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20世纪研究的一个中心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体系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人类社会已跨入21世纪，回首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人们将会获得许多新的体验和启示，与此同时，对一个完整的20世纪的学术关切也将持续升温。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新起点上。
显然，进入新世纪后的研究与以往的有关研究比较，由于全景式考察条件的具备以及研究者同研究对象距离的拉开，将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而这些新趋势可能预示着整体性的突破。因此，如何把握20世纪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是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总体性研究：20世纪研究的新趋势
到目前为止，关于20世纪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事件研究、阶段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专题研究，缺乏总体性研究（具有“总体”框架的教科书类著作尚不是总体研究的成果），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对局部问题的阐释上，缺乏对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的总体把握和理解，以致各种局部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互相矛盾、彼此冲突。鉴于此，目前展开的新一轮20世纪研究首先应该调整视角，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总体性研究和对历史运动本质的阐释。这既是一种必要，也已具备了基本的条件（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当然，突出总体性研究并不排斥局部研究，而是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用总体研究的成果提高局部研究的水平，通过对历史本质的理解使历史表象的叙述更符合客观的历史。
总体性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撑，亦即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解释系统。而现在仍或多或少在左右我们的研究的既有理论观念和理论范畴很多已落后于历史的发展，因为这些产生于20世纪初的理论，实际上是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人们对20世纪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推论，其中的很多内容已经被20世纪的客观历史进程所证伪。显然，当前的20世纪研究要有所突破，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也就是说，要立足新的世纪之交的客观实际，吸取这一百年来人类智慧的发展成果，按当代人所达到的认识水平，重新构建对20世纪的解释系统。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形成的理论看作是对20世纪的一种未来学意义上的“发现”，那么，21世纪初的理论创新将为历史学意义上的对20世纪的“再发现”奠定学术基础。无论从学术发展的需要着眼，还是从新世纪的人们借鉴历史经验的目的出发，运用新的解释系统重新“发现”20世纪无疑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所以，把握和顺应这一趋势，从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起步推进20世纪研究，是这个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
理论创新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排除以往政治实践的某些功利因素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掌握关于“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核心思想；二是引进和借鉴当代国外学者在世界历史宏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是作为当代史学发展主要趋势的、体现“全球史观”的研究成果。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还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继承前人和借鉴他人基础上的研究和创造，这种创造性的研究应该是多元的，也就是说，20世纪总体性研究的理论框架可以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在历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方面，国内学术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有所突破，罗荣渠先生主持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就是引进和创造相结合的一个范例，它对世界史宏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对20世纪的总体研究来说，也是可以作为进一步探索的基础之一。同时也毋庸讳言，运用新的解释系统的20世纪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展开，即使以近年最新出版的几部相关著作来看，虽然在章节体例的编排上有些新意，但仍未跳出旧模式的窠臼。这种“新瓶装陈酒”式的研究成果也表现在一些专业刊物近期开设的关于20世纪回顾的专栏文章中。对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界来说，如果不能在最具有利条件时（就研究对象所提供的客观条件而言）取得真正的突破，那将是极大的遗憾。反之，如果我们能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20世纪研究也许能成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赶上世界水平的一个契机（就总体研究而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二、元问题：关于总体性研究的范式和中心概念
作为总体性的20世纪研究，并不是各个局部研究的简单相加，而应该把20世纪的历史运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局部有机集合的系统。所以，20世纪的总体研究需要打破以往各种局部性研究造成的概念上的间隔和分离，形成系统研究的范式，确立能够反映20世纪历史运动本质特征的中心概念。
对20世纪进行系统研究，不仅仅是理论的设定，更主要的是客观的历史运动作为一种有机系统的本质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马克思提出的“世界历史”概念是对人类社会在工业生产力推动下、以世界市场为纽带所形成的整体性历史运动的概括。如果说，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世界历史运动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如把工业革命的各种启动因素考虑在内，这一过程的发端可上推到16世纪），那么，只是到最近的一百年，工业文明才真正普及到全球。所以，真正能够作为系统研究对象的世界历史也就是20世纪的历史，或者说，在世界历史的500年发展进程中，最适合运用系统研究范式的历史时段是20世纪。反之，如果在20世纪研究中不运用系统研究的范式，将会比其他历史时段的研究更难以把握历史运动的本质，并由此导致对历史现象的片面理解。
系统研究既是过程的研究，也是结构的研究，在系统运动过程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结构的概念，即作为基本分析单元的“体系”（英语system可译为“体系”或“系统”，在中文里，“体系”比“系统”更具有确指性）。如果我们确认“世界历史”是一个指称人类社会整体运动过程的概念，那么，也就需要相应地确立一个反映“世界历史”结构特征的“世界体系“概念，以作为系统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概念，20世纪总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势必难以构建，因为不以“体系”为对象的总体研究仅仅是时间维度上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历史现象的综合，而不是对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研究。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在20世纪研究中确立“世界体系”的概念（作为“世界历史”同位语的“世界体系”，在一般意义上其内涵与“世界历史”是一致的），而是要具体探讨20世纪的“世界体系”具有怎样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特征，以及这一“体系”的历史由来、矛盾运动和发展趋势。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世界体系”研究，但未及深入展开而转向更具功利性的区域现代化比较研究，至于国际政治层面的“体系”研究只触及“世界体系”的局部表象，不能代替历史学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相对走在前面，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和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认同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内涵基本一致的“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展开20世纪的总体研究提供了颇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范式。
