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法语诗歌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利时论文,法语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Résumé： La po ésie francophone de Belgique a unehistoire courte,mais éclatante.Cet article donne un apercugénéral sur cette po ésie tant dans le domaine de sonorigine que dans celui de son évolution et de son d éveloppement.L'article se compose de 5 parties： L'origine dela poésie francophone de Belgique; la po ésie francophoneaprès I'indépendance nationale;
son printemps épanoui; I'entre-deux-guerres et la situation poétique depuis les années 50.
●难以寻觅的法语诗歌源头
“比利时法语诗歌”这一概念，是一个十分现代的名词，因为它的历史不可能清晰地溯源到更为久远的年代。根据英国著名新闻记者兼历史学家弗兰克·E·哈格特在《现代比利时》〔1〕一书中的看法，比利时1830年独立以前的历史，主要是被异族侵略和统治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843—1384年：洛塔林吉亚诸侯混战时期； （二）1384—1555年：勃艮第家族统治时期；（三）1555—1713年：西班牙统治时期；（四）1713—1795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五）1795—1815年：法国占领时期；（六）1815—1830年：荷兰奥伦治家族统治时期。1830年8月25日， 比利时人民在法国七月革命的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同年11月18日从荷兰奥伦治家族统治下获得独立，1831年7月21日利奥波德王子在布鲁塞尔登基， 宣誓就任比利时国王。从此，新生的比利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才有了新的希望。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比利时的法语诗歌只产生于1830年革命成功之后，事实上，这种诗歌的萌芽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前后， 只不过它往往和法国的诗歌融合在一起，很难将它离析出来。不少比利时人说，从13世纪至16世纪的悠悠数百年中，他们可以在法国文学中寻找到许多个“我们的‘让’”来，如让·德·乌特默兹、让·勒贝尔、让·勒梅尔·德·贝尔热等〔2〕， 但谁又说得清他们到底是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呢？就是在17、18世纪这些不平凡的世纪中，比利时的法语诗歌也是被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裹挟”着往前行进的。有人曾提到这一历史时期的两位比利时文学名人：夏尔—约瑟夫·德·里涅亲王（Charles-Joseph,Prince de Ligne,1735—1814 ）和玛丽—泰莱兹王后（Marie Thérèse,Impératrice d'Autriche,1717-1780 ）。前者是一个多题材的宫廷文人，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和伏尔泰过从甚密；后者是一个以提倡文学艺术著称的王室要人，她曾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一个文学艺术科学学院，但他们在诗歌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民族意义上的比利时法语诗歌的诞生，那是1830年比利时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
●独立后早期的法语诗坛（1830—1880）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比利时法语诗歌，几乎就是比利时诗歌的同义词，因为不仅仅是南方操法语的人们用法语进行诗歌创作，就是在语言分界线以北的佛兰芒语区的诗人们，也往往习惯于用法语写作。不管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法语诗人，他们常常处于两难的抉择境地：要么使自己法国化，跻身于法国诗人行列，但这会使人陷入忘记自己原有国籍的痛苦之中；要么硬撑着摸索前进，使自己区别于那个六边形国度里的诗人，但是来自巴黎的种种“提名”又对他们具有却之不去的诱惑力。
