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文学之争”争论了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之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论的形成，往往与大的政治气候及社会变化紧密相连。德国1990年6月至1992年底爆 发的“文学之争”再一次验证了这一点。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0年10月3日德 国正式统一，战后德国“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分裂局面由此宣告结束。对于德国人 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幸事；但要达到柏林墙两边社会的真正融合，同样要经历一 个艰巨、复杂和漫长的过程。“文学之争”就是这一进程在文化领域的反映。
文学之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德国著名女作家克丽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 )1 99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将会怎样》(注：该中篇又译为《何去何从》，详见《当代外国 文学》1999，第2期，第4-28页。)。该中篇写于1979年夏，1989年进行了再次修改。小 说中的“我”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她如实记录了自己七十年代末被斯塔西(注：前民 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缩写的音译。)监视期间一天的生活经历及心理感受。“我”面对监 视，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不断加强，感到生活周围的世界仿佛被冰雪覆盖，同时也感到自 己越来越孤独，感情变得麻木迟钝。国家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引发“我”对个人与国 家关系的思考，从而将前民主德国制度摧残人的尊严、自我价值的恶劣行径展现在读者 面前。
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斯塔西“存有六百万份档案，拥有十万全职工作人员，五十万 非正式的工作人员”(注：见J.福格特：《漫长地同战后文学告别?对西部德国最近一次 文学争论的评论》。载：Karl Heinz/Hannes Krauss(Hrsg.),Der deutsch-deutsche Literaturstreit oder“Freunde,es spricht sich schlecht mit gebundener Zunge ”,Hamburg,Zürich 1991。)。这组数字背后是一个不足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由此 可见，斯塔西的触须无处不在，对社会的威胁也是空前绝后、前所未有。因此，德国统 一以后，斯塔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对象。既然是这样，那么，沃尔夫发表这样 一个控诉斯塔西罪行的中篇小说又怎么会导致一场文学争论呢?究其个中原因，我认为 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小说发表的时机，二是克丽斯塔·沃尔夫本人的名望与社会地位 ，三是沃尔夫作为前民主德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暧昧， 引发了舆论对所有德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一)
这个中篇为什么不在作品完稿的1979年，而要推迟到十年后的1990出版?对此德国西部 的许多人认为，这充分暴露了沃尔夫明哲保身、投机取巧的真实面目。作品所表现的以 斯塔西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实际是对民主德国专制的社会制度所作的 批判。如果小说在此前一年发表，那么，它可以被称作为反抗专制国家的勇敢之举。可 是到了1990年，民主德国已快成为历史，服务于这一国家的斯塔西已经不再存在，选择 这个时刻来发表这种清算与控诉的作品，不免有见风使舵之嫌。
从另一方面看，争论爆发的1990年6月，正是媒体披露斯塔西对本国公民实行监视的广 度与深度不断加大之时。而在媒体作披露的同时，德国国内也在为此展开公开的讨论： 是将这些档案对公众开放，还是让它永久封存?令人费解的是，民主德国大多数人，包 括民权运动积极分子，都赞成封存它们。同时，这一观点还得到了东、西德国政治层面 上的支持，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大多也都持此观点。那么，知识分子在这一滥用监视与恫 吓手段的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此媒体当时尚未涉及。而沃尔夫恰巧在这时发表小 说，为舆论提供了一个从受害者的角度所作的个案分析。它一方面向公众显示了斯塔西 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干预，乃至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小说 中主人公所遭受的经历，被舆论认为不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很多人将小说中的“我”与 沃尔夫划等号。当然，这样的对号入座与出版社在该书出版之前发行的活页中的说明不 无关系。活页里有这样的语句：“七十年代末，在作家同丈夫居住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大 街住处门前，一辆里面坐有三个年轻人的汽车在那里停有几星期之久。那时……克丽斯 塔·沃尔夫就在写作《将会怎样》。现在这里首次发表的是经过修改的稿子：对一个被 斯塔西工作人员监视的妇女生活的一天的记录。”(注：转引自H.卡拉塞克：《自制的 果酱》，见F.J.格尔茨，V.哈格和U.维特斯托克主编的《德意志文学》，雷克拉姆出版 社出版，1990年，第275页。)
