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现代化研究，它的演进脉络大致 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阶段。受20世纪50年代末 和60年代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刻影响。二是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从“制度变 迁”中获得新生，从而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一、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
现代化理论形成于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这一重要理论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战后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资本主 义世界的中心和领导者，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发展充满了新奇和崇拜 ，美国一时成为西方世界的样板。同时，战后产生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 处于尖锐对峙状态，而二战后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又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大问 题。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策略的研 究，其目的是论证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诱使这些国家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把它们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 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开现代化理论的先河，引起巨大反响 。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在美国最早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政治发展的著名学者是政治学 家阿尔蒙德。1960年他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一书吸引了美国政治学 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趣。到60年代中期，关于政治发展理论的学术著作如 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时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中心。
实际上，从政治发展研究的领域来看，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由两个阶 段组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明确划分并准确概括了这两个阶段政治发 展理论的特点：“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 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模式定义的。到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 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1](P332) 应该说，塞缪尔·亨廷顿的概括是较为客观和准确的。
从研究途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是从“传统——现代”的直线发展 架构入手来展开的。虽然，在60年代对政治发展的研究中，至少有三大流派(以戴维· 伊斯顿和阿尔蒙德为代表的系统—结构功能研究学派，以丹尼尔·冶纳和卡尔·多伊奇 为代表的社会过程研究学派，以西里尔·布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马林顿·摩 尔、塞缪尔·亨廷顿、白鲁徇、S·N·艾森斯塔德为代表比较历史研究学派)，政治发 展的学术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但是，这些流派、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假设 ：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个阶段起源于先前的阶段，并孕育着 下一个阶段，新的阶段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发达的政治状态。现实世界可浓缩为“传统” 和“现代”两个阶段。从这一架构出发，政治发展研究者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 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不发达。差异程度越大，传统性越强 ，政治发展阶段越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发展的前列，已经进入了“现代”阶 段，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传统”阶段。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过渡，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现代化。如白鲁徇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中从十个 方面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含义，其中之一就直接把政治发展的含义界定为政治现代化。正 如塞缪尔·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戈斯所说：“事实上，早期的许多工作都把政治发展看 作与政治现代化等同……几乎全部工作都集中在研究从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到现状 的、城市、工业社会的整个变革范围内的政治发展上。[2](F263)
从价值取向来看，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摹本的。塞缪尔· 亨廷顿对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者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做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到 60年代中期，已有大量著作详尽阐述了增长、公平、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对发展中社会 的重要性，分析了这些社会可能走向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 接受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物，简 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 和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P333)，例如：奥坎斯基以 欧美工业化历程的政治演进经验为背景，套用罗斯托经济发展的五阶段论，提出政治发 展四阶段论：初级联合的政治；工业化的政治；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富裕的政治。阿 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包含两个政治变量：(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 主化)。他认为“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3](P362)总的来看，这个 时期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认为，先进国家所经历的历史便是落后国家今后发展的 道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只能有一种发展模式，就是 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它们借重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 试图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等政治目标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理论具有强烈的 “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五六十年代西方政治学者精心构建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了实践的严重挑战，繁荣的政 治发展研究和萧条的政治发展实践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 模式给许多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大多数并不是进步与发展，而是政治动荡、经 济停滞、贫富悬殊。而且，那些一度被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 容或干脆应该被替代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顺应现代化的 潮流，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弹性和适应能力。理论和实践的错位和失真，促使学者们开始 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反思。70年代以来，塞缪尔·亨廷顿率先摆脱了多数人对西方民主 重要性的过分强调，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上，这个阶段的 政治发展研究的重点也转向了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研究。
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特色暨不同于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是：他公开地把维护政治 稳定和政治秩序作为政治的最高价值。亨廷顿从二战后实际发生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舞台 上的现状出发，认为美国和西方的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发展中国 家的政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和保持政治稳定。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 本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 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序”；[4](P1)其二，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想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 化，反而加重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败；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 快的国家，政治上的动荡越严重。所以，亨廷顿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 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 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 ，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4](P7)所以，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
对于政治稳定的涵义和如何实现政治稳定，亨廷顿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总的 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2](P155)“秩序” 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没有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持续性”意味着政治体 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出现中断、没有希望根本改变政治体系 的政治力量和运动。但是，亨廷顿强调：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 变化，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不是静态的政治状态，而是在动态和发展中的稳定，不 变的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基本的组织结构。政治稳定同政治参与是并不 矛盾的，一个政治体系正是要通过扩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其他积极的政治手段来获取政 治稳定。“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 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4 ](P73)他认为，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发达政体和不发 达政体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亨廷顿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大 量实证分析后认为，造成这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和政治衰败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 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急剧变革，各种社会集团被动员起来迅速参与政治，而它们的政 治体制发展滞后，低水平的政治制度化不能够提供合法的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政 治参与的要求，结果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 定性的一种进程。”[4](P12)亨廷顿用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 内聚力四项指标来衡量。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越强、组织越复杂、自主性越强、越具有 内聚力，其制度化水平越高，反之越低。所以，政治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提高政治体系的 制度化水平，政治制度化是消除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顽症的最根本的办法。在现代化 的过程中，要保持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现代化 过程中的政治不稳定、腐化、独裁和暴力。