事实上，1830—1880年这50年中，比利时的法语诗歌，始终也未能跳出先是浪漫主义的、后是现实主义的总体发展模式。阿道尔夫·马蒂厄（Adolphe Mathieu,1804—1876）1830 年率先发表了《诗意般的消遣时光》（Le passe-temps poétique 1830）， 虽然在诗坛上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它毕竟是比利时革命成功后诗坛上浪漫派们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早期的诗人可以列举安德烈·凡·阿塞尔（André Van Hasselt,1805—1874）、泰奥·阿隆（Théo Hannon,1851—1916）、 埃弥尔·凡·阿伦贝尔（Emile Van Arenbergh,1854—1934）、 马克斯·瓦莱尔（Max Waller,1860 —1889 ）和阿尔贝·吉罗（Albert Giraud,1860—1929）等人。阿塞尔的《入睡的星星》（L'étoile couchée）、阿隆的《回报》（Revanches）、 阿伦贝尔的《太阳升起的时刻》 （lever de soleil）、瓦莱尔的《如此这般》（C'est ainsi ）和吉罗的《召魂》（Evocation）等诗篇，曾令后人激动不已， 不过他们的总体诗歌成就却不可能与下文将要论及的诗人们的显赫贡献相提并论。
●诗歌创作的春天（1880—1920）
1880年，比利时法语诗歌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诞生了一批先锋派的杂志、探索新诗歌的社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诗人。1881年，马克斯·瓦莱尔创建了《青年比利时》杂志（La jeune Belgique）， 倾向于巴那斯派，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1886年，阿尔贝·莫盖尔创建了《瓦隆》杂志（La Wallonie），集合起一批探索求新的作家， 他们立志与纪德、马拉美为伍，要为象征诗和自由诗在比利时的兴盛发展而竭尽全力。与此同时，还有《现代艺术》（L'art moderne）、 《觉醒》（Le réveil）和《红公鸡》（Le coq rouge）等杂志问世。团结在这些杂志周围的诗人们，或者提倡介入生活，或者提倡表现自我，或者干脆说诗随人意。1920年，比利时法语文学学院成立，吸收了大批有为的作家和诗人作为它的成员。比利时法语诗坛在1880年之后的40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局面：浪漫主义诗派，现实主义诗派，巴那斯派，自然主义诗派，象征诗派和自由诗派（Vers-librisme）， 你追我赶，各显其能，名家名诗先后涌现。
埃弥尔·维拉雷恩（Emile Verhaeren,1855—1916 ）是一个追随过唯美主义，钟情过浪漫主义，最后落足生根于现实土壤中的著名诗人。代表诗作有《佛兰芒女人》（La Flamande,1883）、 阴暗悲诗三部曲《黄昏集》（Les Soirs,1888 ）、 《淌凌集》（Les débacles,1888）、《黑色火炬集》（Les flambeaux noirs,1891 ）和《伸展的城市》（Les villes tentaculaires,1895）、《完整的佛朗德勒》（Toute la Flandre,1904—1911）等。他的名诗《树》，表面上是在描写傲岸于恶劣环境中的树是如何使自己枝叶繁茂的，实际上意在礼赞人格的伟大，人性的力量，生命的不可战胜。诗人是力量和向上精神的崇拜者和赞美者，他在诗中高呼：“力量神圣！”
乔治·罗当巴什（Georges Rodenbach,1855—1898 ）被称作是比利时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但他不是简单地去仿效波德莱尔，刻意“发掘恶中之花”，他想做的是“从沉默中发掘和谐”。他在现实面前往往爱出几声悲叹，几声哭泣，虽略嫌忧郁，但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他的处女诗作是《忧伤集》（Les tristesses,1879），代表诗作有《漂亮的大海》（La mer élégante,1881 ）、 《尘世的冬季》（L'hiver mondain, 1884 ）和身后出版的《诗歌集》（Oeuvres poétiques,1923—1925）。罗当巴什的诗歌洋溢着一种和谐动听的音乐美感，浪漫的激情中呈现着某种少有的清醒，名诗《父辈的家》和《出发》曾打动过不少人的心。
马克斯·埃勒斯康（Max Elskamp,1862—1931）， 是一个具有双翅随时可以翱翔于太空但双脚又始终留在大地上的诗人，他的诗流淌着佛兰芒古代民间歌谣的韵味。
代表诗作有《穷苦人的六首诗》（Sixchansons de pauvre homme,1895）、 《生活赞》（La louange dela vie,1898）、《圣—保罗大街之歌》（La chanson de ia rueSaint—Paul,1922）、《玛雅》（Maya,1922）和《阿格雷·索尼亚》（Aegri Somnia,1924）等。有人曾简单地将他划入象征派诗人行列，实际上他说他就是他自己。他往往不忘天主教徒的虔诚，但他又时时关注着人间烟火的燃灭。
