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奇观”背后的文化消费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奇观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60（2005）06—0031—06
雅典奥运会的繁华与喧嚣早已烟消云散，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万众期待中正一步步地向我们走近。古老的东方中国将以怎样的风貌呈现在世界面前，不同人们的心中或许会孕育着不同的想像，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的压轴大戏——名为“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的文艺表演①，似乎为满怀着好奇与期许的人们预演了某种可能。
在节奏感十足的“新民乐”《茉莉花》的曲调中，28名演员身着华丽怪异的长袍、踩着高跷，手持28个大红灯笼鱼贯出场；14个穿着改良款开襟旗袍的中国姑娘则各自操持着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载歌载舞。接着，在青年舞蹈家黄豆豆的带领下， 太极高手们将中国功夫演绎得“出神入化”，京剧把全场的气氛推至高潮，随后，演出以一位小女孩以稚嫩的童声清唱《茉莉花》，并通过她向全世界发出“Welcome to Beijing”的邀请而结束。整个表演沉浸在张艺谋所钟爱的“红色”之中，从演员的服装到舞动的红绸，还有那分外惹眼的大红灯笼，绚丽的色彩、华美的装饰、摇曳的舞姿……在那短短的8分钟内，已被中国人视为“文化英雄”的大导演张艺谋，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中国元素”营造了一场具有东方奇观化色彩的视觉盛宴，以此来“震撼雅典”，“征服世界”。
据新华社的报道，几位观看了闭幕式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对北京的演出赞不绝口。他们纷纷表示，“北京的演出充满了中国特色，看了让人感到很神秘，给人以要去中国的冲动”；“太漂亮了！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这个演出令人赞叹”。一位奥运会志愿者说：“中国真是太神秘了，今天晚上的演出，从服装到道具几乎我哪一样也没见过，我真想去中国好好看看。”一位澳大利亚银牌获得者，举着数码相机让记者看他拍的“踩高跷”照片。他说：“这叫什么？很好看。我想照一张全景的就是不成，太高了。”② 这些充满着好奇与赞叹的生动描述证明了“北京8分钟”的成功。然而，这样一场从中国媒体上所反映出的西方世界所认为的大获全胜的表演，在中国国内却遭到了观众和不少评论家的质疑，他们普遍认为表演没有展示真正的中国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张艺谋介绍的是片面的中国特色，带给观众的也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似是而非的粗浅印象。
诚然，对于一场仅仅8分钟的表演而言，观众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作出褒贬不一的评判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然而，面对西方与中国观众如此截然不同的巨大反差，接下来的问题是，张艺谋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向西方人表现“中国想像”？为什么这样的表现“中国想像”的表演对目标受众（西方世界）而言能够成功？也唯其如此，探讨张艺谋何以如此表象，这样的表象何以受到了广泛赞誉，也就有了解读“中国想像”的文化政治的典型性意义。
自我的他者化——“北京8分钟”中的东方主义
长久以来，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构筑中华民族的传统“想像”，张扬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展现中国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成为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身份已经变得略显微弱，这种展现，更成为了在全球确定自我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对于大多数的西方观众来说，东方的古老中国纯然是一个遥远的他乡，他们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就是媒体。由于殖民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意识形态巨大差别形成的偏见，大量反映“现代”中国的建设、发展和精神状态的电影，在西方媒体的眼中被认为是“宣传”，不真实，不被接受，也不被传播，因为不够“他者”；反映旧中国的落后和现实中仍存在的偏、怪、诡异现象的一些影像，却合乎他们的口味。张艺谋电影获得了享誉世界的声望便与此不无关系。以他早期的电影为例，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的《秋菊打官司》，都因其反映了人性的压抑，神秘的氛围，甚至原始、蛮荒、闭塞的生存状态而被读解为“民族寓言”，经过西方媒体大肆宣传，演化成为了“中华文化”、“中国魅力”的代名词，而被西方观众所认知，在他们心中建构了一个想像的中国。“北京8分钟”所展现的所谓中国形象也正印证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类似想像，或者说满足了他们对东方的一种想像性期待、一种对自身知识的确认。
文化的认同、意义的建构，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需要一个共同的“信码”将编码与解码连接起来。最便捷的传递信息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要传达的东西包装成对方能理解的东西。沉静迷人的塞纳河风光、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和充满时尚风情的香榭丽舍大街永远是法国宣传片中必不可少的元素，第五大道、街头篮球和Holly wood也早已在我们心中描画了一个现代的美国。这些升华为文化符号的东西因符合了我们对异质文明的合理想像而得以顺理成章地被接受。
