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文化的三个问题_炎黄文化论文

反思中国文化的三个问题_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化反刍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草木是一种文化

草木是一种文化。假如将草木从中国的文化品、艺术品中抽掉,我怀疑剩下的将是一片褴褛,甚而是一片空白。

《诗经》中直接以草木为名或涉及草木内容的篇目甚多,随便一翻,就可看到《卷耳》、《芣苢》、《摽有梅》、《匏有苦叶》、《蒹葭》、《何草不黄》……

首篇的《关雎》,第五、六句便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荇菜”是一种很平凡的水生植物,那样早就入了诗;《芣苢》中提到的“芣苢”,就是今天的车前子。古人认为它有治疗妇女不孕的功能,诗中那一群一边唱着欢乐的歌,一边采集车前子的妇人,为“芣苢”唱起颂歌,足见中国文化与草木的缘分之深。

草木作为一种文化出现,在中国太早太早了,连孔子讲到学《诗》的意义时,都强调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屈原的诗中涉及的草木也很多,借“香草”以喻“君子”,借“萧艾”以讽“小人”。后人曾写过《屈诗草木考》之类的专著,可见屈原诗中涉及的草木之多。

在中国,真正的大雅之人中,不仅没有鄙夷草木的,而且往往对草木其情殷殷。大诗人陶渊明连“笔名”都与草木有关——他在家门前亲手种了五株柳树,后来便索性自称“五柳先生”。他的诗文之中,若是抽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那样的佳句,若是抽掉了以“桃花”为篇名的《桃花源记》,剩下的东西也就苍白得很了。孟浩然与友人饮酒,用什么来助兴呢?——“开窗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假如他对绿色生命无此深情,“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样的名句是很难诞生的。

中国古代诗人不但常常以草木入诗,而且有不少大诗人本身就乐于栽植之业。诗圣杜甫对自己的“业余爱好”曾做过这样的介绍:“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白居易也有此趣:“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栽”、“栽松满后院,种柳荫前墀”。柳宗元被贬柳州,心绪很糟,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乐趣——“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植物的“精神感应”:在一株绿色生命旁边砍伐它的同类或近邻,从精密仪器的显示中可以发现它的颤抖和低微的声音,如在求恕、求救。其实,在没有这现代科学的佐证之前,中国的古代雅士就已凭他们对绿色生命的挚爱,下意识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聊斋志异》中有一则《桔树》,记载的就是一个小女孩与一株冬青树的“情感呼应”。小女孩对这株冬青树爱得如痴若迷,此树也年年枝青叶茂。后来,小女孩随父外迁,行前抱树大哭。分别之后,此树便一年枯似一年,近乎枯死。十几年后,女孩子做了夫人,随夫赴任,途经故居时直扑冬青示情,此树竟奇迹般地再度枝青叶茂起来。

遗憾的是现代人已泯此趣,情感较多地倾注在沥青航道上、水泥之林里。即使在沥青里发了闷,在水泥里发了躁,相约去“名山”旅游,气力和兴趣也较多地驰向“险”、“奇”、“胜”、“绝”的刺激性本身,很少对草木产生本真而浓重的依偎感、抚慰感。

草木是世界上的大文章,没有很本色、很高妙的悟性是读不懂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这位480年前的江苏淮安才子,学识自然是很渊博的,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草木知识的比重有多大?《西游记》中几位主人公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山,作者每写一山都要推出数十种草木。第八十六回写了个野菜宴,一连气写了60余种野菜,而且真实无欺,这样的才子在今天怕是已不多见了。中国文化的“自然”感很强。西方人的天堂——诸如宙斯山,环境以巨石建筑为主,而中国人所设计的“瑶池”却很注重自然景观,属于园林建筑,夺目的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常青之草”。

人类从森林中走出,有的民族由于很快掌握了杀伐森林的利刃,便很快冲上了沥青之海、水泥之林。有的民族便很难摆脱对森林的情感与挚谊,也很难摆脱对草木的眷恋和依偎。当人类走过了一个文化周期之后,才发现人类背叛了草木是很大的罪过。1989年联合国将“地球五百佳”奖颁发给了巴西的门德斯,表彰的就是他用生命捍卫了地球的1/4肺脏——亚马逊热带雨林。今年,这个奖的得主是中国安徽省的小张庄,它的突出业绩就是造林植草。