沃尔夫作为民主德国文化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与她许多同行认为斯塔西对民众的监 视“也没说的那么严重”相反，在小说中对斯塔西的所作所为作了生动的描写。但恰恰 是这一点，使许多人将小说作者看成是见风使舵，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的虚伪的人。因 为小说中的这个“我”，与现实中的许多受害者不同，她的基本物质生活并没有遭到斯 塔西的摧毁。(注：斯塔西对付与国家利益作对的人的惯例，是没收他的财产，铲除他 的生存基础。)其次，如果将“我”等同于沃尔夫，那“我”与普通受害者的差别就更 大，因为沃尔夫在被斯塔西监视了几个月之后，就又继续享受她作为国际知名的民主德 国文化代表的身份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和国际旅行自由。实际上，挑起这次争论的主要人 物，《时代周刊》文艺副刊负责人U·格莱纳和《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负责人F·席 尔马赫之所以指责该小说，就是因为小说无一处以1989年的时局为着眼点，对过去所发 生的一切作出反思，尽管这部小说，如出版说明里所说在1989经过了修改。文学作品作 为审美反映，它与时局发展肯定不是镜子式的一对一关系。但问题在于，沃尔夫的创作 一向与时事发展紧密相连，她的“主体本真性”创作原则，以及她作品里一贯杂揉散文 因素的风格，难免会让人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她等同起来。
(二)
沃尔夫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为一个特例。在所有民主德国作家中，她在联邦德国知名度 最高，也最受欢迎，同时她还作为德国文化的代表活跃在国际文坛上。以这样一个人物 为话题，肯定能引起公众的兴趣。托马斯·安茨在其主编的《不关克丽斯塔·沃尔夫个 人》(注：托马斯·安茨：《不关克丽斯塔·沃尔夫个人》，慕尼黑，1995年补充修定 版，第25页。)前言中，试图说明为什么是沃尔夫而不是别的作家被选为争论的对象。 他是这样写的：“选择克丽斯塔·沃尔夫作为对民主德国知识分子的批评，是不合适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场早该进行的争论的突破口，她又正是最适合的……只有对 克丽斯塔·沃尔夫，而不是海因纳·米勒，斯台凡·海姆，斯台凡·赫尔姆林，甚至赫 尔曼·康德的攻击，才能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响。这些人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找到那么多热 心的捍卫者，因为在联邦德国她是最负盛名与最受喜爱的民主德国作家。”(注：托马 斯·安茨：《不关克丽斯塔·沃尔夫个人》，慕尼黑，1995年补充修定版，第25页。) 不仅如此，沃尔夫的个人经历也与其他许多民主德国作家不同。她不仅在民主德国受欢 迎，而且在联邦德国也受欢迎。其次她对国家的态度也与众人有别。1976年民主德国开 除了去联邦德国开个人演唱会的毕尔曼的国籍之后，许多民主德国作家提出抗议并纷纷 背叛民主德国，移居到联邦德国。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留在 民主德国，虽然她也在递交给民主德国政府的抗议书上签了字。她的这一态度让一些人 觉得有嫌疑，认为她是不愿放弃民主德国给予她的许多特权。不可否认，与普通民主德 国公民相比，她确实享有一些特权，比如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自由等。但她同样也有一段 时间遭受到民主德国权力机关斯塔西的监视，时间大约就是小说中所写的七十年代末期 。《将会怎样》发表时，斯塔西常常被媒体拿来与纳粹时期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而且 也就在这一时期，不断有媒体抖露出德国东部一些公众知名人物是斯塔西的线人，为斯 塔西秘密搜集情报。只是沃尔夫五十年代与斯塔西短暂合作一事，此时尚未被公布。
