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

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

朱文蓉[1]2001年在《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文中认为本文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史乘记载,对福建历代的森林变迁作了专门探讨。得出的结论是:福建虽是我国森林资源大省,但纵观历代福建地区的森林资源曾经历了一个由多变少的过程,用林与造林失衡,采伐与种植失衡,其间虽出现过一些反复,但总的变化趋势是不断下降的。而维护本省生态环境的良性组合关键在森林,一旦森林遭受破坏,高温多雨的有利条件即转化为强烈的破坏力量,造成水土流失。其结果是土壤肥力衰退,河川阻塞,水旱灾害频繁等等。总结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史,以古为鉴,对于认识在亚热带地区必须大力植树造林,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期有所稗益。

曹志红[2]2010年在《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有关食物链顶端的亚洲(主要是中国境内)特有种一一虎的记录,对中国不同地理单元的虎种群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复原,恢复其过去的生活史、时空分布变化、数量变化及人虎之间的关系。结合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展开,探讨土地开发、日常社会生活需要、虎贸易利益驱动等人文因素导致的人虎冲突、政府打虎活动对虎历史变迁的影响,揭示人虎关系演变的历程。本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六个区域的虎资源变迁及人虎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虎产品利用史、虎产品贸易史进行勾勒,梳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的打虎活动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全文共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也是第1章的内容。主要介绍本研究的主旨和全文结构,勾勒研究简史,介绍研究方法。本研究主旨在于在古动物到现代动物演变之间,补充学术界较为缺乏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内容,通过对典型动物虎的研究,将动物的环境指示意义、动物与人的关系研究推进到历史时期。丰富和完善历史地理、动物地理、环境变迁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第二部分是区域虎历史变迁专题研究,包括第2-7章。第2章对新疆虎的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消失在人们视线中的新疆虎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和研究难度,有关新疆虎的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动物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状态。本章充分利用岩画、地志、文集和探险考察游记等资料,对历史上的新疆虎进行调查确认与研究:新疆地区至少在距今1-1.5万年前即有虎分布,以后持续不断;其地理分布涉及天山南北,沿水源(河湖)分布于山间谷地、河流绿洲及山前冲积扇地带;其具体生境以芦苇、胡桐树木(胡杨林)等植被为主,具有足供捕食的食物。至清光绪前期新疆虎依然多见,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1899-1916)开始锐减。人类活动迭加的自然环境演化是影响新疆虎变迁的主要因素。生物链偶然因素的参与(肉食性蚂蚁威胁虎的繁殖)也起到了可能的影响作用。第3章以陕南为专题,着重探讨特定时空条件下典型动物资源变迁中的人文因素影响。明清时期是陕南地区移民、开发的高潮时期,历史记录显示,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全面展开和开发地域的渐次扩展,虎资源出现明显的变迁,人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以乾嘉时期为时间断限,虎的栖息领域出现阶段性萎缩,第一阶段涉及南郑、城固、沔县叁地,第二阶段则开始大范围萎缩。人虎冲突逐渐加剧,除一般性人虎冲突事件外,激烈的虎患和打虎活动频繁发生,成为人虎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有计划、有组织、高奖励、高力度的政府性防虎、驱虎、打虎活动开始展开,最终导致虎数量剧减,分布范围显着萎缩,栖息地向人类活动影响较小、森林资源保存较为完好的高海拔山地后退。第4-6章对华南的叁个地区(福建、江西、湖南)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复原了虎的时空分布变迁和数量变化过程,着重分析了虎患现象,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分析其发生的时空特征、烈度等级、原因和应对措施。得出结论:在进入人类文明阶段后,华南地区老虎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都呈逐渐缩小之势,总的来说人类干扰和捕杀是主要因素。在华南地区,虎的栖息地除了森林山地之外,平原地区也曾有虎分布,因为当时的环境条件满足了虎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叁要素,比现在优越。虎患是华南地区的典型和突出现象,虎患烈度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的应对措施也因而出现了官方捕虎、民间打虎、军队猎杀、官民结合猎捕等形式。明清时期是南方地区历史上人虎冲突最剧烈,人类对华南虎影响最显着的一个时期,是华南虎生存出现危机的一个阶段。第7章对东北地区的虎变迁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讨论了东北地区虎的分布变迁大势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东北地区历史上的猎虎活动和虎产品利用情况,探讨东北虎得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即该地山高林密的自然条件特点和人类开发进程分散性、断续性的特点,为虎的生存赢得了一线生机。近代东北开禁后,东北虎的生存受到人类前所未有的冲击。第叁部分是虎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包括第8-9章的内容。第8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虎资源的利用和贸易史的勾勒,讨论了虎的药用、食用历史,勾勒出了虎产品贸易的发展过程。第9章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打虎活动的讨论,指出打虎活动从史前到1970年代一直存在,明清时期是第一个打虎高潮时期,将虎的分布从平原和低山区推向中山和高山区,但并未对种群的数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真正起到灭绝性影响的是建国后50-70年代的除害兽运动。第四部分是结论部分,第10章内容。本文的突破性结论体现在几个方面,即填补新疆虎和虎产品利用和贸易史研究空白、丰富和补充动物学对于虎的栖息地选择、生活习性的认识、提出中国打虎活动的概念。最后,本研究阐明了历史环境变迁中人文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为特有动物种群变迁研究、濒危动物保护提供历史借鉴。

