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是中国科学体系健康发展的必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健康发展论文,中国论文,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科学总体中的两大理论知识体系，反映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两大不同领域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结果和水平。自然科学，重在树立人们的科学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求真；社会科学，重在树立人们的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个人和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必然的联系。我们说它们之间的独立是相对的，而联系是绝对的。
一
中国过去并没有“科学”这一概念，“科学”一词来自西方，最早曾被译为“格致”（格物致知）；后来改用日本人的译法，取名“科学”，意为分科之学问，即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直到后来，科学的内涵才逐步固定为是关于事物本质与规律性认识的知识体系。这说明，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对于科学都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把科学理解为通过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体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获得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性的认识。
在古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浑然一体的，西方叫“哲学”，中国叫“智慧”。16世纪以后，自然科学逐步从神学或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逐步融合，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形成了完整的链条。按照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生命、意识、社会的进化历程，社会科学最终也会整合到这一链条之中，统一性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一。
科学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分裂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裂，这是科学的悲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很多方面遵循着不同的准则。例如，自然科学不接受超自然的解释，而社会科学可以接受；自然科学要求实验的重复性，社会科学不要求；自然科学崇尚理性，而社会科学可以容忍非理性；自然科学已经统一于共同的基础，而社会科学则缺乏共同基础；等等。在自然科学家看来，社会科学不是科学；而在社会科学家眼里，自然科学没有“人性”。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早已有了诸多的议论，多数人认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难以融合，甚至有人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但也有人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现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鸿沟大于融合，科学家追求大统一的科学近乎幻想。但是如果我们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裂的理由做出具体的分析和审视，就可以发现这种分裂并没有必然性，其原因仅仅是陋习和偏见。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几乎都经历过从非科学向科学的转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难以统一的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
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出现了接近全球性科学的苗头，这就是学术态度上的“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说法，在《大学》中早已有之，这是中国“科学”的原型。后来几经变化，在实学思潮中盛行开来。明代得到发扬的“格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全球性科学最为接近的部分，它后来自然成长为接纳科学的过渡形态。
1582年，明末来华的一个传播基督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针对基督教在华难以传播的现实，巧妙地利用儒学加自然知识进行传教。当然他在中国传播的自然知识就内容来说只能算得上是中世纪的自然知识，而不是近代科学知识。但是利玛窦带来的更重要的是与科学有关的背景知识。可以说把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播自然知识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的起点也不过分。
从利玛窦开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合，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认同全球性的过程。后来的“中西会通说”、“西学中源”说等，都是科学在“西学”的名义下，逐渐得到中国官府、学界和民间的认同。当然，这种认同还停留在接纳态度上，并没有形成对科学的深刻认识。事实上，这种接纳态度尚未变成体制化意识和加入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倾向。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鼓吹“经世致用”，尤其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影响尤长。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把洋务派的主张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江南制造局组织翻译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书籍，出现了《六合丛刊》《格致汇编》等综合性科学刊物，介绍了微积分、概率论、牛顿三定律、几何光学、元素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日心说、地质学说、进化论以及近代技术和医学知识。
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生是扩大新阶层的手段，提出的奖励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是为新阶层的工作价值争取社会承认。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开民智”，其举措是兴学会和办报刊。这期间出现的《格致新报》《算学报》等刊物可以看作中国科技刊物的肇始。严复翻译《天演论》，把达尔文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科学概念才得以巩固。
191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和该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把科学思想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广泛表达了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准则、价值观和方法论，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科学思想和进步社会思潮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现代科学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此，作为科学，最终融入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之中，中国的科学才真正步入国际科学文化的主流。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企业创办的科研机构，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建制的民间形式。范旭东于1922年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该所在盐卤工业、轻金属工业、肥料、发酵、菌类等方面的研究上，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科学体制化当属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成立。前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后者是“中华民国”最大的地区性国立综合研究机构，除研究所之外，它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和博物馆等机构。
