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党对论文,年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4-0107-11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为广泛传播后，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建党80年来，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领导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在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前夕，党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论定，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2]随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又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历史发展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申“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3]，确立“二为”方针（注：《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社论传达了中央提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新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简称“二为”方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4]，进一步发挥了知识分子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中的巨大作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又确定“科教兴国”战略，启动“创新工程”，发展“知识经济”，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但不可否认，在以往党的历史上，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时并不那么一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出现偏差。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时起时落，命运时好时坏，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过，同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错误和挫折面前，党总是能够发现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差，自觉地纠正偏差，调整政策，使知识分子工作重新步入正确的轨道。认真总结建党80年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6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知识分子问题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都进行了一次清理和调整。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最自觉、最全面的时期之一。本文拟对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作一考察和评论，以便吸取其历史经验。
知识分子政策出现的反复
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是知识分子政策贯彻落实得较好、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的时期。首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2]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这一定性和定位，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基础。接着，中共中央、毛泽东正式确定在文化工作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充分尊重创作自由，发扬学术民主。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问题都作了重要论述。一方面，毛泽东肯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国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都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我们应该信任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干。他还批判“有许多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5]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还相差很远。”[5](P,382)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5](P,338-339)毛泽东从世界观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5](P,384-385)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5](P,391)“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5](P,339-340)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双百”方针的认识，毛泽东说：“我们所提倡的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5](P,384)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表明了这时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方针。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给予了肯定，还批评了党内某些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同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反复，知识分子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由此，毛泽东特别强调两个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上层建筑领域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看法，为全党所认同。不能不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认识与估计是有关的。
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当成“阶级敌人”。知识分子政策越来越向“左”的方面发展。1958年5月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明确宣布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就被明确地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种种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
1958年“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很快不断暴露出来。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大跃进”有所降温。毛泽东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6]毛泽东强调要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提出要压缩空气，反对作假，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11月21-27日，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在破除迷信、干部作风和计划指标等问题上存在的错误，毛泽东又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文化部、教育部都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开始检查文化教育方面“左”的错误。
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教育部党组指出，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在炼钢和“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既要继续克服只重教学而忽视生产的倾向，又要防止只注意生产劳动而忽视教学的现象。为此对全日制学校的劳动时间作了明确规定：小学每周四小时，初中六小时，高中八小时；半日制的和业余的学校，必须恢复上课；要保证教师的时间，教师主要劳动是教学，参加体力劳动以不妨碍教学为原则。据此，各级学校统一安排教学、劳动、科研等各项活动，开始注意保证师生的休息时间。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6](P,654)
清华大学的这份材料反映了物理教研组一些党员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不正确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都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些。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现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就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组织都应当换上党员来领导。
毛泽东的批示，说明他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不满意，抓住这个典型材料及时教育党政干部要端正方向，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很快将这一文件转发给全国文教部门，并要求各地在讨论的基础上“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1959年1月12日至3月1日（1月20日至2月19日休会）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以来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会议提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学校应该贯彻教育为主的原则，发挥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纠正党员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等说法。会议还谈到学术批判的问题，认为“学术批判成绩很大，但批判得过多，打击面太广，比较粗暴”。
4月中旬，共青团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学校工作座谈会再次提出：要造成一种有利于学生用功读书的空气，纠正那种把努力读书和走“白专道路”等同起来的看法。
5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十个文件，并在通知中指出：今后的任务是，我们在学校工作中，不但要善于领导劳动，还要善于领导教学；不但要善于解决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问题，还要善于解决工农分子知识化的问题。各级党委，特别是管教育工作的党员，必须又红又专，做好工作，对于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都要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服务。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于学生，要号召他们不但做到身体好、工作好，而且还要学习好。