张连伟[3]2012年在《中国古代森林变迁史研究综述》文中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又是由若干动植物群落组成的生态系统,它们不仅维护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在人类历史时期,随着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加剧了森林生态与资源的变迁。近叁十年对中国古代森林变迁史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本文仅就个人搜

樊宝敏[4]2002年在《中国清代以来林政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1 世纪中国,发展林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完成此项任务关键在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林业政策。因此,认真研究和借鉴历史上的林业政策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本论文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分别清前期、晚清、民国和共和国四个历史时期,从社会经济、森林生态、林业思想、科技教育、林业经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等方面及其相互结合上,对林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林业政策的特点,并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评价,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了今后制定林业政策的几个原则。在清代前期的封建时代,林业深受农本思想和风水观念的影响。满族统治者为保护祖宗的发祥地,把东北划为“四禁”地区,森林得到较好的保护。而在其他地区,为了解决因人口暴长所需的粮食问题,鼓励毁林开荒,长江流域棚民大量出现。为了治理日益严重的河患,当时皇帝多提倡河堤植树,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政府颁布过少量护林植树诏令。各地护林碑的大量出现,说明民间毁林的严重和护林意识的觉醒。清政府设官负责采伐、收税和皇家园林,但缺少造林的官职。晚清时期,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森林资源遭受帝国主义的大肆掠夺。向西方学习、兴办林业教育、振兴林政的呼声日益高涨。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挽救危局,对东北林区逐渐实行开禁,成立农工商局,始创农林学术团体和农林学堂,派遣学林留学生,并从国外进口木材,被迫采取一些发展林业的政策。民国时期,孙中山的林业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留学归来的一批林学家也提出了发展林业的理论。林业教育和科学技术在艰苦的环境中缓慢发展。先后培养出林业专门人才千余名。中国第一部《森林法》诞生,其后又经重新颁布。创立植树节和植树运动。由于国家政权不统一,在国民党、解放区和殖民地叁种区域实行叁种林业政策。各区域的林业管理机构和林业政策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社会制度、战争等原因,林业政策难于实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间,森林资源的所有制实现了从私有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转变。前叁十年“大木头主义”占主导地位,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后二十年开始重视森林的生态效益。国家重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人工造林和自然保

