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透明的政策最有效——中国国际收支分析中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收支论文,最有效论文,中国论文,透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贸活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且日益呈现出诸多市场化特征，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以及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变量均对贸易和资本流动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理解这一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在外部帐户自由化的改革进程中维持国际收支的稳定和平衡，将成为中国面对的一项艰巨任务。具体地讲，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国经济处在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之中，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也尚未完成，这些均引起80至90年代经常性帐户特征的系统性变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在宏观和结构上的变迁，使得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某些不平衡的特点。在高度重视体制背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释影响贸易波动的因素，并提出国际收支、体制变革及宏观政策体系之间的理论关系。
第二，贸易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使得政策也在发生着系统性的变化。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实施，先是逐渐由计划控制转向行政管理，再由行政管理转向间接调控。分析表明，政策设计对经常性帐户的影响十分显著。
第三，外部帐户自由化使国际收支变动日益受到各种总量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国内和国际的名义或真实冲击均会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的流动。90年代，国际收支在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上双顺差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宏观经济背景。
第四，发展中国家近20年来的改革经验，包括结构性自由化改革和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的实施，对正统的国际经济学提出多方面的挑战，也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在WTO的框架下，贸易体制和政策工具受到多边制约，就基本上“给定”了，但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不可更改，即体制改革方向、国际收支目标、管理政策和宏观政策体系四者间的前三者就“给定”了，如何在较为狭窄的政策舞台上建立新的宏观政策体系将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进出口贸易波动特征
探讨外贸波动的特征，可以进行两方面的比较：一是按照中国大陆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来划分研究时段，以比较随着宏观波动，贸易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在不同周期中贸易变化的特征在发生怎样的改变；二是按照贸易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时段，看看体制变迁是怎样影响贸易波动特征的。无疑，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贸易体制和贸易政策的改革，对国际贸易波动和经常性帐户所呈现出的种种特征均存在重要的影响。总体上讲，在进口替代战略和调剂余缺的政策思想指导下，中国的进出口所呈现的特征相对比较简单，基本上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和经济计划保持着紧密的一致性。而经济战略的转变和贸易自由化改革却使得这一切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宏观经济波动和具体政策的设计对外贸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单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上看，可以观察到中国进出口贸易在80年代和90年代存在两方面的差异：
首先，贸易余额的波动基本上与经济周期是同步的，此点与通常的经济学常识相近。但不难看到，经常性项目在70、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均为赤字，而在90年代基本上是盈余。这种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大致上可以反应出中国外贸体制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一直推行以工业赶超为目的的发展战略，赶超战略使进口替代成为外贸体制的主导思想，即所谓“量入为出”原则。其基本逻辑是，进口是为了保证国内重点建设的需要，所以进口的规模大致上取决于国内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外汇储备的规模是有限的，所以进口在“短缺经济”中成为重要瓶颈。在满足国内增长目标及外汇储备（进口）要求的情况下，再来设计出口创汇的目标，这样出口的规模计划才被最终决定下来。与此同时，政府所扶持的产业背离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所以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赶超战略和短缺经济中，由于进口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又得不到相应的发展空间，所以经常性帐户会始终处于赤字或准赤字状态。随着政府发展战略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成长导致了出口部门的扩张，设备进口也不再是刺激增长的主要手段，市场化的趋势和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逐步改变了经常性帐户的基本状况。
其次，在中国进出口规模高速增长期间，贸易波动幅度也在发生变化。从进出口同比增长率的数据，可以看出出口波动在总体上正在增强，而进口波动则有缩小趋势。
出口和进口在计划管制放松以及经济短缺的特征减缓以后，其波动的状况也会伴随经常性帐户的调整产生相应的改观。首先，中国的经济波动应当主要由国内的经济因素决定，国内的总支出虽然仍然是进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进口不再是国内波动的瓶颈因素，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中进口的波幅会逐步缩小。而在赶超战略下，进口的波动幅度则往往超过GDP的波动幅度。其次，出口由于更多的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也不再由国家计划主导，而必须考虑利润率的高低，因此出口的波幅应当比纯粹由国家统筹的时期要强。
经常性帐户管理政策
（一）管理政策的实际经济影响
