，见1996·5）首先以《中国统计年鉴》为依据，分别将有关数据列表说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和“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国际比较”，从而论断“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差距、潜力”所在：
——1980－199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年均增长率(6.31%)太低，低于同期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9.65%)，发展还是相对缓慢的；
——从国际对比看，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美国和印度分别是我国的30多倍和3倍多。“假如我国高等教育达到印度人均水平，那么1991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将不是204.4万人，而（应）是663.1万人”，还应增加两倍多！
这种用美国（我国追赶的长期目标）、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同为低收入的大国印度的高教发展数据的巨大差距来警醒国人的做法，已成为许多主张加快高教规模发展者立论的依据，并且似乎取得多数人的“共识”，用意未可厚非。但是，笔者惊异地发现，对于如何正确地辨别和使用这些数据，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几年前写过一篇关于高教发展问题的有关数据分析的《札记》（《科技导报》1993·5），现进一步结合萧文所举的一些广为流传的中、美、印等国高教比较数据作一番分析和证伪，以就教于通家。
1.萧文忽视了统计口径的差异，因而扩大了高教规模差距的假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源于UNESCO，而UNESCO依据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高等教育的口径定义很明确，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及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无报名注册手续的）其他高等教育（在我国主要为“成人高等教育”）；不仅包括本、专科教育，还包括大学后的研究生教育。萧文所举的他国数字为UNESCO全口径的数字，唯独我国用的只是普通高校本专科的数字，毕业的8.8万名研究生未计及。由于难以取得口径完全规范的各国统计数据，UNESCO在每年以统计年鉴公布数字时对偏离的情况均一一注明。如，中国：只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数字；日本：还包括远距离教育（据日本《文部统计概要》，1992年“通信制”高校在校生有21万人）；印度：包括了不属高等教育的“中间学校”和“大学前教育”。数字显然大于事实。即使如此，由于印度教育统计的缺陷，UNESCO从1983年起屡将它作为无数据处理，停止公布印度的高教规模数字。按照UNESCO的口径，1991年我国高校规模应为360.8万人（包括成人高校147.6万人），不是204.4万人。按可比口径，我国高教在校生规模早已超过日本，当年大约是美国的1/4，而不是萧文的1/7（表1）。实际上，90年代以来，我国高教在校生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显著领先于经济(GDP)的位次。平心而论，出现这种判断失误的责任完全不在萧文的作者。不凭道听途说，而以国家统计局的权威出版物为依据，说明作者是慎重的。我国的现代统计事业草创不久，《年鉴》在处理引用国内外数据时偶而失察，也不能苛责，相信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会逐渐臻于严密、准确。
表1 一样数据，两种比较结果 （万人）
a 萧称：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印、泰为1990年数字，余为1991年数字。《年鉴》数据来自UNESCO，其中并无印度近年数字
b 本表及文中所引国外教育数字除另有注明外，均出自UNESCO《Sttistical Yearbook》
c 其中普通高教213.2万人，以下中国数字均按UNESCO口径，取自《教育统计年鉴》
d 取UNESCO《Statistical Yearbook 1995》中的最近数据
e 相应的1980年在校生1209.7万，1985年1224.7万，变化不大
f 不包括私立学校
2.尽管规模相差悬殊，我国每年高等教育的实际毕业人数已跃居世界前茅，赶上了1985年美国的水平
中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差别。我国高等教育入口紧，毕业率高，而美国则宽进窄出，毕业率比我国低。因而，我国可以以小得多的在校生规模获得同样多的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
1995年，我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共计143.4万，与美国1985年（本专科毕业生143.6万）几乎相等，差别仅在于层次结构。美国1985年毕业的研究生（39.4万）为我国1995年（3.9万）的十倍。研究生来源于大学本科毕业生，并不能增加专门人才的数量，这就是说，我国高教一年毕业的专门人才已与美国10年前相当了。整个80年代上半叶，美国高教规模变化不大，在1200多万徘徊。以平均1215万，1985年获得的毕业生143.6万计，每百名在校生可望获得年毕业生约为(143.6÷1215)×100=11.8人；考虑到我国1991～1995年在校生每年平均以11.2%的速度增长，如以三年前即1992年为基数，我国1995年获得毕业生143.4万人，约相当于360.8（1991年的规模）×1.112=401万在校生的贡献。每百名在校生可望获得年毕业生则应为:(143.4÷401)×100=35.8人。就是说，我国可以用不到400万在校生的高教规模获得美国1200万在校生同样多的专门人才。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点。须知，80年代中期，美国仅政府每年用于高教的经费高达1000亿美元，约占整个政府教育支出的40%。作为发展中的低收入国家，我们无力也不应去与美国攀比高教的“普及”。
3.不能以一段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低于经济增长而无视建国后我国高等教育超前发展强劲势头的事实