金麾[5]2008年在《清代森林变迁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21世纪的中国,发展林业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完成此项任务关键在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林业政策,而正确的方针政策只有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探究森林破坏的深层原因,及其破坏的广泛影响,才可能制定的完备。本论文运用历史辨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从中国地理环境、历代森林变迁状况、明清社会背景(如人口激增、农垦、手工业发展)、自然灾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以及相互关系上,对清代森林破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多样,历史时期的5000年来,气候对环境的影响并不严重,森林、草原和荒漠的叁个地带没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数千年农业开发对森林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在清朝以前,由于人口增加较缓慢、相对稳定,所以这种影响尚不明显。明朝以农桑为立国之本,特别重视营造经济林,还十分重视森林保护的立法。这一时期,我国境内仍有相当的森林存在。清朝统治较为开明,尽力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负担,康熙即位后逐步推行了“摊丁入亩”的政策,大大缓解了赋役不均的矛盾,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沉重负担,这就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和平安定的“康乾盛世”。在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宽松的经济政策下,清朝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康熙开始,内地人民开始向边疆大量移民,大量外地移民的涌入,使这些地区的人地关系急剧恶化,乱垦滥伐无可避免,特别是北方的森林和草场,土地瘠薄,一旦破坏就无法恢复原先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愈演愈烈。由于灾荒、动乱、疾疫或失去土地而流亡转徙的人民就成了“流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被称为“棚民”。十八世纪末,大批“棚民”涌入秦岭和汉水流域,他们以玉米为主要的作物,间以种植甘薯,在陕南拼命开垦土地,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清政府除了“开禁”、“赈灾”、“劝垦”之外并无更多的关注环境的政策措施,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开山烧炭的现象比比皆是,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其后果一直影响至今。

刘世斌[6]2013年在《宋代福建水旱灾害及其防救措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自然灾害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国古代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灾害史,几乎无年不灾。宋代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极为频繁的,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频发的时期。宋代福建地区的水旱灾害又有其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研究宋代福建水旱灾害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通过对宋代福建水旱灾害的基本灾况、时空分布及特征、危害,水旱灾害频发的自然原因与人为因素,以及政府防灾救灾措施和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探析,还就防灾救灾措施进行了评析,以期能够较好地反映两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状况,加深我们对宋代福建的认识,希冀能为当今福建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从而真正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

