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日本论文,年后论文,事件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介于德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日本
2003年3月，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在荷兰海牙设立，并开始运作（美国、中国、以色列反对该法院设立条约，日本也未签字）。为在世界范围内预防战争犯罪，该法院对犯有种族屠杀罪、侵略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进行审判。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际，终于将战争本身定为违法，并建立了将战争犯罪作为国际犯罪的审判制度。
正如藤田久一所述，虽然还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及局限性，但从进一步发展人类历史上以国际法、国际人道法为基础而构建的世界和平理念以及机构、制度而言，它向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提出了如何对待过去的战争以及暴行的问题。① 这意味着它要人们回答，世界各国政府和国民以往是如何对待本国的战争犯罪、残暴行为的，以及现在又将如何对待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是否承认这种战争犯罪的事实以及战争的责任，并进行谢罪和赔偿（对国家和受害者个人），究竟付出多少努力可以与牺牲者、受害者达成“和解”以“克服过去”，并开创面向未来之路？这些都因各国政府和国民的人权、和平、正义的意识存在差异而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就过去犯有战争罪行的纳粹德国和犯下南京大屠杀（南京事件）、日军“慰安妇”制度、三光政策、毒气战、细菌战、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的日本，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三者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日本恰巧介于德国与土耳其之间。
正如石田勇治在其《克服过去——后希特勒的德国》（白水社2002年版）一书中对这段历史进行细致梳理的那样，战后德国通过：（1）赔偿纳粹受害者；（2）司法追诉纳粹体制下的犯罪；（3）限制新纳粹主义；（4）重视现代史的历史教育等政策制度层面的实践，推进并强化以此为主导的精神、文化活动。如今德国已基本完成了“克服过去”。与此密不可分的是，德国就此培育出了战后的民主主义。
为了赔偿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强征到德国及其占领地并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德国政府和德国企业共同出资，在2000年设立了“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于2007年6月正式完成赔付工作，并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纪念仪式。根据德国刑法，追究和惩处纳粹犯罪并没有时效性。此外，法律也禁止有关否认屠杀犹太人的书籍和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因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与敌国俄国相勾结，开始从国内清除亚美尼亚人，将他们驱逐至东部诸州的村镇，屠杀男子，逼迫老幼妇孺向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开始死亡之旅，这就是所谓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据说超过一百万人死于屠杀及饥饿，超过五十万人逃离土耳其。②
一战的失败导致奥斯曼帝国崩溃，土耳其革命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作为奥斯曼帝国法律意义上的继承者，现在的土耳其政府采取了否认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态度。2005年土耳其修改刑法，追加了“侮辱国格罪”，规定公开发表承认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言论即构成该罪。2005年2月，土耳其文学家奥尔罕·帕慕克在接受瑞士报纸采访时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敢谈论这件事。”这一言论立即引起土耳其媒体的反对，认为“仅讨论本身便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帕慕克在接连遭受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暗杀威胁后，不得不隐匿海外。同年5月，正值屠杀事件发生90周年，学者们以此为契机计划召开首届研讨会，客观评论史实，而司法当局以“叛国”为由两度介入。到9月下旬，该研讨会终于在众多民族主义者的游行示威中召开了。此时帕慕克被伊斯坦布尔的检察官以侮辱国格罪起诉，并于12月首次开庭公审。然而，由于帕慕克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土耳其方面又有加入欧盟的考虑，于是撤销了这次诉讼。2006年6月，作家艾丽芙·沙法克因其小说涉及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而遭到公诉，罪名是“侮辱土耳其国格”，后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2007年1月，亚美尼亚文和土耳其文的周刊《阿戈斯》问世，记者赫兰特·丁克由于在该刊连续发表祈愿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和解的言论，被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17岁的少年枪杀。此前，丁克曾三次因“侮辱国格罪”被起诉，并两度被判有罪，缓期执行。③