布罗代尔认为，“世界体系”的基础是“经济世界”，他在阐述“经济世界”的“倾向性规律”时指出，体系内不同地区都朝着同一个中心点看齐，“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从中心到边缘，划分出若干发展程度不同的层次，中心区域与边缘、半边缘区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这方面的论点见其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沃勒斯坦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他把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看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认为只有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结构中的角色，才能判断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和强度，显然，处于世界经济体中心的国家是强势的，在世界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处于边缘的国家是弱势的，不得不受制于中心国家。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摆脱体系结构的制约，所谓发展的成功，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而是取决于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变化，即是否进入结构的中心，否则，即便在某一阶段取得高速增长，也仍然处于受支配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因此，对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的落后国家而言，其“落后”的本质主要体现在相对意义上，而改变落后状态的努力则受到体系整体结构即外部环境的严重影响。沃勒斯坦还就“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起源、发展进程及其各个阶段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见其四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应当指出，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关于“经济世界”和“世界体系”的论点有他们自身的理论逻辑，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作为特殊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上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如果我们把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理解与“世界体系”论的结构分析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契合。首先，这是从宏观透视微观、从整体考察局部、强调普遍性和客观规律的“大历史”研究范式，这种研究突破了以具体的国家、地区或文明为分析单元的狭窄视野，从“全球史观”出发，将世界历史运动的载体——世界体系作为基本的研究单元，从而为考察日益显示出整体运动特性的20世纪的世界提供了其他研究范式尚无法提供的理论工具。其次，这是以世界经济运动为基础的多层次系统研究，从唯物史观出发，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是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充当动力的，而覆盖全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主导的世
界市场扩张的结果，作为世界体系上层建筑的国际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与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既重合（就体系结构的同位性而言）又不重合（就发展的不同步而言），由此构成世界历史运动的基本矛盾。这种研究思路对于理解20世纪的诸多世界性冲突，尤其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经济的加速“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发展的相对滞后及区域文化差异的凸现）及其发展趋势无疑是很有助益的。其三，作为体系结构的研究，强调大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分层、位差、联系和互动，其使用的“三区域”（中心、半边缘、边缘）分层法和与此相应的一系列范畴，对于判断和把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方位，从历史现象的“同时性”中发现历史角色的“历时性”也具有重要价值。
当然，在20世纪历史研究中确立“世界体系”概念的中心地位，并不排斥其他与总体性研究相适应的“大历史”概念，如：“现代化”概念、“全球化”概念等。“世界体系”概念对于系统研究的重要，主要是因为在系统研究中结构的概念比过程的概念更有利于揭示历史运动的本质，只有在首先确立结构的概念的基础上，过程的概念才能获得“整体性”，才能被运用于“世界历史”研究。以“现代化”为例，如果离开了对“世界体系”的把握，那么这一概念也就失去了指称世界历史过程的意义，而成为一个可以被赋予各种解释的、无确定内涵的、只具有相对意义的历史概念（作为相对的时间性概念，古代文明也曾有它的“现代化”）。而且，如果不是从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着眼，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都将失去统一的历史坐标，难以从普遍性中去把握其特殊性，所谓比较研究也无从谈起。因此，在20世纪研究中引进和借鉴体现系统和结构观念的理论成果对于创新研究范式是十分必要的，而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当代世界历史运动来说，这种整体性的宏观视角和注重系统结构的理论思维更是把握具体事件所蕴含的历史本质的必要前提。
三、世界体系结构形态的变化与“过渡”
20世纪与以往若干世纪相比，最充分地展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但这只是程度上的一种区别。如前所述，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世界体系的建构早在数百年前即已开始，而且，这样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之后还将继续下去。因此，仅仅从世界历史的线性发展程度上界定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特殊内涵还是不够的，20世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除了时间维度上恰好是一个百年周期，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在这一百年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运动周期，这是其他百年一般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也是20世纪的历史本质及其特殊性所在。
所谓在20世纪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运动周期，是指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世界体系结构上表现的一种特殊的“过渡”形态。它开端于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止于世纪末冷战的结束。之所以谓之“过渡”，是因为这种形态是介于前后两种相对稳定、整合度较高、但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的体系之间的以分化、变革、对抗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裂变、动荡中重新积聚整合因素、最后完成体系结构升级的中间形态。如果我们对500年来世界体系的逐步发展从结构形态上作一个划分，那么可以发现，16～19世纪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阶段，或者说，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级形态，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虽然已经具备一个幅射世界的经济体——欧洲国家运作的世界市场，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并未真正进入这个体系，它们是欧洲殖民帝国的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级的世界体系具有两重性质，它既是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又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体系的政治结构。当广大的殖民地还不具备自主现代化因素以及欧洲殖民帝国还有足够的扩张空间时，这种形态的世界体系是比较稳定的，然而，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就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以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历史反映出世界体系初级形态的解构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战后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但同时，这一否定性的历史进程所抛弃的并不是世界体系的本体，而是它的前现代因素，所以，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是，恰恰在解构性运动中，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进一步增强了，工业文明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多种选择取向的出现及其斗争并没有背离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普遍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体系从解构走向重构的转折点，它通过消除最极端的体系内反主流运动和体系主导力量的转移重新整合了体系的中心区域。