毕季菡[7]2014年在《清代福建木材流通与贸易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清代福建木材流通与贸易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清代福建林业发展概貌以及森林资源在福建地区的地理分布,从木材的种植与培育、木材的采伐与运输、木材的商品贸易叁个环节入手,分析当时木材流通与贸易的具体情况,结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总结当时木材流通与贸易的特点,并从现代生态文明的视野出发,分析木材流通、贸易对当时福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的影响。第一章,主要介绍林业经济史研究相关背景,梳理目前学术界对于历史时期林业经营以及木材贸易相关的研究现状及问题,并对本文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通过介绍福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概述清代福建的林业发展概貌,最后在充分利用相关福建地方志等史料文献的基础上,勾勒出清代福建森林资源的地理分布。第叁章,分析清代福建木材流通与贸易。作为南方重要的林业大省,福建木材种植与培育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森林资源分布区域的不同,木材采伐和运输有着不同的方式、方法。清代福建的木材贸易,从形式上来看,既有福建省内的贸易,也有福建与诸如浙江等国内其他省份的贸易。从贸易主体来看,既有官方的采木,更多的是民间的木材交易。木材经营中,不仅仅有本地商帮,徽商、浙商、晋商都参与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四章,清代福建木材流通与贸易的思考与启示。清代福建木材贸易的兴盛,既是木材本身经济价值得到重视的体现,也是清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木材贸易的兴盛,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危机。结合当时木材贸易的影响,能够给现在区域林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梁明武[8]2008年在《明清时期木材商品经济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择明清时期的实际疆域为研究范围,以木材商品经济属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时期森林植被变迁的客观事实、林业经营的上层建筑设置、明清时期的木材生产运输能力、商品木材的资本形态、木材商人、木材市场等与木材相关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系统分析,阐述明清时期木材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下可持续林业经营的启示。全文由引言、正文和启示与余论叁部分组成。引言简述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明清时期发展木材商品经济的历史及社会基础。首先概述了明清以前的商品经济概况,并进一步对明清时期的木材商业经济依托的自然及社会环境,其中包括人口、土地、货币、交通、农业、工商业以及城市、税收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第叁章为明清时期的森林资源动态分布,以时间为线索对明清时期森林资源数量变迁做了进一步的动态研究,确定历史时期木材商业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围,同时也印证木材商品经济研究的成果。第四章明清时期林业经营思想、第五章明清时期木材生产布局、第六章明清时期的木材运输,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林业上层建筑层面的结构及发展水平,通过对明清时期木材生产、运输的考察,论述了明清时期的林业及木材生产力水平。阐明明清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无重大突破,经济发展却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第七、八、九、十章是对明清木材商品流通的历史研究。通过对木材商品流通、木材市场、木材商人、流通商埠及港口以及木材对外贸易的研究,了解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建筑及奢侈品的追求,是明清时期木材远距离贸易的原动力。从全国范畴来看,木材贸易的主要的经济引力中心在于江南(今南京、苏州、杭州等华东区域)、北京两地。余论部分则对全文作出概括性的总结。通过正文对明清木材商品经济的系统考察,列出叁个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启示现代林业经营遵循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对待木材经济与经营利用,坚持可持续经营思想,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阐明发展木材贸易应处理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叁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木材商品经济体系形成与整合的历史过程,揭示木材经营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揭示木材贸易对明清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和社会经济的促进。同时揭示了林业发展与环境、经济的内在逻辑关系、制约因素,客观评价了明清时期木材资本的封建性、脆弱性与局限性,文章分析了明清时期巨大封建资本根植于自然经济的顽固性和落后性,阐述了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在封建的中国仍然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这项研究不仅对于林业经济史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今的市场经济下的木材贸易、木材的可持续经营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资本的灵活运用,具有借鉴意义。

戴天放[9]2010年在《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紧紧围绕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这一核心,主要采用历史研究为主,结合生态学、农学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探索农业开发与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规律,总结经验教训并借鉴传统生态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对策。考诸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和生态环境变迁史,可以发现历史上鄱阳湖流域农业开发经历了一个由开发不足、到开发适度再到开发过度和环境治理的阶段。相应的,其生态环境也经历了一个由封闭到平衡,再到开始失衡、逐步恶化,再到逐步改善的变迁过程。其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在古代突出地表现为由于垦殖过度所致水土流失所带来的频繁的水旱灾害;到现代,除了上述历史时期存在的自然灾害以外,还有受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农业环境变迁史可以概括为:远古至秦汉时期,是生态环境由荒凉向开化发展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生态环境平衡发展阶段;宋元时期,是生态环境开始失衡阶段;明清时期,是生态环境逐渐破坏恶化的阶段;近代以来,生态环境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建国以来生态环境经历了一个恶化——治理——改善的过程。在此,我们可以得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农业开发必须适应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只有全面地把握自然生态环境的总体,才能使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充分地持续地发挥作用,经济社会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相反,如果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掠夺性开发资源,就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处理好农业开发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我国传统生态农业中“叁才论”、“叁宜说”、精耕细作、培肥地力、基塘农业、用养结合等农业思想、模式和技术,值得继承和发扬。自宋至清,鄱阳湖流域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符合生态农业原理的技术和模式。建国以来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历程经历了自发型生态农业阶段、资源型生态农业阶段、高产型生态农业阶段、优质型生态农业阶段和持续型生态农业阶段等5个阶段,创造的“猪—沼—果”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我国南方唯一重点推广的生态农业模式,标志着鄱阳湖流域生态农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鄱阳湖流域现代生态农业的成效是显着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发展生态产业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基础,建设高效生态农业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生态产业的优势所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可区划为3个不同的区域;其高效生态农业模式可设计为4大类、18小类;其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构成包括生态结构合理化技术体系及农业系统功能强化(集约化)技术体系。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高效生态农业离不开建立与健全政府扶持政策与实施体系,此外,还要突出围绕高效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目标与主要障碍因素,对主要组织与制度(政策)安排进行研究、设计与创新。