为了干扰、阻止移居美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对有关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言论和报道，土耳其政府于1982年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土耳其研究所，提供丰厚资金，吸引美籍大学教授蓄意传播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否定论。此外，在国际场合，土耳其政府亦花费大量资金开展旨在否定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院外活动。④
在日本，关于南京事件的言论和表述以及自由报道的情况，与土耳其政府及社会相较有何异同？两者的相似点之一是，战后的自民党政府曾带有强烈否认南京事件史实的政治冲动，即为了不在学校教育中适当地教授南京事件，政府在三次对教科书发起的攻击中，将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向否认、删除的方向审定。与此同时，通过“文部科学省——教育委员会——学校管理层”的教育统制、管理体制不断强化这一认识，即教授南京事件是“偏向”、“自虐”和“政治化”，如此向一线教师施加无形压力，迫使他们无法教授南京事件的内容，使国民认为“不存在南京事件”，并将之从“国民的记忆”中删除。
两者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威胁民主社会的暴力右翼势力为日本的保守势力所姑息，并被用来压制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如果在公立的和平资料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等地展出南京事件或者其他加害事件，右翼与否定派就会共同施加压力，迫使主办方撤销展览。2004年9月，本宫宏志在周刊Young Jump（集英社出版）上连载的漫画《国家在燃烧》描绘了南京事件的场景，对此，右翼分子多次直接进入集英社进行抗议，右翼地方议员联盟也对集英社强硬地提出“当面抗议”，右翼团体的街头宣传车更在集英社门前进行示威，还有通过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进行抗议者。迫于压力，集英社编辑部和本宫宏志共同表示，将于单行本出版之际，大幅删减、修改有关屠杀的描绘内容（单行本尚未发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漫画家小林善纪的《战争论》（幻冬舍1998年版），套用“南京大屠杀是谎言”这一日本否定论者的观点，随心所欲地描绘“谎言”，竟成为销量达65万册的畅销书。这两本漫画的境遇，揭示了日本出版界乃至日本民主主义社会的现实。
1999年10月，时为讲师的我被邀请参加由山形市市民策划的“《南京1937》演讲与电影集会”。当时一直阻挠中国电影《南京。1937》上映的右翼和否定派团体向市政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其不批准会议场所。在千叶县柏市，他们的阻挠得逞了，但在山形市，由于市政当局坚决的态度，作为讲师的我受到了机动队的保护，在市政人员严密警戒的会场中进行了演讲。
再一个相似之处是，向海外传播南京事件否定论。2006年，东京财团购买了约3000册南京事件否定论者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展转社1998年版）的英文版The Nanking Massacre:Fact Versus Fiction- A Historian's Quest for the Truth,Sekai Shuppan Inc.，向世界主要图书馆、大学、研究者和媒体散发。⑤ 在此之前，同为南京事件否定论者田中正明所著《南京事件的总结》的英文概要本What Really Happened in Nanking,Sekai Shuppan Inc.，由东京Future Political Economy Institution四处寄赠给美国的亚洲研究者和主要图书馆。此外，“日本会议国际公报委员会”代表竹本忠雄编辑的The Alleged' Nanking Massacre:Japan's rebuttal to China's forged claims,Meiseisha Inc.Tokyo，2000（日文版《再审“南京大屠杀”——向世界申诉日本的冤罪》，明成社）一书发行，并被送往各国。2007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一位日裔交谈，据他说向加拿大日裔社会散发南京事件否定论的小册子和漫画是常有的事。这种事情的整体情况虽难以掌握，不过可以肯定世界出版社发行了日本南京事件否定派的英译书籍。此外更有名的专门组织“向世界传达史实会”则在英文网站发布相关信息。⑥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在海外，有资金来源的否定派的著作影响及宣传力度，压倒性地胜过了史实派⑦。如此向世界传递否定南京事件的论调，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日本全体国民支持南京事件否定说”的印象，从而以一种负面形象为世界所关注。
