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原因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物形象论文,如旧论文,原因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6-0039-04
在建国后27年的小说中，合作化小说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而合作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更是社会主义文学画廊中最为醒目的存在。但是在巡视这一画廊时，恐怕谁都会有这样 的遗憾：新不如旧。所谓新，是指社会主义新人，特别是合作化的带头人的形象；所谓 旧，是指老一辈中国农民，特别是在合作化过程中持观望、怀疑态度的农民形象；所谓 新不如旧是说新人形象远不如旧式农民的形象丰满充实、内涵深厚。
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赵树理，1955年他在《<三里湾>写作前后》中检讨这部小说存 在的缺陷时认为缺陷之一便是“旧的多新的少”，这可能是新不如旧的最初的提法。但 这时他只是把这一缺陷仅看作是个人的，还未能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而 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仅从他个人的创作中去寻找：“在转业之前接触的社会面多， 接触的时间也长，而在转业之后恰恰正好相反，因而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 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不免概念化——现在较以前 好一些，但还是努力不够。”尽管如此，他的这一真诚的检讨还是触及到新不如旧的一 些基本内涵，如对新人了解得少，描写概念化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宏伟叙事的需要，特别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需 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尤其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问题被突出地强调出来，围绕如何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也一直没有断绝。合作化小说人物形象新不如旧的问题更是一 个聚讼纷纭的焦点，不少著名评论家都曾为此发表过非常可贵的看法。例如，冯雪峰认 为，新不如旧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想化，典型化并不等于理想化，典型化中的“集中、概 括、扩张，都不是违背真实，而恰恰是为了显露真实；但‘理想化’是违背真实的”， “如果加以反现实主义的‘理想化’，把萌芽写成大树，那么它就是不现实的；既不现 实，则理想也就失去根据了”。[1](P173)阿垅则批评当时的文学创作中把英雄人物写 成“神”和“水晶”的做法，为了克服这种弱点，他认为应写出英雄人物身上的“历史 的负担和社会的根源”。[1](P175)秦兆阳提出要写新英雄人物身上的“独特的一面” ，他认为“只要是人，就都是普通的人，因为他们都有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感情、欲 望、习惯的特点”，“如果写得具有深刻的真实性，具有作者的独创性，它也会不可避 免地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异的色彩”，如果取消了这些“带特异性和深厚性的色彩”， “即或是去描写那些本来是很惊人的新英雄人物，也会在我们的笔下失去其内心的、个 性上的、生命的光彩。”[1](P183)
通过对建国后十几年间围绕新英雄人物塑造的争论的回顾，人们大致可以理清这样的 思路：一、新英雄人物的塑造之所以难如人意，甚至新不如旧，主要在于公式化、概念 化作崇，而政治话语对英雄人物创造的理想化、纯净化、无冲突论的倡导则是根子的根 子。二、要走出‘新不如旧’的怪圈，必须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写出英雄人物的发展变 化过程，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等。应当说这些见解都是深刻的和有价值 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见解无论是相同相近还是相反相对又都是在一个统一理论框 架——政治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言说的，而对于逸出这一框架的东西则又显得相对隔膜， 难以深入腠里。比如，何谓概念化?说得最为明白的当属王西彦的那句“按照党章或团 章的各项要求去编造理想人物即‘党的化身’”了，但党章团章并没有规定英雄人物在 合作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何以他们的言行却又非常的相近呢?显然这里的党章团章应 作宽泛的理解，即应理解成“政治意识形态”。但何以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理想 化”、“神化”的英雄却又很少具有英雄气和神性，甚至作为普通人也是贫血的呢?这 就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了。再如，针对周扬的纯净化和理想化的理论，批评家们普遍指 责英雄人物的形象之所以显得单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生活基础，在于没能写出他们的 缺点与变化过程，没写出他们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等等。然而这些指责也都是似是而 非的，因为举出反证也并不困难，如梁生宝、萧长春们的身上并不缺乏生活气息，他们 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但如果拿梁三老汉或盛佑亭作标准，梁生宝、萧长春们却又的 确显得单薄。可见批评家们对生活基础或人性的丰富性等等另有理解，或者说另有一种 标准或底线，那么这另外的标准和底线又是什么呢?要想说清这些问题，我以为只有跳 出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才行。通过对合作化小说的重新解读，我认为如果引进西方 社会学的卡里斯马及西方人类心理学的原型及情结等概念会从另外一种角度为人们提供 解决问题的思路，甚至也许会把长期未能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