与此同时，文艺界也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思。1958年12月28日晚，周恩来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张子意、夏衍、陈克寒、刘芝明、林默涵等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这些部门1958年以来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指示：文艺事业指标要调整压缩，放文艺卫星的口号要取消，要认真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在紫光阁同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述了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艺工作中“左”的做法。但是，在高层领导中，对纠正“左”的错误，态度是不一致的。周恩来5月发表的重要讲话，柯庆施就不让在上海传达，北京也有领导干部挑毛病。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使得刚出现的转机很快消失。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也注意了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再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的冲击，严重损害了党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统战部觉察到这一问题，提出要注意克服不重视与非党人士合作、“清一色”的倾向，要改善和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合作。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统战部部长徐冰在会上谈了当前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弛”的方针的必要性。他说：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的形势不是尖锐，而是缓和下来，党对资产阶级人们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应当实行“弛”的方针，也就是缓和的方针。我们今天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工作重点不应该放在不断斗争上。我们要搞正面说理，和风细雨，耐心教育。要让他们多做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7]1959年元旦，徐冰在招待民主党派的宴会祝酒词中，宣布了“五不变”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起到了团结稳定的作用。[7](P,306-307)
4月1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历史任务，同时指出：“这支队伍要依靠培养新知识分子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而产生。”对于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工作，周恩来说：“近来出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就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但真诚地愿意接受党的领导，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开始深入群众，定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取得了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新经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长期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以后，已经开始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一些先进分子陆续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应当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重视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作出更多的成绩来。”[8]根据这个精神，5月上旬，在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提出当前统战部门的工作是：充分调动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服务中进行改造。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是更加和风细雨地进行正面教育，一般地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会议还认为，应该让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同职工一道参加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符合条件的，应和职工一样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7](P,306)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他明确指出：现在不是1957年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并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不搞“反右倾”运动。1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统战部的《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意见》，及时纠正了“左”的做法，受到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热烈拥护。
1960年夏，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和致公党等民主党派分别召开中央会议。参加这些党派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所以，实际上这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9]中国共产党建议和帮助各民主党派采用“神仙会”的方法，解决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三自”和“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让大家敞开思想，用和风细雨的办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达到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目的。
各党派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同他们照了相。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肯定和称赞了“神仙会”这种形式，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58年秋冬至1960年这一阶段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为1961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这次调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制定科研、教育、文艺的工作条例
科研、教育、文艺系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首先在这些领域进行。制定工作条例是其中一个关键性措施。
1960年冬，中共中央开始转变农村政策，立即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和北京地区的领导，先后召开了科学家的座谈会。科学家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列举事实，批评了几年来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强烈呼吁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一个类似《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的文件，使以后的工作有所遵循。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意见。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到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研究机构进行典型调查，征求许多科学家和干部的意见；另一方面，搜集和研究美、苏、英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料。在上述各项工作的基础上，1961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草案）》）。聂荣臻亲自把草案带到上海、杭州等地征求科学界的意见。文件修改定稿后，由国家科委党组与中国科学院党组共同署名于6月20日上报中央。鉴于几年来的政治运动搞乱了科学和知识分子政策，聂荣臻还专门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首先提出，当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工作政策不够全面，有些政策界限划得不够清楚，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谈过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以后，对红与专、“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等七个问题的政策界线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个《请示报告》与《科研14条（草案）》同时上报，请中央批转有关部门，以利纠正偏差。
1961年7月6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研14条（草案）》和聂荣臻的《请示报告》。7月19日批示同意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科研14条（草案）》。中央认为，《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应该把报告中的主要精神，由领导人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向党外讲清楚。同时，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各高等学校、大中厂矿、医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指示中还特别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目前有必要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问题，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更好地使用他们，才更有利于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应该改进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工作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运用民主的、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要切实保证他们的工作时间，要求和帮助他们踏踏实实做出成果。[10]《科研14条》公布试行后，深受科学界欢迎，被誉之为“科学的宪法”。
1961年初，教育部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调查研究入手，由中宣部、教育部党组开始草拟《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50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40条》）。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高教60条》，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工作条例时，特别指出了目前在高等学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当安排得当，以利教学。”其次就是“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
1961年上半年，由中宣部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共10条（简称《文艺10条》）。这年6月1-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文艺10条》。6月19日，周恩来为这次会议和6月8日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作出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怎样造成一种民主空气，以利调动文艺界的积极因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问题。周恩来批评了“五子登科”（定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强调要改变领导作风，发扬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他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2](P,335、337、342)周恩来围绕遵循艺术规律、发扬民主的问题，提出要发挥作家的独创性，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题材要广泛，风格要多样。他精辟地指出：“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他还批评了“白专道路”的口号。他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周恩来的讲话对制定《文艺10条》是一次重要的指导。8月1日，把《文艺10条》印发各地征求意见。随后按照党中央指示和周恩来的意见以及各地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由陆定一主持修改，最后压缩成8条。但直到1962年3月28日，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的文艺界代表的要求下，由周恩来发指示，《文艺8条》才送中央书记处。经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后，4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执行。
