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生活经验与女权主义认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认识论论文,经验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2)03-0073-05
一、问题的提出：从处女膜的讨论到认识论
1996年，我在北京第一条妇女热线作志愿者。当时一场有关“如何解答处女膜问题”的讨论，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这场讨论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它促使我开始思考经验与知识的关系，思考认识论(epistemology)的问题。
事情缘起于这样的一个电话：一名未婚女性来电话，说她后天就要结婚，她现在的未婚夫认为她很纯洁，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男朋友并有过性关系。她不想破坏自己在未婚夫眼中的形象，想过一份安宁的生活。因此她求助于热线，希望帮她找到一个掩盖事实的方法。那么，咨询员怎样说才好呢？为此，咨询员们专门开会讨论。（注：当时妇女热线每两周一次研讨会，内容是咨询过程遇到的难点。咨询员全部为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的已婚妇女。）对此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有少数咨询员认为应当实话实说，就是告诉来话者：如果你真的了解你的丈夫。并相信他真的爱你，就应当在婚前直言相告。二是有多数咨询员认为，即使她觉得未婚夫是真的爱她，她也不应直言相告，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男权社会，任何一个男人都忍受不了自己不是妻子性经验中的第一人。讨论的结果是咨询员们达到了共识：不能直言相告。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直言相告的后果是，她婚后不幸福。与其让真话带来不幸，还不如用不太美丽的谎话来构造一份安宁的生活。那么“谎话”该怎样说呢？第一，可以去做处女膜修补术——这一提议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一方面大骂这样的东西居然能够存在；另一方面又感叹所谓的修补术真的有市场。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要这样地使自己受骗上当。第二，可以告诉她知识。即女性常常会在运动中无意损伤到处女膜，首次性交没有出血是正常。甚至有人拿出美国人的数据，说有研究表明，大概至少有5%的人在第一次性交时不会出血。百分比的数据一经说出，大家都认为很有说明力。最后的方案，不仅令人满意，而且充满知识的说明力。有美国资料证明，虽然没有一个人要求验证一下美国人的资料。对于我来说。它成为我今后遇到同类问题时一个较为标准的答卷。因为此后我真的使用过那“知识”，当我说出美国人研究的所谓5%时。我能感受到来话者如释重负。
这场讨论和相关的应用已经过去有6年了。在处女膜问题上社会演化得更加令人膛目结舌，今日各种处女膜修补术流行于大街小巷，其功能五花八门。这吸引我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在我们的头脑中有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新婚丈夫知道妻子不是处女的负向反映？或者说中国有关性别关系的知识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形式？第二，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是依据于客观真实？如果让一名女性能够“真实”的说出她的真，那么她就会真的不幸福嘛？以谎言替代真实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感受？知识建构的准则是什么？第三，我们已有的知识能够为妇女的生活提供怎样的帮助或生活图景？知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
总之，这有点象现象学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知识是“靠什么建构出来的？在什么基础上建构？我们能够依据什么来使自己和别人弄清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施密茨，1997,4）。哲学家阿德勒认为，知识社会学有两个研究项目，第一是研究社会环境以社会方式塑造并决定知识的具体历史形式。第二是研究一般知识的社会本质，目的是证明所有形式的知识都是由社会构造的（库什，2001）。在女性的生活经验面前，知识社会学的发展除了需要上述这两个方面外，我们还需求问：为什么是“彼”知识而非“此”知识被建构出来，被生产着的或再生产着的知识到底建构和维持着怎样的性别关系。同时出于生活经验并带着共情的“知识”（如热线中的答案）是否同样加入到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之中？对此，除了警醒之外，可以做些什么？其认识论从前、过程到结果是否可以改变？
二、父权式的意义世界
当问“我们知道什么”时，我们似乎必须回到康德和涂尔干。康德认识论的中心一直力图回答“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即“为什么有些东西能够成为知识？”康德认为，是“思维的普遍有效性”在起作用。即每个个人周围的现实世界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世界，而创造这个世界的是思想的普遍有效性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普遍有效性。涂尔干在认同康德的基本观点后提出了集体意识的概念。他认为，用个体的心灵或意识来解释思维的普遍有效性是不太适当的。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阐明了康德式主题，即“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他认为，以社会性的集体意识、集体表象可以说明康德哲学中超验感性和知识架构的根源。涂尔干认为，康德所说的先验或超验的东西是一种普遍存在，是一种在我们的知识中普遍存在的、无需经验证实的特性。这种主体的先验结构是起源于社会的，是源于人们基本经验的，这种基本经验是集体经验建构出来的，它对于个体心灵而言是先验的。
