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海权与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系探析
江梓豪 凡 丽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 自西方资本主义争夺海上霸主地位开始，海权逐渐成为各国密切关注的内容。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全球化视角分析传统意义上海权的本质属性——资本对外扩张，为人们深入认识海权，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经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有“海洋宪章”的声明，是解决国家间海洋争端的基本法律文件，但其中的缺陷也不容忽视。新时代海权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系中“硬实力”的较量，而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维护海权的前提下得以提升。
关键词： 海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话语权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只强调“硬实力”已不能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当今世界仍然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未来面临巨大挑战，维持甚至提高国际地位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立足的关键。由此，国际话语权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海权意识兴起并得到发展，海权作为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沿海国家领海主权、经济利益与区域安全的命脉，对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有积极作用。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海权的论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19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在其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谈论过关于海权的问题，但以全球化的视角对海权进行了深刻独特的考察，对现阶段加强对海权的认识留下了丰富的材料。
1.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海权的阐述
海权意识自人类对海洋的探险及新航路开辟就有了雏形，从15世纪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开始，西方列强对海权的争霸愈演愈烈。当时海权只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包括海洋通道、海权控制、海洋战略及海军战术等方面的内容，是对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直到19世纪，海权才被真正赋予了现代含义。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认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海洋使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一切都包含在海权范围内。其中生产(首先是有东西可以交换)、海运(交换能持续下去)、殖民地(促进与保障交换的顺利进行)是海权的三大关键因素。
考虑到比较对象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大陆教材选用的是2013年教育部审定的凤凰教育出版社的小学数学教材（简称“苏教版”），台湾教材选用的是康轩文教事业出版的小学数学教材（简称“康轩版”）．选用这两个版本的原因在于二者的使用情况．其中，康轩版教材在台湾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被很多小学选定为教科书；苏教版也同样如此，在大陆有较为广泛的使用范围和近二百万的学生使用量．基于此，研究的问题和比较框架如下．
幼儿园的教育对象是一群六岁以下的幼儿，区域活动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教育环节，在整个幼儿园教育中有着重要作用。幼儿园开展的区域活动要求保证具备良好的科学性及规范性，能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创新活动内容。但是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提高幼儿园教育区域活动有效性做进一步的分析。
新大陆开辟和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正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的时代。“决定人的存在不是人的意识。相反，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相矛盾(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术语)”[1]。因此，在解读马克思对海权的阐述时不应该脱离其当时资本输入、海外殖民扩张，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资产阶级内在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应认识到，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工业化的角度来考虑海权的特殊性。
国际话语权不仅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享有“说话”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地位中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是国际政治权力与利益的真实反映，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海权是国家“硬实力”在领海主权方面的代表[10]，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世界市场初步形成背景下资本对外扩张的时代分析海权对一个国家经济行业、军事力量和融入全球化趋势的重要作用，给予人们深刻的启示。在当今仍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维护海洋权益，保障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地位是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第一，工业文明的进程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马克思将资本视为研究资本主义的基础，揭示了资产阶级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牟取利益和资本主义经济频发危机的秘密。但同时，也使其看到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为预示未来共产国际运动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3]。资本对外扩张的天然性大大刺激了航海业的发展，把原本相互孤立的世界联系起来，工业文明的到来同时也解放了受封建社会束缚的生产力，“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3]。 手工业已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的状况。在马克思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对海权争霸之战与世界市场的拓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在当时争夺海权是资本追逐利益与对外扩张的表现形式。
2.从四个视角来考察海权问题
虽然PLC控制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深入研究其性能是我们目前不能放弃的。PLC控制技术可以应用于工业曲线的控制，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前景，另外，PLC控制技术还可以在机器人和运动器材的研制中得以应用，这就是PLC控制技术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最明确的目标。
第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贸易。马克思指出：“伟大的地理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殖民地多次扩大了销售市场，加速了手工业向手工业的转变”[4]地理大发现促使了资本的海外扩张，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给殖民地带来先进文明的同时，也使其遭受巨大灾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揭示资产阶级利用海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资本,并以海权作为一种掩饰以强制开展商品和资本输出，推行自身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殖民地是资本对外扩展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海权强弱的力量象征。
第四，强化海军建设。恩格斯在谈论海军建设时指出：“常备军的原因也成为了海军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到真正的海军”[5]。殖民主义盛行时，是否有建立大型海军是能不能保护新开发的殖民地与在殖民地开展正常贸易的重点。因此，在传统思维的海权维护中，海军是保障殖民地贸易不可缺少的强大力量。因此，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哪个国家军事力量强大，掌握海洋主动权，就能制定规则，维护海洋利益。
第三，航海运输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商业和航运比起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法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2]。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来看，世界市场的背景下对航海运输业的发展是资本持续对外输出的中国ing要条件。同时，资本主义本身的进步与开拓世界市场之间也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海运业和其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航海运输业是实现海上自由贸易和资本对外扩张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海权、争夺海洋权利的基础条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贸易区域线来展示自身为海洋权益的所有者，航海运输业的发展使贸易区域线无限延伸，使海权得以对外扩张。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
经过9年的谈判，1982年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通过了被称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人类使用和管理海洋的基本法律框架，是当代国际社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解决沿海国家之间争端的精神文件。是世界向海洋新秩序迈进一步的里程碑，也是新时代人们对海洋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份公约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1.历史性权利
“公约”中对岛屿的描述：“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7]在这里只是出现了“高潮”一词，但高潮在不同时候所达到的高度并不是一样的。此外，该岛还需要满足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或其自身经济生活的条件，而且“公约”尚未明确界定。这就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中处理岛屿制度的问题发生了许多分歧。还需指出，“公约”中岛屿的定义是否仅强调自然形成的属性，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各沿海国为了扩大自己的领海区域，会采用“围海造田”的人工方式，“公约”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是否也可算在岛屿的定义范围内。
