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知传播学科的学理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认知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知与传播，是两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也是两大古老学科，在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冲蚀而丝毫淡化国内外学者对其进一步研究的热情，反而在时代不断的更迭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不断生发出前沿光芒。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作为人类超越众多其他生物的两大特性，认知与传播对记载历史、传承文明的贡献巨大；另一方面，在时代特征愈发多元、科技创新日益密集的今天，认知与传播和政治、经济、文明的关系更为紧密、甚至能够产生超越人类控制的反作用力。然而，纵观两大学科的研究脉络可以发现，从相互的独立研究到如今交叉研究的普遍化，认知传播学日益替代认知与传播，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融合态势。正是在认知传播学顺应时代潮流的变革中，认知传播学在继承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需要寻求新的蓝海，为人类的文明传承起到引领作用。作为一门正在兴起的“老科学”和作为一门交叉的新兴学科，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意义与未来价值可谓瞩目。 一、认知传播学研究的源起、目的和意义 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探讨的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亦即学科的合法性边界；其次就是这门学科的价值所在，亦即学科的合理性问题。从合法与合理出发来探讨认知传播学的存在固然是必需的，但是在当前的研究背景之下，认知与传播的跨学科定位还可以超越合法与合理的边界探讨，走向更加自由、更加灵活、也更加贴合实际的研究方向，而这种新兴的研究策略，顺应着“后”时代的潮流，被冠以“后科学”①之称。所谓“后科学”，亦即超越学科合理与合法的边界，从学术理性、社会意义出发探寻学科之间的交叉效应以及融合价值，在交融之中把握传统学科的前沿趋势、彰显学科的时代价值。 1.价值理性重构学科蓝海 传播作为一种常见且古老的现象，为自然界所特有。而传播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专门研究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新突破，而一门学科所必备的核心研究范式在传播学研究过程中鲜有突破：传播学者施拉姆的控制研究之后，迎来了拉斯韦尔的“5W”研究模式，继而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五模块时代。直至今日，传播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美国实证研究为主的经验学派和以欧洲人文精神导引的批判学派。② 然而，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的传播研究，在后期均走向了一种偏狭的境地：工具理性下的实证研究充满功利色彩，在多媒体时代超速迭代效应的影响下，难以走向深入；而价值理性下的批判研究却终将因为缺乏现实支撑而充满沦为空中楼阁的危险。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研究环境下，传播学科的研究正在走向一种迷茫。一方面，传统的传播研究建立在不甚牢固的理论基础之上，亦即传播学科本身的身份界定模糊、核心研究范式尚不明确；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领域正在被逐步填充，时代的进步引导整个社会不断变革的步伐，创新性研究以及更加贴合当今社会的现实性研究尚未被开拓。2008年，美国著名传播学学术研究期刊《传播学季刊》以“交叉口”为主题再次就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出路问题发动探讨③，“交叉”二字给传播学学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思考。“交叉”不仅仅意味着传播与其他内容的相加或者并和，更预示着传播学的发展有必要建立在其他学科的内容之上，毕竟，传播作为一种超脱人类存在的现象，运用之广、价值之贵自不必说。因此，将传播与人类其他的学科研究融会贯通，让传播来解释其他研究现象或者利用其他现象的规律来阐释和改造传播，将给传播学的学科建构带来更加广阔的天地，也将为传播内涵和外延的挖掘带来更加深刻的思考。 传播的“交叉口”在哪里呢？诸如音乐传播、符号传播等交叉类的研究固然新颖独特，但是始终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而缺乏体系的研究，终将沦为散兵游勇，最终难逃销声匿迹的命运。纵观当下以传播学为主体的交叉研究，其核心都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例如音乐传播，如果没有人对于音乐超越于一般声音的认知体验，则音乐无法摆脱一般声音的局限，自然就无从达到传播的目的。可见，音乐传播、符号传播，都是建立在人对对象所拥有的一种内在心理或外在学习的认知基础上完成的信息传达过程。因此，将认知传播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梳理当下的交叉研究，拓宽研究领域；而且能够实现交叉的深度开拓，在宽的前提下向“深”迈进。 2.交叉价值彰显学科实力 认知传播学的建立不仅仅遵循传播学发展的自然逻辑，顺应了当前社会变革发展的潮流，从变革中捕捉最新的动态及时创新理论传统，而且更加超越了理论研究的范畴，将研究建立在明确的价值需求之上，从而将研究的宗旨贯穿始终、一脉相承，避免了零散化、缺乏深度的研究缺陷。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宗旨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宏伟指向，又有微观层面的细微洞察，在屈伸之间，将认知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价值最大化地呈现出来。 首先，认知传播学挖掘新时代传播学研究的蓝海。传播学研究经历了效果研究、本体研究、文化研究等几个阶段，拥有了浩瀚的研究成果。诸如早期的拉斯韦尔建立了传播的“5W”过程模式，中期的二级传播模式、有限效果研究，以及后期出现的批判传播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的实证经验研究等等，都为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适应性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这些理论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无法满足作为一门科学同其他学科一样的学科界定和体系完善的合法与合理性要求。著名学术期刊《传播学季刊》在1983和1993年两次直面传播学内部矛盾和学科建构以及传播学发展出路的问题，在传播学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震动。直到2008年，该学刊终于以“交叉口”作为回答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为传播学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交叉”，由此成为了新时代传播学研究的热门。