阿尔贝·吉罗和瓦莱尔·吉尔（Valère Gille,1867—1950）是巴那斯派的两位代表诗人。前者——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过，他的代表诗作有《世纪之外》（Hors du siècle,1888 ）和《最后的喜庆之日》（Les dernières fêtes,1891）； 后者的代表诗作是《乳白色的项链》（Le collier d'opale,1899）、 《乌木小匣子》（Le coffretd'ébène,1901）和《十月的剧院包厢》（La corbeille d'octobre ,1902）。他们的诗作重复表现的是巴黎的巴那斯派诗人们的艺术主张：反对浪漫派的宣泄无遗，欲将大千世界的壮观和人类集体命运的悲怆作为诗歌的主题，认为美就是艺术本身。他们往往陷入哲学上实证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阿尔贝·莫盖尔（Albert Mockel,1866—1945）、 夏尔·凡·勒尔贝格（Charles Van Lerberghe,1861—1907）、 费尔南·塞韦兰（Fernand Severin,1867—1931 ）和梅特林克等人才是象征诗派的杰出代表作家。莫盖尔以诗作《启示》（Clartés,1901）、《不灭的光芒》（La flamme immortelle,1924 ）和美学专著《关于文学》（Proposde littérature,1894）而扬名文坛； 勒尔贝格的代表诗作有《食客》（Les flaireurs,1889 ）和《夏娃的歌》（La chanson d'Eve,1904 ）； 塞弗兰的有名诗作是《阴影中的歌声》（Un chant
dansI'ombre,1895）和《难得的清静》（La solitude heureuse,1904 ）。他们的诗作虽然未达到法国象征派大师们的那种声、形、色、味共处一体的完美境界，但是其中的象征、暗示、臆造、想象的特质却是显而易见的。
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 ）是诗人、戏剧家和散文家，19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称其为比利时的象征主义大师。他的梦幻剧《青鸟》（1908）享誉世界。梅特林克的经典诗作是《暖房》（Serres chaudes,1889），代表诗作有《歌谣十二首》（Douze chansons, 1896 ）和《暖房及歌谣十五首》（Serreschaudes suivi de Quinze chansons,1900）等。梅特林克的卓越成就虽然是在戏剧创作方面，但他的诗作在比利时诗坛上常常发挥着引路作用：他的诗情深沉，诗句富于音乐性，诗意朦胧但易于感受和引起共鸣。
象征派阵营里的诗人， 我们也许还应该提到格里古瓦·勒鲁阿（Grégoire Le Roy,1862—1941）、乔治·马尔洛夫（Georges Marlow,1872—1947）、让·多米尼克（Jean Dominique,1875—1952）和托马·布拉恩（Thomas Braun,1876—1961）等人。尽管他们在象征主义的大合唱中，往往爱加进那么一首两首小夜曲、情歌、牧歌之类的东西，但他们毕竟还是象征主义诗派的步后尘者。
在诗歌创作春天的百花园里，有两位诗人应特别予以提及，他们是亨利·旺德普特（Henri Vandeputte,1877—1952）和让·德·博斯谢尔（Jean de Bosschère,1878—1953）。旺德普特的主要诗作有《行星》（La planète,1901）、《日常面包》（Pain quotidien, 1906）和《另一种生活》（L'autre vie,1927）； 博斯谢尔的代表诗作是《狂热的冲动》（Elans d'ivresse,1935）、 《我站起来积极地等待着》（Dressé,actif,j'attends,1936）、 《最后的一批阴暗的诗篇》（Derniers poèmes de I'Obscur,1948）和《被嘉奖的贱民》（Le paria couronné,1956）等。他们在象征主义诗歌氛围的护佑下度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他们的目光时时注视着外部世界：注视着法国、英国、意大利诗坛上的一批新人新作，他们不断地使自己的诗歌自由化，抒情化，尽量地摆脱一切昔日的羁绊，为比利时未来诗歌的发展带来了革新的曙光。
●战火声中的比利时法语诗歌（1920—1950）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比利时也未能幸免。在无情的炮火声中和在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骨面前，诗歌界在躁动，在分化，在重新思索着面临的种种问题。人们不囿于比利时的国土，而向外部世界拓展自己的诗歌活动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暂时减少了的比利时与法国诗坛之间的联系，从1920年起又日渐加强了。法朗兹·埃伦斯创立的《绿色唱片》杂志（Le disque vert）、安德烈·唐斯等人领导的《诗人日报》（Le journal des poètes）和罗贝尔·梅尔热领导的《民族杂志》（La revue nationale）等文学刊物，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诗歌、古典传统诗歌和艺术魅力强烈的现实诗歌的重要阵地。