张慧芝[10]2005年在《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在地理学中,流域指相对河流的某一断面,由分水线包围的区域,是水资源地面集水区和地下集水区的总称。流域经济主要特征有叁方面:一、水资源是其核心资源;二、沿河谷的交通网络是其经济布局之基础;叁、流域整体性是其经济地域的根本特性。随着水资源的日趋紧张,流域可持续发展正日益成为各国关注的核心。汾河流域地处黄河中游,开发历史悠久,黄土的特殊属性、山西高原的特殊地形,水利开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意义尤重。明清时期是汾河流域开发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期间流域内部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是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因此,本文选择明清时期汾河流域这一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系统研究该流域经济发展与以水资源为核心的环境之互动关系,以期践履学术“有用于世”之宗旨。 本文研究以地方志及正史、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加以实地考察所得史料,主要采用区域比较、连续地理剖面对比、历史分析等方法,将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分为上游、中游、灵霍峡谷、下游、尾闾地带5个经济区,在分区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流域经济的整体性特征。 上游属高寒山地区,为农牧交错地带。明以前其产业结构农林牧兼有,明清时期农业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从区域开发角度分析,这种变化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就流域经济地域系统而言,其又存在较大弊端: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不仅使当地生产力下降,且导致原本富庶的中下游盆地区,出现日趋严重的洪涝等水灾害,制约了整个流域经济发展。中游盆地区开发历史悠久,迄至明清“地狭人稠”的矛盾逐步显现。为此,当地采取了增垦农田、扩建水利、推广水稻等措施,并利用优惠的国家政策,抓住北部边境贸易的时机,商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水利事业,但河渠过多,规划不当,也使当时生态系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河水泥沙含量增加、淤积加重,洪涝灾害加剧等,并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期间潇河河道迁徙频仍就是一个明证。灵霍峡谷以山地、丘陵为主,汾河利少,农业生产条件较差;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明清时期凭借矿藏丰富、交通便利等优势,采矿业发展较快,逐步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然而由开矿而引发的水土流失、水资源匮乏亦益趋严重,随着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力下降,经济、环境恶性循环加剧。下游盆地区具有适宜的生产条件,物产丰饶,历史时期一直是流域经济重心所在。明初许多州县人口—土地矛盾已十分突出,除明初大规模移民外,商业移民从未间断。毗邻盐池等优势资源,明中叶其商业盛极一时,至清产业结构更为优化,棉花、粮食等种植逐步扩大,商品性农业进一步发展。尽管该地区的政治地位逊于太原,但因灵霍峡谷的阻隔,依然可以相对独立地发展,始终保持着流域经济重心区的地位。尾闾地带肩负整个流域泄洪功能,滩地难以增垦,受黄河干小北流段顶托、侧蚀,洪涝灾害易发,生产受到一定制约。明清当地推广烟草种植,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但因烟草,对土壤肥力消耗较大,农业生产力下降。此外,本区商业一直

参考文献:

[1]. 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D]. 朱文蓉. 福建师范大学. 2001

[2]. 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D]. 曹志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3]. 中国古代森林变迁史研究综述[J]. 张连伟. 农业考古. 2012

[4]. 中国清代以来林政史研究[D]. 樊宝敏. 北京林业大学. 2002

[5]. 清代森林变迁史研究[D]. 金麾. 北京林业大学. 2008

[6]. 宋代福建水旱灾害及其防救措施研究[D]. 刘世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清代福建木材流通与贸易研究[D]. 毕季菡.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8]. 明清时期木材商品经济研究[D]. 梁明武. 北京林业大学. 2008

[9]. 鄱阳湖流域农业环境变迁与生态农业研究[D]. 戴天放.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10]. 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D]. 张慧芝.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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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历代森林资源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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