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之下，传播学的交叉之路在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之下自然而然地朝着认知的方向转移。心理因素、符号因素等给传播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既是顺应时代应运而生的必然趋势，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认知传播学更需要跳出传统的传播理论，以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将时代现状融入研究之中，从问题出发寻求解决之道并上升为认知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这便是认知传播学建立的终极意义和主旨所在。 其次，认知传播学满足理论引领实践的价值需求。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价值都在于能够从杂乱无章的现实问题中挖掘根源，继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上升为具备普适性、有足够高度视野的理论。认知传播学学科建立的前提正是当下传播环境的改变乃至重构，在全媒体的传播背景之下，传播从传到受的实现过程都逐渐转向了高度的受众化，无论是基于内容价值的认知还是利益需求的满足，传播日益走向了一种更加现实、目的性更强、用户体验备受关注的时代。而传播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并不能仅仅依赖于流行抑或受众导引，而是要从本源上进行传播价值的思索，将传播现象分解为符号阐释或者受众认知机制，更加细化地找寻优质传播的规律，在上升为理论原理之后实现移植应用，最终提升传播的效果。由此，复杂的传播环境更加需要肃清问题的根源，而认知正是传受双方都面临的最基础的问题，从认知机制的层面探求传播问题，既能把握问题本源，又能找到普适性的解决方案，从而为现实传播问题的解决带来极具针对性的优化方案。 再次，认知传播学实现技术支撑下的应用优化。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今时代变革的步伐不断加快。认知传播学的研究既包括发现在科技变革引领下新兴传播环境中出现的问题，又包括了利用新兴科技作为研究工具，将传播问题更加细化，更加从人类隐秘的内在情感心绪机制中寻求答案。 其一，传媒技术的变革引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细分。多屏时代最大的特征即在于传播介质的多元化以及传播介质本身所具备的要素性内容。正如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言的“媒介即讯息”④，在多屏时代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印证。三大传统媒体即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兴自媒体网络、手机、电子阅读器等各自向着更具特性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多元传播形态。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则是在以往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媒介细化进行更加细致、更加基础的应用研究。其二，辅助先进科学仪器洞悉内在认知传播规律。人脑的工作机制异常复杂，直接关系到人的心理情绪变动和行为方式。认知传播学的研究主旨之一即是利用认知研究成果探析传播行为的发生和产生的效果，从而为优化传播行为带来效益。在这样的研究宗旨下，认知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种工具，服务并指导传播行为，体现出了认知研究极其重要的工具特性。如果利用科学技术辅助认知研究，能够使得人类的头脑、心理、情绪等变化得到外显，给以认知为工具的传播行为研究带来可供实证支撑乃至数据支持的可靠证明。 二、认知传播学的研究现状与文献分析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必然要经历无数深思与探索的漫长阶段，认知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跨领域学科，从其初具脉络到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并且具备学科价值，经历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共同的精耕与细作。以中国人民大学于2011年12月举办的“传播学与认知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⑤和四川外国语大学于2014年4月举办的“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峰论坛暨认知传播学研究会成立大会”⑥作为中国认知传播学学科建立的两大标志性事件，是对以往相对零散的研究的梳理、归拢，廓清了认知传播学这一具有创新意义、跨学科价值和学术前瞻性的学科体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在认知传播领域的研究早于国内研究，并且在研究的多样性上，也成为了国内认知传播研究的领航者与引路人，因此，认知传播学学科现状离不开国外相关文献的支撑，而对于国内认知传播研究的脉络梳理则作为今后认知传播学在国内的独立发展与进深的积淀。 1.萌芽：探寻认知与传播的交叉点 国外学者是认知与传播的相关研究的启航者。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ognition:Theories and Methods(David R.Roskos-Ewoldsen,Jennifer L.Monahan,1982.)是国际上最早将认知作为研究视角，对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典范，“promoting communication to social cognition researchers”⑦，为传播学和心理学研究奠定了交汇点。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Sonia Livingstone,1998.)，将电视中的肥皂剧作为研究重点，分析了人们沉浸其中的种种交互关系，将社会心理与其他相关因素作为评价标准，具有认知传播学在针对性研究上的开拓意义。Cognitive Systems(James W.Chesebro，Dale A.Bertelsen，1998.)又将融合视角延伸到了媒介技术领域，将媒介本身作为意义产生的活跃因素来考量传播、认知、社会结构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三本著作作为国外认知传播研究的开山之作，从融合点的发现到研究价值的细化再到更加宏观的价值研究，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区分了研究的维度，又为后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国内，认知传播的研究在此阶段仍旧处于发轫期，对于认知的研究还建立在心理学的泛化机制之上，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刘晓红发表的《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3期)论文作为率先将心理学与传播进行较为系统梳理的早期成果，将著名的传播学理论与心理学的渊源一一进行梳理，发现传播学中诸多的经典研究理论尤其是传播效果研究都无法无视心理学理论的存在，而心理学理论中又要以社会认知和心理认知两大研究机制作为阐释传播现象的基本规律为重。“……当研究的关注点在施拉姆所称的‘黑匣子’时，心理学开始起作用，即研究对媒介信息处理的心理机制问题。”⑧传播说到底就是一种心理机制的外在延续和持续影响力的扩大，研究传播的本质离不开心理机制。