宏观经济学中，往往将进口视为内生变量，主要是国内支出的函数，而出口则是实际汇率和国外需求的函数。但是对于中国的经济现实，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从中国进出口数据的直接观察上，无法发现国际宏观经济学所坚持的一般理论判断。影响中国出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国际需求、实际汇率、外贸经营权的放开、FDI的进入、扶持贸易（包括直接财政补贴、汇率补贴、利率补贴、退税）等等。影响进口的因素也同样复杂，例如，国内需求、出口规模（考虑到加工贸易的作用）、实际汇率、外汇储备高低、利率（考虑到进口可用于资本外逃）等等。本文侧重于讨论政府针对国际收支的政策管理体制的作用。该框架可以从两方面来描述：就经常性帐户而言，政府以财政等多种手段支持出口，但对进口实施直接或间接的管制；就资本性帐户而言，则对资本流入给予超国民待遇（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同时严格限制资本流出。当然，为了坚定地贯彻这一政策方向，相应的宏观政策配套不可或缺，例如对冲性的货币政策。
（二）出口政策管理
中国政府为了确保出口的增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并随着不同时期的需要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其中，出口退税政策在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鲜明的例证是，1997年以来东亚经济陷入了全面的萧条，但是中国政府却并未让人民币贬值，而是一再提高出口退税幅度，且（至2000年底）并没有出现无力支付的现象。在这种政策组合下，出口于1999年—2000年间再次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与退税政策相比，以往类似双重汇率以及对出口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是不可取的。出口退税作为一种对流转税的返还，其会计意义在于减轻国外消费者的负担（当然实际上并非一定如此），所以在WTO的框架下是可以接受的。
除了税收方面的支持以外，政府还对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信贷保证，以及必要的利率优惠。尽管1994年后信贷处于紧缩状态，但是在此局面下，政府对外贸的信贷规模保持不减，原优惠政策不变。此外还成立了进出口银行，对资本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对出口贸易提供风险担保。国内的信贷紧缩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外资政策对出口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而且按照政策的规定，外资企业是需要外汇自行平衡的，这使其必须重视出口，所以引进外资的上升将直接引起出口上升。但加入WTO后，这一类措施将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可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出口退税是比汇率政策等其它手段都更有效的政策工具。不过，在政策制订方面仍然遗留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问：给定刺激出口的目标，到底需要多大的财政支持？退税率和中央财政收支状况之间的关系如何？退税的规模及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以往的周期波动中究竟如何变化？从中央财政支出的角度看，退税政策是否可持续？假想没有类似退税，那么中国的出口将会是怎样？尤其是当进口管制和进口关税（作为近年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均趋向于减少和取消的时候。
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评价合理的退税水平的原则是什么？由于强调外贸体制和政策的变化是导致出口剧烈波动的原因，所以可能的推测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中国由于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加之体制转轨的结构性影响，出口本就应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反因政策设计的不当或者不连续，对出口产生了负面作用。另外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外贸增长原本并没有期望得那样高，更多的是由政策干预所维持，这样的政策无疑是不具有连贯性的。但由于尚无法在理论上知晓外贸的自然（最优）增长率（只能依靠统计的方法求得），因此上述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三）进口政策管理
90年代中期的东亚各国大多出现了持续的经常性帐户赤字，而中国大陆却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局面，这和对进口的管理政策密不可分。中国的进口长期受到国内总需求和进口管制的双重影响，尽管进口管制的范围正在逐步减小。这种逐步缩小的进口限制，一直在发挥着重要的管理作用。尽管管制程度对抑制进口所起的具体作用尚不能断言，但其一直是政府控制经常性帐户以及资本性帐户（抑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手段。不过，在WTO的框架中，进口管制（无论是计划管制还是行政管制）将被逐步取消。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在外部账户自由化改革进程中维持国际收支稳定和平衡，将成为中国面对的艰巨任务。
宏观经济状况与国际收支
（一）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一项总体经济政策的实施，或加入某一类国际协定，在短期内究竟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不同的外经贸体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对国际收支形成怎样的最终效果？面对国内或国际的经济波动，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框架来确保国际收支的平稳？总量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应当如何搭配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有这些问题在早期的理论文献之中均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强调从整体宏观经济波动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收支，无疑是现代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传统的分析方法强调的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已从局部分析的框架扩展到跨时期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之中。由于贸易和资本流动本身就构成总产出的一部分，因此这一进展对于理解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关系、进行经济预测、政策设计以及各国间进行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讲，1994年以前中国的国际收支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较为简单。这大概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左右能力强，二是出口创汇的目的终究是为了提高进口，从而达到减缓国内经济增长瓶颈、抑制通货膨胀之目的。但199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外经贸体制改革已经使得出口企业经营机制发生很大改变；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出口创汇目标改成了拉动经济增长，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都相应地进行了调整，政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也已大为下降。中国国际收支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进出口大起大落、资本在以多种方式外逃，但外汇储备却迅速增加，而对冲作业外汇占款又使得货币政策在国内操作空间缩小。如何在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里解释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