2.岛屿的定义
在“公约”中，有关海湾规定和第298条的第10条涵盖了历史权利，即“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排除性声明，而在第15条中也有相关论述“但如果由于历史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有必要以不同于上述的方式界定两国领海的边界，则上述规定不适用。”[6]虽然这些条款中存在涉及历史权利的问题，但也仅是泛泛而谈，至于什么是“历史权利”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且存在很大的法律漏洞。20世纪召开的三次海洋法会议都没有正视与历史性权利想联系的问题，导致现在对实际问题的处理上含糊不清。国家利益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目前，就有许多国家提出了历史性权利的主张，如果缺乏一部具备完整性、权威性和约束性的海洋法律，在历史性权利这一问题上就会继续存在更多争议。
3.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问题
公约第五部分第74条 “划定沿海或邻国之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而在后面的第六部分“大陆架”中也有相似的第83 条，即“划定邻近或邻近国家的大陆架边界”。这两个条款中都表明，“公约”一方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具有灵活性与适宜性；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将问题解释置入更为宽泛的界限中，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立场观点不一而发生海权冲突[9]。
4.划定相邻或邻近国家之间的海域
首先，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在第五部分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力和义务作了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在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享有第87条所指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诸如同船舶和飞机的操作及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使用有关的并符合本公约其他规定的那些用途”[8]。但公约第五部分并没有对何为“自由”，何为“限制”给予说明，还有“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皆为含糊不清。其次，第五部分的内容反复使用“和平”一词，但不同国家对“和平”的解释不同。有的国家认为，禁止一切军事活动为“和平”，而有的并不排除武力解决的手段。最后，在58条第2和第3款都说到“应适当考虑沿海国(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适当顾及”该怎么理解，不得而知。
三、维护海权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考查，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创造生产力和引领世界走向工业文明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批判由于资本家的贪婪而进行海外扩张与殖民掠夺，使亚非拉的民族与国家遭受了巨大灾难。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道：“大工业已经建立了一个由美洲发现所准备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已经引起商业，海洋和陆地运输的大规模发展。这一发展反过来又扭转了工业部门的扩张，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发展”[2]。从这段话中可知，工业文明推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在这一过程中，航海运输成为维系世界市场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海洋居多的地球上，如果缺乏航海运输，就会严重制约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从这点上来看，维护海权是航海运输顺利进行的保障，最终将会影响整个世界市场的良好运转。
1.保持海权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正确选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世界市场的问题，世界市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从资本主义时代的初步形成到现在的迅猛发展，海权一直作为促进因素受到各沿海国的重视[11]。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为我国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这一构想的顺利实现依托海权的维护，使我国能在海洋上掌握主动权，保障交流桥梁的畅通无阻，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可以增强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力，从而增强国际话语权。
我们采用两阶段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利用相关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旨在减轻内生性的影响，通过多种工具变量的选取，对三个模型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但未发现模型（23）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选取了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模型（22）和（24）的结果陈列在表8中。可以看出模型（22）和模型（24）的主要结果与前文相差不大，变量显著性相应增强了，较为稳健，且模型通过了AR(2)和Sargan检验。
2.强大的海权有利于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是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着我国边疆地区的繁荣进步。我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由于缺乏“公约”的有效规定，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及其他邻国在海权问题上尚存在很多争议[12]。我国主张国家主权的完整，而领海的主权则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海权作为我国沿海海上贸易和海洋资源安全的保障力量，有利于中华民族在世界中树立更高的威望，秉持和平与发展的宗旨与周边国家协商解决争端的方法，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保障政治稳定。
3.海权意识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化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上力量” “高度关注海洋空间安全”。充分认识巩固与维护海洋地位对我国前途命运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人们树立海权意识的前提和基础[13]。而海权意识是人们关于海洋权益的根本观点，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海洋地位与海权维护的态度，因而，建设海洋强国，海权意识必须到位。从历史教训中得知，由于过去我国受重农抑商与海禁的政策，海权意识普遍淡薄，通过开发利用航运通道、海洋资源和海事权利等来提高综合国力的道路尚且任重而遥远，对保障我国“说话”的权利、增强“说话”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14]。如今，我国更强调海权意识，把海权意识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我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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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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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部分第二节第15条[EB/OL].[2019-02-01].http：//www.un.org/zh/law/sea/los/index.shtml.
[7]《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八部分第121条第1款[EB/OL].[2019-02-01].http：//www.un.org/zh/law/sea/los/index.shtml.
[8]《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第58条第1款[EB/OL].[2019-02-01].http：//www.un.org/zh/law/sea/lo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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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taining Sea Power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Right
Jiang Zihao Fan Li
(School of Marxism, Dali University, Dali 671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Western capitalism competed for maritime hegemony, sea power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lose concern for all countries.Marx and Engels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he na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 the external expansion of capital,providing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peopl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sea po wer and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ccompanied by a statement of the “Ocean Charter”is the basic legal document for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between countries; however, its flaws cannot be ignored. Sea power in the new er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ntest of “hard power” in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can be promoted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sea power.
Key words: sea power;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voice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19)05-0019-03
doi： 10.3969/j.issn.1674-9499.2019.05.008
收稿日期： 2019-02-27
作者简介 ：江梓豪(1993—)，男，广东佛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凡丽(1972—)，女，云南大理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执政党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师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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