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执政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英国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面对这些挑战，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审时度势，图强自新，适时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思维模式和治国方略，力图走一条介于“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和“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新自由放任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老右派”[1](P25)之间的新道路。1997年5月，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提出了“布莱尔主义”，标志着“第三条道路”(注：本文使用的“第三条道路”概念如无特别说明均指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正式出炉。此后，又经过三次“第三条道路”国际研讨会的炒作，“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广为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条道路”业已成为全球争论的一个热点，在此背景下，了解“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以英国工党的执政实践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第三条道路”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一
“第三条道路”并非是一个新颖的词汇，在历史上，许多政治集团都曾使用过这一术语，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冷战时期即被看作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是，“第三条道路”概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为人知，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政策方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三条道路”更多地体现了超越和创新的特质。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逐步激化，出现了各种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传统的政策思路已经捉襟见肘，不能应付日益严峻的形势。如何使资本主义度过难关，实现“现代化”，成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三条道路”才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强调在资本主义范畴之内“超越左与右、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在一定程度上，“第三条道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站在全新的高度，从全新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和考察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并试图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充分体现了一种探索的努力。无怪乎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权威安东尼?吉登斯自豪地宣称：“第三条道路不但没有放弃社会正义和团结，
而正是今天追求以上理想的唯一手段，它决非不能处理不平等和企业权力问题，而正是当代世界达此目标的唯一有效途径。”[2](P29)
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了创新性发展和改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第三条道路”声称要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革故鼎新，走一条“非左非右非中间”的新道路。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一般都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而在“第三条道路”的视野中，社会主义的概念已被淡出。“第三条道路”提出后，西欧社会民主党纷纷修改党章，去掉其中带有社会主义标识的内容，表达了同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的坚定决心。“第三条道路”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实现了向资本主义的回归。其二，在政策层面上，“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完美结合。“第三条道路”宣称要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奋斗，但它却较多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相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更加务实，更多关注的是解决实际的问题，而非追求一些美好动听、虚无缥缈的目标。其三，在思维方式上，“第三条道路”体现了鲜明的创新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偏执于社会民主的目标，始终把“自由、公正和互助”作为基本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理论和思维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和挑战，“第三条道路”以创新性的思维模式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大胆的扬弃，既保留了其部分合理的内核，又吸收了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有益成分，实现了一种超越和融合。正是由于“第三条道路”在这三个方面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作的创新性发展和改造使得它具有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较强的时代气息。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样板，正如吉登斯所说，“第三条道路”是由不同的政党和政府的思想汇集而成，共同构成了一条“第三条道路”的宽广大河。但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1.“第三条道路”主张超越传统左、右翼政治力量，扩大自身社会基础。在基本价值观上，“第三条道路”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打破传统左右两分法，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希望以此团结更多的社会阶层。由于西方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和冷战的结束，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传统“左、右”翼力量分界日益模糊，“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主张对自身进行革命性改造，同时用新的政治思维模式处理棘手问题。
2.“第三条道路”主张实现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建立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第三条道路”一方面放弃了国家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放弃了市场是恶的伦理判断，认为市场和国家都是经济运行的必要的调控手段，力图建立一种富有活力的能够克服纯粹的市场或政府主导型经济缺陷的“混合经济”模式。
3.“第三条道路”主张实现社会公正、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寻求更好的社会治理模式。“第三条道路”声称要建立“参与制社会”，强调社会公正，重视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大胆改革福利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增加教育投资，采取措施降低失业率，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和谐、更加团结的社会。
4.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上，“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大国和地区合作，构筑西方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不再是单纯的民族国家，全球化的客观进程要求超越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球治理机制。同时“第三条道路”注重捍卫西方核心价值观念，并力图在全世界加以推广，其国际战略的宗旨是要建立一种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全球化潮流。
“第三条道路”提出以来，在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各国的政策实践也有较大的不同。在各个倡导“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中，英国工党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这不仅因为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是“第三条道路”的“领路人”、“鼓吹者”，“第三条道路”沾染了较多的英国色彩，更重要的原因是布莱尔领导的“新英国”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实验场，在各国的“第三条道路”中，英国的“第三条道路”最具典型性。
二
