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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对以人为本存在着不同、甚至分歧较大的理解。这里，首先有必要通过辩证处理几种基本关系，来全面、准确和深入地理解以人为本的概念。
一、“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以人为本是通过超越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发展而来的，它把人看作主体、当作尺度、看作目的，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首先，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新发现，人本思潮开始兴起。到了19世纪，德国著名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尽管不能完全科学地理解人，但他对人的重视，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还是给马克思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虽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但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并开始了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探索。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认为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与人本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确立其历史观的。在马克思那里，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实际上，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是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
其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18世纪至19世纪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时提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发展。总之，不是物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而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原则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
有人发问，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倡导以人为本的，为什么不用以人为本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都值得商榷。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以人为本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一种思想体系，它是我国当今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种理念、追求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原则与实践原则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人本主义之处就在于，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个性和尊严，而是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等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误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当作了目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突出这一价值目标，从而使我们的发展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不是偏离这一目标。
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而且也强调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方面，是一种价值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但这种终极追求与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有机、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是从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出发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分析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完整理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通过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来寻求人类政治解放的途径；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寻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通过创造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也必须建立在遵循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单纯强调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则是建立在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一种价值观，它虽然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观点，但绝对不是惟一的核心观点。如果离开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以人为本就成了空洞的口号。
二、“以人为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提出以人为本，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因而这是一种进步。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关于以人为本的思想资源，从现实的人出发，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特殊规律，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应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4] 在这一社会里，联合起来的人占有社会生产力总和，物质财富的增长用于人自身的发展，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目的。这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今天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从实践上朝着这一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迈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甚至把社会主义与以人为本对立起来，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结果犯了一系列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人和发展人，达到共同富裕。这就从社会主义本质观上把社会主义与人内在地联系起来，并且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从而使人们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把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指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6] 显然，这里明确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进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解放人，为人松绑，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充分利用人性和规范人性来运作的，它对人的最大影响就是促进了独立人格的形成和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当然，市场经济也会出现人的物化现象。从哲学高度讲，市场经济体制的表层是“物”的问题，深层却是“人”(人性、人格、人的素质、人的价值等)的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与人的问题更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这必然促使人的自我觉醒，加快人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促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家早日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实际上是在实践中逐渐实现以人为本。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不能把社会主义归纳为人本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首先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等在内的一种社会制度，而以人为本则只是一种价值观。作为价值观，以人为本必然反映和体现这种制度，但毕竟不能替代这种制度。况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讲以人为本。如果根据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就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人本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讲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本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只能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别以人为本的不同实质，但不能用以人为本来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人为本应适当确定其使用范围，并在不同的关系中确定其不同的含义和意义，而不能把以人为本作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到处加以使用。那种认为在任何场合、领域和范围都可以使用以人为本的原则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本社会主义的看法，是需要商榷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讲，以人为本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
社会主义又是一种现实的经济运动过程。这就是说，要实现以人为本，首先必须创造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尤其是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讲，更是如此。由此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也是注重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人本社会主义，既是缺乏国情意识的一种表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片面理解。当前，我国提出以人为本，是为了在实践上突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反对见物不见人，但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见人不见物，离开社会物质条件空谈以人为本。在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时，以人为本既要注重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强调经济发展是“为了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人为本既要倡导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也要强调国家、社会应尊重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和创造个性，并为其才能的发挥和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以人为本不仅坚持反对按出身和门第的高低把人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封建等级观念，而且否定资产阶级按金钱、财富多少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价值观念。
三、“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关系
