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及其历史沿革——与宋士昌、孔静珣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历史沿革论文,也谈论文,同志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4期发表了宋士昌、孔静珣两同志所写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与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沿革》一文，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认为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使苏联达到了70多年社会主义历程上的一个辉煌的顶峰”，是“苏联社会主义凯歌猛进的时期”；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扭曲变形是从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开始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和探讨。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时期虽取得很大成就，但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些深层原因，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埋下了种子，扭曲变形应该是从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固有的一些弊病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存在，只不过因为这一体制刚刚确立，还处在上升运行时期，加上苏联当局有意封锁并且扼杀不同意见，所以它的矛盾弊病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随着社会发展，这一体制在经历了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逐步对苏联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更明显、更深刻、更广泛的阻滞作用。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扭曲变形始于斯大林时期
首先，在政治上斯大林建立起过度集权的、以党代政、个人专断独行的领导体制。这完全背离了马恩列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坚持“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①，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为此马克思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普选制，在真正民主原则的基础上选举各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当选者应对选民负责；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废除个人专制；实行低薪制，缩小工资差别，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特殊化，脱离群众；实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废除旧的中央集权制。列宁坚持了马恩提出的普选制、人民监督制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而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则逐渐形成了过度集权的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特别是30年代以后，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之手，使最高苏维埃变成通过或公布联共（布）中央决议的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甚至有些重大决定不经过最高苏维埃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而由斯大林一人决定。例如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的签定，仅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知晓，集体领导名存实亡。斯大林还实行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并在“十七”大上解散了群众性的监督组织和工农检察院，人民监督权和罢免权化为乌有。
在建党原则上，马恩强调切实保证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对各级领导机关的批评权、对代表和干部的罢免权及其他民主权利；特别提出要每年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真正发挥代表大会的决定作用和监督作用。列宁执政时期坚持每年召开党代表大会，甚至在战时也同样虚心听取其他党员的意见。而到斯大林执政时期，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党代表大会不按时召开，每次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1939年后的13年间，只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不能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当成敌人来对待，甚至从肉体上消灭，错杀、错批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据有关统计，在1936年—1938年的大清洗中，十月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五分之三的元帅、“十七大”的几乎一半的代表、“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的一半以上，都被从肉体上消灭了。这就根本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其次，在经济上斯大林片面地理解马恩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思想，抛弃了列宁的正确路线，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指出；“只能逐步改造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②。他认为只有当社会生产力达到必要的水平，社会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的时候，才能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经济。列宁在采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挫折以后，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直接过渡”行不通，并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部分资本主义，使俄国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但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背弃了恩格斯、列宁的正确思想，把国家推上了迅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道路，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严重畸形的经济体制。斯大林工业化的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但他错在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国民经济比例，把重工业摆在过分突出的地位，忽略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影响了日用消费品供应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它称之为“短缺经济”。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有全民（国家）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不允许有公制其他形式和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存在。基于这一理论，20年代末，斯大林在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从而背离了恩格斯所强调的组织合作社要采取自愿、示范和帮助的原则。在1929年—1933年，即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减4%，使苏联农业的元气大伤。直到50年代初，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未达到1931年的水平，最终造成了苏共与农民之间的决裂。
在经济体制上，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他无视苏联是原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的特点，急于在小生产基础上搞计划经济，甚至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而把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大力限制的资本主义祸害。以至逐渐形成一种观念：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完全是空想。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的推行，加上指令性计划，使苏联经济必然是以行政手段组织、领导企业与各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经济上的问题不是通过经济手段而是政治斗争来处理，政治斗争时常干扰经济生活，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原则，简单地、公式化地对待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理论界长期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长期在苏联理论界占统治地位。例如他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应的观点及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观点在苏联理论界影响巨大。苏联理论界直到1988年还在批判“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苏联文化理论界由领导裁决一切争论和重大文化问题，倡导官方一家学派和流派，禁止不同观点的存在和竞争。学术界的任务就是解释党的决议和领导人的言论。这种思想上的僵化，教条主义盛行必然造成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和文化的枯萎。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斯大林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以及大党主义倾向严重。
马恩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准则首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恩格斯认为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能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③。而斯大林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交往中，以领导中心和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粗暴干涉别国内部务。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所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斯大林没有坚持列宁的两种制度和平共事处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只看到“敌对”的一面，长期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一味强调斗争，忽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他的两个平行市场的观点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闭关自守，与世隔绝，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执行时期已经开始扭曲变形，对苏联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出现这种扭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斯大林个人原因外，还有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以及苏联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等等。斯大林虽然有相当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仍然功大于过。
二、改革不得力和转向导致整个体制灭亡
斯大林晚年思想僵化，未能对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进行改革。1953年他逝世之后，继任的几个新领导人长期改革不力，早已形成的体制弊端依然如旧。
在政治体制方面，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个人迷信，但没有触及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弊端问题，更没有触及重大的理论问题。仍然实行高度集权的以党代政的体制。甚至到了他执政后期，自己也搞起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个人专断和官僚主义盛行。勃列日涅夫也只是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虽然在加强苏联农业、轻工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已不完全排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在计划经济与所有制及高度管理体制这些根本的问题上，与斯大林的看法大同小异，都把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绝对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仍然没有突破旧体制基本模式，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企业自主权问题未真正解决，严格的计划制度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宰，行政命令性的管理方法仍然起重要作用。市场调节机制没有形成。为实行大国霸权，仍然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理论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因袭了斯大林的许多观点。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存在矛盾的一面，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都是超现实的。赫鲁晓夫宣布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和在经济上赶超美国。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是对苏联现实社会的发展水平估计过高。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很大，思想僵化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对外关系上都奉行争霸世界方针，到处伸手、炫耀武力。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都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1956年对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干涉，1968年和1979年对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武装入侵，60年代中期挑起中苏论战、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等等，都是明证。
所以说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基本上承续了斯大林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宋士昌、孔静珣同志在文中也说：“赫鲁晓夫等人一方面全面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把深深打着斯大林时代烙印的、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单一的计划经济为核心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看做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完全加以肯定，不敢越雷池一步。”既然如此，岂不是应该承认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就已经扭曲变形了吗？
正因为长期以来，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把这一体制奉为圭臬，不能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过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和脱离实际的错误政策这三方面“左”的东西长期难以根本纠正，结果使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失望了。加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科技革命发展给苏联造成的巨大压力，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其潜力已经耗尽，其带军事内涵性的国民经济的粗放发展已走到尽头。这种模式的僵化板结程度同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之间，已到了难以相容的地步；这种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已丧失殆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赛和竞争面前运转失灵。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戈尔巴乔夫急于改变现状，采取过激的、右的方法，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政策急转弯向右的方面，没有对症下药，以至使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事实证明，正是长期的“左”助长了后期的右，右是对“左”长期难以改正的惩罚和反动。可见，在斯大林时期就已扭曲变形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由于后来继任者长期改革不得力，最后几年改革又改变方向，才导致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如何正确进行改革，坚决改正苏联模式的弊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才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的基本经验教训。
责任编辑注：宋、孔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2期156～160页。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2卷第382-383页。
②《马恩选集》第1卷219页。
③《马恩选集》第4卷第4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