1997年，英国工党在野18年后重新上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英国工党执政的基本思想纲领。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外交等各个方面工党都大力实践“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原则，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2001年，英国工党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说明选民对工党过去4年“第三条道路”执政实践的肯定和支持，英国工党执政优势日益凸显。
1.政治方面。
全球化时代，各个政党和政府都在寻求满足当代社会的需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治的革新。在英国，新工党就是新政治。英国工党曾连坐18年冷板凳，为了重新振兴工党，赢得大选胜利，布莱尔打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宣称：“我们的党是新工党，我们的使命是建设新工党、新英国。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繁荣、安全、团结，这就是新工党，这就是新英国。”[3](P64)
布莱尔上台之后首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说：“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的纪念碑。”[4](P35)为了摆脱党内反对派对改革的阻挠，布莱尔主张工党由阶级的党向大众的党转变，剔除了工党党章第四条的“公有制”条款，强化党的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少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政策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性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了工党的根本性变革。
“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性原则。”[5](P73)英国工党上台之后，对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力图使政府朝着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在政府改革中，工党提出了“整体型政府”的概念，协调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英国工党还着手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自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职能，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宪政改革是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中心思想之一，也是工党重新上台以来在政治上的最大功绩。长期以来，北爱问题困扰着历届英国政府。布莱尔上台伊始，就力图通过“分权”解决北爱问题。1998年4月，北爱各方打破僵局签订和平协议。1999年6月25日，北爱地方议会举行选举，使北爱真正迈出了走向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步。工党政府在地方分权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999年5月6日，苏格兰、威尔士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两地均获胜利，新成立的地方议会除防务、外交、财政等重大问题外享有较广泛的自治权，至此，英国宪政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
为了寻找新的方式使公民参与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政策决策过程，1999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上院改革白皮书，揭开了酝酿已久的上院改革序幕，同年10月26日，上院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在三读程序中以221票赞成，81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政府改革上院的议案。该议案决定，除保留92名世袭议员外，其余世袭议员在2002年议会选举前将失去在上院的参政权和投票权。废除英国上院议员的世袭制是布莱尔政府对英国宪政体制的最大变革。有着600年历史的上院议员世袭制的废除对改善英国的政治架构，维系政治的稳定将起到长期的作用。
2.经济方面。
1997年5月工党政府上台以来，英国经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02年英国经济连续第10个年头保持增长，创下了一项英国历史上的新纪录。目前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长期利率均为近40年来的最低点，失业率也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与其他欧洲大陆邻国高得多的失业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工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不俗表现赢得了百姓的普遍赞誉。
“新经济”是“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主张之一。“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应该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建立“有活力的现代经济”。布莱尔呼吁那些关注社会公正的人更加关注经济的增长。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第三条道路”放弃了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对立。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基本上接受了撒切尔主义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遗产，并且迈出了新的步伐。布莱尔明确表示：“在经济方面，我们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主义也不采取国家干预政策。”[1](P26)
1997年工党上台后，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紧缩财政政策和抑制通货膨胀，注重充分就业，并且对金融政策做了重大改革。工党政府努力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使得英国的经济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政府大幅增加公共开支，根据预算，在从2001年到2003—2004年度的三年里，政府总开支每年将实际增长2.5%，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政府扩大公共开支，追加国民保健服务、教育、交通等部门的投资，有力地刺激了英国经济的周期性扩张和繁荣。
在新的任期内，针对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和英国制造业可能衰退的状况，布莱尔政府决定在工业生产方面增加投资，鼓励技术创新，缩短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规划论证程序。布莱尔政府还计划简化公司法，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英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还鼓励外国企业到英国投资，新老投资者将享受同样的待遇，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机会。是否加入欧元也是布莱尔新的任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布莱尔表示将创造有利条件，选择时机通过全民公决推动英国尽快加入欧元。但布莱尔尚不会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于近期举行全民公决。
此外，布莱尔新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将倾向于让低收入家庭受益。预计将通过减少10亿英镑的税收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放松前4年奉行的财政型紧缩政策，扩大开支，完成大选期间向国民许下的增加社会服务的诺言。
3.社会政策方面。
在社会政策领域，工党政府最大的动作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历史上，英国的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安全网”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它却暴露出严重的弊端：财政开支过大，制度不严，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培养了一部分人的懒惰情绪。为了清除这些弊端，1998年4月，工党政府公布了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在该文件中，工党提出了新福利制度的8项原则：(1)围绕“工作观念”重塑“福利国家”。(2)实行养老基金来源多样化。(3)重视教育、医疗、住房问题。(4)扶助残疾人。(5)保护儿童。(6)整治社会不良现象。(7)清除诈骗行为。(8)建立灵活有效、简单易行的现代福利制度，勾画了到2020年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新蓝图。