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有共同点，即都承认人们之间具有共同人性，都强调人人平等和尊重人权，都把人作为最高价值取向。由此，有的学者指出，西方早就提出了人本主义观念，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就具有人本主义的嫌疑。勿庸置疑，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思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然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有着根本区别。
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宗教神学制封建等级制度。它反对神道，弘扬人道，批判愚昧，倡导理性；轻蔑信仰和彼岸，重视尘世和此岸，把人从天国梦中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来。这场运动以其“人”的发现而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肇始。经过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者的锤炼和提高，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形态的人本主义思潮。康德重视人的生存和价值，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强调人为自然立法。费尔巴哈虽然不了解人和社会的真实关系，但他推崇人，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和哲学的最高对象。尤其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实质，这不仅把人从宗教那里夺回来，而且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这就使“人”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使人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权益而斗争。
到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在形态上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推崇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并对现代科技的工具理性和大工业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深刻批判。从19世纪中叶起，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就开始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宣战。他们不满于对普遍人性及自由、平等、博爱的一般颂扬，要求转向人的个体生命、本性和本能，认为这是人的本真存在。他们强调人是包括肉体、活动、意志、情感在内的完整的存在，而传统哲学的弊端就在于忘记了具有非理性因素的人，因而，必须使哲学向本真回归。20世纪以后，在德、法等国出现的一批人本主义思想家继承了先辈的思想，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急遽加深的背景下，把人本主义思潮进一步推向系统化。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见解深刻，著作众多，影响巨大。无论是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但都表现了对个人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强调人的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近代西方人本主义一般认为，理性决定人的认识并进而决定人的行为，因此，人从本性上说是理性的动物。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则突出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认为理性压抑了人的本能，限制了人的自由。现代人本主义正是在批判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强调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认为人的本能、直觉、意志、情绪等非理性的直接生存状态才是人的真正本质。二是从外到内，开始关注人本身。取代西方人本主义把人的理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多地看作一种认识能力，它指向外部世界，以认识、利用、支配客观世界为目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则把主观能动性更多地理解为主体的内在冲动力，它是生命潜能的强烈表现，是主体固有的自发性，其目标指向是人的本质对于自然和自身的超越。三是强调人的个体性。在近代西方人本主义那里，主体人所具有的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和无差别的普遍人性，认为人的本质即类的规定。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则从类特性转向个体存在，不再满足于一般地谈论抽象人性，而注重个体的生存状态。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不可重复的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个人经历、内心体验和自由意志。四是注重主体间性，反对近代西方人本主义所理解的“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
近代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人的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是我们今天提出以人为本理念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之一。然而，我们不能现成地把它们搬过来从而当作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必须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对其加以科学改造。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为本，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与西方人本主义具有根本区别。这主要体现在对人的不同理解上。
一是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类意义上的人，注重人的共同性、普遍性而忽视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多强调个体意义上的人，注重个体差异而忽视人的社会本质。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人和动物的区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区别、个人和个人的区别三种意义上来理解人，既把人看作是类意义上、个体意义上的人，更强调人的社会性。
二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多注重人性革命而轻视实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把人主要理解为现实的、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把以人为本看作是在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理念，认为要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强调实践的作用。
三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相对多地强调自然属性上的人，以及原子式的人，在价值观上往往主张个人主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以人为本，则把人放到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既看到人的类存在和类价值，也看到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价值，还看到人的个性存在和个性价值，尤其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人，强调并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
四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解释社会，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则是从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谈论人。由于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是把人的某一共同属性当作人的本质，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对人的意义，没有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来看待人，因此，它往往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工具。这就与我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五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多把人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强调人既是目的，同时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理解人、尊重人、为了人，强调保障人的权利，反对封建特权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往往把“整个历史过程看作‘人’的自我异化、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与我们所强调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统一。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也是历史的“剧作者”[7]。这就是说，一方面，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条件。
四、“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系
有人认为，提出以人为本，是由于过去过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出现不少问题，现在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人为本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这是一种误解。以人为本要求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中，因而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而不是否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础，一般来讲，经济发展达到什么水平，以人为本就会达到什么水平，经济越发展，就越能为实现以人为本提供物质条件。这里，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使经济发展成果用于人的全面发展。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把包括发展生产力和调整改革生产关系在内的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对此，一定要坚定不移而不能有丝毫动摇。因为只有如此，才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发展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发展，是所有这些方面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经济的发展处于中心的地位；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人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所有其他方面的发展、包括人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和限制，甚至不可能实现。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基础，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得到说明。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里，其核心原则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没有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当作一个抽象原则，而是看作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的产物，没有把人的发展看成是外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过程，相反，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也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否定人”的性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指出：“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 概言之，马克思既批判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在这一社会中，生产力发展具有否定人的性质，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同时又认为，人的解放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它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马克思这一与历史观高度统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虽然物质生产的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人的发展，但人的发展不是外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不应该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但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化为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以人为本的手段和基础的作用，而是为经济而经济。一味地去注重经济增长，过度开发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在实践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环境污染、人被物化、存在着不公平。这些代价，促使人们从开始时的呼唤现代化走向了反思现代化。反思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虽然要注重经济增长，但必须走出仅仅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这也是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原因。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解决现有的和不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从而更快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福利。总之，当前我们提出的以人为本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是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的。