马克·卡格伯尔在《比利时的法语文学：非法国的法语文学之最》一书中说：“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比他们的法国同行们更为苛求，他们对法国同行们已运用自如的语言都不轻易苟同，这将成为他们的一大特征。他们不信奉自动写作的原则，但致力于弃旧图新的文笔。”〔3〕亨利·米肖、保尔·努热、 马塞尔·勒孔特等人便是其杰出的代表。
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是诗人，是画家， 他出生在比利时的那慕尔，23岁便启程去巴黎，并隐瞒自己的比利时国籍，想自我同化在法国诗人的群体中去。他的诗歌成就丰硕，代表诗作有《我曾是谁》（Qui je fus, 1927 ）、 《一个蛮子在亚洲》（UnBarbare en Asie,1933）、《朴鲁木》（Plume,1938）、《驱魔》（Epreuves exorcismes,1945）、 《无限的骚乱》（L'Infini turbu -lent,1857）、《诗选》（Choix de poèmes,1976 ）和身后出版的《端接》（Affrontement 1986）等。 米肖深受中国水墨画和戏剧的影响，他的画如诗，诗如剧，画、诗、剧浑然一体。表面看来，米肖的诗歌语言纷纭杂乱，情怀东鳞西爪，诗体随心所欲，但这一切正好构成了“米肖式的诗体”。著名诗篇《慢悠悠》表现了一种“更广阔的美，比以往更罕见的情”。他是运用法语的名家高手，是最富有试验精神的当代法语诗人之一。
保尔·努热（Paul Nougé,1895—1967）青年时代曾积极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虽然后来成为了化学家，但他一直未停止过诗歌创作活动。努热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出名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的事情。他的卓越贡献在于用诗歌服务于政治：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推波助澜，为比利时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他的主要诗作有《圣克莱尔修会的朱朗维尔修女》（Clarisse Juranville,1927）、 《无题》（Sans titre,1953）、《裸体肖像》（Un portrait d'après nature ,1955）和身后出版的《明信片》（Les Cartes postales,1972 ）等。努热的诗远离放纵的梦幻和情感的宣泄，着笔于字、词、句的精细运用。他具有清醒的达达主义的破坏意识，擅长于吟诵超现实主义的警语箴言。
马塞尔·勒孔特（Marcel Lecomte,1900—1966）是一个一登上诗坛就注意与超现实主义保持距离的诗人，但他又积极地参加了巴黎和布鲁塞尔的几乎所有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活动。他既像法国的小说家兼诗人朱利安·格拉克，又像法国的诗人兼评论家弗朗西斯·蓬热。他们是描写客体事物的超现实主义者，时时想独立于人类的意志之外，但又时时被事物固着在积点、线成面的生活之中。勒孔特的代表诗作有《示范》（Démonstrations,1922）、《现实的眩晕》（Le Vertige du réel,1936）、《清醒的人》（Lucide,1939 ）、 《镜子中的女仆》（Laservante au miroir,1941）、《笔记与瞬间》（Le Carnet et lesInstants,1964）等。勒孔特在比利时诗坛上有“散文诗人”之美称。
团结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周围的诗人还可以提到保尔·科利内（Paul Colinet,1898—1957 ）、 卡弥尔·戈芒（Camille Goemans,1900 —1960 ）、 爱德华·莱昂·泰奥多尔·梅桑（Edouard léonThéodore Mesens,
1903 —1971 ）、 路易·斯居特内尔（LouisScutenaire,1905—）和罗贝尔·吉埃特（Robert Guiette, 1895 —1976）等人。他们众星拥月般地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各自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斯居特内尔和吉埃特两人更是值得一提：斯居特内尔的《我的铭文集》（Mes inscriptions,1945）等10多部著作具有超现实主义诗文的显著特征：诙谐，荒诞，甚至带有某种犬儒主义的色彩；吉埃特的《黑夜的门槛》（Seuils de la nuit,1961 ）和《签过字的契约》（Signatures,1966），表现的是非同一般的、涉及四面八方的沉思。
古典传统诗歌的代表人物首推奥迪隆—让·佩里埃、阿兰·博斯凯和泰奥多尔·柯尼格三人，当然还可以提及奥古斯特·马兰和阿尔芒·贝尼埃两人。他们说他们不属于任何学派，他们是“用晶莹透亮的心在写作”。他们都十分推崇法国伟大诗人雨果的名言：诗人有翅膀能飞翔，但诗人也要有一双脚留在地上。
