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办高校发展中三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真研究论文,民办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处理某一特定事物，往往有一种最佳的方案或方针。这个最佳的方案或方针是来源于由实践提升出来的理论，还是来源于正在摸索中的实践？是来源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商定，还是来源于多数听从少数的断言？有时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我们从中国综合实力较强大的民办高校制定的某些发展策略来看，或许我们会反思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既定的方针政策。因为在形成民办高校某些发展策略的时候，按照我们大家固定的思维习惯认为应该这样，而实际上有些民办高校却正走一个相反的方向，并且运行非常良好。可见，对于这种现象，不管是应该反思我们的理论或者当前政策，还是应该反思我们定型的思维模式，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种现象值得认真研究。下面提出民办高校发展策略中三个难以说好或说坏的问题来加以探讨。
一、目标定位：研究型还是职业型
高等教育的类型问题，实质上是高等院校发展目标的定位问题。在当前高等教育外延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外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多种高等教育类型的划分。从功能角度来看，有的分为学术型、专业型和职业技术型三种；有的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三种；民办教育家黄藤教授把它分为职业类、学术类（或称基础类）和综合类（介于职业类与学术类之间的难以界定清楚的类型）三种。[1]不管如何分类，人们对研究型与职业型还是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研究型主要培养以探求真理为终极理念的学术类人才，例如哲学家、数学家、化学家、文艺理论家等等；职业型主要培养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职业技术类人才，而且，就是对于那些定位于综合类或教学研究型的高等院校，在现实的改革与发展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研究型或职业型两极倾斜。
对于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以及理论研究者心目中，还是在人民大众心目中，基本上都坚持它应该定位于职业型，或者以职业型为价值指向的综合类。一个国家对学术型人才的需求量毕竟是有限的，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院校进行分类与定位是一种分工与合作的需要，因而将民办高校的发展目标定位于职业取向的类型是可以理解的。在民办高校当前的发展中，由于它们要以特色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往往也在培养职业技术类人才。
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些引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态势的民办高校的长期战略目标来看，他们都在致力于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而不是发展成为特色鲜明的、不是唯一就是第一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与教学型以及教学研究型的公办高校相比，他们定位研究型大学的立场更加坚定、态度更加明朗、发展步伐也更加迅速。他们目前针对市场需求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只是暂时的发展需要，也是为实现长远目标积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资产。显然，他们的目标定位与人们期望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
那么，到底哪一方错误？如果说政策或理论错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错误，恐怕不能轻易作结论。如果说那些民办高校的目标定位错误，恐怕也不能这样武断。因为就从国外实践来看，在私立高等教育较为繁荣的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有许多私立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而且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如被誉为“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学、“日本私学双雄”的庆应义塾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我国某些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定位于研究型大学正成为师生员工的精神食粮和力量源泉。但是，办研究型大学需要的大量资金和一流人才，从何处才能获得呢？这对任何民办高校都是不可小看的难题。
二、管理模式：严格好还是松弛好
自从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诞生以来，主张教育要顺应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视强制灌输的理论主张为异端邪说。就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来说，民办高校为了保证质量和赢得市场，往往推行一种较公办院校严格的学生管理模式。对此，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例如，民办高校“‘中学式的管理’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管理约束的作用，但是能否培养出职业型、创新型人才是值得质疑的”。[2]许多民办高校自己也不承认她们推行了封闭性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宣传的是一种人性化的准军事化管理模式。这表明尊重学生个性自由的柔性化管理已经深入人心，任何形式的强制性的教育管理模式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反对。