这场争论真正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西部德国有影响的大报，《法兰克福汇 报》、《世界报》和《明镜周刊》的文艺副刊记者就此撰写的评论文章发表之后。《时 代报》的U·格莱纳在1990年6月1日的文艺副刊上即发表了《缺乏敏感》(注：见雷克拉 姆出版社出版的由F.J.格尔茨，V.哈格和U.维特斯托克主编的《德意志文学》1990年综 述，第233及以下，第238-314页，第7页。)的文章，6月2日《法兰克福汇报》的F·席 尔马赫发表了题为《承受住严酷的生活——也来研究权威人士：克丽斯塔·沃尔夫文章 、演说及其最新发表的小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打破了到目前为止大报文艺副刊批评 只针对文学作品进行的惯例，连带对作家本人也进行了批评。格莱纳文章的标题还是闪 烁其词，而席尔马赫的则不同，他的文章标题就已经把作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夹带了进去 。“承受住严酷的生活”，引自沃尔夫的小说《分裂的天空》。这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丽塔，在柏林分裂为两个城市以后去西柏林探望自己的未婚夫。在为期三个月的探亲假 期结束的时候，丽塔决定返回东柏林，以表明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席尔马赫从中 摘录这么一句话，不难看出，是想以此来影射沃尔夫对民主德国制度的认同。
席尔马赫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更进一步，把对作品的否定扩大到对沃尔夫创 作及所享有的文学声誉的否定，说沃尔夫从《分裂的天空》开始，就将拥护民主德国视 作自己的创作使命，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视作家庭内部的关系，对极权国家心存感激之 情。因此，即使她在作品中对这样的国家略有微词，也从来都是不关痛痒的。席尔马赫 和格莱纳两人从世界观、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这部作品所作的评论，为后来紧跟的批评定 下了基调。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关注，几乎不再占有份量。即使是从形式层面对该作品作 的评论，也是批评它对现实歪曲地再现。(注：见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由F.J.格尔茨 ，V.哈格和U.维特斯托克主编的《德意志文学》1990年综述，第233及以下，第238-314 页，第7页。)当然，也有称赞这部作品的批评文章，例如《时代》周报刊登格莱纳文章 的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文学评论家福尔克·哈格的文章，题为《艺术性的散文》。这 篇文章的观点与格莱纳的完全相反，对该中篇充满了肯定和誉美之词。此外，《时代》 周报还同时刊登了东部作家黑尔佳·科尼希斯多尔夫的一篇题为《为自己的无能而痛惜 》的文章，文章表达了民主德国文学的矛盾：一方面它要求改变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民主德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
(三)
按照文学评论家J·福格特的分析，席尔马赫的批评之所以片面地强调一方而忽略其它 ，是因为他想以此展开对德国知识分子与国家态度的讨论，“找出本世纪第二桩知识分 子与极权国家勾结的证明”。(注：见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由F.J.格尔茨，V.哈格和U .维特斯托克主编的《德意志文学》1990年综述，第233及以下，第238-314页，第7页。 )将沃尔夫认不清德国统一社会党统治的真面目，同海德格尔或G·本没有认识到纳粹的 真实本质相提并论，虽然席尔马赫也承认，纳粹与共产主义极权之间存在差别，但这并 不妨碍他将知识分子两次表现出的无能归结为一类去看待。
席尔马赫对沃尔夫的激烈攻击还另有用意，即对联邦德国同期的文学进行批评。他所 走的第一步，是将沃尔夫与纳粹时期知识分子对纳粹的支持相提并论，第二步就是指出 联邦德国的主流文学与沃尔夫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是他1990年10月2日发表的《告别 联邦德国文学》一文的主要内容。席尔马赫将《将会怎样》解读为对斯塔西假惺惺的反 抗，并将联邦德国战后文学一代人，如G·格拉斯，H·伯尔，M·瓦尔泽，P·魏斯等在 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纳粹历史迟到的清算视为同类。认为五十年代对联邦德国阿登纳的保 守政策进行反抗的左派知识分子，其行为其实不过是一个英雄神话而已。持批评态度的 知识分子对联邦德国文化所起的推动作用，就此被席尔马赫一笔勾销。他甚至还将他们 后来的发展视作僵化教条下的作茧自缚和自作聪明的自我表现。所以，要与这样的联邦 德国文学告别，以便引入纯粹的审美文学，即不与社会认同，不负有任何政治责任感， 只是以“我”为中心。他的这一要求与文论家K·H·波雷尔经年所做的努力不谋而合。 由此使得波雷尔也加入到争论中来。
此前的文学之争是针对沃尔夫及民主德国作家和作品的。到了这一阶段，讨论发展成 了关于文学审美及联邦德国文学的讨论。波勒尔是月刊《墨丘利——德国欧洲思想杂志 》的主编。他在该刊1990年10/11月一期上发表了《走出未成年的美学》和《文化保护 区民主德国》两篇文章(注：参见《墨丘利——德国欧洲思想杂志》1990年10/11月期， 第1017页及以下和855页及以下，《走出未成年的美学》，第855页。)，指控后法西斯 德国丢失民族这一概念，指责联邦德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伪善与多愁善感，批评笼罩在民 主德国的极权式人格结构，反对联邦德国文学及理论的道德化。他试图通过确定本体意 义上的文学概念来化解当下关于文学的争论，从而达到对文学批评范畴重新定位的目的 。他认为，唯一可以设想的文学批评及指导文学批评学科的方法，就是“美学理论”。 因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审美化的话语阶段。