奥迪隆—让·佩里埃（Odilon-Jean Périer,1901—1928）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令人瞩目的辉煌诗篇，象《城市，我们的母亲》（Notre Mère la Ville,1922）、《绿色唱片》（Le Disque Vert,1922）和《散步者》（Le Promeneur,1927）等诗集，具有米肖式的大家诗风，荡漾着魏尔伦式的诗歌温情，甚至可以感受到拉辛诗文中的那种表面平易但意味蕴藉的潺潺流水声。他27岁便离开了人世，给比利时诗坛留下了却之不去的永久遗憾。
阿兰·博斯凯（Alain Bosquet,191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地参加过抵抗运动，是从超现实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呼唤着战斗口号的诗人。他相信想象的无比功能，也迷恋绝望哲学的种种观念，但他更相信“我，是阿兰·博斯凯”的人生信条。他的《生活在秘密之中》（La vie est clandestine,1945）、《什么样的王国被遗忘了？》（Quel Royaume oublié？ 1955 ）、 《第一个遗嘱》（PremierTestament,1957 ）、 《马儿鼓掌同意》（Le cheval applaudit, 1977）、《写给世纪末的十四行诗》（Sonnets pour une fin de siècle,1980）和《上帝的痛苦》（Le Tourment de Dieu,1986）等诗作，是游弋在人生苦恼、苍穹苦恼和万物苦恼的大海上的只只浮艇，虽然往往不明航程，但却始终有个去向。博斯凯擅长于自由诗，又是细酌古典律诗的好手。他在诗中常常把绘画的奇正、空实、抑扬、张敛的“相摩相荡”的种种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令人的心智得到陶冶，灵魂得到净化。
泰奥多尔·柯尼格（Théodore Koenig,1922—）是一个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摸索着前进的诗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遵循传统的老人， 又是一个倾慕时髦的小子。
”代表诗作《崭新的钥匙》（Clefsneuves,1950）、《某一天的报纸》（Journal d'un jour,1961）、《填充》（Remblées,1979）、《四月经营》（Gérance d'avril,1980）和《变形的玫瑰花》（La métamorose,1980）等便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歌情怀。他的优秀诗篇《太阳光柱》、《晨曦中》、《文字病》和《美丽的亚洲》等体现了他的“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画，画就是诗。诗——生活——画三位一体”的美学主张。
奥古斯特·马兰（Auguste Marin,1911—1940 ）和阿尔芒·贝尼埃（Armand Bernier,1902—1969）两人是刎颈之交的好朋友，可惜的是马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给贝尼埃内心造成过极大的痛苦。马兰的代表诗作有《雪雕》（Statues de neige,1931）和《面对玻璃门的额头》（Le front aux vitres,1934）； 贝尼埃的名诗集是《仁慈的家庭》（La Famille humaine, 1949 ）和《透明的世界》（Le Mondetransparent,1956）。马兰和贝尼埃两人都是与佩里埃相近的诗人。 他们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憧憬幸福，可又深感幸福之不可得；哭泣不幸，可又苦于找不到解脱的办法。他们是在纷乱的现实面前苦苦挣扎以求找到出路的诗人们的代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比利时有一批诗人从不回避现实。他们面对隆隆的炮声，面对令人烦心的艰难时世，他们总有一套让生活流于笔端的办法。他们被人们称为“现实诗人”。这批诗人中的杰出代表可列举出马塞尔·蒂里、阿尔贝·埃盖斯巴斯、罗歇·博达尔、罗贝尔·维维埃、莫里斯·卡雷姆等人。他们有的眼观外部世界，想从所处的时代里找到现实生活中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有的继续自我诘问，想在内心深处找到精神的支柱。
马塞尔·蒂里（Marcel Thiry,1897—1977）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在莫斯科前线参加过战斗，后到世界各地旅行、考察。他善于描写本国或遥远国度里的人或物，情或景。代表诗作有《因温哥华而面色苍白的你》（Toi qui palis au nom de Vancouver,1924）、 《回头的浪子》（L'Enfant prodigue, 1927 ）、 《疲惫的雕像》（Statuede la fatigue,1934）、《让人牵挂烦心事物的大工业》（Usine àpenser des choses tristes,1957）和《生活即诗》（Vie poésie,1961）等。蒂里是传统诗人，又是现代诗人，他是现代奇迹和新思想的歌手。他长于虚构，但不失真实，他倾慕马拉美和埃勒斯康的诗歌语言，但他说他从不忘记“我是蒂里”。