2007年7月30日，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在前一年的9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全体通过了同样的决议案，然而最后未能提交众议院全体表决。其背后的原因是，日本政府雇佣得力的议员作为说客，竭力开展院外活动，阻止该议案通过。据来自美国的报道，日本政府每月支付给说客的金额高达6万美元。自2007年1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出同一议案之后，日本政府便花大价钱开展院外活动，以阻止该提案通过，结果这次花出去的钱都打了水漂⑧，然而日本媒体并不追究此事。与土耳其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为了隐瞒战争犯罪的历史，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院外活动。
而日本和土耳其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日本宪法保障日本社会的学术思想自由和言论报道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不容乐观。前面已经说过，暴力右翼的言论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压制隐然存在。此外，安倍晋三政权虽然为时不长，但教育基本法已被“改恶”，成为具有国家主义性质的法律。以修宪为目的的国民投票法业已颁布，强化国家主义性质的修宪外围障碍已经扫除。前首相安倍晋三作为“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青年议员协会”（1997年成立）的事务局长，批判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反日的”、“自虐的”，要求删除以“从军慰安妇”问题为代表的关于侵略、加害的记述；他更对NHK教育频道2001年1月30日播放的《质问战时暴力》进行政治干涉，迫使NHK干部篡改关于日军“慰安妇”的内容。⑨ 此外，虽然安倍本人对公开言论尚十分谨慎，但旁证说明其为南京事件的否定论者。⑩ 虽然安倍以一种不体面的方式放弃了政权，但是修宪势力在自民党自不用说，甚至在民主党中也是占大多数的。《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的作用如同定时炸弹，日本宪法有被破坏的危险，这样的话难保日本政府不会像土耳其政府那样制定侮辱国格罪。
图谋忘却“国民记忆”的日本政府
关于民族国家中的“国民记忆”问题，我曾根据美国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1) 加以论述，并提出以下观点：所谓民族国家的国民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拥有共同过去的“记忆共同体”的“国民记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统治着民族国家的权力为了培养国民意识，将“身份认同”意识渗透至国民，从而达到统合国民的目的。“国民记忆”作为工具及手段被最大限度地利用着，其中战争记忆很容易被权力及社会势力所操作，从回忆或忘却两个层面来确立、强化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关于本国战争犯罪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权力强制性缄默、压制并试图抹杀、忘却的冲动。被政治利用为国民统合工具的战争记忆，仅被当作“国民记忆”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客观、学术地研究战争记忆机制的理由。(12)
从本国的战争记忆形成怎样的“国民记忆”这一点而言，日本也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摇摆不定。德国政府和国民通过教育或媒体，将纳粹的战争犯罪作为“国民记忆”确定下来。土耳其政府和国民则竭力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从“国民记忆”中抹杀、忘却。围绕南京事件的历史认定，日本政府制定了内外双重标准，国民之间围绕历史事实的认定也存在着对立和分歧，既非作为“国民记忆”被抹杀、忘却，也未定为“国民记忆”。国际社会所说的成为日本政治社会、日本文化特征的“暧昧”和“掩饰”，此为典型事例。
战后日本的自民党政府、官僚和财界，在各方面继承了战前政府的权力结构以及人员关系，他们在利用以象征性名义保存下来的天皇制以及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政治、社会背景的同时，为了自保，又竭力想压制国民追究战争责任的诉求，特别是压制：1960年以后因反战和平市民运动而蓬勃发展起来的追究侵略战争及加害责任的思想、历史意识以及运动。1955年后，在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55年体制”下，历届自民党政权一直采取否定侵略战争的政治姿态，三次修改教科书（第一次1955年，第二次1980年上半年，第三次1997年至今）。对此，作为在野党的社会党、共产党承认侵略战争（公明党最初也是这样），批判政府。因此在日本，是否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就成为区分执政党与在野党、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分水岭。承认南京事件等侵略加害历史的是“左翼、革新”，否定的则是“右翼、保守”。战争认识被当作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却忽视了从人道主义立场认识南京事件的前提。
日军在日中战争中犯下的战争罪行，除南京事件之外，还有三光作战、毒气战、细菌战、强征劳工、日军“慰安妇”、轰炸重庆等城市，等等，规模庞大、受害惨重的暴行屡屡发生。但由于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且南京事件是规模最大的发生在一座城市内的暴行，因此在东京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都进行了审判，南京事件也被看作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后，中国方面特别强调此事，将“南京大屠杀死难30万人”定为“国民记忆”。