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东方文明，成为中国日益走向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让西方人通过认识完整的中国文化来认识中国是不现实的，因此将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凝练、提取为一个个让世界能够辨识的符号成为最好的选择。显然，8分钟表演中所展示的中国元素，均是已经被符号化了的中国的代表。《茉莉花》的曲调作为中国民间音乐的代表，因其在国际文化盛会上的频繁亮相，成为中外交流的一座重要桥梁；京剧作为“国粹”在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时成为了与西方歌剧两两相对的“Chinese Opera”；中国功夫因被视为体现着“和谐、气韵、意境”的中华文化精髓而成为外国人体验中国的绝佳方式，加上武侠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的独树一帜，功夫明星在好莱坞的功成名就，使之成为了东方中国的一个重要标识；鲜亮、厚重的红色不仅是中国对自身性质的典型定义，同时也成为了长期以来西方对这个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指向的鲜明象征；大红灯笼的闻名遐迩更是与张艺谋电影世界化的功劳密不可分……早在接受此项任务之时，张艺谋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8分钟演出将突出中国民族传统，毕竟要对外宣传，因此不要指望演出中会出现什么特别新鲜、少见的节目；选择的也都是一些最富代表性、最能表现中国特色的节目，因为观众主要是外国人，因此必须挑一些耳熟能详的表现方式。结果表明，“北京8分钟”被西方观众认可与赞赏，是以西方人的观看和中国／中国人的被观看为预设前提的。在看与被看的背后，蕴涵着的是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权力运作。“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这里可以用来指西方人——笔者）则是看客，用其感觉力居高临下地巡视东方。”[1](P135)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那开后殖民理论之先河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所指称的“东方”，主要指西方中心视野下的伊斯兰世界，而西方对所谓“远东”的中国所投射的东方主义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萨义德沿用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认为在西方视野里所谓的东方是西方人精心建构起来的，是一种出于想像而非真实的形象，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子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中的一整套力量”[1](PP258—259)。在这种语境下， 东方是富有异国情调的，但总是充斥着卑微的生命和神秘的精神世界，其人民不是绝望地消极，就是莫名地反复无常——就这样，东方总是被西方丑化为野蛮和缺乏理性的妖魔。[2] 东方在“东方主义”的话语－权力网络中被“他者”化了，成为被表述、被书写、被想像、被观看的对象。支撑这种话语是一整套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西方的东方主义视野中，东方总是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诡，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的象征。这些对东方的想像性表述，已经作为一套被称为“东方学”的知识话语，通过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体系的言说，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呈现，成为了西方人的普遍常识。虽然，他们对遥远的东方充满了陌生感，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已经浮现了一个东方他者的异域景观。我们看到，张艺谋电影中的野合、乱伦、充满着原始激情的血脉喷张、旧中国腐朽的纳妾制度以及从构图摄影到叙事技巧上营造的诡异氛围……与东方主义对中国的表述“不谋而合”。“北京8分钟”所营造的异国情调、夸张的色彩、神秘的装扮也仿佛是对东方学知识话语的再一次印证。
在现实世界中，中国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高楼大厦、汽车洋房、追逐时尚的男男女女，生活生产的自动化，似乎是中国人目前真实的生活实在，但这在西方人的眼中没有任何新鲜的感觉，这与他们的生活没什么两样，甚至是他们已经超越了的生活，不会给他们带来丝毫的刺激和审美上的快感。他们“不需要自身文化的复制品，不需要东方的关于现代文明的任何一种表述”，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异质的、视觉观感上的“他者”，一个“乡土中国”，“一幕幕奇观，振作西方文化的颓败，补足西方文化的些许匮乏”[3](P42)。正因为如此，张艺谋的8分钟是成功的， 他用充满东方神韵的视觉奇观宴飨着他的观众——西方世界，使他们获得了自身优越感的再次确认。“北京8分钟”所展现的不是张艺谋的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而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8分钟”的成功也不是北京的成功、中国的成功，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成功。同时，张艺谋也成了“西方话语的某种‘转化器’，以艺术的表象将‘中国’转换为一个‘他者的神话’”[4]。
在此之前，张艺谋的大多数影片“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确定性，选取远离现代政治生活中心的边缘空间或处在非现在时态的空间，淡化历史的参照和确指”[5]，时空分离，从而弱化了电影的时间意义而强化了文化的空间意义，将中国表现为在空间上具有特异性，在时间上仿佛停滞了的社会，符合东方主义对中国一成不变的总体性描述，从而吸引了大量海外资本的注入，其中可隐约窥见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某种意向。与此同时，张艺谋的国际声誉，被转化为一种巨大的文化资本返销国内，在意识形态的默许和大众传媒的渲染下，成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崛起的象征，使他在民间获得了如文化英雄般的歌颂甚至追捧，其作品也被奉为经典而推崇。将自我他者化，将东方“东方化”了的张艺谋俨然成为了一个奇迹，一个当代的神话。而在神话背后的是将后殖民语境下“东方主义”权力话语内在化的过程。
“北京8分钟”以东方主义作为编码机制，为我们演绎了想像中国的一种可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经验放逐为观照客体，将其结构冻结在他人的话语和表象的绚丽之中”[3]。神秘本身就是一种含混的文化想像方式，它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想像之间有着紧张、同构的关系。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却以文化的他者化作为表象中国的手段，二者吊诡般的对立，其结果除了不能获得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确认及对民族精神内核的准确呈现外，同时将使中国文化日益放逐于边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东方主义”神秘背后的消费主义倾向