阿尔贝·埃盖斯巴斯（Albert Ayguesparse,1900—）是多种文学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曾积极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196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他的诗作运用现实主义的文笔，反映社会底层特别是劳工大众的生活和情感，描写青年人的生活处境和遭遇，抨击资产阶级的压迫和专横。他的文笔朴实，语言明快，初读平易，越品尝越感到含义深刻。他眼中的现实往往是工人和小市民生活中的现实，他追求的是幸福、正义、平等和爱情。代表诗作有《论九大清脆的祭品》（De neufoffrandes claires,
1923 ）、 《美好日子里的轻诺寡信者》（Prometteurs de beaux jours,1935）、《手上的露水》（La Ros éesur les mains,1938）和《恢复健康的武器》（Les Armes de la guérison,1973）等。
罗歇·博达尔（Roger Bodart,1910—1973）是诗人、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 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
著名诗作有《伸出的手》（Lesmains tendues,1930）、《芝加哥的黑奴》（Le nègre de Chicago ,1958）、 《钟楼》（La Tour, 1968 ）和《长征》（La longuemarche,1975 ）等。 著名散文集有《欧洲对话录》（Dialogueseuropéens,1949）和《非洲对话录》（Dialogues africains,1950），还有论梅特林克等人的多部文艺批评著作。博达尔的诗文体现了他的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关心人类的幸福，世界的安宁，大自然的葳蕤茂盛。他总是欲将个人的诗情与人类的需要结合起来。他的诗歌语言隽永，细腻，具有一种典雅气派的诗风。
罗贝尔·维维埃（Robert Vivier,189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抵抗运动的战壕里与敌人作战数年，现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人称其为“生活诗人”。他的诗作刻意描写灵与肉的秘密，反映现实生活，文笔动人细腻，富于哲学思考。他在诗文中反复提出过这样一些问题：人的出路在哪里？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不断地自我反诘？维维埃的情感敏锐，文字言简意赅，以写短诗著称。代表诗作有《乡村乐师》（Le ménétrier,1924）、《破裂》（Déchirures 1927）、《在时间的边缘上》（Au bord du temps,1936）、《给鲜血和细语》（Pour le sang et le murmur,1954 ）、《偶然的呐喊》（Un cri du hasard 1966 ）和《存在的惊讶》 （S'étonner d'être,1977）等。
莫里斯·卡雷姆（Maurice Carême,1899—1978）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各类作品加起来达百部之多。他曾长期从事过中小学教育工作，与学生及家长们的往来，陶冶了他的心智，也激发了他为青少年、为下层民众写作的热情。他的诗情真诚，诗句直率明快，诗风纯朴。他长于描写童年生活，钟情于讴歌大自然，常常将爱情、家庭、大海和普通人的卑微地位作为他的诗歌主题。他在比利时有“民间诗人”之称。他的代表诗作有《螺旋桨的倒影》（Refflets d'hélice,1930）、《母亲》（Mère,1935）、《神灯》（La lanterne magique,1947）、《捕鸟者》（L'oiseleur,1959）、《悲歌集》（Complaintes,1975 ）和《在月光下》（Au Claire de la lune,1977）等。
与上述诗人结伴而行的诗人还可以提及罗贝尔·戈凡（RobertGoffin,1898—1984）、乔治·兰兹（Georges Linze,1900—）、 埃德蒙·旺岱卡芒（Edemond Vandercammen,1901—）、热奥·利布莱侈（Géo Libbrecht,1891—1976）、热奥·诺尔热（Géo Norge,1898— ）和诺埃尔·吕埃（Noel Ruet,1898—1965）等人，他们均各以自己的诗歌实践和诗歌成就壮大了“现实诗人”的队伍。
●50年代以来的比利时法语诗歌