由于南京事件成为中日战争侵略、加害的象征，自民党政府及保守势力阻挠南京事件成为日本的“国民记忆”，将其作为“虚构”和“幻想”，从国民记忆中抹杀的政治倾向就更加强烈。然而，对于试图将南京事件当作“没有的事”的自民党政府而言，还戴着巨大的国际枷锁。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判决南京大屠杀为“反人类罪”，以不作为罪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外相广田弘毅（广田主要是被追究“反和平罪”）处刑。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第十一条中接受了该判决。二是在1972年9月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8年11月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本虽然回避了明确表态，但仍然表示痛感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并对此表示反省。因此，自民党政府不能公然向国际社会表明“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出于对国际社会影响的考虑，政府在表面上不压制承认南京事件的言论。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冷战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崩溃；日本国内又接连遭受昭和天皇去世、泡沫经济破灭的打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自民党势力走向低潮，非自民党联合的细川护熙内阁于1993年8月成立，为“55年体制”画上了句号。同年8月15日，细川首相在阵亡者追悼会上以战后首相身份首次对“侵略行为及殖民统治”进行“深刻反省和道歉”。在此期间，政府、财界、政界也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过去的战争进行反省和谢罪，缓和亚洲的反日情绪，使历史问题告一段落的动向。其原因是日本担心本国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制约，例如东盟国家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日本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非日本能够保证今后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使亚洲周边诸国安心。日本未和战争受害诸国实现和解，明里暗里妨碍了日本企业的自由经济活动。寻求解决对策成为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
1994年6月组成的社会党、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社会党）内阁，在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提出了对日本侵略战争、殖民统治进行反省谢罪的国会决议（当时被称为“不战决议”），决心在一定程度上处理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问题，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然而执政党自民党内的保守派经过做自民党国会议员多数派的工作，成功地阻止了“不战决议”的通过，此外，还动员自民党地方组织、遗族会、战友会、神社组织、宗教右翼等民间组织，成功组织了“草根保守主义”运动。此时阻挠“不战决议”的势力，利用国民单纯质朴的战争情感，如“祭奠阵亡者是自然感情”、“阵亡者是为国捐躯”、“阵亡者的牺牲换来了今天日本的繁荣”等，宣传国会决议肯定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的举动，是“亵渎英灵”、“鞭挞阵亡者”，让“阵亡者的死毫无价值”，促使全国各级议会通过决议，“追悼、感谢阵亡者”，并将决议提交至中央。
此时阻挠“不战决议”势力还开展了大规模的题为“南京大屠杀之谎言”的宣传活动。1995年正值战后50周年，很多书店设置了“战后50年”专柜，把论述“南京大屠杀之谎言”的书籍在店门口一字摆开。由此可见，对于意图否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势力而言，国民对南京事件史实的广泛认识将是致命打击。因为如果南京事件成为“国民记忆”，日中战争是为了“自存自卫”、“解放东亚”、“东亚和平”的“圣战”等美化、肯定言论将不攻自破。(13)
当时，推动首相、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自民党靖国关系协商会历史研讨委员会（顾问奥野诚亮，委员长山中贞利，秘书长板垣正）在宣传“南京大屠杀之谎言”的活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他们从1993年起每月举行研讨会，成功地对自民党国会多数议员开展工作，旨在阻止“不战决议”。这一成果被整理、编入该委员会所编《大东亚战争总结》（展转社1995年版）一书中。他们举行的研讨会只邀请讲师田中正明、富士信夫、上杉千年等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者进行讲演，自民党国会议员也在研讨会上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演讲。上述三位讲师在1995年的“南京大屠杀之谎言”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南京事件50周年的1987年发行的《历史学研究》中，我已经批判过这些否定派学者理论的破绽了。(14)