教育为本是“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布莱尔强调，“教育、教育、教育”是新工党政府的优先发展目标，认为对教育的投资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可能性再分配”的关键。据联合国1999年统计，英国的文盲率是22%，而美国和德国则分别为21%和14%，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教育。仅1999年，英国政府额外投资教育的费用就高达300亿美元，占预算比重的2.9%。政府还对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了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调整了科技政策，力图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技术，确保英国在知识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社会政策领域工党政府的另外两大举措是提高就业率和打击犯罪。新工党政府提出了“让能工作的人有工作，让不能工作的人有保障”的口号，通过“新政”给公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999年，英国的就业率为75%，而整个欧盟却只有61%；2000年英国的就业率为71%，欧盟为62.2%；1997年以来，英国的失业率逐步从5.3%降至3%左右。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还实行严厉的打击犯罪的政策，加强社会治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工党打击犯罪的政策标志着“新工党成功地打入了托利党传统的政治领域，同时保持了它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金等‘自己擅长的问题’上的领导地位。”[6]
4.外交方面。
“第三条道路”虽然主要是针对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提出的，但它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中也有值得关注的表现。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第三条道路”认为国家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和全民的国家，应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推行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据此，布莱尔提出了“新国际主义”，妄图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建立美英主导的国际安全机制和国际关系规则。
布莱尔上台后，强调新政府在外交方面的使命就是“重塑英国”，改变英国沉闷、守旧的形象，赋予英国创新、自信、活力的特征。布莱尔政府的外交工作总方针是：(1)谋求恢复英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2)同美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3)建立强大的防务；(4)强调道德准则、人权和自由贸易。布莱尔积极谋求改善同欧盟的关系，使一度跌入低谷的英国和欧盟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布莱尔还利用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成功发
挥了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些成绩都为他二度连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看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次于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有条件的。为了捍卫所谓的价值观，发动战争也是必要的。在国际事务中，英国注意加强与美国的协调，凡事都紧跟在美国后面，积极发挥所谓建设性作用。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实质上就一场在“新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第三条道路战争”。9·11事件发生后，为报复本·拉登及其支持者，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英国工党政府再次当仁不让，派出军队参与阿富汗战争及事后的维和行动，美英特殊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三
从1997年布莱尔提出“布莱尔主义”至今，“第三条道路”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历程。其间，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英国工党在“第三条道路”思想原则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实践“第三条道路”的治国理念，对当今时代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作出了回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综观“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发展的状况，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兼而有之，积极意义是主要的。
“第三条道路”强调变革和创新，布莱尔上台之后讲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新”。在《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这本言论集中，“新”字比比皆是。“第三条道路”顺应西方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在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上选择了新的侧重点。它以超越西方社会内部左右两派分野为坐标，以解决当代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现实问题为重点，以摆脱党派、阶级之争为旗帜，试图给人们留下某种关心每一个人现实利益，为每一个人安全生活着想的总印象。“第三条道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思路，为解决国内问题开出了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药方”。如在就业和福利政策方面，通过加大教育和培训投资，帮助弱者自强；改革福利政策，鼓励自立就业。在强调经济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注重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在保证公民权利的同时，强调个人职责，严厉打击犯罪行为等，都显示了“第三条道路”非同以往的新特点。这些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国在改革实践中加以学习和借鉴。
当然，作为一种探索，“第三条道路”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布莱尔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发表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甚至布莱尔本人也难以清楚地向公众阐明他的想法。曾在1998年5月参加过布莱尔举行的讨论会的里德比特就指出：“第三条道路”要成为有号召力的政治共识，必须回答四个关键问题。它们是：“第三条道路”确实是清楚明确的吗?他能够鼓舞人民吗?它不仅是一个政府计划，还是一个可以用于市民社会的计划吗?它能够释放改善福利的经济潜力吗?遗憾的是，“第三条道路”还没有做到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第三条道路”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上还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第三条道路”要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必须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问题，必须发展一种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必须清除英国是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观点。[7]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还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第三条道路”在各国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目前，西欧社会党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基本上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展开的，主要是围绕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职能范围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力度等方面意见不一。
从表面上看，“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是西欧社会民主党为了树立新左派的形象，谋求上台执政，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和全球问题方案，建立更加文明公正的社会的步骤。但实质上，“第三条道路”是西方中左政党对传统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调整和革新，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寻求更好的出路。它力图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力图保持英国工党的执政优势。
现在看来，“第三条道路”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和治国方略，它的前途一时尚难以看清。除了它本身具有的缺陷外，更重要的是要看“第三条道路”的执政者们能否在执政期间作出令各方都满意的政绩，保持执政优势。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三条道路”对当代资本主义管理体制进行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第三条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会关系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还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