50年代以来的比利时法语诗坛，与法国诗坛十分相似：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导致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纷繁庞杂的局面。尽管存在于法国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人类处境文学、介入派文学、超脱派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大众文学和平民文学等文学流派，或强或弱地对比利时法语诗坛产生过影响，但并没有在比利时诗坛上形成某种大的气候，比利时的诗人们倒是在“返朴归真”、探索古典主义的真谛、追求心灵深处的奥秘和强调自我解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涌现了不少诗坛新人。
于贝尔·朱安（Hubert Juin,1926—1987 ）原名于贝尔·洛埃什（Hubert Loescher），出生在比利时的戈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学业，积极投身抵抗运动。尽管他从事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传纪文学、文学批评、艺术评点和文学翻译等多种文学创作活动，但他主要是以“新古典主义诗人”之美称享誉比利时文坛。他思想活跃，笔力精悍，极近法国诗人圣一琼·佩斯的诗风，即诗歌形象动人心弦，诗歌风格庄重高雅而又不失平易，诗歌语言抑扬顿挫，富有音乐感。他的诗作，恋人，恋物，恋自然景观，一草一木、一桌一椅，皆可入诗，所以又有人说他是与法国诗人让·塔迪厄为伍的诗人。朱安的代表诗作有《荒漠的书本》（Le livre des déserts,1957 ）、《树木的旅程》（Le voyage de I'arbre,1960）、 《红太阳》（Un soleil rouge,1967）、《拉科的秋天》（L'automne à Lacaud,1972 ）和《狼群的红脸谱》（Le rouge des loups,1981）等。
让·莫任（Jean Mogin,1921—1986）是诗人诺尔热（即乔治·莫任）的儿子，但他的诗风与他父亲的诗风大相径庭：诺尔热的诗着笔于现实生活，诗中情怀幽香四溢；而莫任的诗一心追求明快、简朴，谈他心目中的“此时现在”、“客观现实”和“种种可靠性”。他所构筑的诗歌天地有时是雄辩动人的，有时又是精妙入微的。代表诗作有《苦涩的葡萄园》（La vigne am ère, 1944 ）、 《夜间值班人》（Lesvigiles,1950）、《美满的联姻》（La belle alliance,1963）、《天性》（Le naturel,1973）和《随处可见的房舍》（Maison partout,1985）。
利里亚娜·乌岱尔（Liliane Wouters,1930— ）是当今比利时诗坛上的著名女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诗论家和诗歌翻译家，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她60年代以前发表的诗作具有传统诗歌和民间谣曲的诗风，用语讲究，但意境淡薄；1966年发表《冰冻期》以后，诗情日趋浓烈，诗意日渐深化，诗体更加严谨。她的诗歌主题主要在于表达存在与虚无、生命与死亡、爱与恨之间的斗争以及她心灵深处萌动着的对光明的向往。她的诗歌语言平易、简洁，但不失深沉和蕴蓄，有时甚至带有玄机妙谛的色彩。她是多种诗歌奖的获得者。其代表诗作有《急行军》（La marche forcèe,1954）、《干枯的木柴》（Bois sec,1959）、《冰冻期》（Le gel,1966）、《芦荟集》（L'aloès,1983）和《抄写人的日记》（Journal du scribe,1990）等。 她与阿兰·博斯凯合作完成的4卷本巨著《比利时的法语诗》， 被认为是至今最具有权威性的比利时法语诗歌的选本。
还有一批诗人时时在力求摆脱历史加附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意欲自由自在地去探索人生和灵魂的奥秘，去寻觅爱的真谛，去表达“完全的自我”。代表诗人有米盖尔、伊佐尔、克里吉翁、朗贝西和戈费特等人。
安德烈·米盖尔（André Miguel,1920— ）出生在朗萨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探秘意识和浓郁的外省生活气息的诗人”，他的诗句简短，但十分出色，诗情的浓密度在大自然的美妙意境和诗人的纯真情怀的双重作用下，达到了一种旁人不易企及的地步。其代表诗作有《俄耳甫斯和阿尔戈英雄》（Orphée et Les Argonautes,1949）、 《金羊毛》（Toison,1959）、《夜的寓言》（Fables de nuit,1966）、《目光的躯体》（Corps du jour, 1974 ）和《巨大的眼睛》（Oeilimmense,1977）等。
雅克·伊佐尔（Jacques Izoard,1936— ）出生在列日省， 从小就对诗歌发生浓厚的兴趣，诗作丰富。伊佐尔诗歌的特殊功力在于，他能将散步时的闲情、探险时的斗志和科学实验时的谨慎精神糅合在一起。他钟情于日常生活中具体有形的东西，爱把器皿、衣物、青草、矿石引入诗中。他是创作简短诗歌的能手，其散文诗描写了他的故乡瓦隆地区的风情。 主要代表诗作有《这件破旧的大衣》（Ce