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东方主义的表现方式成为了流行的消费方式，成为了一种时尚和潮流？这与张艺谋选取这样的方式来表象中国被当下所认可、被西方／世界所接受有着共同的渊源——那就是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急剧扩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在中国大地勃然兴起，原有的社会价值解释系统也随之失效，人们普遍沉浸在对一种拥有完全解放感的幸福生活的享受之中。应该看到，这种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费文化正是政治意识形态对自身的一种调整，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跨国资本以合理合法的方式，通过广告引导，大众媒介的造势，进一步塑造着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欲望，实现其再生产。消费主义同时伴随着开放的脚步通过“在地化”的演变，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共谋，从而形成了一种对社会新的宰制力量。中国俨然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消费社会。
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消费主义话语狂欢的时代，体育文化逐渐具有了消费性意义。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体育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竞技或健身运动，它承载了诸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在政治意识形态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毛泽东时代，“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针对的是洗刷“东亚病夫”的屈辱历史，是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成为巩固民族国家想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面貌，决心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注视着世界，并以一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心的强硬姿态参与世界事务。奥运会上的摘金夺银，不但是中国竞技体育水平提高的表现，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有力明证。
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被新的消费意识形态所取代，中国日益融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之中，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叙事已被更广范围内的世界性叙事所取代。一方面，政府通过申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大型活动的方式，以及对各项重大国际性体育赛事的热情关注来改变在从传统意识形态向新的消费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民族凝聚力松动的局面，以强化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召唤力；另一方面，体育在消费主义的浸染之下，其本身蕴涵的经济因素逐渐凸现出来。体育赛事的举行，总会掀起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消费热潮。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奥运会的经济意义自然不可小视，成为了吸引外资、拉动GDP增长的一个绝佳良机。日本、韩国在举办奥运会后产生的“奥运经济效应”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参照系。奥运会的申办成功，被描述为“圆梦”，一个百年来的“强国梦”。今天，这个“强国梦”的背后隐藏着还有更为现实的“富国梦”。在体育的平台上所展示的民族富强，已经不再只是显示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则是彰显出经济的繁荣与精神文化的昌盛。
于是，在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向全世界发出了“北京欢迎您”的邀请。在这个北京2008年开演的盛宴上，已不再只是要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让世界见证中国新的风貌和翻天覆地的变化。邀请的背后，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潜台词是，整个世界作为来自远方的“客人”，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帮助中国实现多重意义上的“百年圆梦”。于是，这充满了消费主义企图的话语表达，便通过由中国符号拼接而成且极富东方神秘色彩的视觉奇观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北京8分钟”宛如一张印满了“秀丽风光”的明信片，也好似一则有关中国的广告片， 它的收信人和目标受众就是世界，是西方。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文化正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所充斥”[6](P124)。我们就身处在一个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时代，在我们的周围浮动着影像与符号的过量能指，深谙时代风格的大众媒体不断为我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色彩夺目、景观迷人充满着阅读快感的视觉盛宴。无论是被指称为“读图时代”的文化症候，奇观电影的美学暴力，还是文化因素拼贴组合的艺术作品，它们也只是作为一种供人消费的符号，其本身的复杂内涵（如果这种内涵还存在的话）已经被符号消费所抽离，成为了缺席的“在场者”。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严格地说，物品的本质或意义不再具有对对象的优先权了。它们两者再也不是互相忠实的了：它们的广延性共同存在于同一个逻辑空间中，在那里它们同样都是（在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转化相互补充的关系中）作为符号‘发挥作用’。”[7](P121) 今日的视觉影像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在张艺谋的《英雄》中，“那黑压压的色块，鲜红欲滴的图案，那在竹林间飞来飞去的游戏”，抢夺着观众的视线。《十面埋伏》里浓墨重彩的山川竹林，震撼的音响、炫目的镜头“就是后现代时代的美学消费主义，人们消费感性，消费视觉和听觉，消费纯粹的爱情，而历史已经死亡，它不在场”[8]。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在这里展示的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毋宁是一种时下热销的文化产品，它与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文化无关，只与消费的符码相关。