卡里斯马一词，借自西方当代社会学，它原是早期基督教语汇，出自《新约·哥林多 后书》，本义为神圣的天赋，指有神助的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全面扩展了它的含义 ，用它指社会各行各业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因此，卡里 斯马具有以下特征：(1)就本源而言，它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能与仿佛是神圣的或 神秘莫测的历史动力源相接触，从而具有神圣性；(2)就功能而言，它是赋予秩序、意 义的力量，从而具有原创性；(3)就产生功能的方式而言，它体现为非强制、非命令的 魅力感染，善于引发服膺、景仰和倾心跟从，从而具有感召力。[2](P85)
当人们把这一概念引进文艺学时，卡里斯马典型大致相当于英雄典型，不过也已获得 一些新的含义，代表着或一时代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取向；其神圣性并非来自天启或者神 授(如宋江得到九天玄女的天书之类)，而是来自主体对历史脉动的深层感悟，这里体现 出的是个人主体的那种积极的历史主动性(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从历史书的字缝里 发现了“吃人”两个字)，其原创性乃是来自主体对未来理想的执着追求，这里体现出 的是个人主体的那种活跃的创造精神(如瓦特因见水开而发明了蒸气机，狂人坚信将来 容不得吃人的人)；其感召力则主要指一种崇高的人格。
王金生、王玉生(《三里湾》)、陈大春、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 )、萧长春(《艳阳天》)、高大泉(《金光大道》)们，显然都是作家们全力塑造的卡里 斯马典型，合作化小说的艺术天空主要由这些卡里斯马典型来支撑，并由他们来论证当 年中国农村那一场社会主义变革的必然性和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的必要性。然而， 当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人们完全可以冷静地审视这些典型时，却可以发现，他们的神 圣性、原创性都是值得怀疑的，或者说是缺席的。他们之所以积极地投身于合作化运动 之中，并不是由于他们感悟到历史的深层脉动，而是来自上级的督导。在合作化小说的 人物系列中，合作化的领导者和带头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梁生宝这样的基层农 民，一是党政机关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虽然很少出场，高高在上，像一些影子人物， 然而由于他们直接领受党的指示，代表着党的意志和决心，因而有着极大的能量，他们 呼风唤雨，决定着运动的走向，操纵着农民的命运，当然也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举 例来说，《山乡巨变》中所写的清溪乡的扩社运动就是由这些人直接领导和操纵的，小 说有一节叫“区上”，就专门写了区委朱书记的几次讲话，其中一次这样讲：“搞社会 主义，大家要辛苦一点。这次合作化运动，中央和省委都抓得很紧。中央规定省委五天 一汇报，省委要地委三天一报告，县里天天催区里，哪一个敢不上紧?少奇同志说：不 上紧的，就是存心想要调工作。”他甚至还规定了一些具体指标：“根据各乡今天汇报 的形势，大家再努一把力。我们全区的入社农户，跟总农户的比例，可达百分之七十。 请大家注意，这个百分之七十，就是区里要求的指标。”正是根据这些指示，邓秀梅带 领工作组长驻清溪乡，敦促乡村干部，开始了一家一户的入社动员，从而掀动起每一个 农民心底的波澜，引起了一场“山乡巨变”。如果说神圣性与原创性的话，这些领导者 才真正拥有。而与这些领导者相比，合作化的带头人们只能是兵而不是将，是被动的执 行者，而不是主动的创造者。梁生宝说得很清楚：“有党领导，我慌什么?”如果说对 于这种被动和盲从，梁生宝们当时还感到是一种自豪的话，经过一段历史的曲折之后， 他们更多地感到的乃是一种痛苦和无奈。所谓英雄，都是不甘屈服于现实限制的凡夫俗 子，强悍的个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乃是英雄的本质。如果阉割掉这一本质，不管再往他 们身上涂沫多少优秀品质，他们仍不过是温顺驯服奴性十足的凡夫俗子而已。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他们虽然不是高级或中级干部，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也都独当一 面，并在创造性地执行着党的指示呀，怎么能说他们没有原创性呢?好，现在就让我们 看看他们是如何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指示的吧。《山乡巨变》中的陈大春领受邓秀梅的指 示去做他父亲陈先晋的工作，爷俩谈不到一起，最后只得以分家相威胁。刘雨生领受邓 秀梅的指示去做王菊生的工作，一去就上了菊生两口子的当，而且菊生妻子还装着要与 菊生离婚，刘雨生一劝说，却被人家窝了一顿：“前面乌龟爬上路，后背乌龟跟路爬( 谁都知道刘雨生就刚与他的妻子离了婚)。”算起来梁生宝应该说是最有光彩也最有创 造性的人物了，但他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互助组时期的苦撑难局，上山割竹、邻县买稻 种、推广密植稻等等，走的其实是发展生产力的路子，与变革生产关系的目标还差得很 远，借“文革”时期常见的一句批判性术语来说，他很点“唯生产力论”的成分。尤其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郭振山们采用挖心战术，把徐改霞送进了工厂，梁生宝也未能识破 政敌们的阴谋，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眼巴巴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离开了自己，这于 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强悍的个性呢?