在自民党靖国关系协商会历史研讨委员会开展国会议员多数派工作、主张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994年5月，非自民党的羽田孜联合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新生党），因发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言论而被调职。尽管如此，当时日本的在野党自民党国会议员即使公开发表否定言论，也不会受到媒体的批判，这就是当时日本政治的状况。
1995年6月9日，阻挠“不战决议”的势力卷土重来，在众议院通过“以史为鉴，重申和平决心之决议”，回避了对侵略战争真诚的反省谢罪，也回避了追究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等“对过去的克服”，因此不仅没有得到亚洲诸多受害国国民的信任，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失望和不信任感。日本政府错失了战后50年来终于能够与亚洲诸国达成“和解”的机会。这笔“帐”一直留到21世纪，日本国民仍然肩负着尚未解决的战争责任与“和解”的任务。
1995年，在围绕“不战决议”展开的斗争中，自民党迫使半数以上的县议会通过了“追悼、感谢阵亡者”的决议，并通过收集500万人以上反对“不战决议”的签名，与地方“草根保守主义”组织集结起来，在中央也成功地整合了阻挠“不战决议”的势力，其结果就是自民党从低潮中恢复了过来。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党自从与自民党联合后，其政治基础瓦解、崩溃，并开始彻底衰退。1996年社会党虽然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却一直未能从政治劣势中恢复过来。结果，推动阻挠“不战决议”运动的自民党势力，也就是那些持有不承认侵略战争、否定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及“随军慰安妇问题”等战争认识和历史认识的国会议员们，和包含民主党在内（反对“不战决议”的新进党在2003年与民主党合并）的议员共同形成了多数派。
可以说1997年是战后日本史上政府和社会尤为右倾和保守的一年。是年1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简称“编纂会”）成立，以保守右翼势力的国民运动形式，在大肆攻击和批判现行历史教科书是“自虐”、“反日”、“偏颇”的同时，积极开展活动，意图编写出美化、肯定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该编纂会的副会长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与东中野修道（亚细亚大学教授）组成搭档，忙于为否定南京大屠杀开展出版和演讲等活动。被称为“编纂会”广告牌的漫画家小林善纪也如前述大肆描绘东中野，藤冈等人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编纂会”在南京大屠杀否定派中起着主导作用，不仅在其机关杂志《史》上宣传南京大屠杀否定论，还组织“学者”、“评论家”、“文人”，在各领域宣传所谓“南京大屠杀之谎言”。
是年2月，以自民党中当选五次以下的议员为中心组建的“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青年议员协会”（简称“青议会”，其代表为中川昭一，秘书长安倍晋三，有62名众、参议员参加）成立，并开始进行修改教科书（第三次修改教科书）的活动(15)，意图删除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随军慰安妇”等侵略加害的记述。该协会与“编纂会”联合进行第三次修改教科书的结果是，从2005年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随军慰安妇”的记述，删减了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记述遇难者为20万人的仅有一家出版社。而在1993年八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除两家写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众多”，其他出版社都记述了具体数字，如10多万人、15万人、20万人，或者与阵亡者合计为30万人等。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和“保卫日本会”统一成为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会长塚本幸一，为华歌尔董事长），形成了阻挠“不战决议”势力的大汇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以宣传“南京大屠杀之谎言”为中心开展活动，而后的“日本会议”也是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巨型传声筒。组建后的“日本会议”还成功地组织起国会议员的多数派（与上述阻挠“不战决议”势力的议员重合），同样在该年5月成立了跨党派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日本会议议员联盟”），自民党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员（2006年7月为235名）参加，2007年的会长是前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代理会长是前政务调查会长中川昭一，干事长是前防灾大臣鸿池祥肇，副干事长是安倍晋三、小池百合子，特别顾问是自民党前干事长麻生太郎。2006年9月安倍第一次组阁，阁僚中六员是“日本会议议员联盟”成员，“享有与大臣同等地位”并受到安倍重视的五位首相辅佐官中有四位也是该议员联盟成员，真可谓“日本会议内阁”(16)。
