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牟雪莲
[摘 要] 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往是世界历史视野下，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是基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全球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超越零和博弈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合作共赢为核心，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益至上与满足人类使用价值的需要为目的，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价值旨归。
[关键词] 民族性；世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全球化发展态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既是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性选择与价值定位，也是对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全人类性的集中表达。在世界转型过渡期与历史转折点上，如何从民族地域转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考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与方法原则，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路径选择，是亟待探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民族地域转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交互格局重组时期所提出的重大倡议，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民族地域转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于民族地域基于世界交往形成的整体性联系。世界历史作为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从相对离散的民族国家发展为有机整体的规律。《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国家问题以及不同形式的财产与所有制问题的关注，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明确了现代世界及其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历史；通过透视“现实的人”的活动，将理解历史与批判现代社会权力相结合，把世界历史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世界交往作为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成为打破地域性存在状态的动力要素，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观念结构的发展，构成了世界交往的秩序与结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生成趋势，也建立在各民族国家之间基于交往的制度化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秩序与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结构基础之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于世界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机制。伴随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原先高赢利的资产阶级产业为维持乃至提高利润率，将全球生产链转移至成本更低的民族国家与地区。产业链的转移与发展，使得原先落后的民族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中，由过去被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价值链重塑，现有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有可能超越霸权国家支配，有利于其国家利益利润分配与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于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机制，以及世界系统从单极霸权转向多极主体的趋势中，要求打破仅仅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资本体系，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世界发展的民族自觉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世界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与世界交往扩大在呈现出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时，同时引发了世界历史中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双重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矛盾尖锐化，二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矛盾解决的路径选择，需要新兴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将本民族国家改革与世界发展态势相对接，使民族国家在矛盾冲突中超越“中心—边缘”差序格局；又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求得生存空间，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思考解决问题的出路，实现各地区、各民族平等交往，在国际社会的多元性中包容共进。
二、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三）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从全球化进程来看，国际力量对比与世界格局的主要趋势是非西方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全球化主体由一元主导变为多元主体，改变了发达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独占鳌头的现象，世界步入全球化的新阶段。有学者指出，“‘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中国等新兴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扩容并非完全另起炉灶，而是通过内部改革来升级现有国际框架，是中国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4]。因此，从历史演进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是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发展中的逻辑必然，是中华民族复兴逻辑与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复兴中大国崛起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作为中国“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发展为“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历程的映照，既是确认中国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的身份，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融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相互融通。
综上，针对GarlandⅢ型肱骨髁上骨折患儿的临床治疗方法上，小切口辅助复位经皮克氏针固定的治疗方法用时短，且恢复快，同时可尽少避免并发症的几率，值得临床推广。
（一）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同质性。民族国家作为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合体，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出国界所带来的是世界交往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中，“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也存在着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的现象”[2]。尽管如此，这种为“自由个性的社会”创造发展条件的“虚幻共同体”，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如何使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以平等的规则实现其世界性的存在方式，并以其自身的发展带动世界的发展，从而促进世界历史格局自主有序地发展，是新形势下利益共同体发展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俄罗斯入境主要以圣彼得堡、伏尔加沿岸为中心。俄罗斯的外国人有80%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20%来自其他地区。莫斯科游客主要集中在德国、美国，其余来自法国、意大利、中国、波兰、日本、西班牙等国家。目前，去俄罗斯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成百万的增长，数量已经赶超其他国家，仅次于美国、德国。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莫斯科客源国家之一。莫斯科重视与中国旅游产业的市场发展，在其相关旅游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为中国游客提供便利。
（二）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共生诉求日益凸显。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80年代以后，民族国家利益交融共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利益的交融性并没有改变被嵌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在产业转型等方面的弱势地位，从而引起了某些范围内的反全球化与反贸易，全球化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导的独享利益的全球化。而“中国一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大规模的技术、资金和产品以及服务的贸易循环；另一方面，上述循环又促使中国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之间形成以制成品和原材料为主的贸易循环。这两个循环以中国为枢轴而耦合起来”[3]。由于不同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利益，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利益分配中结构的自我裂解，使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的共生诉诸于实现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与地区共享发展利益。从反面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系列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信息革命引发的“数字独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挑战使得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在共同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挑战与问题的实践进程中，正是全球化时代凸显的共同利益与共同问题将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全人类成为具有共生性与共荣性的“命运共同体”。