1927年，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综合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该社吸收了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在欧洲、美国、日本设立了分社，并于1932年创办了以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的《科学世界》刊物。“惟科学为最要图耳”，科学“无待于中西之辩，新旧之争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出了要使社会科学化和科学社会化的双重使命，这一思想应该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的发轫。
1938年延安设立自然科学院。研究院最初是一个研究机构，后来又增加了科学教育功能，建立了相应的学系；在培养学生的同时，研究院也进行资源考察和开发研究。1940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此外延安还成立了20余个学术团体，配合有关部门改造和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绝大多数拒绝赴台，坚持留在大陆。20世纪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主动归国，以极高的热情参加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当时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唯一的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研究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研究机构。该院成立之初，就组建了近代史、考古、语言、社会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实验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类、地球物理、地质、数学、心理、地理、工程科学18个研究所，以及紫金山天文台和工业实验馆。这一时期从体制上分析，是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为融合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社会科学不被重视，20世纪60年代初在各省成立的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纷纷被撤销；直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地方社科院恢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裂也愈演愈烈，具体表现在：
一是自然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社会科学认为科学包含社会科学，是指导社会健康发展的有用之学。
二是自然科学认为社会科学是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的软体，无科学价值；而社会科学认为自然科学只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缺乏深刻认知。
三是自然科学认为社会科学是人文，只能是一个学科；而社会科学认为，人文只是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这些争论已经不重要，上述误解和臆断实质上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造成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是学科属性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物质及其存在的价值，社会科学研究意识并指导社会实践。二是学科概念不同。自然科学在概念上是一致的，社会科学在概念上是多样的。三是因果关系不同。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论的，具有“可重复性”，而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因时因地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四是客观和主观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可以明确量化，有自己的度量衡，而社会科学则根据实事以进行主观判断为多。
二
认识上的分裂，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极不平衡。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意识和社会精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两部分的内容要依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才能共同完成。自然科学在为人类提供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则是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食粮。
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对知识进行过分类。从15世纪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于是人们开始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不同的领域和部分，把各种具体的知识从统一的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独立的科学。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分类随即产生。
对近代科学做出系统分类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认为，科学的发展表现了人类理性的能力。因此，他主张从人类理性能力出发对科学进行分类，他把人的理性能力分为记忆能力、想象能力和理性能力三种。培根的科学分类思想为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所接受。19世纪中叶，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按照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把科学划分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这种按照物质运动的形式进行科学的划分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20世纪以来，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很多，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物质形态和物质运动形式，因此，在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大量新兴科学、边缘科学、横断科学、交叉科学、综合科学。人们对科学的门类又有了许多新的划分，而比较通行的也是最为简便的划分还是将整个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目前，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统率着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在这两大学科群中，分别汇集着人类在自然物质世界、社会精神文化领域中进行探索和认识活动的系统成果。
学科门类越分越细，研究物质现象和精神意识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而且每个学科的专家学者从各自学科的特性出发，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宏观、中观发展到微观。这样，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急剧减弱，学科的分离凸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就学者研究范畴而言，隔阂多于融合，排斥多于统一，重己多于尊他。长期形成的互不往来，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断裂。
科学意味着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一体到分科再到隔离，各自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无法融合往往给人类社会造成重大灾难。科学技术发展非常快，科学技术的成果越来越多，科学技术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越来越难以控制。新的核技术，如核电站、核磁共振等在新型能源和医学等领域为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原子弹的研发成功，却为人类带来了灾难。据统计，美、俄拥有的核武器，TNT当量，可使地球毁灭10次。试想，这是自然科学家想要的最终结果吗？“火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到了西方，研究到最后，却成了杀戮人类的炸弹。麻醉药品为外科手术开辟了先河，谁会想到也成了麻醉人类的物质“鸦片”，如此等等。某些自然科学家把执拗的科学精神与缺损“人性”结为终身伴侣，缺失的就是社会科学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关怀。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涉及人的终极关怀，拿着科学干坏事，社会科学要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坚决不答应。但是只有社会科学也不行，不按科学规律办事，也会出大问题，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所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三
