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硕果仅存论文,革命根据地论文,必然性论文,历史论文,论陕甘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10-0015-1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和浴血奋战，在陕西中部、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地区创建了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块红色区域得到完整的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①。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②。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还指出：“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③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地位，习仲勋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④。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条件制约，学术界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硕果仅存”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分析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更为鲜见。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的领导集体
坚持和改善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是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1929年至1931年期间，在南梁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刘志丹等逐渐认识到这里地处陕甘交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创建根据地。党在南梁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揭开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但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一再否定刘志丹的正确意见，认为“这些区域完全是荒山，几年来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给养人[及]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⑤，主张“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⑥，建立根据地。为了维护大局，谢子长、刘志丹等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1932年2月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后即挥师南下，进军关中，执行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但遭受到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被迫回师陇东。
1932年3月，陕甘边区正宁一带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和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及时改变出击关中的计划，创建了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第一块陕甘边根据地。4月，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来到游击队驻地，指责谢子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总指挥职务，解散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命令部队分别南下三原和西府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下再次受挫后，陕甘游击队退回陕甘边境。5月，为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陕西省委命令重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在刘志丹的率领下，红军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经九次苦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陕甘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6月，陕西省委又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结果遭到惨重失败，又被迫转移到陇东宁县、正宁一带的根据地休整。党和红军领导层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我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刘志丹等坚决反对“分家”，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最终决定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团结。
12月20日，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召集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的决定，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并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远到上海“受训”。24日，部队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红军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在王世泰坚持不当团长的情况下，刘志丹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⑦。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⑧。
1933年，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不懈努力下，创建了照金苏区，革命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杜衡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使党在陕甘边区创建起来的第一支红军主力几近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后，陕西省委和陕甘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等于8月14日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纠正了党和红军部分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悲观错误倾向，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定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斗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作出了恢复红26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从而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1934年7月，陕甘边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但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的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宣读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无端地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项错误。刘志丹、习仲勋等从大局出发，集中精力讨论和研究如何配合陕北游击队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斗争问题，决定由谢子长任红26军第42师政委，并派红42师第3团随其北上，协助粉碎敌人的“围剿”。红26军在自身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100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支援。在刘志丹、习仲勋的努力下，阎家洼子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加强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为两个区域协调配合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红42师第3团到达陕北后，与陕北游击队密切配合，四战四捷，为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作出了贡献。
1935年，刘志丹、习仲勋在得悉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接近陕甘根据地的消息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0月中旬，派出的人员在陇东镇原一带终于迎接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红军。
但是，此时阴云已笼罩在陕甘根据地的上空，错误“肃反”已经波及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了保存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当刘志丹从通信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在狱中，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他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⑨。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党中央、毛泽东得知错误“肃反”的消息，立即下令制止，挽救了危机中的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一些受迫害的同志有委屈情绪，他劝大家说：“不要着急嘛，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的。”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他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的。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搞好工作。”⑩对此，李维汉后来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11)