“特定性质和结构的媒介内容和受众特定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决定了受众最终从媒介讯息中所获得的意义。”⑨这奠定了认知在传播学研究中与媒介内容相当甚至更为深刻的研究价值，将心理学与传播的交叉细化为具体的认知反映，在社会认知与心理认知的相互作用下为传播行为以及传播效果进行颇具说服力的注解。可以说，《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拉开了从心理学角度梳理传播现象的序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和探索传播行为。但是在文章末尾，作者以“时机尚未成熟”⑩来总结构建系统传播心理学的尝试，可见当时仅仅从较大范畴的心理学角度来梳理传播理论，尚未真正锁定认知作为传播学的核心。 2.发展：开拓认知与传播交叉领域 经历了前期的铺垫，认知与传播的融合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在新千年的欧美研究者中形成了一定的自觉，在这期间涌现出的大量认知传播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认知与传播的深度融合，同时，融合的广泛度也进一步拓展。这一阶段的国外研究成果可分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和独立学科本质规律研究。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Media,and Communication(Marcel Danesi,2000)，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Richard Jackson Harris,Fred W.Sanborn,2004),Theory of Media Literacy:A Cognitive Approach(W.James Potter，2004)三部著作作为传播与符号、认知心理、媒介素养等多方面的交叉研究，拓宽了认知传播研究的广度。而独立学科的本质研究也在同时大量涌现：如Language：A Biological Model?(Ruth Garrett Millikan,2005)在认知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语言作为传播和认知基础的因素并对其进行研究，拓展了认知传播学的研究工具和范式，在之后The Stuff of Thought:Language as a Window into Human Nature(Steven Pinker,2008)的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和深入。How the Mind Works?(Steven Pinker,2009)将人脑作为一个神秘的“暗箱”(11)进行研究，然而看似与认知传播学并不相关的研究却为媒介传播与受众认知之间搭建了牢固的桥梁，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媒介对于人脑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这些研究作为认知传播学的基础研究和本质研究，为认知与传播的相互交融以及认知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更加深厚的土壤。 而这一阶段的国内研究在厘清心理学与传播学之间的边界与关联之后，认知传播学的研究逐渐深入到了心理学内涵中的认知系统，由此出现了与传播密切相关的一些术语，诸如认知心理学、社会认知、认知等等。围绕认知展开的传播学研究表明认知传播学研究已经由心理学的庞大范畴进深到认知领域，而认知成为传播与心理真正的交叉地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是认知传播学研究步入核心、初步奠定认知传播学范式框架的关键阶段。 台湾学者钟蔚文在《认知与传播研究》(1989)中将认知从心理学中分解出来，肯定了传统的经典传播学理论如霍夫兰的态度改变学说和麦奎尔的受众研究等等都是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体系下生成的，“有观点认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议程设定研究、使用和满足研究、知识沟理论、培养论等，是在认知观念影响下的研究的开始。同时也谈到，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观点，在更早期的年代已有人讨论过，只不过在行为主义盛行的情况下，这些观点没有引起注意并得到充分的研究。”(12)不过，尽管探寻到了认知与传播的同源关系，钟蔚文仍旧认为“传播研究大体上来说，并不是十分‘认知’的”，(13)足见当时仍将认知分割于传播之外，从心理学隶属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时代局限可见一斑。 1990年彭聃龄的《认知心理学》一书梳理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脉络，书中认为，“认知心理学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学思潮和研究心理学的范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心理学派别。”(14)由此将认知心理学拓展为一种独立的范式体系，为后来大量出现的新兴传播学研究课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从而出现了将认知研究范式用于阐释社会不同传播现象的大量的、实用的报道，丰富了认知范式下专注于传播研究的多元领域。《新闻与受者认知结构初探》(殷莉，《当代传播》，2000年5期)，《从行为控制、认知加工走向人格建构——三种不同的教学发展观在教学改革现实中的具体考察》(彭钢，《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3期)，《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吴予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期)，《自由心灵间的传播法则——论具象传播中的真实系统与认知结构》(杨钢元，《国际新闻界》，2004年6期)，这些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人类基本认知结构作为逻辑基础，对当时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拟态真实进行了颇具创见性的分析研究。 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舆情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传播学的研究与心理尤其是认知的关系更进一步，而且使用眼动仪等仪器来为人类本无法测知的内在心绪等认知机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实现了认知与传播研究在理论层面的飞跃。《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面的视觉轨迹极其规律——一项基于眼动仪的实验研究》(喻国明、汤雪梅等，《国际新闻界》，2007年8期)是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该实验进行了有关人们阅读报纸版面时视觉规律的心理研究，为报纸版面安排以及内容的设置提供了参考。 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统计分析，以“认知”和“传播”作为研究课题关键词的学术研究数量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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