然而，推行“全日制、全住校、全封闭、全方位、全过程”的准军事化管理[3]的西安翻译学院，实际上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该学院明文规定：学生不佩带校徽者，不准出入校门和在校园内走动；自习课必须一律进教室考勤，未经许可，不准在外留宿；旷课达52节者，除名；学生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不准进三厅（歌舞厅、录像厅和网吧游戏厅），不准谈恋爱，男女生不准互窜宿舍，不准化妆染头发，穿着要入时、得体、大方……[4](P134)而且，在每周除星期一和星期二（这两天为该院的双休日）的正常学习和工作时间里，学生不准滞留宿舍。该院在为百名“敢死队员”设立的“特区”里，实行全英语、全封闭式的教学和管理，则更属于军事化管理模式。可是，这种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却能够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人才市场的肯定，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以及就业率处于民办高校前列。2004年5月，在潘懋元先生和邬大光教授的带领下，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对西安翻译学院等五所民办高校进行了调研，随机抽样调查结果也表明，该院85%的学生赞成这种管理模式，10%的学生不置可否。可见，某些民办高校推行的这种军事化管理模式并不像社会舆论和主流理论所认定的那样不受欢迎和不讲科学，反而在实践中检验出来为一种受到家长理解、学生认可、教师欢迎的管理模式。
这样看来，恐怕不能断然确定这两种教育模式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对于自由教育理论，不仅具有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得到了数千年教育实践的检验，其真理性是可以肯定的。但对于军事化的严格管理模式来说，或许也有其正确性与特定的适应性。就我国的民办高校来说，其生源质量较公办高校低，强化管理有助于扭转这些学生自由散漫的思想和习惯；同时，如同“德育多端性”一样，学生的兴趣、爱好等个性品质不是自生的，是可以在后天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因此，这种强制性的学生管理模式虽然不能说是对现代自由教育思想的一种挑战，但至少可以说有它产生和存在的理由。
三、战略重点：重规模还是重质量
2004年5月，中国青年报独家举办了“中国民办高校综合实力20强”评选。这表明我国民办高校虽然诞生的历史很短，但是基本上摆脱了“盖大楼、扩地盘、改名字”的第一发展阶段，已经进入到了“比师资、比生源、比理念”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因而对于这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办高校来说，它们目前似乎不应该再求大求全，而应该求质量、求特色、求档次，也就是说它们当前的发展战略重点应该是质量效益，而不是规模效益。在2003年举办的全国民办教育发展论坛上，也有许多与会代表提出应该改变当前以规模和数量来提升层次和地位的状况。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员唐兴和一些代表就认为，就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情况看，民办学校的规模和品牌并不一定是水涨船高的，有些有着高品牌效应的名牌民办学校规模就并不大，一些规模大的民办学校却因为没有过硬的教学质量，其学校品牌未被社会认可；因此，民办学校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学校的内部质量是最重要的，应该先提升学校的质量，再扩大规模。[5]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精辟地说，规模是有限的，质量是无限的；只有过硬的质量，才能创造一流的品牌。[5]可见，无论是从现实条件来看，还是从社会呼声来看，我国数十所综合实力较强的民办高校当前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应是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增强办学特色为重点。
但是，这些民办高校在发展实务上却是在不断地扩大规模，只要有足够的条件和机会，它们便努力去建成几万人的大学。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内涵式发展无法进行下去时，便另建新校，实行外延式发展。为了实现规模效益，为了树立规模第一形象，它们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实行了全校师生参与招生的“人民战争”，不惜一切代价，不顾自身现有接受学生的能力而拼命地扩大招生数量。在他们看来，扩大在校学生数，就类似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民办教育家黄藤教授还从理论上对其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新的民办大学的规模质量观。他认为，大学规模越大，必然导致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下降，这是精英教育时代形成的规模质量观。[6]在教育大众化时期，民办大学的规模质量观应该是：没有规模就没有生存，规模是生存的前提；没有生存就没有质量，生存是质量的前提。[6]民办大学只有进入到中后期发展阶段，才能对其提出和名牌公办大学相一致的质量要求。[6]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在思想上对那种认为民办大学一味地扩大规模是一种发展误区的观点提出了的挑战。
那么，对于那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民办大学来说，当前战略重点是扩大规模还是提高质量？哪个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提高教育质量来说，它们已经走出了求生存的最初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了求发展的新阶段，当前以提高质量作为战略重点在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只有一流的质量才能让民校变成一流的“名校”，只有具有一流的大师和一流的学生才称得上一流的大学。从扩大招生规模来说，某些民办高校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便由几千人发展到数万人，不仅实现了预期的规模效益，而且积累了数亿资本，提高了社会知名度，为创建一流民办大学奠定了基础，这在实践上论证了“规模质量观”的正确性。美国在校生规模最大的凤凰城大学的成功实践，更是有力的佐证。从理论上来看，民办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不管学生起点怎样，它们都是在培养人才，不断提高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而且，通过扩大规模积累起来的资金不仅可以用于提高教育质量，而且可以在巨型大学内实行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层次。可见，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看起来是一对矛盾，但在这些民办大学的战略发展中，值得深入研究，需要实践检验。还不能断定哪个是正确的战略重点，哪个是错误的战略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