毫无疑问，张艺谋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敏捷感应带到了“北京8分钟”的创作当中。在消费主义的逻辑里，表演所展现的东方奇观，不仅给观众提供了一次性的充满快感的视觉消费，而且它要在被消费的过程中，激发、制造观众更大的消费欲望，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世界／西方的召唤，而这些中国符号也正营造着视觉的快感、刺激着观看／消费的欲望。
看完演出后，大部分中国观众不喜欢穿着如超短裙的改良款旗袍、载歌载舞的中国姑娘的表演。张艺谋对出场式如此设计的解释是：“考虑到闭幕式时间长，运动员、观众可能比较疲劳，因此让美女率先登台可以迅速调动活跃气氛。”[9] 这样的解释完全符合消费文化的逻辑。鲍德里亚将身体视为“最美的消费品”，在消费文化中，躯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现实中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的理想躯体意像能引起审美上的快感。身体——东方女性——旗袍的组合，无疑通过注视的愉悦，对美丽的消费，进一步激发着观看者的消费欲望。
人们的“欲购情结”使之在消费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欲望的满足与不满之间，认同产生满足，而充满着好奇心的向往则成为了欲望被激发后的不满足的源泉。正如一部类型电影，对它的熟悉与变异二者的结合才是令人愉悦的。所以，“北京8分钟”对中国符号做了些细微的变异，即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方式的结合”：旗袍变成了超短裙：《茉莉花》有着极富现代感的节奏；二胡、琵琶是边舞边奏；红绸舞犹如艺术体操；太极拳与现代舞结合……在满足了观众想像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好奇与刺激。正如戴锦华所说，西方需要的文化产品“不应是异己的或自指的，它必须是可读可解的，能够被西方文化所包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于同样的一个文艺表演，西方人认同而中国人却不认同，他者化的中国符号与西方化的表现途径相结合所形成的“杂交优势”，符合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审美方式”。而对于作为自我的中国人来说，它却仿佛是个畸形的异类，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想像南辕北辙。在观看了表演之后，许多外国观众都表示，很想到中国去看一看，这表明，邀请函已经完满地送递到了客人手中，而且似乎已经得到了即将光临的热情回复。在消费主义文化逻辑的运作过程中，“北京8 分钟”无疑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的不只是张艺谋个人。
消费符号的文化政治
“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一个中国奥委会支持和认可的大众文化艺术品，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化秀，在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奇观背后隐藏着东方主义与消费主义权力话语的碰撞与交织，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共谋，抵抗与妥协，成为我们时代症候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整个世界都被裹挟其中，跌入了消费神话为其设置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消费是符号型暴力手段，作为一种符号资本，以隐蔽方式再生产了等级差序：全球化语境中，再生产了西方霸权。跨国资本依仗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鼎力襄助，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每一个对现代性充满期盼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帮助”其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复活并加强了对这些国家权力的支配作用。
这场表演最后借小女孩之口发出“Welcome to Beijing”的邀请，是对西方的召唤，也是对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召唤。满怀着“走向世界”的渴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处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边缘的中国，将东方主义的权力体系内化于自我身份的建构之中，通过将自己定位于被西方观看、被消费的“他者”／客体的方式，企图运用消费主义的运作逻辑，作为文化展现的方式和刺激经济发展的途径。正如张艺谋电影所提供的“范本”，根据西方需要制造的“神秘”不是真正的神秘，而是重构了西方对东方的神秘想像，其结果是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并逐渐沦为纯粹的交换符号，它空洞而陌生。中国真正的文化传统是什么，民族精神的内核又是什么？恐怕每个人回答起来都有些语焉不详。而中国在融入世界的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将更加依赖于以西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北京8分钟”所营造的东方符号盛宴也许将渐渐淹没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它所表征的文化消费政治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后殖民语境下自我阐释的焦虑，将使处于第三世界的中国人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的尴尬境地。申办奥运会本身是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我们应该在2008年展现中国自我强盛的某种可能。但据说，张艺谋的梦想之一就是指导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根据他作品的美学风格、世界性的影响力以及指导大型文艺表演的丰富经验，张艺谋很可能再次胜出。但如果到那时，我们能提供给世界的仍然是一个“他者”视角下的鬼魅的“东方”，我们以此展示的“伟大复兴”又“复兴”了什么呢？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是否真的别无选择？
注释：
① 该演出由接办下届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北京承办，中国奥委会选定由张艺谋执导，该演出共8分钟一般都称之为“北京8分钟”，本文所谓“北京8分钟”即是指此。
② 参见《北京青年报》2004年8月30日相关报道。鉴于中国国内民众对“北京8分钟”的批评意见同样能见之于不少媒体，本文对国内媒体关于该演出的外国观众意见报道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不加辨析地予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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