当代科学分支的划分日益精细，科学的新领域，不断突破原有概念的内涵； 日渐庞大的系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等，都使得国内外科学家开始探索从全局和总体出发，探讨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已经到了必然结盟的时代。学科封闭的围墙拆除之时，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之始。2008年11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在兰州举办了“甘肃创新发展首届科学家论坛”。这次论坛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四家科研单位共同发起的，是为配合落实甘肃省委提出的“坚持解放思想，拓展思路，努力走出欠发达地区、西部老工业基地创新发展新路子”的目标要求，而共同商议建立的一个科学家互动平台；目的是想依托本省专家智力优势和多学科、多领域人才优势，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盟，进一步发挥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持作用。首届“甘肃创新发展科学家论坛”主题为“新能源，新甘肃——努力把甘肃打造成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科学院、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的四位专家围绕风能、核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在甘肃的广泛利用和开发进行了演讲，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次论坛最大的收获是，自然科学家认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社会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也在关注人性。
夏、商、周断代史研究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项目。其目标是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夏朝、商朝和西周三代的年代学，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该工程从1996年开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领域。4名首席科学家，带领44个课题组的200多名专家，就公元前841年以前1200多年的朝代更迭时间做出初步结论，使我国有准确结论年代历史的纪年时间从2800年前向前推进到4000多年前。
“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信息服务平台”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的中国历史地理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和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系统。“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信息服务平台系统”是自然科学领域地理信息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空间综合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平台。它是在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科研活动中引入地理空间要素和时间要素，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和方法，依据大量的基础数据，进行描述性、解释性或探索性研究，揭示一些社会现象或社会过程背后的机理。该项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所倡导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交叉及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还有一些研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紧密融合。比如，要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这项课题，无论实现大循环、中循环，还是小循环，都需要政府的引导，市场的推进，法制的保障，政策的支持，技术的支撑，公众的参与。搞好这项工程，离不开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群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离不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家的共同投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积极探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研究机制。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复杂事物和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相结合的问题等社会经济问题。学者和决策者们采用传统的理论、技术、方法处理这些问题时，遇到许多根本性的困难。其中重要一点在于，近代科学学科划分过细、条块分割，反而模糊了人们对事物的总体性的、全局性的认识。
面对这一现状，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个科学。”
美国圣菲研究所成立于1984年，被誉为“机构小、主意多、影响大”的民间研究机构。该所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域——复杂性科学，试图解答那些常规学科范畴无法解答的突发问题。他们认为这些动态复杂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属于同一类系统，即复杂性适应系统。复杂性不仅包括物理、化学，也应囊括生物学、信息处理、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复杂适应系统包括经济、人脑、免疫系统、生态系统、细胞、生物群落以及人类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比如政党和科学社团等。
中国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系统学讨论班、思维科学讨论班等，到今天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不断概括、提炼的过程；通过深入讨论、提高认识，走过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综合集成法、“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发展轨迹。要建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性理论，必须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入手，积累相关的研究成果，才能从中提炼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一般理论。在这一点上，我国科学家，不是从复杂性的抽象定义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把复杂性与系统概念结合起来，从方法论角度来区分复杂性和简单性问题。钱学森在80年代就指出：“凡现在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或不宜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问题，而要用或宜用新的科学方法处理的问题，都是复杂性问题，复杂巨系统就是这类问题。”这样，他就从系统学的角度，给了复杂性一个清晰和具体的描述。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则两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不仅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从科学家的角度讲，还有利于提高研究者的科学文化及社会道德素质，更有利于科学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既有利于积累完备的知识，又有利于完善思维和精神支撑的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有利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和谐生态，也有利于科学家之间登门拜访，互相促进。关键的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既有利于求“真”，又有利于求“善”；既有利于讲“理”（客观），又有利于讲“情”（人性）。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科学要健康发展，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就必须完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各学科独立是相对的，联系才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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