现象学进一步发展了涂尔干有关“集体经验和集体表象”的概念，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这一概念强调人不仅生活在一些特别的“生活环境”和“自然世界”里，而是生活在具有各种意义的世界里。奥地利现象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Schutz,A.)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论及“生活世界”的结构时谈到生活世界中的知识问题，他说：人在面对外在世界、理解世界时，并不仅仅在进行感知的活动，他们和科学家一样，也运用了一套极为复杂的抽象构造来理解这些对象，这些构造物就是“手头的库存知识”，人利用这些“库存知识”才能理解世界。科学世界（学习到的书本知识）为人们提供了一部分“库存知识”。另一部分“库存知识”则是人的生活历史提供的。舒茨称人的生活历史为“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或“履历情境”（杨善华，1999,23）。
当我们面对性别关系的知识时，实际上就面对了丰富的“库存知识”，这些“库存知识”的本质或特性是“父权式”的，表现为指向男性利益。因此，人们是生活在一个父权式的意义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两性生活获得了先验性的意义，形成了日常生活中常识性思考的定型化。
首先，当问“我们知识什么”时，不得不说女性知道的是男性的知识，女性是以父权式的方式来定型其思维模式的。第二，父权式的意义世界建构着各种或新或旧的知识，这个建构过程中是个不断命名女性经验的过程，各种“库存知识”以划边界的方式来命名女性生活经验，就如前述所说，女性的婚前性经验可以被叙述为从没有发生过，因为在一个父权式的意义世界里，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意味着“不好”。知识建构一个重要机制就在于无论男女在叙述层面上不得不操着男性的话语，这些定型化的知识受到社会支持，并被视作理所当然，可以不言自明，可以不经过任何检验，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被人们视为是“真实”(truth)的。第三，父权式的意义世界还是个关系世界，在这个关系世界里，每个人都成为建构他人意义世界的能动者。我进行的一项有关女性性知识获得的访谈中，一个女大学生这样说：“我清楚地记得，在我没有上小学之前，我对孩于是怎么到妈妈肚子里的问题感兴趣，我以为，它一定是种在里面的，那么我的肚子里也会有这样的种子，并会随着我一起长大。因此，我就对妈妈说，我知道孩子是怎么到妈妈肚子里的。可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妈妈就痛打起我来，说不准再说这样的话，说这样的话就是个坏女孩。”父权式的意义世界并不是一定由男人操作着，而是由一切的人，也包括女人。它不断对女性经验复制出父权式的意义世界，妇女的日常生活被这种男性化知识异化和客体化。
三、女权主义的认识论
生活在父权式的意义世界里，女权主义虽然步履艰难，但一直在寻找着突破的方向。为了使女性的生活经验得以复原，女权主义学者力图建立全新的认识论。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一置疑种种二元论；二强调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即使是被建构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三致力于从行动层面赋权妇女(Joey Spague and Mary Zimmerman,1993)。
（一）置疑实证主义。女权主义认识论首先对实证主义的科学客观性进行了批判，并对蕴涵在研究过程中权力关系进行了反思。
实证主义强调独立于主体经验的可观察的客观现实，看重理性、抽象和定量。数学家出身的社会学鼻祖孔德认为，我们只能“确信”通过不带感情色彩观察实证数据才能揭示隐含的规律由此得来知识。因此它要求研究者具有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研究者在研究时要把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划分开，要尽量保持中立，由此才能使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可信性。女权主义者认为，研究者是具有主观意识的个人，她或他的价值判断将会左右实际的调查过程和对资料的筛选。如前所述，当面对“处女膜”问题时价值选择就出来了，我们不得不问“回答是为了谁？“如果是为了妇女，那么又是为了妇女的什么？”“是为当时当下的妇女？还是为了妇女整体？”
女权主义者在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进行反思的时候，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即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是否是可取。如果如实证主义方法所要求的研究者必须与其研究对象相分离，那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均被忽视了。这种做法不仅是不可能的，同时它还是意义或功能的，它产生着负面的权力关系。因为多数研究是建立在未经检验的男性假设基础之上(MacKinnon,1982;Smith,1987)，知识复制着传统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因此，所谓的客观性不仅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性别偏见的。史密斯深刻地指出，各种研究都是在各种权力关系中进行的。第一，研究者一般比研究对象对情况有更多的控制；其次，研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在更大社会范围内助长了特殊的权力结构(Smith,1987)。哈丁指出，纵观各种对妇女和性别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方面，我们一直能够使用这些学术话语去阐述我们想要论述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些我们一直借用的分析妇女和性别关系的研究框架中从没有妇女的经验，当我们开始用妇女的经验去替代男性的经验时，我们立刻面临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些概念和范畴使妇女消失了(Harding,1986)。
