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家变迁：上海与安徽的实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徽论文,实证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着重研究工业化进程对农家经济的影响以及农民社会阶层的分化情况。我们在上海郊区奉贤区选择了青村镇唐家村5个村民小组的205户农家进行了入户调查，在安徽省霍山县选择了黑石渡镇金鸡岭村和上土市镇良感冲村共6个村民小组的147户农家进行了入户调查（注：农家调查于2002年暑期进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6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调查。本调查得到上海市政府农业委员会组织处和安徽省霍山县中荷扶贫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前者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案例，后者作为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案例。通过两个调查案例的比较，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家变迁的现实。
一、上海郊区：奉贤区青村镇唐家村
1.调查村的基本概况
唐家村隶属奉贤区青村镇，其经济发展处于上海各乡镇的中上水平。唐家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总户数618户，总人口1634人，总面积2.48平方公里，耕地108公顷，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900元。在村区范围内共有12家企业，其中合资企业2家、股份制企业1家，私营企业8家，租赁企业1家。我们曾于1989年对该村进行过农家调查，全村1147人劳动力中，85.8％进入非农部门就业，其中31.6％在村办集体企业工作，40.1％在乡办集体企业工作，只有14.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实际上早在1980年时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全村劳动力中非农业所占比重在该年超过了50％（注：王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条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从唐家村全村的面貌看，并没有象80年代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在农家层面，却在静悄悄地发生着新的根本性变化。条件比较富裕的农家在青村镇，甚至在南桥镇（区政府所在地），也有在市区购置住房，并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城镇。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升学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上城镇的就业大门已向农村人口开放，彻底离开农村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农业经营上有了更多的自由种植权，而且政府也鼓励农家减少粮食播种，发展高附加值的蔬菜、花卉、水产等。
2.农家的就业
从我们调查的205户农家的情况看，其就业结构表现出3个特点（见表1）：
表1 唐家村205户农家的就业状况单位：人
纯农业纯非农以非农为主的私营企业 个体 企业管
年龄分组 公务人员
劳动者劳动者兼业劳动者 经营者 工商者 理人员
20岁以下 1
1
21-30岁
9 2434 2
1
1
31-40岁
8 2629 92
4
1
41-50岁 18
12[1]
79（4）[3] 22
4
2
51-60岁 27
8（2）38（11） 11
61岁以上28（31）13（16） 1
合计 91 7019312
7
10 5
注：公务人员包括机关干部、村干部、教师、医生等。（）中的数据是退休或不再从业的人数，[]中的数据是下岗人数。
一是从业人员中非农从业人员已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有相当的数量已经不再从事农业，成为纯粹的非农劳动者。根据表1，60岁以下的劳动力中，目前从业的占93.46％，未从业的占6.54％（注：未从业的是指从企业退休或离职，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退休人员享有一定数量的退休金。），非农从业人员占81.6％，其中纯粹的非农劳动者约占非农从业人员的25％。而1989年时几乎所有的非农从业人员都在兼业农业。
二是从农家内部的劳动力分配来看，多数农家都是夫妇两人同时从事非农业。根据汇总资料，150户60岁以下年龄层农家中，70.6％的农家夫妇两人同时从事非农业，22.7％的农家夫妇中一人从事非农业，只有6.7％的农家夫妇两人全都从事农业。与1989年的调查情况相比，夫妇两人同时从事非农业的农家比例略微提高了四个百分点（注：王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条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三是由于当地有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农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多数选择本镇企业，也就是“就地转移”。根据调查，在非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本镇范围内就业的占该阶层人数的75.4％，在奉贤区其他镇就业的占16.9％，在奉贤区以外，主要是市区就业的占8.1％。显然与内陆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为主这一特点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其原因除了当地就业机会多外，还有就是多数农家劳动力不愿意外出打工，因为这样的话风险大，费用支出也大。当然在青年层，外出到市区就业打工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劳动力。在21—30岁年龄层的劳动者中，到奉贤区其他地方就业的占27.6％，到市区就业的占24.1％，两者相加超过50％。