既然神圣性与原创性都是外加的，这些英雄人物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个性，要想保持他 们形象的高大完美，主要就靠他们的道德感召力了。但由于他们不可能像党的领导者那 样靠行政命令或党和领袖的威信发号施令，因此，他们除依靠自己的榜样力量感化他人 ，除靠自己的拼命苦干之外也确实别无它法。因此，拼命硬干、埋头苦干、无私奉献、 忍辱负重甚至委曲求全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也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些殉道者，现实生 活中的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的命运是这类英雄人物命运的一个形象化注释，而小说《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则是这类殉道者形象的极致。也许正因他们都以牺牲自 己的正常生活为代价，他们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都是不幸的，如王玉生、刘雨生 离婚，萧长春早年丧妻，梁生宝被迫与自己的恋人分手等等。但也正因他们积极投身于 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可靠，他们又都成了政治婚姻的获胜者，如王玉生与范灵芝、刘 雨生与盛佳秀、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结合就都带有政治婚姻的色彩。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之所以会成为社会主义舞台上的重要角色，都是政治选择的结 果，无论是通过自己的拼命苦干还是通过投机钻营，他们首先必须取得政权的认可，然 后才能获得自己所有的那分权力。政治之所以会选择他们，贫苦的出身就是一个最为重 要的条件。正因出身贫苦，他们很少受到过专门的文化训练，文化素质一般都很低。他 们一般又都是青年人，既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也缺乏中老年贫苦农民的宽厚淳朴的性 格，因此容易变得峻急苛刻。这样，过重的政治使命、过大的政治权力与过低的文化素 质及偏狭的性格之间便显得极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往往使他们的心理处于失重状态。这 种失重对于品德纯正的人来说，往往会造成忧郁，而对那些品德并不纯正的人来说，则 会使他们的私欲恶性发展，走向放纵，从而成为农村的新恶霸。梁生宝、刘雨生、萧长 春就一律带有忧郁的特色，而陈大春(《山乡巨变》)、王满喜(《三里湾》)、杨小四( 《锻炼锻炼》)则显然已带有一点痞子习气了。新时期小说中的王秋赦(《芙蓉镇》)、 赵多多(《古船》)等等则更多地保留了杨小四们的真面目，或者说是杨小四们的最终定 格。至于真实生活中的禹作敏(天津大邱庄党支部书记)、陈以梅(山东曲阜陈庄党支部 书记，此人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也曾对 陈以梅的事迹给以过肯定)这类恶霸正是极左政治培养的怪胎。这说明这些合作化带头 人的道德感召力也是值得怀疑的。由于他们的行为既违背了历史的意愿，也违背了农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其道德感召力便带上了虚伪的性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得到国 家权力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所谓道德感召力倒很容易发展为政治霸权。
下面再谈谈生活基础和人性丰富性问题，即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谈谈社会主义新人的 性格为什么单薄的问题。根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所谓原型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是群体的一种类心理或先天心理结构，它是人类童年时代生存境况的模糊底片，代表生 命存在的最基本的需要和最原始的欲望，因而也是最难撼动和消解的生命力量。正如生 命冲动首先指向自我保存与物种保存一样，原型中蕴含的最基本的生命意向即是自我保 存和物种保存，与此相联系，便是对危害自我生存的生命力的畏惧和抗争，对有利于这 种生存的外存力量的膜拜与渴求，以及对自我现实生存能力的超越渴望。所谓情结，按 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由于个人情绪中的一个重大伤害产生出来”，“一个人在过去曾 受过某一事件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得使他潜抑了它，把它埋进潜意识里去了，并且 放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事物”[3](P138)，按照荣格的说法则是“处于无意识表层 的个体无意识，它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可以将一组一组心理内容聚集起来，形成一个情 结——富于情绪色彩的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或思想”[3](P138)。总之，无论是原型还 是情结，都具有深厚的心理内涵和历史内涵，反映了人性及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引 进这样两个概念是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参照系，以便将合作化小说中的新人与旧式农民 相对比，并进一步寻找理论家们一直未能说清的生活及人性的底线。