（二）建构新的认识论。1970年之后，一些女性学者用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妇女的生活经验并建构理论时遭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此她们便开始试图建构女权主义全新的认识论，发展出三个有关知识的新理论：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feminist shandpoint)、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feminist empiricism)和后现代的女权主义理论(feminist postmodernism)。
1、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也可以称之为女性立场理论，它假设每个性别都有一个立场，这一立场导致了男女在思考对象和思维方式深刻的差别。这一理论承认个人经历具有多样性，妇女的立场也具有多样性；但更强调妇女与男性相区别的立场；强调（承认自己理论可能会有片面性）所有关于社会的知识都反映了认识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任何对社会的认识都可能带有偏见，不可能存在超越个人社会立场的对社会及其社会性别的全面理解。这一理论也并不认为妇女立场在研究弱势群体中会具有优势，而是同样具有片面性，但却是一个需要表明的立场。因此，有心的学者会注意到，所有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都在前言中首先介绍自己的背景，如一个黑人妇女或一个女性恋或一个女性中年社会学家等。
史密斯(Dorothy Smith)和科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史密斯提出和发展了“妇女的立场理论”的认识论；科林斯则发展了“美国黑人妇女的立场理论”。史密斯和科林斯的立场理论深受马克思和曼海姆等人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曼海姆的思想中，认识者的立场受社会阶级的影响。史密斯认为认识者的立场受性别影响；科林斯认为认识者的立场受种族和性别的影响。她们批评了社会学中广为接受的所谓认识者具有共同立场的观点，并指出这些所谓的共同立场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立场。
科林斯描述了美国黑人妇女独特的文化，美国黑人妇女反抗统治秩序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共同压迫，这使她们拒绝白人男子“要么这样／要么那样”(either/or)的非此及彼的思维逻辑，而是在日常生活和知识生活上选择互动的(both/and)思维方式。科林斯将“实证主义”描述为“欧洲男性的认识论”，它不适合于理解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她将实证主义定义为寻求“客观普遍真理”的尝试，“科学家试图超越个人的价值观、兴趣和情感，试图成为自然的观察者和操纵者”。她认为这种认识论不仅将认识的主体变成了客体，还缺少情感、道德和价值观，使知识体系的建构充满“论战式争论”的方式。与史密斯一样，她认为社会学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助长了压迫黑人妇女的体制。
对史密斯和科林斯而言，社会学中那些想当然的概念、语言和写作风格等都是由男性创建的、异化妇女的、支持父权制的统治关系或统治秩序的。由此她们受到其它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的赞同。为了避免使用标准的“男性”的概念工具，社会学家应从进入妇女日常生活开始进行研究。科林斯认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认识论是用学者“自己的设身处地的具体经历才能表达黑人妇女的立场”。由此，从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向着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发展。
2、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女权主义的经验理论更象是一个可操作化的程序，是从研究方法上对认识论的改变。它强调倾听妇女的经验，并赋予这些经验以价值。女性生活经验的价值在于在男权社会压抑下的女性所提供的知识是与传统知识不同的，它能够提升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因为在现存的概念框架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方法是由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建构起来的假设和信仰，在已有的研究中，妇女是“被适应”进各种理论模式中的。确立经验的价值在于说出现状，说出真实。
因此，这些的经验理论不仅适合于女性也适合于一切底层的或弱势群体，或适应于对于阶级和种族的研究。因为这些人群的经验都长期被忽视或被替代，揭示这种被客体化的经验本身就非常具有意义。任何特定时间上的知识或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当时数据资料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上。因此应当重新发现女性生活的经验，由此打破原有的理论构想；使资料获得重新解释，“打破男性知识的神话”是女性经验理论关键的一步。展示女性日常生活的经验，能够引导出新的概念和理论。
科林斯则进一步综合了经验理论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她提出了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1)知识应当来自对话和研究者作为主体的参与性活动；(2)个人的经验、情感和共情是求知过程中的核心；(3)社会学家应当具有个人道德的责任感(Collins,P.H.,1990)。
3、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事实真理”这样一回事，女性的经验或叙述不再仅是反映女性的被压迫的事实，而且“叙述”本身也被视为建构权力和压迫关系的力量。康纳尔认为，话语和叙述体现着社会性别秩序，话语场成为支配与被支配、建立霸权与抵制霸权等关系运作的场所(Connell,R.W.,1990)。
