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散的人情味
□ 张 鸣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华的老外一度很喜欢北京。他们来北京，不住使馆区，就在城里找个四合院住下，生活得很惬意。他们最满意北京的一点，是这里的人情味。买东西不用现付账，年节一块儿算，保准一点不差。出门满胡同都是跟他们打招呼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老外住着舒坦，穷书生在这儿，也没人看不起，即使催房租，也相当的委婉客气。这点儿跟上海大不一样，上海的机会多，但是，人情却冷。陌生人之间打交道，一看口音，二看穿着，三看住在什么地方。如果苏北人不把自己的乡音改了，那么没人会把你当人。同样，即使住在亭子间喂臭虫，一套洋装必须每天压在枕头底下，出门穿上，像个人似的，否则，同样没人把你当人。住在上只角的是上等人，住在下只角的，就只能是下等人。
光线调节系统是光学显微镜的基本结构，但也最容易被忽略，而光线的强弱在观察显微镜下标本时非常重要。普通光学显微镜的调光装置包括光源、集光器和光圈[3]。在观察标本时，并非光线越亮越好。如果视野范围内的光线太强太亮，会造成所观察的标本各部位的亮度低反差，导致有些结构模糊不清。如观察蛔虫卵形态结构时，若视野范围太亮，则只能观察到虫卵的大体形态，而卵壳内部结构就非常模糊。若把亮度调整至明暗适中，就可以看到清晰的蛋白质膜和新月形空隙。另外，视野光线太强还容易刺激学生眼睛造成视疲劳。
现在的北京，也最大限度地靠近上海了。相亲的时候，不仅讲究房子在南城北城，还要分清楚是在三环以内还是四环以内。开的车，戴的表，女孩子的包、手机，以及身上散发的香水味道，都成为身份的象征。然后根据身份，展示人情冷暖，人面高低。
现代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情味的消失。现代化程度越高，消失得越快。好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了，人们通过外表，迅速对一个人做出估值判断，然后按这个判断跟你打交道，万一错了，一个衣裳破旧的人原来是个富翁，那么他们也会迅速加以调整，按你的实际价值跟你打交道。这样的社会冷漠、残酷，但规则简单，所有人都被明码标价，所有的事儿也明码标价，干什么事儿，干到什么程度，你按这个付费就完了，没有那么多啰唆。
当然，现在的北京和上海，人的价格，除了金钱的尺度，还有一个权力的尺度。掺和了权力的市场，权力的大小，自然也是有价格的。人际关系，当然也是如此，这一点，相信相亲市场上，也是能分得清爽的。
关系这样简单化的社会，在给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烦恼。随着人情味的消失，人与人之间的正义感似乎也在消失。一个单位，多年的同事，明明有人明显遭遇到了不公，但是没有人出来讲话，你冤出大天来，人们就当没看见。熟人之间都如此，陌生人之间就更可以闭上眼睛了。一个单位，人们都知道谁的价格是多少，其中金钱和权力的含量都是不含糊的。得罪一个人，因此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同时讨好另一个有权势的人作为抵充，是没有人乐意支付的。
估计现在有吊抚叛徒的勇气的人不会太多了，但能够给落难者一杯水，也许也会让这个冰冷的世界多一点温暖，让人有活下去的希望。人情味也许是中世纪的东西，但中世纪的东西，不见得都要丢干净。与其捡拾《弟子规》，不如回味人情之美。
的确，喇叭作为一种早期广泛使用的传播工具，具有接地气等优点，在农村地区曾经起过传达政策、上情下达，帮助村民获知外界信息的重要作用。但是，那是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彼时，农村传播手段有限，喇叭承担了重要使命。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如今即使在农村地区，信息传播工具也早已多样化，电话、手机等早已基本普及，互联网的触角也已伸至乡村。可以说，传播介质匮乏的问题已得到解决。在此背景下，如果基层政府部门仍然将喇叭作为农村地区信息传达的主要工具，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可谓脱离了时代的需求。毕竟，无论是固话、手机，还是网络，都比喇叭广播的效率要高。
（摘自《特别文摘》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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