正是因为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具有坚强的党性，胸怀博大，襟怀坦荡，忍辱负重，严于律己，才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消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使整个根据地始终保持着坚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为根据地得以“硕果仅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二、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采用“狡兔三窟”方式创建根据地，构建了多区域的大战略布局，为反“围剿”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陕甘边区红军创建以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弱小的红军处于敌人重兵合围和进攻之中，长期孤军奋战。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摆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而能否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创建根据地的新模式，构建起新的战略布局，则考验着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的政治、军事智慧。
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先后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12)在多次转移革命斗争中心的过程中，陕甘边区领导集体逐渐领悟到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
1932年初创建的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虽因“左”倾错误的干扰而失陷，但这次重要的探索和实践影响深远。到1933年初，照金苏区得到开辟。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照金根据地幅员“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方圆数十里，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13)。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其发动大规模“围剿”，照金苏区随之陷落。
两次创建根据地受挫的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14)。1933年11月初，在包家寨会议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能只建立一个根据地，而应同时在邻近地区建立几个根据地，即‘狡兔三窟’的设想，以便红军主力有迂回盘旋余地，积极协助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会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金为中心的三个根据地，并相应组建三个游击队指挥部。以当时随主力部队行动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为第一路，陇东地区游击队为第二路，关中地区游击队为第三路。”(15)因南梁地处第一路和第三路游击区的中间地带，自然地把其余两路连接起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6)。包家寨会议作出的用“狡兔三窟”的方法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找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按照包家寨会议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方针，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坚持以南梁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红26军首先开辟南梁中心苏区，经过艰苦斗争，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武装相继建立，以桥山中段的南梁为中心，东到陕北的洛河川，西至陇东的悦乐川，边区县、区、乡各级红色政权相继成立。
与此同时，陕甘边区红军主力从南北两翼以跃进方式实施战略展开，分别在陕北和关中两个区域帮助创建根据地。在南线，红26军主力多次南下关中，恢复第三路游击区，帮助各游击队整顿组织，打击小股地方反动武装。1934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关中苏区得到恢复和巩固。在北线，“对于陕北地区的援助，也是从南梁出发的”(17)。1933年11月，红26军派出陕北一支队及一批军政干部北上安定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在连战受挫、部队失散的情况下，1934年红26军又多次派出第三团、骑兵团和各地方游击队北上陕北。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又亲自率领红26军第2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边游击队第五、六支队北上陕北，与谢子长共同商讨反“围剿”斗争方针和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统一领导问题。1月29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至此，以南梁苏区为中心，以关中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南北两翼的多区域的陕甘根据地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础。
“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战略布局，为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提供了有利条件。1934年2月，陕甘军阀纠集重兵1万余人，兵分八路，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26军第42师主力仅500余人，形势十分严峻。但在第二、第三路游击队领导的各游击队、赤卫队的牵制和袭扰下，“进剿”的敌军进退维谷，始终弄不清红军主力的位置，被迫分散兵力。南线进攻之敌被关中苏区各游击队牵制在照金地区，疲惫不堪；东、西线进攻之敌在南梁中心苏区各游击队的袭扰下，士气沮丧；处于南梁与关中两块苏区之间的正宁山河一线之敌，无法行动。刘志丹率红42师主力转战于南梁和关中两大战略区，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30余次，接连告捷，歼敌3000余人，至5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袭用“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堡垒主义方针，集中30个团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重点向南梁中心苏区进攻。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多区域战略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南梁中心区，红26军第2团、骑兵团和地方武装吸引住敌军主力，牵制了敌马鸿宾、胡宗南、杨虎城等部17个团的兵力。在完成诱敌任务后，地方游击队继续在南梁与敌军主力周旋，红26军第2团北上陕北作战，骑兵团迅速向东线出击，在敌人的后方开辟了甘泉、宜川新区，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在南部的关中区，红26军第1团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为配合南梁中心区的斗争，出击敌后，牵制和扰乱敌人，扩大苏区，使其腹背受敌。在陕北苏区，红26军主力从南梁出发，到达陕北安定后，与红27军协同作战，用5个团的兵力集中打击敌高桂滋部的4个团，形成了局部的战场优势，先后解放了6座县城，歼敌5000余人，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由此连成一片，形成了东临黄河、西接环江、南到淳耀、北达长城的辽阔的红色区域。
“狡兔三窟”式多区域的战略布局，使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域在多次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区域间的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形成了重点区域与牵制区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呼应、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支持、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格局，为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探索出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据地创建规律，并进一步构建“狡兔三窟”式的多区域根据地战略布局，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18)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种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方法推广到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19)称之。
三、认真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团结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士，为根据地建设扩大了同盟军，保护和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一个重要原因。陕甘一带国民党嫡系部队、地方军队、中小军阀、民团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针对这种复杂的状况，“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刘志丹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很精细，确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20)陕甘边党和红军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探索出一套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引导陕甘边根据地不断走向胜利。