那种认为高教规模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即非正常的观念，笔者不敢苟同。关于高教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长期发展目标看，要实现高教与经济增长持续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每增长3%，高校毕业生的社会拥有量应相应增长2%。现阶段，发展高教事业，在于为社会培养适需的专门人才。社会上高教毕业生拥有量是多年高教毕业生积累的结果，其增长不完全以短期高教规模的消长为转移。我在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客观事实：从建国以来我国高教发展几经波动反复，但从总的效果、社会上的高校毕业生拥有量增长来看，是大大超前经济增长的（表2）！
表2 我国高教毕业生社会拥有量的增长
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引人注目，1994年GDP比1952年增长了18.8倍，年平均增长7.4%；而社会上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拥有量（不难从有统计的逐年毕业生数量和宏观统计的按龄死亡率计算出相当准确的数字）却跃增了56.5倍，年平均增长10.1%，大大超过经济增长。表中2000年的数字是基于：即使是维持1994年的规模不变算出的，但实际的发展只会更多。
4.即使是正确的定量比较，也只能是发展高教决策的参考，不是决策的充分依据
不同国家发展数字的差异客观存在，但就据此追求“缩小差距”并不见得是合理的决策。如美（人均GNP24740美元，1993年，据世界银行报告，下同）、日（31480美元）、德（23560美元）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而1990年万人中的大学生数，日（233人）、德（前东、西德分别为268和281人）两国都只有美国（559人）的一半。究竟是日、德应加速发展以接近美国，还是美国应控制发展来“缩小差距”呢？面对激烈的竞争，似乎美国更加畏惧日本。在一片教育危机声中，各国均在谋求教育兴国之道，但未见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和舆论界像我国这样在表面的差距上大做文章。近20多年的现实却是，美国的高教入学率不断提高，日、德却我行我素，增长甚慢。至于高校规模“印度人均水平是我国的三倍多”，与事实相距较远。首先，印度的人口为中国的3/4，其大学年毕业生数也恰好相当我国的3/4（表1）；其次，印度60-70年代急剧膨胀起来的高等教育（在校生1960年102.9万，1979年达543.6万）早已为国外教育界和经济界所病诟。有迹象表明，该国决策者近来也在反思和调整。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印度水平来评价我国高教规模。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地片面引用国外数据，不仅于求实的学风无益，一旦影响决策，还有图虚名遭实祸之虞。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是韩国：1980～1992年GN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5%，创造了经济的奇迹；其高校毛入学率（1991年为40%）高于大多数OECD的工业化发达国家，似乎足证高教的高入学率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其实，高教毛入学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30%左右）或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还有菲律宾（28%，1991年，下同）、秘鲁(36%)、委内瑞拉(30%)和阿根廷(43%)等国。引人注目的是除韩国以外的其他四国的高入学率不但没有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1980～1992年间反而都出现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从-0.8%（委）到-2.8%（秘）不等。能否由此又引出另一个极端的结论：高教规模大必然导致经济衰退？无怪乎，UNESCO的《1993年世界教育报告》在分析了工业化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了的高教情况后都得出了“现有高教规模与经济发展已没有关联”的结论。
中央决策开发浦东，上海顺理成章地考虑如何向国际大都市看齐、“接轨”，相应地论证上海高教发展的目标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容易想到的是与美国的纽约等城市相攀比，而不与新加坡这样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只有6所高等院校，UNESCO的数据1980年毛入学率仅为8%，1982年本专科毕业生7820人，1990年无数据；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9年世界资料”，1987年在校生44746人，每万人口为169人，相当美国的30%）比一下，甚至与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1992年本专科毕业生18906人，而上海1994年为31771人）比一下呢？其实，纽约是美国的一部分，上海则是中国的上海，上海的高教发展恐怕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作为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从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其决策也并非仅仅是上海自己的事。
总之，决策需要比较，好的决策过程应是各种方案比较择优的过程。但是这种比较，决不能是简单引用若干外国数据“为我所用”的比较，而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统筹权衡，走自己的路。尽管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包袱，在我国“科学决策路漫漫”，但愿在我们的决策研究中多一些科学精神，少一点盲目性和宏观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