在这一阶段， 对时代的定义在后现代的概念之下，越来越由美学家而不是由历史哲学家引领”。(注 ：参见《墨丘利——德国欧洲思想杂志》1990年10/11月期，第1017页及以下和855页及 以下，《走出未成年的美学》，第855页。)所以，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 它们最终都回溯到不可验证的标准体系。波勒尔的目的，就是要文学批评能标识出美学 理论是唯一围绕着崇高这一主题的。阻挠美学的未成年，有来自两方面的困难。一是“ 以伪装的形式重返形而上学，或者说将一切都归入审美领域”，如同“维尔什，罗蒂、 德里达”在新近提出的理论里所做的那样。(注：参见《墨丘利——德国欧洲思想杂志 》1990年10/11月期，第1017页及以下和855页及以下，《走出未成年的美学》，第855 页。)波勒尔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审美现象进行规定，从而将批评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 不可避免夹带的主观陈见排除在外，以客观化的经验模式将人的情感归入其中。在《文 化保护区民主德国》一文中，波勒尔指出，艺术性的文学首先是一个物质的形象，其本 身的价值，只有经过批评才能被证明。以此为出发点，波勒尔拒绝在文学评论中涉及到 作者本人。这其实是为“文学之争”中把作家的作品同作家的生活及其政治态度搅到一 起去的做法画上了一个句号。
九十年代初德国展开的这场争论，有预谋策划之嫌，因为西部两家大报几乎同时刊登 出基调相同的文章。格拉斯在《明镜周刊》1990年7月16日刊登的题为《必要的批评还 是枪毙——与H·卡拉塞克和R·贝克尔的谈话》中，就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要想 证实这一点，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报副刊想借此对德国东、西 两部分的文艺价值进行彻底地检讨。根据B·维特克的统计(注：参见B.维特克：《统一 进程中的德国之文学之争》，特克尼库姆出版社，第46页。)，最激烈的反应来自德国 西部。单是1990年6月一个月之内，各报刊杂志上对此发表的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之多。 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针对沃尔夫的小说或其个人的，另外一半对沃尔夫的作品和民 主德国的文学根本就不做区分，只是简单地将沃尔夫及其作品视作民主德国作家对自己 国家认同的范例。
当席尔马赫批评沃尔夫的文章见报后，很多人站出来保护她。光是德国国内，就有西 柏林艺术科学院院长W·延斯，作家A·穆施格，前苏联流亡联邦德国的作家列夫·科普 列夫，G·格拉斯等。延斯认为，这场争论是对沃尔夫的诋毁与诽谤。在国外，法国文 化部长J·朗明确表示站在沃尔夫一边。对于由自己的一个中篇小说而引发的激烈争论 及对她个人的攻击，沃尔夫本人在最初阶段是保持沉默的。只是到了1990年11月，她才 在给她的老师，德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汉斯·迈耶尔的致辞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忧虑 ：“提出正确的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重要。这样的情形还很少见到。我毫不掩饰我的 忧虑，在由无所适从而形成的真空状态中，对民主德国这一尚显陌生的实体的妖魔化， 会广泛流布。部分是出于无知，部分是蓄意所为。同妖魔化相联系的，是有些媒体对前 民主德国公民的公开展示。突如其来的事件将人遇事作区别对待的能力完全给冲垮了。 我们得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并且得当心我们过的真实生活不被夺去，不被置于歪曲了 的幻影之中。”(注：参见B.维特克：《统一进程中的德国之文学之争》，特克尼库姆 出版社，第46页。)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之争”是德国知识分子危机的症侯性表现。东边的知识分子 ，主要是知名作家，面对1989/90年间德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表现得被动、保守。他们 反对统一，称统一是西部对东部的殖民。包括沃尔夫在内的三十一名民主德国知识分子 ，1989年11月在《新德国报》上发出《为了我们的国家》的倡议。他们倡议在民主德国 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与联邦德国体制不同的社会，建立“一个团结的社会……，在这个社 会里，和平与公正，个性自由，迁徙自由及对环境的保护能够得到保障”。由于倡议书 中提到的这些内容，在西部德国的政党纲领中都已经有明文规定，因而引起西部很多人 的猜疑，担心他们想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其实，只要弄清包括沃尔夫在内三十一名 民主德国知识分子是在怎样的形势下才发出这样的倡议的，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做法。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者的戈尔巴乔夫，率先在苏联进行了改革，其他的东欧国家 也纷纷效仿。例如，匈牙利拆除了与奥地利边境上的铁丝网。这在民主德国的民众中引 起强烈共鸣。