1997年成立的上述三个组织的背后都有“日本会议”的身影。该会议的机关杂志《日本气息》反复刊载东中野修道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因此成为日本传播否定南京大屠杀理论的“指挥棒”。议员中除了“日本会议议员联盟”之外，还有“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简称“神道议员联盟”，该会成立于1970年，2007年会长为绵贯民辅，副会长为古贺诚、平沼赳夫、町村信孝、青木干雄，干事长为前文部科学大臣伊吹文明，秘书长为安倍晋三，顾问为前首相森喜朗，至2006年10月众、参两院有223人参加）(17)，该组织与以建成“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家”为目标的神道政治联盟相互合作，持与“日本会议”同样的战争认识和历史认识。
“日本会议”和“神道政治联盟”在日本财界、媒体都有着巨大势力，他们利用右翼保守派的报纸、电视、杂志等，肆意传播南京大屠杀“谎言说”、“虚构说”，使得传播否定派的媒体数和信息量远远凌驾于史实派之上，其影响力之深不容忽视。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正如占据自民党政府中枢的否定派所愿，南京事件将被从“国民记忆”中抹杀和忘却。
南京事件70年后——被世界注目的日本
2007年正值南京事件70周年，日本为世界所关注。这是因为70年前南京事件发生之时的日本社会状况与现在极其相似。顺便提一句，现在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是这样记述的：“该事件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受到国际谴责，然而却不为国民所知”（东京书籍）、“外国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然而在当时的日本，事实却鲜为人知”（清水书院）、“外国纷纷谴责‘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然而日本国民却鲜有人知”（帝国书院）。
2007年，世界各国纷纷策划以南京事件为题的纪录片或电影、电视节目，其总数超过10部，有些已经制作完成并得以上映。对此，否定派媒体撰写《特集·七部“南京大屠杀”反日电影——“日本的危机！”》（《周刊新潮》2007年2月8日）、《全力特集·中国的黑色情报战》、《反击南京“大屠杀”反日电影！》（《WILL》2007年3月号）、《特集·为了打破反日包围网》（《正论》2007年4月号）等文章，这些作品表现出如同战时的煽动性反应。然而据我所知，这些作品都是忠实于史实的，或是倾心致力于南京事件问题的纪录片。我曾接受数家国外媒体的采访，采访者无一例外地提及这样的问题：“南京大屠杀发生70年后的今天，日本国民仍未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共同认识，蕴涵在其中的历史、社会因素以及国民心理甚至集团心理因素究竟是什么？”一位法国记者甚至这样问道：“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没有成为国民的历史认识，甚至被歪曲或被抹杀，作为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是否是不成熟的？否则的话是不是处在危机之中的呢？”
然而，南京事件作为历史事实已成为历史学界的定论，并写进了历史学辞典、百科全书，更写进了大部分小学、初中、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但却为何没有成为国民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国民的记忆”？这是为世界所关注的。也就是说，如同中日战争时期那样，为何南京事件鲜为日本国民所知？不仅如此，“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这样的否定言论为何能在日本社会甚嚣尘上，甚至意图向世界宣传？
令世界感到震惊的是，CS电台“日本文化樱花频道”的水岛聪社长策划、导演、监制了一部意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的真实》，而该策划不仅受到自民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的赞同，还得到了100位大学教授的联名支持。在自民党“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青年议员协会”（由前述“青议会”更名，会长为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内设立了南京事件小委员会（会长为户井田彻），2007年6月19日该委员会发表了“调查验证总结”，借用东中野修道等人的否定论调，宣扬“中国认为的‘大屠杀’只不过是政治宣传”，“已证实南京大屠杀是由东京审判虚构出的”(18)。甚至民主党内，由鸢尾英一郎等20名国会议员发起组织的议员联盟“验证民主党慰安妇问题及南京事件真实性会”也反对“东京审判史观”，抵制“以南京事件为首的宣传反目电影”，并邀请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等否定派作“验证南京事件的史实”的演讲（摘自“入会邀请”单）。
像这样由自民党政府、民主党国会议员组织官方委员会，公然对《旧金山和约》提出异议，并对内对外公开表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立场，这在日本战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现在，外务省的主页上“政府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见解”一栏中虽然写着“日本政府无法否认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存在杀害众多非战斗人员以及掠夺行为”，但将来也有可能被否定言论取代。