用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创建西北红军。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一直坚持革命活动，苦心创建革命武装。1929年5月，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红石峡会议，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方针，决定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方式，创建革命武装。“红色”，即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白色”，即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即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储备武装力量。“三色”斗争方式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实质就是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北红军正是在这样的统战思想指导下得到发展壮大的。
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先后打入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17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各色势力，发动和组织了70余次兵变和起义。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但为我党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干部，扩大了同盟军，增加了同情者，积蓄了力量。后来，刘志丹在旧军队中争取的统战对象如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等，都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韩练成、牛化东后来成为解放军的中将、少将。
与此同时，刘志丹还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使其成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刘志丹等耐心细致的教育，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头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都树立了革命思想，决心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头衔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当营长。(21)杨培盛参加游击队后曾在“三嘉塬事件”中被迫遣散回家，他牢记刘志丹的教诲，继续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直至红军攻克合水县城时获救。出狱后，杨培盛担任庆阳游击队队长，积极打击敌人，使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过程中坚决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复杂的斗争形势，使陕甘边区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各个阶层和社会团体中广泛建立统一战线，扩大革命队伍，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敌人。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22)依照这样的方针，党组织在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对根据地内外的民团也认真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中立就使其中立，集中打击顽固的地主武装。对一时不了解共产党政策的国民党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刘志丹、习仲勋等也尊重他们，向他们讲明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时，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23)在刘志丹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一些有威信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24)
在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反对和自觉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坚决予以消灭。当时，陕甘边区民间会道门如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党和苏维埃政府便对其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当地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如保安县的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带领数百人追随刘志丹投身革命，1936年担任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成为新中国司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朱志清被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海旺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对于活动在陕甘一带的土匪，党和政府也采取区别对待、积极争取、分化瓦解、教育改造的政策，经过陕甘边区党组织教育争取，黄龙山“大王”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部起义，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郭宝珊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于不能争取改造、群众十分痛恨的张廷芝、杨谋子等土匪武装，则坚决予以打击、彻底消灭。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还对国民党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开展了细致的统战工作，并取得很大成效。杨虎城素具爱国思想。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的十七路军并未进行认真的“清党”，我党的地下组织比较健全。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教育引导十七路军官兵树立爱国爱民的思想，并用抗日救亡的主张去感化上层人士，争取他们的同情。据习仲勋回忆：“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比东北军还要早。”(25)在陕甘边区党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杨虎城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党中央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毛泽东于1935年12月专门派原红26军代理政委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秘密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宜。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张学良部先后停止“剿共”，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合作抗日局面，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并和平解决。
由此可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根据地的统战工作，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习仲勋对此作过客观的论述：“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就必须用最大力量，去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26)
四、加强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陕甘边根据地党组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27)
陕甘边区党组织非常注重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以极大的努力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民主的权利，确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按照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结合陕甘边区的实际，根据地实行了由临时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到正式苏维埃政府逐步发展的方针，先是建立基层群众团体和乡、区、县级红色政权，后在寺村塬、照金、南梁创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最终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这样循序渐进的政权建设形式。1934年夏秋之交，在南梁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形势下，刘志丹、习仲勋等用两个月的时间细致地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用民主方法选举了各界代表100余名。“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是：按照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这个办法完全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办法有所区别。”(28)保证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大会通过了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各项决议案，用无记名投票的严格民主程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这前后，陕甘边区人民群众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华池、庆北、合水、新正、新宁、荏掌、永红、赤水、淳耀、赤安、安塞、鄜西、鄜甘、中宜、靖边、定边、红泉、赤川等县的各级正式或临时的苏维埃政权。这样，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西北第一个管辖着十几个苏维埃县治，建立了县、区、乡、村各级红色政权和制度完备、组织齐全、工作高效、纪律严明的边区政府。年轻的习仲勋肩负重任，为建设边区殚精竭虑，为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陕甘边区党组织始终将建立清正廉洁的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条例。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29)边区政府制定的廉政法令中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以上者执行枪毙。正是有了这些严厉的规定和法令，当时陕甘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违反了纪律，都要施以相应处分(30)。边区政府成立初期，军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靠打土豪、分浮财解决，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干部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