然而，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对此却表现得无动于衷。1990年夏天，很多民主 德国民众利用去匈牙利度假的机会，从匈牙利进入奥地利。在接下来的八、九两个月里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样的途径到达西方，或者进入联邦德国驻其他东欧国家的使馆， 要求获得去西方的签证。1990年9月30号，民主德国政府决定同意放行这些滞留在联邦 德国驻东欧国家使馆内的民众去联邦德国。在莱比锡，每星期一民众都走上街头，要求 政治改革。1990年10月7号，民主德国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庆祝民主德国成立四十周 年。但整个欢庆活动都有抗议伴随。被邀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戈尔巴乔夫提请民主德国政 府进行改革。他为此说的一句话：“谁迟到，谁就受到生活的惩罚”在民众中广为流传 ，并最终导致民主德国最高领导E·昂纳克于1989年10月辞职。在他辞职后一年，两个 德国就实现了统一。德国的统一进程之快，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根据H·巴尔曼、CHR· 林克在《我们是人民：1989年10月7日至12月17日间的民主德国日志》中记载，1989年1 1月24日所做的一项民意测验，还显示百分之八十三的被调查者赞同保留独立的民主德 国。12月17日的又一次调查中，赞成的人数也仍然占被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这样 来看，沃尔夫等三十一名知识分子发出倡议，并不是因为他们保守，而是体现了广泛的 民意。问题是，后来德国的发展，完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在1990年举行的民主选举中 ，德国东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凭借着西部执政的基民盟的鼎力支持和诱人的宣传口号， 诸如让东部人民的生活水平很快提高到与西部持平的位置，不要社会主义的试验等，很 快赢得了在东部进行的第一次大选的胜利，从而使两个德国的统一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对于德国统一，西部的知识分子，如格拉斯则认为，鉴于奥斯维辛的教训，德意志永 远不能允许再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由于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发展的判断，与德国政治局 势的发展大相径庭，因而沃尔夫的《将会怎样》成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显示出的无能 以及知识分子在统一后的德国的作用与责任进行讨论的契机，也就不足为奇了。西部舆 论认为，沃尔夫对民主德国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统一党不彻底的批判，就是知识分子 在处理与国家关系上表现出的无能为力的集中体现。
1995年8月，被认为是G·格拉斯最重要的作品《说来话长》出版后，德国各大报纸的 副刊又一次上演了与对沃尔夫的《将会怎样》相类似的评论热潮，可以算作是这次文学 之争的后续。《说来话长》以两德统一为主题，通过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特沃·伍特克 和路德维希·霍夫塔勒在柏林墙倒塌后的柏林漫步，让他们对1989年底至1991年秋这段 时间德国所发生的事件发表评论，对逝去的岁月进行追忆，对各个历史时期进行比较。 格拉斯通过这种方式将德国近两百年的历史融入小说叙述之中。小说正式出版发行之后 ，立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该书的评价也分出了东、西两个不同的版本。东部的舆 论普遍称赞这是一部成功反映两德统一的作品，而西部的新闻媒体则普遍认为这是老作 家的败笔之作。上次在《将会怎样》争论时形成的赞成与批评的两派，这次在对格拉斯 的《说来话长》的争论中，又以同样的态度站了出来。
1990年6月至1992年底间德国报刊杂志上展开的“文学之争”，关涉的实际不是文学问 题，而是以一部文学作品为契机，对作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德国当代文学的状 况的争论。对“文学之争”至今还没有给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而将报刊上展开的 这一争论命名为“文学之争”，实际是依照1986年德国发生的“史学家之争”进行类推 而来的。争论是因对过去发展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导致的，它的作用却是为未来的发展确 定方向，而在这一为未来确立发展方向的过程中，谁拥有更大的影响，才是争论的目的 所在。统一之初的这场文学争论，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德国统一的真正实现，是一个痛 苦而漫长的过程。德国两个作家笔会在柏林墙倒塌后九年才完成合并，也充分表明，形 式上的统一是一回事，民间机构及人与人之间的走近更加艰难。
注释：
(16)H.巴尔曼，CHR.林克：《我们是人民：1989年10月7日至12月17日间的民主德国日 志》，柏林/魏玛，1994年，第219-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