3.农家的经营
农业经营的基础是农家从村集体承包的耕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行土地承包到户时，基本采取的是按人口与按劳动力进行平均分配的方式，此后由于土地面积本身有限，加上农户都把土地作为生活的基本保障，即使农业收入在农家收入中所占比重已比较低，但多数农家并没有放弃承包的土地。
农业经营主要是种植粮食、油菜、蔬菜、西果以及水产养殖等。与1989年的调查情况相比，现在农家的农业经营项目越来越单一，近60％的农家仅仅种植粮食和油菜；而这类农家在1989年时只占15％左右。已经很少有农家还在养殖生猪和长毛兔，而1989年时养殖生猪和长毛兔的农家高达36％（注：王振：《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条道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虽然多数农家仍在经营农业，但经营农业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根据表2，专业农家共有12户，只占农业经营户的8.6％，占全体农家的5.9％。在这些专业户中，有3户是水产养殖专业户。另外种植专业户有9家，但只有4户的经营规模达到4—5亩，其他的专业户实际上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户。多数农家属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家，多达116户，占农业经营户的83.5％。这些农家当中的多数以种植粮食和油菜为主，另外插种一些西甜果和蔬菜。
表2 唐家村205户农家的经营类型单位：户
农业经营 非农业经营
年龄分组 以农业收入为 以非农收入为
专业农户 企业经营 个体工商
主的兼业农户 主的兼业农户
30岁以下 51
31-40岁2 12 2 3
41-50岁5
3 41 1 2
51-60岁3
4 32 1 1
61岁以上
2
4 26 1
合计 12 11116 5 7
有相当数量的农家已不再经营农业。调查显示，22.2％的农家不再经营农业，其中除了高龄农家，多数是40岁以下的农家，这一年龄层农家六成以上不再从事农业。从1989年的调查情况看，当时除了那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农家，几乎所有农家都从事农业经营。经过最近十多年的变化，完全离开农业的中青年农家在不断增加。
从非农经营的情况看，从事非农经营的农家数量并不多，共有12户，占全体农家的5.9％。其中有5户开办了私人工厂（两家工厂是父子两户共同经营），3户办了小商店，4户从事个体运输业。有一家企业规模已比较大，雇用员工60多人，主要生产玩具类产品，另外两家规模比较小，雇用人数都在10人左右，为木材加工企业。总体来说，这里的农村，农民创业成功的事例并不多，与浙江温州一带是有较大差距的。
4.农家的收入与生活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里的多数农家就已经以非农收入为主。当然十多年以后，仍有一定数量的农家以务农收入为主。根据调查汇总的资料，有57.1％的农家以务工收入为主，11.2％的农家以务农收入为主，5.9％的农家以经商收入为主，还有25.9％的农家以其他收入为主。那些以其他收入为主的农家分两类：一类是61岁以上的老人家庭，主要是退休金收入，其中大多数拿的是农村退休金，其标准非常低，一般情况每人每月只有40元，这部分家庭如果没有子女的补贴，生活比较贫困；一类是家庭成员从事公务工作的农家，共有17户，占全体农家的8.3％。
由于多数农家从事非农工作，而且不同非农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因此反映在农家收入方面，农家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农民阶层在分化。根据调查，超过一半的农家年收入在1万元以上，其中年收入超过2万元的家庭占全体农家的16.1％，这类家庭属于农村的富裕户，多数集中在31—50岁的年龄层，主要属于私营企业经营者、个体工商业者、公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4个阶层。1万元收入以下的家庭占45.9％，多数集中在51岁以上的年龄层，尤其是61岁以上的年龄层。年收入5000元以下的家庭仍有相当的比重，占24.9％。低收入农家中，除了老人家庭，多数属于兼业农家。这些兼业农家收入上不去，与目前非农劳动工资水平较低有关。多数兼业劳动者换过多种工作，收入水平也比较低，一般在400—700元/月之间，尤其是女性兼业劳动者，收入水平都比较低，低的每个月只有3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这几年普通劳动者的雇用工资一直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甚至有的还略有下降，主要是因为大量外地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到上海，造成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
最近几年变化最大的，是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家移居城镇，由此引发了农民社会阶层的根本性分化。90年代中期前，多数农家多在原宅基地或承包地上修建了两层、三层的新房。此后已很少有农家再去修建新房。随着城镇向农民开放，年轻层的农家更愿意选择到城镇购置商品房，并居住城镇。我们的调查是按户口进行的，但实际有些农家并不生活在户口登录的所在地。在205户农家中，有28户已移居城镇，占13.7％，其中7成移居本镇镇区。从年龄情况看，移居城镇的农家最多的是31—40岁层，占46.4％；其次是41—50岁层，占39.3％。当然由于离市区比较远，这里的农民社会阶层分化程度还比较低，要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还有相当的距离。