科研、高教、文艺等工作条例中一个共同的中心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其关键是与之密切相关的“红专关系”和“双百”方针的问题。这些条例较好地作出了回答并作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聂荣臻在向中央所作的请示报告中认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是给他们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但是，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强调从红的方面要求而忽视和放松从专的方面要求；红的方面，要求偏高偏急、不切实际、不加区别；有些单位简单化地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划分“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这些做法都影响了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科学人才。请示报告认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白专”这个提法不确切，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10](P,523)他还建议：“今后，各个研究机构在日常工作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10](P,523)据此，《科研14条》规定了红的初步要求，指出红是没有止境的，红的初步要求，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应当把红和专统一起来。只专不红是不对的，只红不专也是不对的，要又红又专。科学工作者的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必须十分爱护和充分鼓励。必须妥善地安排科学工作者的工作，解决必要的工作条件，定期考核他们的工作成绩。对于每个人的劳动成果，都要予以尊重和正确评价。对于每一个人在工作中的功过、勤懈的奖励和批评，应当一视同仁。《高教60条》也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但要管红，而且要管专。”“把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是在政治上进步较慢，或者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指为走‘白专道路’，是不对的。”[10](P,598-599)
关于“双百”方针。聂荣臻在请示报告中认为，在自然科学方面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竞赛。（二）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限。（三）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四）自然科学学术上的争论，有的是属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的办法解决，不能简单地扣帽子。（五）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也同样作学术问题来处理，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解决。（六）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应当允许和鼓励科学工作者提出不同意见，而不能看做是反对党的政策。这些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明确区分与具体规定，为贯彻“双百”方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聂荣臻《请示报告》中的这些阐述，在科、教、文的几个条例中都得到了体现。如《高教60条》第4条规定：“在自然科学中，必须提倡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为着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必须研究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10](P,582)《文艺8条》第一条就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条从以下三方面阐述：“（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应该丰富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三）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11]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的第一点也提出：“文艺批评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人民内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克服文艺批评中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11](P,373)
科研、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比较充分地体现中共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方针、措施。广大知识分子把它们视为这些领域的“宪法”，道出了他们衷心拥护的喜悦心情。
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确定性、定位，即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确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1957年以后，把大部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情况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并不能真正落实。而在以上的各种条例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没有明确规定。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决心重申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观点。1962年2、3月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举行（简称“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中。”[2](P,358)“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的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2](P,361)这次讲话，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进而指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必须解决好六个问题：第一，信任他们。第二，帮助他们。第三，改善关系。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第四，要解决问题。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该道歉的就道歉。他向到会的知识分子说：“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P,367)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3月4日，周恩来回北京前，陈毅跟他谈了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大意。他赞成陈毅的讲话，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2]3月5日和3月6日，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使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
3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特别说一说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11](P,309-310)这段话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贡献，政治思想上的变化作了充分肯定，表现了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厚望。更重要的是，再次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且批评了仍坚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看法。阶级属性、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确认，是知识分子政策是否能真正得到调整的基础。这一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应该说，周恩来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
三、采取两项重要措施
在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同时，中共中央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知识分子甄别平反；一是从生活上对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给予照顾。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要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规定今后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的帽子。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平反与处分”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平反。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也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10](P,515)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10](P,515)这期间，各地陆续开始了甄别平反工作。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进展不平衡，甄别平反也不可能彻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予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1958年以来在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人士，经过甄别，凡是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不留尾巴。[7](P,309)从1959-1963年，为30多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做法，改善了党与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科研、教育、文艺等工作条例中都提出了关心生活的要求。如“做好总务后勤工作，保证教学”；“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建立和改进对各类（科研）人员的考核、晋级和奖励制度”；关心他们的生活，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注意解决他们生活上、工作上的特殊需要；工作单位注意举办福利事业；等等。本着这种精神，当时对高级知识分子采取了若干从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特殊措施。
1960年8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转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从8月份开始，特殊供应他们肉（一、二级高知：4斤／三、四级高知：2斤），白糖（2斤／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2斤）。后来，因为副食品实在紧张，从11月份开始，党内高级干部供应标准比原来减少一半，高级知识分子的供应标准却没有改变。当时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采取这些措施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它对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保持他们的健康起了积极作用。
总观6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工作，范围广，力度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广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思想解放，与党同心同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为经济、科技、文化的迅速恢复、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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