（二）国际收支双顺差理论解释
理解外部帐户双顺差的局面是一个较为关键的问题，因为这将涉及到对中国国际收支政策管理框架的基本认识。在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经常性帐户和资本性帐户所创造的盈余，绝大部分被控制在央行的手里。而央行将外汇储备以官方借贷的形式流出国外，以保持汇率的稳定以及储备资产的增值。从国际收支帐户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直接的结论是，这种格局意味着在大量外资投入国内后，是以购买国内设备为实际投资举措的，即外资并没有直接利用国际资源。否则应当是资本性帐户顺差，经常性帐户逆差。
一种观点认为，双顺差可能是信贷紧缩和央行汇率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即国内企业“可能”是在国外借贷以弥补国内信贷紧缩的局面。政府一方面采取各种策略刺激外部帐户的盈余，另一方面通过对冲消除资本流入的货币压力，这样既不利于缓解国内的信用紧缩，又未能有效地利用外资。籍此，大可否认政府对于国际收支管理和货币政策的设计思想。类似看法强调，长期维持该局面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在提供了大量优惠的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利用国际资源，因此现行政策体系是不正确的。但是，上述看法没有从整个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波动现状出发，对这种状况的内生性进行合理解释。
林毅夫(1999)指出，1995年以来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与1992年—1994年间投资的过度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后者造成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局面。有关研究表明，在国内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局面下，进出口的高速增长、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以及双顺差都不难以理解。首先，理解进出口的变动需要仔细分析国内经济波动的原因，需求紧缩和供给过剩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国内的生产过剩客观上促进了进出口同时增加的局面。对于出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内的市场饱和（以及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不高），企业必须扩大海外市场销路。近两年国内的需求处于紧缩状态，而进口却迅速增长，怎样解释呢？如果仅仅是需求和信用紧缩，为什么国内消费者和厂商不同时缩减开支呢？紧缩状况下进口的上升说明开支的缩减是不平衡的，即需求紧缩是次要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更为严重。后者使总需求出现了不平衡的变化，即萎缩的主要是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作为中间原料的进口品则直接为出口品服务（伴随着出口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紧缩状况下进口增长的另一解释是，作为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品与国内产品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不与国内产品竞争。
其次，既然国内供给已经过剩，为什么外资还会持续流入呢？一种解释是外资带来了良好的管理经验（长期生产成本可以低于内资企业，从而保证市场销路），另一种可能是外资带来了新的开发市场渠道，在竞争中可另辟途径。因此，外资有助于国内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调整。同理，政府外松内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毕竟国内银行的效率无法与外商的融资渠道相比。国内企业因为好项目拿不到资金（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及一定时期内贷款流向控制），则也倾向于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
总之，出口和外资流入的迅速增长反映两个现实：一是由于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生产性资本存量正在进行缓慢的结构性调整，而国内的金融结构原因和效率低下，融资体系之种种弊端尚无法迅速改变；二是为了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在无力启动内需的情况下，也只有依靠外贸和外资来扭转格局。加之外经贸政策体系（包括外资超国民待遇和出口鼓励等等）的作用，产生双顺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内生于中国现今的经济状况。换一个角度说，中国国际收支的管理政策在短期内有利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
但是，在今后五年内，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此政策体系需要一定改变，例如，适当地制订出口退税水平，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等等。不过，在对各类外资应给予平等国民待遇的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论，尤其是金融服务的放开。一方面，放开金融业会带来一系列稳定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改善国内金融体系，外资的作用也值得置疑，因为国内金融体系问题可能出现在中小银行之上，此点靠引进外资银行是不能得到解决的。因此，现实的选择是按照行业进行区别，例如对娱乐业外资征收较高税率，对技术性产业优惠。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加入WTO，对企业的各种出口要求和进口管制会逐步取消，双顺差局面从而也会相应改变。
外部帐户可持续性及自由化改革
随着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对国际收支的直接控制手段将被削弱，由此各种间接政策工具的相互配合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国际经验却说明，上述问题尚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经常性帐户的可持续性