为了建设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前瞻性的措施，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使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
在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是维护红色政权、发动人民群众的关键，也是加强根据地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根本保证。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土地革命问题，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制定了一系列土地革命政策、法令。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31)。边区政府实行了八项政策：(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4)田、苗一齐分；(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7)阶级划分以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决定；(8)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32)。这些政策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符合贫苦农民的需要，深得民心。土地革命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豪绅地主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当时，陕甘边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采取了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食，也不“欢迎”粮食；靠收买军粮供应军队；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成立牧场，养猪养羊等措施(33)。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加了群众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国民党的报刊曾感叹道：“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方法，亦不能发挥效力。”(34)
值得一提的是，边区政府还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发展经济。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设立集市，与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易物，活跃边区经济。边区政府把羊畜和山货廉价卖给白区来的商贩，鼓励他们把苏区需要的布匹和其他货物运进来。为了维护流通秩序，克服货币混乱局面，边区政府发行用布制作的“苏币”，建立银行，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使边币有了很好的信誉。“这样久而久之，有一些商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表现进步了，有时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我们送货。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地骂这些人是‘通共’。那些进步的商人也很会想办法，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和人员的腰包里，便打通了与边区相互来往的通路”(35)，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提高军政干部的素质，陕甘边根据地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红军干部。为了消除文化落后的状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政府主席习仲勋、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办学校，在荔园堡创办陕甘边区红色学校——列宁小学，进行文化普及教育。边区特委、政府还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刊物。“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36)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
在社会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逐渐从封建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根据地建设的广泛开展，极大地调动了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边区人民掀起了“扩红”的热潮，华池县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年都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新正县人口当时只有1万，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的青年达到1000余人。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26军发展为拥有第一团、第二团、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5个团的精壮部队，还建立了几十支地方游击队。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37)，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刘志丹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高度评价。
五、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根据地内外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赢得了群众最广泛的支持
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维护和实现好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耳闻目睹了陕甘一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甘民歌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38)历史证明，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工作方法。在南梁根据地初创时期，“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折算成钱，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39)习仲勋等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牛羊、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40)
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党和红军立即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群众团体。那时，苏区的群众团体主要有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等。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等均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陕甘边区党和政府也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志丹同志很会利用各种关系为我们开展白区秘密工作。通过志丹同志的关系，安塞、保安县伪政府的不少人经常给我们送来了关于敌人方面的情报。”(41)“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在彬县、旬邑、宜君和正宁县城内从广交朋友、拉关系入手，经过许多周折，大体上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42)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成效显著，赢得了根据地外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国统区的群众中流传着“天旱望雨水，人穷望志丹”的歌谣。1934年，有一次，国民党官吏强迫贫苦农民缴纳烟款，老百姓不堪忍受，于是暗中虚传刘志丹红军一定要来集义镇，甚至有人晚上写标语欢迎刘志丹红军，使国民党官吏惶恐不安(43)。在危险的战场上，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也心向红军、支援红军。“当时，国民党军打仗，总拉老百姓用毛驴驮子弹、粮草。我们在前面和敌人一开火，老百姓就拉着牲口朝后边跑，送给红军。”(44)1933年7月，红26军在“左”倾错误的强迫下脱离根据地，南下终南山全军覆没后，渭华一带的群众和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寻找失散的红军指战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刘志丹、王世泰、高锦纯、吴岱峰等80余名指战员安全返回了陕甘边区。
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45)