manteaudePauvreté,1962）、《雪与猫的常春藤》（Des lierres de neige et des chats,1968）、《声音，衣物，劫掠》（Voix,vêtements,saccages,1971）、《被抚摸的躯体》（Le Corps caressé,1976 ）、《穿衣，脱衣，自由》（Vêtu,dévêtu,libre,1978）和《躯体，房屋，嘈杂声》（Corps,maisons,tumultes,1990）等。
雅克·克里吉翁（Jacques Crickillon,1940— ）出生在布鲁塞尔，是诗人，也是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诗作充满了对爱情本质的探索精神，常伴随着深沉的哲理性思考，但梦幻和主观性色彩浓重。他随心所欲地遣词造句，自由自在地进行表达，诗情是浪漫主义的，诗句是晦涩阴暗的，但不乏引人注目的闪光点。这种诗具有一种普罗米修斯般的对抗精神。代表性诗作有《女被保护人》（La Défendue,1968）、《圣战》（La Guerre Sainte,1975 ）、 《夜即白雪》（Nuit la neige,1980）、《九大王国》（Neuf Royaumes,1991）和《空缺与旅行者》（Vide et Voyageur,1992）等。
韦尔内·朗贝西（Werner Lambersy,1941— ）出生在安普卫特，在布鲁塞尔完成全部学业，曾到欧、亚、美洲的许多国家从事过商业、文化活动，20多岁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代表诗作有《卡艾吕拉与拉杜波》（Caerulea et
Radoube, 1967 ）、《节日般的时光》（Tempsfestifs,1970 ）、 《共鸣回音与不安的聚会》（Groupes
derésonances et Le cercle inquiet, 1973 ）、 《主人与茶屋》（Maitres et maisons de thé, 1979 ）、 《地理与动产》（ Géographies et mobiliers,1985）和《拱形桥与钟状花》（L'archeet la cloche,1988）等。朗贝西的大多数诗歌主题，主要在于表达他情怀中的宇宙之无穷，人生之有限，生死之不可逾越，情爱之可贵。他往往爱寓必然于偶然之中，诗句的瞬间爆发力强，诗歌语言平易而又讲究。
居伊·戈费特（Guy Goffette,1947—）出生在雅穆瓦涅，是当今比利时诗坛上有为的中青年诗人之一。他已经出版了10余部诗集，代表性诗作有《红色日报》（Quotidien rouge,1971）、 《游牧部落》（Nomadie,
1979 ）、 《伊卡洛斯的扶摇直上》（Le Relèvementd'lcare,1987）、《外省烹饪赞》（Eloge pour une cuisine deprovince,1988）和《许诺的生活》（La vie promise,1991）等。戈费特的诗歌个性鲜明，难以将他划归任何流派，他说他既不想步前人的后尘，也不愿落入今人的俗套，既反对最低限度艺术派的几何形态和抽象色彩，也反对学院派的咬文嚼字。他追求的是晓畅、清新、自然的诗句和诗情，他要表达的是阳光普照时的爽身感和些许忧愁中的内心思绪。他的诗文句式独具特色：诗句由连环的主句和一系列的从句构成，迷宫色彩和图画美感兼备。
50 年代以来的有为中青年诗人， 还应该提及让—保尔·加莱（Jean-Paul Galler,1942 —）、 米歇尔·儒瓦莱（Michel Joiret,1942—）、米歇尔·斯塔沃（Michel Stavaux,1948—）、安德烈·唐斯（André Doms, 1932 —）、 弗朗索瓦兹·德尔卡特（FrancoiseDelcarte,1936 —）、 克莱尔—安娜·马涅（Claire- Anne Magnes1937—）和欧仁·萨维兹卡雅（Eugène Savitzkaya,1955—）等人，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足迹是比利时当代法语诗歌发展道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的比利时法语诗人尽管形形色色，但不少评论家认为，他们首先是一些“个体劳动者”，“寻觅求新者”，“表现自我者”，当然，有的也是“民族诗歌倡导者”……这些看法，多少反映出了当今比利时诗坛的某些现实。比如，有的人在传统的诗学框子里转悠，有的人则刻意追求现代性；有的人提倡比利时法语诗人应“占领国土”，“写此时此地”，让比利时法语诗歌形成更大的气侯，有的人则始终双目注视着巴黎，认为那儿才是自己求得发展的天地（如同米肖、博斯凯和柯尼格等人所做过的那样）；有的人创作沟通心灵的动人诗句，有的人则拼命使自己的诗不让人“读懂”；等等。上述种种差异性，自然不应该认为是一种混乱现象，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因人而异的可贵的探索。就像我在谈到法国诗歌的未来时曾说过的那样，比利时法语诗歌的未来“也许就孕育在这种‘探索’之中”。
注释：
〔1〕弗兰克·E·哈格特：《现代比利时》，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版。
〔2〕R.Nicolal：《比利时的法语文学》， 见《法国研究》1993年第2期。
〔3〕R.Nicolal：《比利时的法语文学》， 见《法国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