拙著《南京事件论争史——日本人是如何认识史实的》（平凡社2007年版），在明确阐述南京事件发生时知情的政府、军部领导者们与国民的信息及认识的差异、东京审判中压倒性证据证明南京事件的罪行等事实的基础上，整理了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展开的所谓“南京大屠杀争论（南京事件争论）”的背景及其内容，论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已经在学术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1984年成立）成员为中心，在海内外开展的对南京事件史料和证言的发掘与收集有了飞跃性的进展，编辑翻译了9册资料集并出版，论述南京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历史意义等事件全貌的历史书籍也相继发行。从历史学的角度整理和论述南京事件研究成果的论著有藤原彰所著的《南京的日本军》（大月书店1997年版）以及拙著《南京事件》（岩波书店［新书］1997年版），也证明“争论”已经有了“结论”。这两本历史书籍所论述的南京事件的史实应该无法从学术上被否定，当然，在死难者人数、事件相关问题以及具体个案细节等方面，还需要通过今后众多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正、增补。
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并不存在可以被称之为“争论”的内容，因为否定论者只不过是歪曲已经得到证实的历史事实而已，所以从一开始就可以得出否定论就是谬论的观点。所谓批判，仅仅是揭穿“把有说成无”的具有益惑性的否定论者的诡计而已，并非学术层面上的研究性工作。限于篇幅，本文未拆穿东中野修道及北村稔（立命馆大学教授）等人的否定论诡计，具体内容请参见近期出版的拙作。目前出版的否定派的书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歪曲、欺骗的手法大多在南京事件调查研究委员会所编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13种谎言》（柏书房1999年版）中得到梳理。近年参加“通向南京之路·史实维护会”的青年网友积极批判东中野修道、北村稔等人的否定论调，抗议大众媒体不负责任地散布否定言论，起到了watch- dog（监督者）的作用。因此我也得以从批判否定派这种非学术研究层面的工作中脱身。(19) 希望这些网上的年轻人也能获得与否定派同样的媒体“传声筒”。
南京事件、日军“慰安妇”、冲绳战“集体自杀”等问题表明，由于企图歪曲、抹杀、忘却日军战争犯罪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占据了自民党政府（一部分为民主党）的中枢，导致日本的民主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如前所述，自民党、民主党国会议员否定南京事件史实的活动，是重蹈随军慰安妇问题的覆辙，日本将与战时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日本国民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处在危机状态，正如林博史在《历史学研究》20Cr7年9月号上发表的论文(20) 所揭示的那样，日本历史学界反应不强烈，在南京事件问题上处于“世界注目，历史学界沉默”的状态，但在国际会议上经常被问及面对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者势力的扩大，“日本的历史学者、历史学界作何反应”这样的问题。
“这场争论（南京大屠杀争论）并非建设性的。由于争论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从根本上不信任对方的判断，因此对自己的偏见置若罔闻而只批驳对方的偏见，用这种方式进行这场争论……相对于产生新的认识来说，只不过是加深了偏见而已。”（藤原归一：《铭记战争》，讲谈社［现代新书］2001年版，第32页），在被认为是明智派的历史学者、研究者的书中这样的不屑情绪随处可见。然而，屠杀否定派希望的正是这种对“南京事件争论”的“旁观”态度。可以说历史学界、历史学者或者更广泛的研究者们的“旁观”和“沉默”，是对现在日本民主主义危机的漠视。
占据自民党政府中枢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歪曲、抹杀南京事件的史实是日本政治的现状，对这种现状抱有危机意识的律师、学者、教师、市民等成立了“南京事件70周年国际研讨会执行委员会”（代表为尾山宏），2007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国际研讨会，让日本与世界人民一起行动，将南京事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为“即使日本人忘记了南京事件，世界也不会忘记；即使日本认为（南京大屠杀）没有发生，世界也不会承认它没有发生。世界各国既不能忘记南京事件，也不会当作没有发生，因为绝不能让这种不人道的行为重演。只要它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就会对它的重演感到恐惧”(21)。2007年3月30日，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举行了以“面对过去，促进东亚正义与和解”为题的第一次研讨会(22)；同年6月9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召开了以“日本研究者看南京事件70年”为题的第二次研讨会。(23) 此外，还连续在佛罗伦萨（9月24、25日）、巴黎（10月1日）、斯德哥尔摩（10月5日）、德国哈雷（10月8日）、吉隆坡（10月27日）、首尔（11月2、3日）多次召开了研讨会。11月23日至25日，又在南京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了学术研讨会，12月15日至16日在东京进行了国际系列研讨会的总结(24)，2008年3月18、19日在马尼拉又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我认为，一系列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将成为调动内外因素的契机，而打开日本社会对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闭塞状态以及民主主义危机的局面。