以人为本也要求我们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注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中：一是从目的方面注入，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经济建设的目的；二是从手段方面注入，通过“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
以人为本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的，反对只见物不见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并不是为经济本身，而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了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脱离“人”的经济发展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长久。这里，我们首先要反对把发展仅仅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西方早期的发展理论是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对此，佩鲁曾加以批判，指出，“经济学家公认的日益增长的天真，曾令人感到痛惜”[11]。从哲学上看，发展离不开人，发展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的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出自人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推动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也曾出现过为经济而经济、为增长而增长的现象，大搞项目投资、资源开发、追求效率，不考虑人的生存与发展，结果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社会矛盾的突出、人际关系紧张等不良后果，长期下去，经济发展也就难以为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入到经济建设中，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摒弃以“物”为本、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由以商品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走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包括首先满足全体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等，进而使他们不断达到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享受较高的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真正做到使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还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当今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往往是物的因素——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这一时期，人们关注更多的就是物质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物质资本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于是，发展手段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也就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人才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才强国战略是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高点”；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也越来越成为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2]，因此以人为本也就成为实现经济更快更好发展需要确立的一种理念。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意味着要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来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意味着要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整个发展观和发展框架必须由过去注重“以开发物质资源为核心”逐步走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即走向以人为本，通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育，来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
五、“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关系
有人认为，以人为本不如以民为本的提法科学，应该用以民为本来取代以人为本。也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只能是以民为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以人为本实质就是以民为本，但在其他方面，把以人为本仅仅理解为以民为本是不够的，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具有更为丰富的特殊内涵。
在当代中国，把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政党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主要就是“以民为本”。
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今天所讲的以民为本与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区别。(1)古代民本思想把人民当作统治阶级成就霸业和维护统治的手段，是仅仅从某种手段意义上来讲的，而今天的以民为本则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目的，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意义上来讲的；(2)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在官本位意义上讲的民本，今天我们讲的以民为本是以在人为本意义上讲的民本；(3)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在控制人和约束人意义上讲的民本，而今天作为我党执政理念的以民为本则是在解放人和开发人意义上来讲的；(4)古代民本思想是在恩赐、施舍意义上讲的民本，今天我们强调的以民为本则是对政府官员之行为的一种规范。总之，古代的民本思想维护的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与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完全不同。
其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现。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党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我党所处的环境改变了，所处的地位也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工作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以及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本质上也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本，“官”不是本，决不能反过来搞以“官”为本。然而，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传统观念深深积淀在社会的群体意识中，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绝非易事。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以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自居，漠视公民的个人权益，结果造成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侵害。这在一定意义上与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人”这一观念的实质有一定的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存在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的统一”。由此，人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既要强调个体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又要强调集体对个体利益的损失给予补偿。我们党把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就是既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作为人的权利，又要尊重每个人的正当利益，还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以民为本的实质所在。
然而，以人为本也具有与以民为本不同的特殊的内涵与意义。
第一，以人为本中的“人”首先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普遍性概念，指抽去社会身份、等级和“官”“民”区别的所有的人；“民”则是一个具有社会身份差别的特殊性概念，它是整个社会中的一部分。因而，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的外延宽泛，更具包容性。
第二，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的内涵更丰富，人这个概念，不仅强调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而且还强调人的共同人性和个性差异，而人民这一概念更多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以人为本的“人”包含着尊重个性和个性差异，而以民为本则更强调关注群体，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不同，还在于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强调为每个人创造平等发展的权利、机会和社会环境。因而以人为本更具有启蒙意义，更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也更具人性化。
第三，“人”是一个哲学范畴，从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来说，以人为本意味着人们之间具有共同人性，人人平等，互相尊重；“人民”则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民”既是与敌人相对立的，也是与官相对应的，在官和民的关系中，不管你怎么讲以民为本，“民”都包含了服从、依附。因而，以人为本比以民为本更具平等博爱精神。
第四，以人为本是从全人类、全球性角度来看问题的，因为今天人类面临日益增多的、需要超越阶级界限来思考和解决的全球性、全人类的问题；而以民为本则是从党执政的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因而，以人为本更具有批判超越精神，更有利于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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