二、安徽省：霍山县黑石渡镇金鸡岭村与上土市镇良感冲村
1.调查村的基本概况
霍山县为安徽省六安市所属，位于安徽省西部的大别山地区，经济相对比较贫困。全县共有24个乡镇，分成西部山区、中部库区和东北部平原区。其中西部山区是全县最为贫困的地区，共有9个乡镇组成，属于以林为主，以农为辅的山地农业类型，耕地较少，农家除了种植粮食以自给外，经济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种植茶叶、药材、毛竹，养殖蚕茧、生猪以及外出打工等。我们调查的黑石渡镇（距县城约15公里）和上土市镇（距县城65公里）属于中西部山区。
黑石渡镇的金鸡岭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330户，人口1350人，总面积667公顷，其中水田54公顷，旱地9公顷，林业用地186公顷，户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人均收入在780元的水平。上土市镇的良感冲村共有8个村民小组，196户，人口776人，总面积883公顷，其中水田只有23公顷，旱地5公顷，林业用地296公顷，户均年收入在2800元左右，人均收入在750元左右。
2.农家的就业
对于霍山县的农家就业，我们更加关注于农家劳动力的外出打工。从调查的147户农家情况看，其外出打工表现出5个方面的特点（表3、表4）：
表3 霍山县147户农家的就业状况单位：人
纯农业 纯非农业 以非农业为主非农业
年龄分组 公务人员
劳动者
劳动者 的劳动者 经营者
20岁以下88
2
00
21-30岁37
41 14
14
31-40岁51
36 38
5
10
41-50岁685
8
33
51-60岁520
4
21
61岁以上
290
0
01
合计 245
90 66 11
19
表4 霍山县147户农家外出打工者的基本情况单位：人
性别
外出打工时间打工地点
年龄分组合计
男性 女性整年 半年以上 半年以内本县 本省 外省
30岁以下 714427 48 19 4 187 46
31-40岁 665016 36 1713 15
15 36
41-50岁 1917 2
8 9 2 95 5
51-60岁
3 2 1
0 2 1 11 1
61岁以上 0 0 0
0 0 0 00 0
合计159
11346 92 4720 43
28 88
一是农家劳动力的外出打工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就业方式，非农从业人员也已达到较高的比例。60岁以下劳动力中，非农从业人员占46.1％，已经快接近一半。22.4％的农家劳动力外出打工并不再从事农业生产。30岁以下青年层比例更高，已接近同龄青年的一半。这些农家劳动力基本上长期在外打工，只是在过年过节时回家探亲。外出打工者中42.3％的人在农忙季节赶回老家帮忙，或者在本县、本镇打工，可以经常回来务农。
二是多数农家选择的是主劳力外出打工，主要是丈夫、未婚子女，妻子则留在家中抚养小孩，以及照顾家中老人。绝大多数农家没有选择举家外出打工的就业方式，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不愿意放弃拥有的土地，而是因为举家外出打工毕竟没有任何保障可言，风险很大。只有少数农家是夫妇俩人都外出打工，但其父母和子女则继续留在农村。调查结果显示，104户有外出打工者的农家中，63.5％的农家是1人外出打工。
三是外出打工者的男女性别，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占71.1％。但在年青人中，女性外出打工也已非常普遍，尤其是那些未婚的女青年，基本都会外出打工，然后在结婚生育后则回家操持家务，并务农。
四是外出打工的时间，全年外出打工的打工者数量已不少，占57.9％，超过了一半，这与前几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随着对外部劳务市场的了解越来越多，加上外出打工者之间形成信息网络，一部分打工者逐步找到了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有了更多找工作的经验，这样就可以在外面长期打工。当然目前一些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40岁左右的农家劳动力也大都外出打过工，或者试着外出找过工，但由于劳务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打工收入也不理想，只得回到老家继续务农。
五是外出打工的区域，有相当的外出打工者远离家乡，到外省市打工。外出打工者中到外省市的多达55.4％。外省市地区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也有一些到广东、北京等。之所以要到外省市去打工，是因为其所在的六安市，还有本省省府合肥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就业机会比较有限，而去上海、江苏、浙江打工，虽然外出费用大一些，但就业机会比本省多，收入标准也比本省高。
3.农家的经营
几乎所有的农家仍在从事农业经营，而且绝大多数农家在种植粮食和茶叶的同时，还种植其他作物，主要是药百合、中药材等，另外就是饲养蚕茧、生猪。饲养生猪主要是自宰自用，剩余部分出售给周围的农家。
我们把农家分成有外出打工者的农家（外出打工农家）与没有外出打工者的农家（非外出打工农家）两类，然后观察其家庭经营中的差别。根据调查结果，147户农家中有104户属于外出打工农家，43户属于非外出打工农家。外出打工农家与非外出打工农家一样，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内容，除了为满足口粮需要种植粮食外，另外还利用山地资源经营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传统项目。在外出打工户中，超过50％的农家属于农业多种经营类型，即多数外出打工户仍然是非常传统的兼业农家。尤其典型的是31—40岁与41—50岁这两个年龄层农家，仍具备传统农家的特征。
在非农业经营方面，其经营内容一般可分经商、运输、手工业与农产品加工3类。多数外出打工户不再从事非农业经营，即使有7户农家经营非农业，主要是开设日常用品零售小店，和规模很小的农产品加工点。而非外出打工农家中近30％经营非农业，其主要经营内容是运输及茶叶加工，可以说正是有了非农经营，所以这些农家减少了外出打工。
4.农家的收入与生活