去年,美国好莱坞影星们掀起了震动世界的“绿色运动”,其中大影星简·芳达发誓不再使用“现代化设施”,并自制了海风磨发电取暖,为的就是减少对森林的砍伐和对空气的污染。

旅游者若是大幅度提高自己的“草木意识”,于自己于地球都有益。地球上若是失去草木,人类本身也就离枯萎很近了。

二、“无”——庄子哲学的神秘峰峦

2000多年前,中国文化史上耸立起一座令世界至今仰视的神秘峰峦,这就是庄子。庄子不仅在哲学史上惊天动地地辟出一个使智者探幽千载而未尽的哲学意境,也在文学史上超群绝伦地推出了一种使作家苦苦效颦而不似的文学规范。

当然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永远无法掩饰、无法平息的羞愧。又当然,不识羞者除外。

庄子——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他调动了自己全部的思辨力,用去了一个天才的毕生心血,借用52篇(一曰33篇)彩笔皇皇的文字,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可惊可愕的境界——“无”!

假如他是文化雄峦脚下的一只永远爬不到山巅的蝼蚁,假如他是走在文化宝库之旁只配流口水的乞丐,他的“回归到无”的叫喊,只能是阿Q始祖的无聊之语。偏偏这位恪守“无”境的哲人,用他深山大泽、丽羽锦鳞般的赫赫文采,证实了他的另一种高大,另一种富有。

参透这个“无”字,谈何容易!我们凭借着用职称垫起的“学问”,用名气堆出的“才气”,只配在庄子这个深山大泽旁边拾取一鳞一羽,炫世自高。

自然科学家参“无”,说它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宇宙“原始空间”概念——“场”,这与我们搞文学的人无关;解《易》学者参“无”,说它等同于易学术语——“气”、“太极”,这对我们写小说、写散文似也无补;颓废派、嬉皮士参“无”,说它可译为“地球是假的,人生是假的”,这往往对他们本身写东西的积极性又是个绝妙讽刺。

各扫门前雪吧,搞文学的人最好还是从文学自身的门径上参一参“无”。幸好庄子本身曾有过发挥性的诠注,将“无”和“有”两个对立概念用之于人事、文事,便可喻之为“道”和“名”,“意”和“形”。当庄子首先使用“得意忘形”这个语汇的时候,注进的是百分之百的褒义,描绘的是一个很清高的意识境界,并留下了表达这个境界的绝妙典故——庄周梦蝶。

为了回归到精神的真正“逍遥游”境界——“无”,人是要经历一番自我净化的。庄子指出的净化途径之一就是“忘”,即“得意忘形”。在《庄子·杂篇·外物》中,庄子说:鱼具是为了捕鱼的,捕到鱼便该忘记鱼具本身;网是为了捕兔的,捕到兔便该忘记网本身。语言是为了表达意思的,意尽便该忘记语言本身。

