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政治深度调整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度论文,政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世界政治的深刻变革和调整愈显突出。其特点不仅表现在新兴经济体迅猛发展对世界政治演进的深刻影响上，也表现在主要发达国家为维持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地位而进行的内外政策调整上，还表现在新议题大量涌现对世界政治基本范式的冲击上。本文将围绕这三个特点展开具体分析。
一、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推动世界政治深刻调整的重要力量
新兴经济体近年来迅猛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变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在全球化、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它们正成为塑造世界政治变迁的重要力量，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实力加速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明显增大，推动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无论按市场比重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印、巴、俄等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因素。从整体经济实力来看，截至2007年末，中、俄、印、巴“金砖四国”集体进入世界经济十强之列的趋势更加明显。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时期的最高水平，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2007年增长率达到11.9%，经济总量赶超德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外汇储备已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巴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进入世界经济体十强行列。印度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即将跨越万亿美元，进入世界经济十强行列的态势日趋明显。尤为突出的是，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拖累、整体经济形势已显疲态的发达国家相对照，继“金砖四国”之后，以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阿根廷为代表的中小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总体在高位运行，增速连续酉年达到8.1%，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伴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兴经济体不仅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次区域合作组织机制建设，也成为塑造主要全球性及跨区域国际组织机制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和中国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与《保障国际信息安全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巴西、阿根廷等国推动成立南方银行、南方共同市场议会，并参与筹组南美国家共同体首届能源首脑会议，与委内瑞拉等国共同发表《玛格丽塔宣言》，宣布成立南美能源理事会及南美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组织，建设南美天然气管道，同时酝酿将南美国家共同体改为“南美国家联盟”，全方位推进拉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印度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态度转趋积极，推动南盟设立“帮后进”机制，并首先承诺在2007年年底前向经济最不发达的南盟成员国开放市场，免除其产品的进口关税并放宽人员签证审批。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中小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和推动东盟组织机制建设，各成员国签署《东盟宪章》、《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东盟环境可持续发展宣言》等文件，力争在2015年使东盟形成类似欧盟的单一市场，使东盟摆脱松散机制、向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性组织转变。
在全球层面，通过印度、巴西等国的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协调员”先后推出两份关于“中间方案”的报告，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性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并倡议在2008年举行相关国家的政府间谈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完成建章立制工作，中国、印度积极推动理事会设立定期普遍审议机制，规定世界各国每隔四年都必须接受人权状况审议。为防止某些发达国家滥用国别提案，中国还积极团结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对国别提案的适用标准进行修改，“主席案文”明确提出国别人权提案最好至少获得15个成员国的联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速推进增加中国、韩国等国家投票配额的改革，并表示要提升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国在IMF的影响力。世界银行新行长佐立克提出世行新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同新兴经济体的协商合作。八国集团则在德国峰会上达成“海利根达姆协定”，确立加强同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大国协商的“G8+5”新机制。
第三，新兴经济体积极探索自身发展模式，世界政治中的发展模式呈多样化特征，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影响力相对下降，促使世界政治的深度调整开始超越物质层面的国家力量对比，进而向制度、模式等软实力领域纵深发展。例如，俄罗斯政府倡导主权民主，政治上否定全盘“西化”，经济上对能源等战略行业加强控制，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俄现阶段的主要政治经济政策，主张利用国家权威构建俄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法律条件和市场经济因素，并依靠能源优势和军事实力重振俄的大国威望。印度政府经济上主张通过国家干预解决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病，文化上则筹建甘地学院以提升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同西方国家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独立发展，既强调要保持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体制，也强调要坚持印度自身的社会、文化特性。中国政府稳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影响力继续上升。
二、主要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化、
多极化而加速政策调整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迅猛发展，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意愿有所减弱，内外政策调整进一步加快。这是当前世界政治深层调整的又一特点。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内外政策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加快推进以增加经济竞争力、提高社会凝聚力为特征的国内改革，以维持、提升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加强自身竞争力的举措更显突出。欧盟设立“全球化基金”，扶助弱势产业转型。法国酝酿成立“全球化委员会”，从宏观上指导应对全球化挑战。日本制定“亚洲门户战略”，充分发挥金融、贸易、科技优势，加快提升国家竞争力。与此同时，它们还增加了对国内由于职业、禀赋以及能力的差别而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难以获取、维护自身利益的弱势群体的帮扶，以弥合社会阶层矛盾与贫富差距。