合作化运动确实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它触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引发了农村的深 层矛盾，翻腾起农民心底的波澜。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的兴奋、苦恼、怀疑、辛酸是当 时社会的一种最为醒目的存在，每一个只要下乡稍微走一趟的人都会有深切的感受，而 这又是政治意识形态允许且鼓励表现的东西，因为这恰恰能够说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 农民”的最有力的根据。因此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状况都得到了真实 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在合作化小说中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才得到大面积的 爆光。像梁三老汉的创业梦，尤其是他想做一个三合头瓦房院长者的人生理想；陈先晋 老汉入社前的痛苦与犹豫；宋老定要为儿女做置业手的愿望；这些心理的后面其实都深 深地联系着我们民族最为古老的创业原型和族长原型。所谓创业原型，相当于我国古代 的创世原型或开天原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原文化为典型的农耕文化，耕地都是 从山林草泽中开辟而出，开山辟荒成为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也成为英雄的一种重要标 志，我国古化的女娲、尧、舜、禹其实都是创业的原型。正因如此，创业也被认为是人 生最大的理想。创业原型又是和族长原型紧连在一起的，因为人类创业的最初的领导者 是氏族首领，而在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则是家长或者族长，族长不仅是财产、智慧、 威望的象征，其实也象征着一种人格理想，每一个中国农民可以说都有这种族长追求。 所谓自发势力，其实即深深地植根于这种集体无意识之中；所谓自发者，其实都骚动着 这种创业理想或族长追求。批判者往往给这种自发势力冠以资本主义的头衔，实在是大 错而特错的。再如，陈先晋老汉对土地的那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就深深地联系着中国农民 的恋土情结；“能不够”的假戏真做以及菊咬筋两口在刘雨生面前的那番表演则联系着 中国人心理中的作戏情结。另外，从王二直杠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枷杖情结，从孙 喜旺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大丈夫情结，从常有理、小腿疼等人的身上则可以看到一种泼 妇情结(泼妇情结其实与妇女的自我防卫心理有很大关系，即用一种以进为退的策略达 到自我保护的目的)，等等。这样一些原型与情结都与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古 老的文化传统有着极为深厚的联系，具有丰富的心理内涵和历史文化内涵，可以作为一 部艺术作品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复杂的人性内容的重要标志。
与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相对照，合作化带头人的形象之所以显得单薄，恰恰就在 于原型与情结的匮乏。合作化的带头人都是作为反自发势力的面目出现的，尤其不能与 自发势力沾边，这样就很难从他们的身上发现原型与情结的影子。在合作化过程中，他 们并非没有过怀疑和犹豫，也并非没有个人的苦恼及中国农民身上常见的缺点或不足， 只不过由于他们执行着特殊的政治任务——改造农民、组织农民的任务，作为一种艺术 形象，他们则担负着特殊的符号功能，他们身上的这些缺点或不足就都在纯净化理论的 需要下被过滤掉了。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样一些为满足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着意加工 改造的形象绝不是个性形象，而只是类型形象。例如，《创业史》是重在写梁生宝的创 业史的，但他要创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大业，这种大业的观念是他在解放后的历 次学习中学到的，也是党的教育的结果，并非缘自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创业理想，与梁 三老汉的创业观毫无共同之处，因而也就割断了与原型的关系。正因如此，他对梁三老 汉的创业观也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当梁三老汉再度燃烧起创业的热情时，梁生宝已 是二十大几的青年男子，他何尝不想在创社会主义的大业的同时也创一份属于他个人或 家庭的小业呢，他又何尝想充当一个苦行僧的角色呢，他在大业与小业之间又何尝没有 自己的苦恼呢?现实生活中王家斌的生活与精神历程已经为上述疑问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这一切，王家斌有，梁生宝也有。只不过梁生宝在文学作品中是作为创社会主义大业 的带头人而被推举出来的，他就必须从现实生活中被强行植入真空中生存，抛弃小业观 和个人苦恼，甘心当一个创社会主义大业的苦行僧。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曾说 ，就其现实性来说，人的本质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与历史文化的联系显然也应是 社会关系之一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也认为人是生存于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时间 之中的，离开了过去一维，人也不复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此说来，割断了与历史文化的 联系的人，正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一样，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生命力。综观合作化小 说中的人物形象，新不如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原因也许正在这里。
收稿日期：2001-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