“忘”的目的,还是回归到“无”。

可惜,“忘”又是一种大道行,我们可以做出“伪忘”的样子,但在实际上总是不能忘记对我们手中“鱼具”、“兔网”的炫示,尽管连鱼也未捕几条,连兔也未捕几只。写出一篇、一部东西,便往往对这个东西是否真的打动了读者、是否真的被人家接受不甚关心,倒是对这个东西本身“记”得太久,寄托的功利意识也太重,一定要拉评论家连篇累牍地给它写评论,说它这里有“突破”,那里有“开拓”,符合这“派”、那“主义”。这就好比我们仅仅捕了一条鱼、一只兔,却起劲地炫示自己的鱼竿、兔网一样,硬说“此竿”是弗洛伊德传下来的,“此网”是海明威用过的。忘“物”尚且不易,忘自己的“形”就更难。然而,真才气、高才气又往往因“忘”而增,源“无”而生。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曹操设宴长江水寨,突然诗兴萌动。此时的曹操,“有”的是什么?其“形”的色彩是什么?汉丞相、魏王、三军统帅。假如曹操不能“忘”掉自己的“有”、自己的“形”,大约只能把“诗”作成“上下齐努力,打过长江去”的模样。但是,曹公不愧是真诗人,具有真正的诗人气质,他仰察朗月高天、俯眺清江浩水,很快便忘记了自己的“形”,从“有”入“无”,还原为一个本原的“人”。这才感受到了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旷远,同时也才忘掉了“我是万物中心、万人主宰”意识,反而感受到了个人在浩远时空中的渺小和乏力。基此,才吟出了超越了“有”、进入了“无”的佳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无”,即“意”,不仅是一种清澈深湛的精神境界,也是真才气、真文采的活泉。总在“有”、在“形”上打转转的才子,往往失之奢浮。譬如出个题目《秋声赋》,邀才子成文。甲写秋风之飒飒,乙写秋雨之淅淅,丙写秋叶之瑟瑟,丁写秋虫之啾啾。若是笔力可观,当也不失为佳作。但是,风、雨、叶、虫,物也,属于“有”和“形”的范畴。而欧阳修的《秋声赋》则超越了“秋物”,进而写出了“秋”本身的声音,亦即写出了“秋”作为一种“意”的声象。“意”者,“无”也,正因为欧阳修参“无”参出了悟性,他才写出了“秋”的魂魄——“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像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得秋“意”而忘秋“形”,将笔墨由描绘“有”而转入揭示“无”,这才使作品由浊入清,由俗入雅,远高于泛泛才子数筹。

文学史上的真正上乘之作,都多多少少涉及了一点“无”境,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得“意”忘“形”意味。晋李密的《陈情表》,洋洋之文都围绕着官意之“无”而展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洒洒之语都在讲述摆脱“以心为形役”之后的轻松,尾句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典型的回归到“无”之意也。明月清泉,王维忘返;友人失火,宗元贺之。《红楼梦》的“色”、“空”之意,《聊斋志异》的鬼狐之托,都有越“形”逐“意”的文采,都有由“有”溯“无”的神韵。

庄子自知以“忘”作为回归到“无”的途径、手段,仍有人为意味,算不得高层次,继之又提出了“化”的概念,典型的“自我试验”便是“庄周化蝶”,见于《庄子·内篇·齐物论》。

我们也频频使用“化”的语汇,诸如“革命化”,“工农化”、“大众化”、“通俗化”等等,为什么总是“化”得不彻底?跟庄子的“化”对照一下,才知道我们的“化”是单向意识流程,主体、客体关系未易,“化”的痕迹仍在。有时,我们是在有意保留这个痕迹的,意在玉成我们的功利意识。一个身居高位的名人、贵人到田里锄几垄地,表现了一点“工农化”、“劳动化”姿态,便会有人恭维,有记者拍照。若是消失了这个“化”的痕迹,真的变成了老农,怕是再多锄一百垄地也“无”宣传价值了。

庄子的“化”是双向乃至多向意识流程,“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这是一个流程;不知“蝴蝶之梦为周欤?”这又是一个流程。如此反复,主体、客体关系互易、消逝,“化”而不知其“化”。

这样的境界,才是真“化”,而不是佯“化”、伪“化”、奢“化”。总之,不是为“化”而“化”,不是“化”而为“有”,而是化而为“无”。

我们在处于文穷、才穷、情穷、智穷困境的时候,溯一溯原因,其中便包括我们“有”的太多、太奢、太滥。刚一铺纸写东西,文字还未落上几个,便抢先“有”了突破欲、轰动欲。写得“真”、写得“像”还未做到,脑子里便抢先“有”了一大标签,好像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纳入了什么“派”、什么“主义”。

有人搞了一辈子哲学,其实何尝有一次真的把自己“化”做了真理本身。有人在诗中多次化作“祖国的儿子”、“人民的仆人”,其实何尝真的“化”得没有痕迹。为“化”而“化”,玉成其文,进而“化”名“化”利,此种“化”雷同于俗僧之“化缘”,不可与庄子之“化”附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应该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打扫成干干净净、本本真真的“无”。