六、充分利用陕甘边区的特殊“地缘”环境，使各种客观条件有效地转化为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积极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民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性。但是，每个根据地的斗争是在当地特定的地缘环境中进行的，是有其特殊条件的。陕甘边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历史必然性，也和当地特殊的地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陕甘边区党组织正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文化等“地缘”因素，使之转化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引导和发扬陕甘边地区民众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优良品质，使之成为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人民无数次地参加反抗残暴统治者的起义行动，骁勇善战、反抗压迫的民风传统对于陕甘边区军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易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而嫉恶如仇的文化秉性，又孕育了铲除不平的思想种子。这些构成了陕甘边根据地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
充分利用当地有利的地理条件，开辟和巩固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部，它的东、西、北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围，成为防御国民党军进攻的天然屏障。这里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回旋余地大。以此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了国民党军队优势装备的发挥，十分利于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是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
巧妙利用当时陕甘边界地区敌人统治权力“真空”的政治环境，积蓄革命力量，发展根据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边区处于军事局势变化激烈、政治形势极为动荡的时期。一方面这里交通阻隔、消息闭塞，在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演变过程中，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造成了在一定时间内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这里地域偏远、地广人稀，国民党当局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相对薄弱。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巧妙利用当地暂时权力真空的时间因素和割据势力结合部的空间因素，积蓄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充分关注民生，重视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强烈要求，号召发动群众，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9年的大饥荒是陕甘边区发生革命的重要时代背景。当时陕甘边界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国民党报刊就说道：“陕北土地贫瘠，交通梗阻，一般民众旧有道德观念颇深，风俗淳朴。以此民情，若以其他意识，很难打破。惟政治黑暗，经济破产，而以酿成今日之势……催索之吏，遍布乡间，不肖之徒，更中饱私囊。民众破产者频频，致命者累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共党乘机而入，煽动民众，抗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民听之成理，遂响应之。乱机四伏，共匪丛生，成决堤之水，横溢而不可收拾。”(46)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顺势而为，广播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综上所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陕甘边区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准确判断根据地的革命形势，适时制定和调整革命策略，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顺应中国革命规律、符合陕甘边实际的革命路子。正是有了“硕果仅存”的陕甘边根据地这一重要战略依托，党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审时度势，作出了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革命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最终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战争年代，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力推动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5、187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③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698页。
④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⑤《中共陕西省委员会1932年2月15日关于筹备成立陕甘游击队给中央的报告》，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⑥《中共陕西省委1932年1月20日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115页。
⑦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⑧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⑨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⑩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11)《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上的讲话》(打印件)(1980年10月11日)。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9页。
(13)张秀山：《照金革命根据地忆述》，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668页。
(14)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15)张邦英：《刘志丹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志丹书库·刘志丹卷(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74—275页。
(16)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30页。
(17)《张策谈南梁根据地的创立》，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1986年，第229页。
(1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刘志丹纪念文集》，第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7页，第472页。
(20)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39页。
(21)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9页。
(22)《刘志丹纪念文集》，第760页。
(23)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24)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25)《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党史通讯》1984年第1期。
(26)习仲勋：《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27)习仲勋：《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28)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32页。
(29)习仲勋：《难忘的教诲》，《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30)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31)《刘景范1959年4月25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刘风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6页。
(32)《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9页。
(33)参见《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1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106—107页。
(34)成柏人：《陕北匪祸之再认识》，原载《政治旬刊》1935年11月，现载《志丹书库·刘志丹卷》第1251页。
(35)蔡子伟：《南梁根据地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37页。
(36)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第240页。
(37)《刘志丹同志革命事略》，《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另外《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中也有引述。
(38)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第1241页。
(39)《王殿斌1959年4月28日谈苏区的创建》，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21页。
(40)蔡子伟：《南梁革命斗争片段回忆》，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35页。
(41)蔡子伟：《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第415页。
(42)《郭廷藩1985年7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51页。
(43)刘葆璋：《刘志丹同志给集义镇学生和人民的印象》，《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3日。
(44)杨培盛：《和老刘在一起“闹红”的日子》，《刘志丹纪念文集》，第330页。
(45)王首道：《中央为刘志丹平反》，《刘志丹纪念文集》，第407页。
(46)边民：《陕北共匪猖獗的原因及今后围剿之步骤》，原载《秦风》1934年11月，现载《志丹文库·刘志丹卷(下)》，第1240—1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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