（一）以超越零和博弈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合作共赢为核心。人类历史的较长时期，基本是各个帝国及其相互交往的进程中，追求维持国家权力在世界范围的统治。二战“战后的重新布局将两个大国及其帝国扩张的历史推到了险要的地位，即苏联和美国。苏联将承认多元‘民族’的策略与一党制政权相结合，以在其众多的民族群体之上覆盖共产主义的网络，并激起其他地方对资本主义帝国的挑战。美国努力以新教徒的狂热，用一种令人回想起罗马帝国的方式来传播其民主的理念，并施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将市场力量和军事强权相结合”[7]。这种等级制度的共同体使得霸权国家奉行单边行径与零和博弈的思维，给整个世界的贸易、环境以及人权等问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与后果。
利益是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深层驱动力，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民族地域性、封闭性界限，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以及国际行为体实现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互依存的普遍交往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是基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差异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1]。
从内在规定性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努力建设的是“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5]。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世界的利益融合新形态，它既是对“虚幻的普遍利益的超越”，也是建立在利益差异性基础上，“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狭隘，超越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这既是国家利益实现的过程，也是对人类普遍利益和国际正义的追求”[6]。作为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良性互动的理念或倡议，也是各民族国家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最大公约数，是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的统一。
三、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齐海峰也从一个小工人，一步步混到了厂办主任。官职升了，脾气还是没见长。妻管严就妻管严吧，半辈子不都吵过来了。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在全球风险与命运共存的时代，世界发展大势与时代潮流决定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既把握机遇发展自身，又在与世界交往的互动中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写入联合国文件到成为上合组织八国政治共识，从双边层面到区域、从亚洲到全球，推动实现从理念提升到具体务实合作的实践。要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的以及价值旨归中，在包容共享理念中追求多赢与共生的新全球化潮流。
红曲红色素是最为常用的替代物之一，是红曲霉以大米为原料经深层发酵获得的，具有色价高、光稳定性强、色调纯正、pH适用范围广、水溶性好等特点，同时还具备一定的防腐作用。该色素主要用于香肠、火腿、叉烧肉、肉禽罐头等肉制品加工。郑立红等[2]用红曲红色素、辣椒红、高粱红3种色素部分代替亚硝酸盐进行实验，研究表明腊肉中红曲红色素的添加量为0.14 g/kg，亚硝酸盐添加量为0.04 g/kg时，腊肉红色稳定、色泽效果最佳，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Park等[3]用正己烷提取红曲色素，研究发现红曲色素对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的清除能力较强，红曲红具有抗氧化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8]。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既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发展空间，又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与民族国家以及区域行为体等进行合作，在多边协商中解决贸易分歧，同时要以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与合作共赢为核心。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是以“孤立的个人”观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质，以普遍关联的方式进行的普遍交换的形式，实质是在自由形式下以经济统治为核心的关系，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获利为目的的不平等交换。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要使民族国家向“人类社会”行动联合体的方式转换，以生死与共、命运攸关的思维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
（二）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益至上与满足人类使用价值的需要为目的。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挑战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资本主宰劳动问题。“国际劳动的不平等分工、世界市场中‘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和金融资本中心的霸权压迫，皆背离了抽象交换价值的等价原则和解放能力（货币作为‘普遍的社会财富’），并使得被剥夺的使用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从属的或半封建的家长制关系。”[9]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利益至上，导致了全球发展失衡，人类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在负荷预测的应用中,一般需要0～24 h内每0.5 h的负荷预测数据,算法取预测日前一天0点～24点一共48个历史数据,加上预测日前一天平均负荷值,最大负荷值,平均气温,数值天气预报的预测日平均气温作为深度神经网络算法的输入数据。输出数据是预测日0点～24点每0.5 h的负荷数据。
作为重组“新时代世界秩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10]。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致力于谋求国内富裕与跨国、跨区域的共同发展相协调，以世界各国与地区人民的共同福祉为追求，在互联互通与联动增长中，实现共同繁荣。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益至上所带来的困境的扬弃，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普遍发展的世界交往的现实性基础上，同时要按照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等需要组织社会生产，以满足“人类需要”为目的。
（三）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价值旨归。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引发了世界秩序的变革，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当前全球治理格局的失衡。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的互动要求作出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当全球治理的主体已经指向全球性，必然凸显国际机制在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历史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也即构建“新时代世界秩序”的过程，要通过发挥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家秩序的力量，在协调各方面权力的基础上，以一种非等级的、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歧的方式进行沟通与对话，并提供网络、外空等新兴领域相应的规则，健全既有的机制，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转化为一致的行动。
参考文献
[1]陈先达.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N].光明日报，2018-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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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向东，施展.全球贸易双循环结构与世界秩序——外交哲学对谈之四[J].文化纵横，2013，5：46-55.
[4]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52-53.
[5]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光明日报，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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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简·伯班克，[美]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M].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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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小埃·圣胡安.超越后殖民理论[M].孙亮，洪燕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70-171.
[中图分类号] D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1-00012-04
本文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世界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课题编号FDMYXC18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晏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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