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学者利奥塔和福柯有过精彩的论述。利奥塔的提问方式是，“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利奥塔尔，1997,14）。在他看来，话语游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话就是斗争，语言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竞技。第二个原则是：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微不足道的“自我”或“个体”处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网络中，人们“处在不同性质的陈述经过的一些位置上。即使是最倒霉的人，他也从没有丧失有关这些陈述的权利，这些陈述一边穿越他，一边确定他的位置，他或者是发话者，或者是受话者，或者是指谓。……或者更简单地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它立即确定提出问题的人、接收问题的人和问题的指谓：因此这个问题已经是社会关系了。”（利奥塔尔，1997,32-33）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进一步把语言上升为符号暴力。在他看来，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而且也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任何的语言总是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的生产关系结构取决于言说者之间的符号权力关系（杨善华，1999）。
女权主义者更进一步的看到，带有情感的劳动是女性生活经验的本质，而我们却没有发展出合适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当一个社会对生活某一层面发展出一整套描述的语言时，往往说明这一层面是该社会认为重要的(Adams & Ware,1989)。女性的无声并不是她们的语言能力不足，而是她们被排斥在规范权力的语言系统之外。
四、研究：从女性经验到理论抽象的过程
如何从女性生活经验层面进入到更加抽象的、系统化的、能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对话的研究层面，是女权主义研究的当务之急。这意昧着学者应如何从描述妇女日常生活的层面进入到对父权制、种族制、等级制的体系中用更抽象、更理论化的研究中。使用扎根研究方法、摒弃二元论以及重构语言都是重要的尝试。
（一）扎根研究方法。扎根研究方法是一项由人的经验开始，又回归到人的生活经验的探索过程。不但研究主题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观察，也将因此建构的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这种从经验到经验的方式正是扎根研究方法的理论贡献。扎根研究方法强调逻辑关系，它是边收集材料，边检验的循环过程，研究者通过比较而进行思考，通过比较现象间的异同，而显现出研究对象的普遍特质，由此提升出概念。再经过不断的比较而发现造成现象差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因素。“比较经验”成为扎根方法的重点，由此找到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发现现象间的联系（胡幼慧，2001年，47-74）。
扎根研究方法对于女性经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除了能够倾听女性的生活经验之外，还能够在进入到更抽象、更理论，也就是更有说服力的认识论层面。
图：建构理解女性生活经验的认识论阶梯
认识论贡献：回到生活经验
用女性经验改变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
社会学的想象力
建构概念间的联系，即女性生活经验与社会诸因素间的联系
理论化妇女问题
通过比较性别间的和性别内的生活经验的差异提练概念
女性生活经验
日常生活中经验到的各种：活动、身体和态度
（二）反对二元论及其整合研究方法。方法是为人所用的，大的原则确立之后，具体的研究方法便成为顺手可得的工具。由此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可以得到良好的整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不矛盾，皆是理解和认识人们生活和社会的方法，两种方法可以同时存在或相互补充，以建立起对于经验世界的认识。
这种分歧不在于个体的方法，而在于要摈弃二元论(dualism)，实际上有关客体与主体、理性与情感、抽象与具体、定量与定性等并不是一分为二或非此及彼的。研究者的任务是整合这种二元关系。
（三）语言的转变。在现实的世界，语言限制着我们的认识能力，因此有必要建构新的语言背景。否则在现实的两性权力世界时，女性依然无法摆脱被剥夺、被歧视和被客体化的过程，因此为女性赋权的第一步似乎应当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以“家庭暴力”一词看，10年前“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一词根本不存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并不知道Domestic Violence一词应如何翻译。事实上，我们没有“家庭暴力”一词并不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女性不会受到男性的攻击。问题是中国妇女接受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念，把被打看做是一件常态的家庭内部事务。虽然她们身心受到伤害，她们接受的社会化太强，以至于没有人把其视为问题。甚至10年前，有人说中国几乎没有家庭暴力存在。但随着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中国在话语层面上开始公开使用“家庭暴力”一词，甚至新《婚姻法》也已经把反对家庭暴力列入其中，我们甚至看到在中国的家庭暴力数量有所增加。也是说，客观事实的揭示是伴随着话语的出现而不断被括清的。那么，如果继续用“打老婆”一词来认识家庭内部的丈夫对妻子的控制，可能更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经验的世界。对于“强奸”、“婚内强奸”等话语的变化也将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女性生活的现实。
【收稿日期】2002-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