经常性帐户的赤字从直观上反应了国内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其中一部分国家最后引发了金融危机，但也有一些国家则成功扭转了该局面。关于经常性帐户的赤字原因大致上可分为五类：一是政府采取赶超战略；二是政府在短期内刺激增长的政策导向；三是泡沫经济导致非贸易品价格迅速上升，而使贸易部门的竞争力衰退；四是源于外部的冲击，例如贸易条件的恶化；五是发展阶段的影响，最发达国家只出口高附加价值的产品，而将大量成熟技术转移到国外生产，从而经常性帐户会处于长期赤字的状态。此外，来自金融市场上的冲击，例如国内外利差变动、金融传染等，均会引起外部帐户的变动。识别各国的经常性帐户赤字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例如说，东亚经济自由化的一个后果是投资的迅速上升，而在拉美则是消费的上升。也许正是由于此点，才使得东亚危机的发生使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到底如何判断一国的经常性帐户赤字是否仍然可持续呢？国际经济学的文献中，存在大量评价经常性帐户可持续性的标准。但是，并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为广泛接受的。因为，在基本的动态模型中，一国只要外部债务的增长率不高于真实利率，那么跨时期的动态约束就能够满足。在这个前提下，经常性帐户的变化路径是任意的，贸易赤字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只要将来的盈余能够偿还债务即可。由于确定一个纯理论意义上的准则比较困难，因此更多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实践准则上（Roubini和Wachtel,1998）。Milesi-Ferretti与Razin(1996a,b)认为，赤字不可持续性的增强大约会与如下三个条件相关：赤字占GDP的比例较高；赤字是由于储蓄率的下降，而不是由于投资率的上升；国民储蓄率的水平较低。但是，这三个条件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实际现象。例如，东亚国家所出现的金融危机，就典型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而不是储蓄太低。
中国的经常性帐户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为了保持经常性帐户的平衡，应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新政策框架呢？如果传统手段均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WTO的框架下，这些手段均被进一步削弱。这就是说，如果既需要取消直接出口扶持，又放松进口管制，那么我国的政策体系将会怎样构造呢？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简单地盯住名义汇率或者货币供给的政策是靠不住的。这样，盯住实际汇率目标就成为许多学者力主的国际收支政策。也即实际汇率目标以经常性帐户的稳定为准，辅之以对冲性货币政策以维持资本内流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平衡。问题是盯住实际汇率在操作上有一定难度。例如，目前中国的对冲性政策面临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受制于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另外，基本实际汇率水平应当确定在多少呢？何况发生危机的东亚国家实际汇率升值幅度也不大。
部分学者认为，在1997年—1999年间应当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实施贬值，其理由大致上可以分成如下几点：贬值有利于增加出口、降低国家的整体负债水平、减小本国金融机构呆帐重组的难度、抑制国内的通货紧缩、阻止资本外逃等等。但从国际收支近年来的表现上看，改善经常性帐户的状况并不需要汇率水平的调整，相反以往通过双重汇率来刺激出口的“迁就性”做法，反而不利于外贸体制的改革。至于国内的问题，诸如通货紧缩和银行呆帐等问题更是无法单单依靠汇率政策来解决。
总之，在中国贸易自由化的改革过程中，出口退税政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其实施力度要受制于当年财政收入的状况，特别是在关税收入逐步减少之后。汇率政策对经常性帐户存在一定影响，但并非立竿见影，且会带来某些负作用。
（二）资本性帐户的可持续性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曾因为外部帐户的失衡而导致危机，但这仅仅是由于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的结果。随着金融的自由化，外部帐户失衡的严重后果就会显现出来，即资本性帐户将随时面临崩溃的可能。从该角度上讲，保持资本性帐户的稳定将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在资本性帐户管制的情况下，直至90年代初，中国外资流动的规模相对于国内外的经济状况是比较平稳的。在此期间，外逃的规模与国内对国有外贸企业财务管制松紧程度有关。因为最直接的资本外逃就是外贸企业将外汇收入滞留海外，而不汇入国内。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国内经济的高涨和东亚经济的整体萧条均曾使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同时，资本外逃的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决定资本性帐户状况的重要因素。如何能为中国的资本性帐户变动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中国的资本性帐户与经常性帐户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才是中国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最优顺序？资本外逃的规模变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理论界目前尚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资本具有较高流动性的同时，政府必须能够控制本国外债规模以及抑制资本外逃。
可这也是长期困扰拉美和东亚许多国家的难题，实际经验并未提供一个能够被证明成功的资本性帐户政策管理框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采取跟踪结汇、进口和资本管制相结合的方式来控制资本外逃。但大多数硬性手段在以后将被逐步淡化，然发生在其它国家的危机是否仍会在中国大陆重演呢？和90年代初期相比，今天中国的名义汇率已经有了很大的贬值，且资本项目管制的力度已经相当严格，但是这些都未能阻止资本的外逃。未来的政策组合只可能是放松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的政府控制，而不会是相反，这些对资本外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何况，如果部分资金在国内无法找到出路，那么流向境外未见得是不利的。要保持资本性帐户的可持续性，认真调整国内的政策体系与经济结构应是关键。就货币政策而言，伴随着货币内生性的增强，央行现有政策工具的直接作用已经大为削弱，这可能更说明政策调节的方向应当规则化和透明化，而不是一味强调控制的程度。简言之，最有效的管理应当是最透明的政策，而不是最严格的管制。所有发生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后的重建过程中，均无一例外地加大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减少了政府的干预，而不是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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