三、为“中庸”唱几句颂歌

“中庸”思想不仅仅是国粹,2000年前的东西方思想家几乎同时提出了这个概念,而且基本思路酷似。

中国首先使用“中庸”一词的是孔子。这便是见于《论语·雍也》中的那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分成三种情况:“过”、“不及”、“中庸”。

几乎与孔子同时,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同一概念,希腊文为Mesotes,译成中文也只能是“中庸”。亚氏同样指出人的行为可分为三种状态,即“过度”、“不及”和“适中”。适中即中庸,亚氏只崇敬这个境界。

人类的心理本能和行为本能都是反“中庸”的,社会上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生活中的阔人和穷人,赌场上的赢家与输家,战场上的攻方与守方,都会依据“自我本位”的利益去延伸自己的意志,实现对“对手”的剥夺,呼吁哪一方保持“中庸”都是无济于事的。

但是,人类的反“中庸”本能,究竟是一种优质品格还是一种劣质品格?或者说,是人类尚未涤尽蒙昧,还是“中庸”本身是一种“伪真理”?

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答案也是依据人类的不同“本位”利益来引伸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希望人人都“中庸”起来,不要再打乱既成秩序,这显然是一种虚伪;想得利益者自然神往“矫枉过正”,视“中庸”为一种欺骗,一种惰性。

不过,假如到了人类站在几千年历史面前确实有了另一种清醒悟性的时候,他就应该看出如下三个问题:

1、由于人类的反“中庸”本能所演示出的几千年人类“斗争”史,并非如诗人所描述的全那样“辉煌壮丽”,其实是掩盖着许多的灾难的。

2、利用人类的反“中庸”本能去改造现实、开拓现实、完善现实,“过”将成为必然出现和首先出现的社会现象,而由“过”所产生的“负利益”、“负幸福”,也天天在折磨着人类本身。

3、由人类的反“中庸”行为建筑起的“未来”,也必将是倾斜的,动荡的。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纪念社会学建立十周年”大会上,忧心忡忡地说,21世纪是危险世纪,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因之需要出现一位新孔子来拯救人类,调节多种矛盾。这大约就是出于这种思考。

不能苛求古人去“中庸”,因为那时人类的客观生存条件和主观文化悟性都不足备,咒“中庸”为虚伪、为惰性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现实和未来都十分严峻,都需要“现代人”考虑人类如何提高行为质量,使之具有“最高行为”和“最终行为”品格,人类不大幅度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传统悟性,那就会成为人类最终没有摆脱蒙昧本能的标志。反“中庸”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但人类应该及早进入不依靠本能来生活的年代!

人类史已进入了这样的阶段:正积累和负积累都十分可观,人类一方面享受着历史建筑的最高层宫殿,一方面面临着这宫殿的最后倒塌。严肃的学者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从现在起至2000年,是人类拯救地球自然和人类自己的最后机会!

几千年来(特别是人类有了“现代观念”以来),人类用反“中庸”心态和行为对待财富占有、享乐档次、人际关系、群体意识,将“人本位”切割成最小颗粒——“自我”本位——互作失度碰撞和挤压,致使仁心苍白、耻感淡化、善意凋零、恶行滋蔓。由“机器人”般的人类所加工制作出的“未来”,很可能只是物质宝库与精神乞丐的共存场!

朱熹注释“中庸”为“不偏者之为中,不易者之为庸”,他错了一半。“不易”,万物定格,永不变动,这显然是迂腐的。但是,“不偏”还是应受到尊重。

古义的“中庸”,曾依附过什么陈腐事物,现在可以不必去理会。现在,历史和未来向人类呼唤的新型“中庸文化”,完全可以容纳新的含义:具有真正“现代悟性”的人类,应当善于调节自己的非科学行为,使自己的行为效益具有双重性——既尽量多地产生“正价值”,又尽量少地株连出“负价值”。

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句话:人类应该改掉偏颇的毛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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