二是加强保护主义政策，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当前发达国家经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色彩有所上升。在外来投资与主权基金问题上，美国全面修改外来投资审查制度；德国拟修改《对外经济法》以进一步限制外国资金投资的范围；法国则推动欧盟将防范主权基金纳入讨论议题。在贸易问题上，美、法继续在农产品保护上采取强硬态度，并将多哈回合谈判破裂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法、德则提出欧盟应加强对成员国的贸易保护以应对外部竞争。此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针对移民的管控也更趋严厉。法国宪法委员会批准基因检测条款加强甄别以血亲团聚为由而进行的移民。英国政府首次公布新移民规定细则，实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倾向更加明显。美国国会提出获两党大多数议员共同支持的强硬移民法案。日本政府要求外国入境者，特别是外籍定居者留下掌纹和照片，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第二个采取此类政策的国家。
三是加快外交政策调整，以维护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因面临的内外问题凸显，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为维护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彼此正加强合作，协调步骤。在经济领域，欧美签订《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深入推进大西洋两岸的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强调要对所谓的第三方采取共同政策，并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制中加强合作。欧盟通过《里斯本条约》，在政治整合上迈开决定性步伐；欧洲各国在对外事务中的协调性继续增强，共同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趋向更加突出。此外，主要发达国家还推动所谓全球“民主”国家间合作，试图规范、分化、制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布什政府提出“亚太民主伙伴计划”，发表《2007-2012财年战略计划报告》，适度收敛在中东等地推行的“民主改造计划”，更加关注中、俄等大国的崛起，对中、俄的人权外交有所增强，将中、俄等所谓“非民主”新兴经济体大国与印度、巴西等所谓“民主”国家加以区隔的政策走向有所显现。德国默克尔政府明显加强对华人权外交，并强调同印度合作的价值观基础。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民主国家”定位更加凸显，并将意识形态合作列为日印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主要发达国家还加快推动相关国际组织机制调整，以规制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例如，八国集团加大对中、印等国气体排放问题与主权基金问题的施压；G7财长会议把诱压人民币汇率加快升值和如何管控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主权基金列为重要议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出台了新金融监督协定，为外部干预、监管发展中大国的金融体系和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世界银行的新任掌门人佐利克则加大分贝，呼吁中国等在国际开发协会中承担更多责任。
三、各种新议题对世界政治中固有基本范式的冲击愈益凸显
世界政治深刻调整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世界政治固有的基本范式正日益被各种新议题、新趋势所打破。2007年世界政治中涌现出以气候变化、太空与极地问题为代表的新议题，并对世界政治的固有范式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首先，新议题的发展进一步凸显出以主权国家利益为依归的世界政治范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从气候变化议题来看，由于各国国家利益千差万别，各方的谈判目前仍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中，美国的态度最为僵硬。美国虽同意参与联合国主持的相关谈判，但对后《京都议定书》谈判中有关各国具体减排份额的分配仍心存保留，至今不愿就具体承担的减排责任做出让步，试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温室气体减排新框架。从太空议题来看，各主要国家不顾联合国《外空条约》及《外空原则宣言》等国际规则、机制中和平利用外空的原则，为谋求战略优势加快推进太空开发计划，有进一步刺激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趋势，严重损害了人类和平利用太空的共同利益。从南、北极议题来看，相关国家为争夺这一地区的各种资源，加紧推进开发计划，进一步加剧了极地冰层的融化速度，给全球的环境变迁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新议题的发展凸显出以政治、军事利益为直接目标的传统国家间的“高端政治”外交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强及全球性问题日益上升的趋势，各国外交的重点开始日益转向牵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多利益的国际组织、机制的调整与构建。与传统的外交议题不同，新议题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其要实现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单个主权国家的安全福祉，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二是这些议题的解决，不能再依赖于单个或某几个主权国家使用的传统强力手段，而是要由囊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全球社会共同行动，在各方相互协商、合作的基础上，通过现有或未来可能达成的国际机制加以实现。
在此大背景下，各国围绕新议题所展开的外交明显加深了对国际机制、规范的倚重。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各国外交主要围绕《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构建展开。在2007年底于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未来国际减排机制的构建展开交锋，最终在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上取得一致，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规定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重大关切，强调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资金等“四个轮子”共同驱动；明确规定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谈判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在南、北极问题上，相关国家解决争端的谈判也主要是围绕国际规则、机制展开。在外空议题上，能否坚持联合国制定的外层空间法规与和平利用外空原则，能否早日签订《外太空非武器化条约》，成为当前各国间相关斗争的焦点之一。
第三，新议题的出现进一步凸显出旧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划分越来越难以描绘世界政治的基本现实，传统的同盟体系与合作关益已本能全面反映各种力量在新议题领域内的分化组合，各国主要依据自身的具体利益，确定其在具体问题领域内的政策取向。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内部分化则更显突出。例如在巴厘岛大会上，美欧矛盾进一步发展：美国不愿就具体承担的减排责任向欧洲让步，而欧盟则力图将发达国家减少25%-40%排放量的目标写入巴厘岛“路线图”计划。在建立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市场问题上，美、欧、日因话语和主导权之争，矛盾重重。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汤加、马尔代夫等小岛国因担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加强合作，力压发展中大国在温室气体减排安排中承担更多责任。
新议题的争议和解决是世界政治深刻调整的一种表现。在世界政治进行深刻调整的形势下，有关各方为获取新格局、新机制主导权而在外交上进行的折冲樽俎正日益发酵。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崛起，伴随主要发达国家政策调整的进一步展开，伴随各种新议题的大量涌现，世界政治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