最近几年最大的变化在于有相当数量的农家收入已经以非农收入为主。根据调查，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家已经达到57.1％，其中以打工收入为主的农家超过了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象霍山这样的内陆传统山地农业区，外出打工对农家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为这里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也比较少，而且在目前农产品相对供过于求的现实下，经营农业可以得到的纯收入更少，所以农家寄希望于外出打工以增加收入。当然由于外出打工也不容易，经营农业多少还可以得到一点现金收入，或者可以解决自给问题，所以这里的农家仍然比较重视农业经营，尤其是可以换取现金收入的茶叶、中药材、蚕茧等。
由于较多的农家已经以非农业收入为主，因此农家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收入差距。147户农家中，有8.8％的农家收入超过1万元，但同时也有8.8％的农家收入仅仅在1000元以下。29.3％的农家收入在2000——3000元水平，26.5％的农家收入在3000——5000元水平。
多数农家的生活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农家家用电器的配备看，添置彩电的农家只占16.3％，而有27.9％的农家还没有黑白电视机。至于其他空调机、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几乎还没有农家开始享用。家用电器配置水平低，主要与收入低有关，另外也与农家对收入的分配使用有关。这里的农家，收入的使用，第一争取节余用来改善住房，将旧的泥胚房改造成新的砖瓦房；第二是支付小孩的教育费，多数农家都生育了两个小孩，等到小孩进入到学校受教育年龄，农家的经济负担将非常重，如两个小孩同时受教育，将超过1000元；第三是交纳税费，按人头计算的税费每人1年为80元左右。
三、上海郊区农家与安徽省农家的比较分析
我们选择调查的上海郊区农家与安徽省农家基本代表了中国两种比较典型的农家类型，即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家和内陆经济不发达地区农家。
由于两地的工业化进程处于不同的阶段与水准，传统农家的变迁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与特点。对两地的农家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归纳出以下4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农家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模式不同。上海郊区农村仍然以“就地转移”为主，安徽农村以“异地转移”为主。从事农业收入低，并且农业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是两地农家共有的一个特点。但因为一个处于中国工业化的核心地带，一个处于中国工业化的边缘地带，农家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上海郊区农家因为地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郊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农家提供了较多“就地转移”的渠道，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为农家提供了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就地转移”对农家来说风险最低，费用成本也是最低，所以许多农家劳动力愿意选择这一转移模式。同时上海郊区的农家后代，因为有较多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机会，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其中有的属于外出打工，有的则可以成为正式的城市就业人口。安徽农村的农家，当地的农村工业化水平比较低，“就地转移”的机会相比之下少得多。为了改善家庭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多数农家只能选择风险大、成本也大的“异地转移”模式，流动到就业机会比较多的沿海地区，并且以低工资要求与当地的劳动力进行就业竞争。但这种“异地转移”是不彻底的。因为这些“异地转移”者并没有完全成为沿海地区正式的就业人口，并没有得到当地人口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就业保护，他们随时会回到农业，重新成为一个农业从业人员。
第二，农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两地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上海郊区205户农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达到82.8％，安徽霍山147户农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率为46.1％，相差36个百分点。非农业就业率的差距，主要是由于上海郊区的农家主妇可以就近从事非农产业，而且当地的企业不少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行业，比较适宜农家主妇女的非农就业；相反安徽霍山的农家主妇就很少有这样既能照顾家庭，又能从事非农工作的机会。进一步，上海郊区农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绝大部分已经长期化，即使有些农家劳动力可能因企业发展不景气而遇到下岗失业的问题，但除非年龄偏大、身体不好，或收入期望值过高，一般都有机会重新找到新的工作。而安徽霍山的农家劳动力外出打工，有42％的外出打工者并不是全年外出从事非农工作，这部分农家劳动力主要从事的是一些不太稳定的季节工、临时工，甚至属于短工性质，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上海郊区和安徽霍山农家之间的非农就业率的实际差距还要进一步放大。