比起早期的正统现代化论者，亨廷顿坚持从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实情出发，使政治 发展理论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但离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需要还相 距甚远。第一，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石仍然是现代化语境系统，他仍然接受的是传 统—现代的两分法，他所论证的政治发展是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政治变迁，而传统— 现代的两分法一开始就遭到强烈的质疑，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截然划分为纯粹的 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这样的划分显然严重与社会史实不符；第二，他在建立“制度化 ”的标准时，仍然没有摆脱现代化理论的局限。他的“制度化”的标准具有明显的概念 化、形式化特征，这些标准和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分析并没有多大的逻辑联系。正因如此 ，虽然亨廷顿暂时弥补了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随着70年代后现代化理论的式微，政治 发展理论也随之步入衰落。
二、新制度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
西方政治思想异彩纷呈，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 治学、法学乃至历史学界又开始兴起制度研究的热潮，人们把这种新的制度分析热潮称 为新制度主义。西方对制度研究兴趣的复活首先出现在经济学界。受凡勃伦、康芒斯等 老制度经济学家的影响，为了克服二战后西方正统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略制度因素的 缺陷，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先后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和《经济史中的 结构与变迁》(1981)等重要著作，提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主张把制度因素 引入经济分析中来解释经济变迁，建构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和罗纳德·科斯、德姆塞茨、张五常的产权理论、奥里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共 同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同时，进入20世纪70年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重 要特征表现为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合研究的趋势不断增强，政治学日益与其它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叉、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以及“新政治经济学 ”的出现是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经济学家已经从经济学的方法和角度 切入政治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描述制度变化的概念是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理论既 有经济利益的转移与再分配，也涉及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正因如此，新制度经济学的 制度变迁理论涉足了政治领域，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也由此获得新的语境和内容。我们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释这一新语境下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
(一)政治发展的原因来自于制度变迁的需求。其实，制度变迁(政治变化)是政治的古 老话题，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循环论探讨的就是制度变迁的问题，亨廷顿的《变化 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就是系统研究政治变迁的重要著作。与现代化的语境下政治发 展理论研究显著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用新的方法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学视角来分析 制度变迁。诺斯把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1)宪法秩序(2)制度安排(3)规范性行为准则。 其中，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一般较为稳定，一旦形成不会轻易变动。相对而言， 制度安排经常发生变化，制度变迁主要发生在制度安排的层次。“制度变迁在大多数情 况下，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 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5](P378)变迁是一种交易过程，是对制度框架所做的边 际调整，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新的收益。制度变迁的主体只有从变迁中获益或避免受损， 才会去尝试制度变革。“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 企图。”[5](P274)诺斯认为，诱致人们去改变制度安排获取收益来源的因素有：规模 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这些因素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 增加不能内在化时，制度创新能够实现这些收入的增加，新的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 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 圈地、股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6](P10)对此，戴维· 菲尼也持和诺斯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对制度安排的变化的需求基本上起源于这 样的一种认识：按照现有的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 ，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的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7](P138)实际上，新制度经济学家的 制度变迁理论把政治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因素，他们认为，通过制度变迁所实现的预 期经济利益是人们变革制度、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无疑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 决定政治的观点是吻合的。
(二)政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制度均衡—不均衡—均衡的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 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现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和满意状态，无意也无 力改变现有的制度结构。制度的均衡是一种暂时和局部的均衡，是一种理想状态，制度 的不均衡反而是制度的常态，因为，现实中总有某个初级行为团体从制度局部均衡中发 现改进的可能性，试图发起制度变迁进行制度创新来获取新的利益。引起制度不均衡的 原因有四种：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的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 改变。所以，制度变迁的起点是均衡状态，从制度出现不均衡开始，经过制度创新，实 现制度的再次均衡。“均衡—不均衡—均衡—”反复循环，构成制度变迁的过程。新的 均衡状态使制度安排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制度变迁实质上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 过程。
(三)政治发展的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从制度变迁的主体出发，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林毅夫指出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 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5](P384)这种制 度变迁的主体是来自于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顺序为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先经 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先外围后向核心突破相结合。其优点是：具有自动的稳定 功能，避免政治变迁过程中的重大政治动荡，随时可以修补制度变迁中的问题，降低决 策失误率；其缺点是核心制度难以突破，改革的时间长，极其容易导致“双轨制”的存 在，给政府官员创造“寻租”空间。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 入和实行。它以政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程序是自上而下的激进性质的变革，能够在较 短的时间内完成新旧体制的更替，能够克服变革过程中的“搭便车”现象。但是，由于 其变革的力度很大，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关键是如何把这两种制度变迁的方式协调起来 ，促进经济和政治的良性发展。
(四)落后国家政治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制度变迁存在着恶性的“路径依赖”现象。为什 么所有的国家并没有走西方式政治发展的道路?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落 后、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路径依赖指的是一种制度 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 ”，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良性的状态， 就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之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发展，其它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 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另一种是恶性状态，就是某种制度的 轨迹形成之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经济发展，那些与这种制度相关的 制度安排和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这一点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上层 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此时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锁定”状态。由于设计成本 、学习效应、协调效应、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便具有一种自我捏卫 和强化的功能，一旦人们选择了某种制度，惯性的力量就会使它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而 不管它是否有效率。所以，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 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8](P1)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落后、政治动荡 的原因是和其初始制度和历史传统分不开的，诺斯的路径依赖原理对政治发展理论的价 值在于：它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使 寻求单一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对具有多元本土发展模式可能性的探讨。所以，“政 治发展不是不顾自身传统的发展，而是基于各国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状况基础上，有利 于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正视各国各自的传 统，以传统为基础，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为目标，创造性地走出各国自己的政 治发展之路。”[9](P267)
结语
目前，新制度主义的范式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兴起的事实已构 成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正是借助于新制度主义的范 式，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虽然新制度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尚有缺 陷，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然而，这一转换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西方政治发展研究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政治学正是在研究范式的转换和语境的更新中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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