但是，二次大战没有完全解决导致体系分裂的结构性矛盾，因此“过渡”形态也没有结束。战后形成的东西方冷战格局实质上是二战中崛起的另一种体系外反主流运动与体系中心区域的对抗，一部分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在脱离殖民体系后试图从根本上脱离既有的世界体系，并在“世界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尝试建构一个取代性世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冷战时期形成了所谓“两极二元结构”。然而，由国际政治层面的两极所造成的世界结构的二元性并不是世界历史本质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仍* 然是世界体系重构中的过渡性。世界历史整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世界体系只能建立在“世界经济体”即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超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换言之，企图作为另一个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或地区如果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中心地位，那么它既不能摆脱既有世界体系的制约，更谈不上取而代之了。所以，即使在冷战过程中，世界体系的重构仍然按其固有的规律调整着世界历史运动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最后以二元结构的整合及两极结构的崩溃结束了冷战。从根本上说，冷战的结局并不是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而是经济因素决定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从事各种选择取向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无论成败如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但是，世界历史作为整体运动的“合力”趋势总是由世界经济的最发达区域即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主导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先进的民族”主导的。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体系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裂变、重组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更具一元性的、发展程度更高的形态（继初级形态、过渡形态之后的第三种形态）。冷战后，全球化的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虽然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仍不时出现动荡，但这已经属于新形态中世界体系的矛盾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历史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四、世界体系的发展与民族主义
从世界体系发展运动的视角考察20世纪，我们发现，构成世界体系基本对立面的并不是原先在“世界革命”逻辑上理解的两种社会制度形态的斗争，而是世界体系的普遍性发展规律与作为体系结构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特殊性的矛盾。归根结底，20世纪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的制度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利益之争。在这种以全球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及世界角色的定位与再定位为内涵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及其各种转化形式（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为霸权主义，小国和弱国则以反主流的政治运动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就成为最有号召力的旗帜。所以，理解民族主义是理解世界体系矛盾运动的基础。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看，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取代传统的王朝国家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在普遍性原则基础上建构世界体系的前提。换言之，没有人类共同体形式的普遍化，不可能形成普遍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所以，世界体系虽然首先依赖于工业生产力和世界市场，但同时也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结构单元的全球普及。因此，早期的以殖民主义为特征的世界体系是畸形的，保留着传统的帝国形态。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完成了“非殖民化”的历史使命，也最终为世界体系的建构奠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义的正面效应表现得非常充分。另一方面，由于在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历时性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利益的纠葛必然演化为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争斗。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又成为抵制普遍性、维护特殊性的工具，表现出阻碍世界体系发展的负面效应。此外，由于民族国家大多立足于传统的地域文化，并以某种传统文化维系的种族为主体，因此民族主义往往成为强化民族间文化差异的武器。这种功能既有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作用，又有不利于人类文化的交融、整合、进化的消极作用。
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当现代化潮流兴起之初，民族主义是推动民族国家建设的强大动力，而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其向全球的普及又成为世界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所以，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500年间，民族主义总体上发挥了正面的历史作用，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最早的一批现代民族国家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现代类型的国家形态的范例和现代类型的国际关系及国际法的规则；也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垮了殖民主义和残存的传统社会结构，使几乎所有的人类共同体都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出现了局部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所导致的世界性灾难（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但其正面的历史作用仍然是主要的。然而，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后期进入“全球化”新阶段，民族主义与世界体系整体性运动的矛盾日益凸现，其作为人类社会在全球层次上整合的对立面，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及派生的利益和后果（资源、环境因素等）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依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于是，如何调适人类活动的世界性与人类共同体的民族性就成为世纪末和新世纪的重大课题。显然，在解决这一事关全人类命运的课题时，原来意义的民族主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重新检讨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的时候了。毫无疑问，作为生存于每一个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们应当首先为本民族的发展及其安全利益着想，但同时也应当在世界体系运动的最新发展阶段所提供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应当从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中界定民族主义的合理内涵，在认同人类文明的普遍性的基础上发展各个民族的多样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丰富和深化的源泉。
总之，以经济全球化为本质的当代世界历史比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世界体系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世界市场的矛盾也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全球化的两重性和民族主义的两重性在世界历史运动中的交汇，作为20世纪的遗产，其牵动全局的作用将继续延伸到下一世纪。人类社会为了应对现实和未来的挑战，必须从总结20世纪的经验中获取历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