注释：
① 参见藤田久一《戰争犯罪とは何か》，岩波书店（新书），1995年版。
② 梅棹忠夫主编：《世界民族問題事典》，平凡社1995年版。关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全貌，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Civilization:The Genocide of The Armenians,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 National Foundation Inc.,Brookline(Massachusetts),2004,较为浅显易懂。
③ 《朝日新闻》2001年2月1日，2005年12月15日，2006年10月14日，2007年1月26日。
④ 关于有土耳其官方背景的策动否定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参见Richard G.Hovanjisian(ed.),Remembrance and Denial:The Case of Armenian Genocide,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Detroit,1999。
⑤ 稻垣大纪：《25歲が
む“南京事件”——事件の究明と論争史》，东京财团发售，中央公论事业出版2006年版，第2页。
⑥ 茂木弘道（“向世界传达史实会”秘书长）：《南京“大虐殺”反日映画に反
を！》，《WILL》2007年3月号。
⑦ 在日本，像笔者这样主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实性的人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派”，这是含有政治意义的特别称呼，并不能作为自称，在美国则被称为“事实认定派”。“南京事件史实派”（简称史实派）是比较贴切的称呼。由于否定派喜好自称为“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那就这样称呼他们吧。
⑧ 西野瑠美子：《マィク·ホンだ議員に聞くアメリカ“慰安婦”决議案が目指すもの》，《世界》2007年6月号，岩波书店出版。
⑨ 参见控诉媒体危机的市民网络编《番組はなぜ改ざんされたか——“NHK·ETV事件”の深属——》，一叶社2006年版。
⑩ 稻田朋美在《百人斬り裁判から南京へ》（文艺春秋［文春新书］2007年版）一书中记载，2005年9月，在被称为“小泉剧场”的解散众议院选举中，时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的安倍晋三知道她是南京事件否定派律师，邀请素不相识的她作为“刺客”（自民党安插在反对邮政民营化阵营中的候选人）出马。一般认为，因为安倍是南京事件否定论者才会招募稻田。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增补想象的共同体》，白石彩、白石隆译，NTT1997年出版。
(12) 拙作《総論——記憶の比較文化》，都留文科大学比较文化学科编：《記憶の比較文化論——戰争·紛争と国民·ジェング·ェスニシティ——》，柏书房2003年版。
(13) 参见拙作《逸りしたアジアとの“和解”——戰後50年、国民の選択——》，拙作：《南京事件と三光作戰》，大月书店1999年版。
(14) 拙作；《南京事件研究をめぐる状况と問題》，《歷史学研究》第571号，1987年9月，收录于拙著《アジアの中の日本軍》，大月书店1994年版。
(15) “思考日本前途及历史教育青年议员协会”编：《歷史教科書への疑問》，展转社1997年版。
(16)(17) 俵義文等：《安倍晋三の本性》，《金曜日》2006年。
(18) 水岛聪：《映画〈南京の真実〉制作で見えた情報戰の真実》，《正論》，2007年9月号，户井田彻：《〈南京事件〉の资料老“隱しに”外務省》，（同前，该报道中还附加了《付録〈南京大虐殺は虚構〉自民党南京問題小委員会檢證结果》）。
(19) 通向南京之路·史实维护会网址：http://www.jijitu.com，电子邮件：fact_keeper＠yahoo.co.jp。
(20) 林博史：《冲繩戰“集团自决”への教科書檢定》，《歷史学研究》，2007年9月号。
(21) 尾山宏：《今、なぜ南京事件70周年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企画したのか》，《法と民主主義》，2007年4月号。
(22) 《特集南京事件70周年国際連シンポジウム過去に向ま合ぃ、東アジアの正義と和解を進める——アメリカシンポジゥムガら——》，《法と民主主義》，2007年7月号中汇报了研讨会成果。
(23) 《特集 南京事件70周年国際連シンポジウム③“南京大虐殺”と“從軍慰安婦”問題——カナグ·トロントシンポジウムから——》，《法と民主主義》，2007年10月号中汇报了研讨会成果。
(24) 2007年12月15、16日于明治大学骏河台校区自由塔举行以“面对过去，东亚的和解与和平”为题的研讨会，详情请见ht-tp://www18.ocn.ne.jp/～nanjisy，执委会博客：http://d.hatena.ne.jp/December2007/，电子邮件：nankin70＠ever.ocn.ne.jp。
标签：自民党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国会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教科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