第三，农家的农业经营行为有很大的区别。上海郊区农家属于“维持性经营”，安徽霍山农家属于“经济性经营”。两地的多数农家已经成为兼业农家，但农业经营的重要性对上海郊区的兼业农家来说，已大大降低，不少兼业农家经营农业的目的，只是种植一点供自家食用的粮食、蔬菜、瓜果，仅仅是维持一下农业，以免耕地资源的浪费。其背景则有两点：一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多数情况下做不到赢利，或者即使有赢利，对农家收入的影响也不大，所以一些兼业农家越来越不重视农业经营；二是农业经营的工作条件较差，市场风险也大，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家对农业艰苦工作及风险的承受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安徽霍山的兼业农家仍然比较重视农业经营，一方面通过自给可以减少家庭的经济支出，一方面则通过多种经营增加现金收入。由于整体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况且外出打工的收入，其中相当部分必须用于外出的食住行，所以即便农业经营的赢利水平也比较低，但对兼业农家来说仍然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在上海郊区，现在有一些经营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农户，称为专业大户，他们利用距离大市场近的优势发展附加值高的农产品，成为现代农业的生产经营者。这样的农家在霍山农家中还非常少。
第四，农家离农的进程完全处于不同的阶段。上海郊区农家的进城进镇已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安徽农村农家的进城进镇路途较远。上海郊区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原来规模比较小的农村集镇经过最近20来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吸引农家向这些小城镇集中。另外为了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政策上也鼓励农家进镇，有的镇还专门规划了农民街、农民新村，以吸引农家入住。非农就业稳定，经济条件优越的农家都在镇上购置了商品房，向城镇迁移，同时他们也开始脱离农业，成为新一代的城镇居民。离农的倾向在青年阶层尤其突出，那些富裕的农家会为子女购置上海市区的商品房，帮助其成为新一代大城市居民；有能力的青年则以进入市区、进入大的城镇工作、生活为目标，其结果传统的农村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在安徽霍山，几乎所有的外出打工者家庭仍在经营农业。也有一些打工者经过几年的打工积累，自己开店开厂，离开农村，但属于这种成功类型的打工者数量极少。多数外出打工者从事的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且多数从事的是“非正式部门”的工作，稳定性差，收入低，也得不到政府部门的社会保障，他们很难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下来。最近几年霍山县也在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如我们调查的黑石渡镇和上土市镇都开展了造街行动，但由于没有产业、企业的强有力支撑，很难较大规模地吸引农家离农进镇。
四、基本结论
由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不同地区工业化进程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传统农家的变迁也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与特点。
我们将伴随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农家变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职业身份的变化，第二阶段是农家身份的变化。那么象上海郊区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农家变迁，大多数农家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完成了职业身份的变迁；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农家变迁，即农家举家向城镇迁移，成为新一代城镇居民，但这个过程并没有象职业身份的变迁那么快，至今仍有相当比例的农家仍然居住在原来的村落。象安徽霍山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多数农家劳动力完成职业身份的变迁比经济发达地区延迟10—15年，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外出打工才成为农家劳动力的就业主渠道；至于农家变迁的第二阶段，路途遥远，目前只有极少数的农家因外出创业成功而移居城镇，而绝大多数农家更多希望的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出打工机会。
农家变迁是反映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我们推进工业化进程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工业化为农家提供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是实现农家变迁的基础，但真正意义上的农家变迁是农家身份的变迁，是农家有更多的机会成为新一代城镇居民家庭。之所以目前这一进程会如此缓慢，是城乡分割的社会福利政策让农民进城成本很高，风险很大。要加快农家变迁的进程，必须改革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让完成职业变迁的农民也能获得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