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州逸党”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东州逸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4-0471-09
在北宋前期文坛上，曾存在一个被称作“东州逸党”的文人团体。他们的行为及创作，不仅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也对宋代文化学术的走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除少数学者对其略有提及外（注：如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的《济南简史》第三章之相关内容，该章由徐北文先生执笔；又可见程杰先生著《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一书第4章及第11章之部分内容，该书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现代一般关乎宋代文史的论著中很难见到他们的踪影。故此，拟掇拾有关资料，对其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
“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人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1]（卷12），诗中对之大加挞伐。东州，指北宋前期行政区划上的京东路诸州、军、监。据《宋史》卷85《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分全国政区为路，京东路主要包括今山东省及今河南商丘市、江苏徐州市、宿迁市等地区。
《宋史·颜太初传》云：“山东人范讽、石延年、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太初作《东州逸党》诗，孔道辅深器之。”又《宋史·范正辞传》附《范讽传》云：“讽类旷达，然捭阖图进，不守名检，所与游者辄慕其所为，时号‘东州逸党’。山东人颜太初作《逸党》诗刺之，而姜潜者又尝贻书以疏其过云。”看来，“东州逸党”这个称号在当时已普遍流传，颜氏只是将其写入诗中，而范讽，则当是逸党的领袖人物。那么，与范讽交游并“慕其所为”“后生多慕之”的“东州逸党”，除了颜太初本传中提到的石延年、刘潜，还有哪些成员？逸党人物的基本“面目”如何？这当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先从范讽说起。据本传，他一生担任过许多官职，但所记次序或有紊乱，又未标明时间。今参《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有关史籍，对其主要仕历及生卒年等略加清理。
范讽，字补之，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人，范正辞次子。年轻时以父荫补将作监生簿。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泰山，讽献《东封赋》，迁太常寺奉礼郎；又献其文，出知平阴县。后举进士，历淄州、郓州通判，为太常博士、知广济军。天圣七年(1029)，拜右司谏（《长编》卷108“仁宗天圣七年五月甲戍”条）。八年(1030)，擢天章阁侍制（《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月壬寅”条）。明道元年(1032)，出知青州；二年(1033)，入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同年，加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长编》卷112“明道二年夏四月己未”条；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己未”条）。景祐元年(1034)，改龙图阁学士。以疾免三司使，寻迁给事中，出知兖州（《长编》卷114“景佑元年二月壬辰朔”条；卷115“景佑元年七月乙未”条）。景祐二年(1035)，遭庞籍弹劾，贬武昌军行军司马（《长编》卷116“景佑元年二月丁卯”条）。徙保信军，听居舒州持母丧，既而许归齐州。服除，改将作少监，知淮阳军（《长编》卷128“康定元年秋七月乙亥”条；又见《宋史》本传）。康定二年(1041)，为光禄卿，知潞州（《长编》卷133“庆历元年八月辛卯”条）。卒。
关于范讽的生卒年，史无明载。范正辞本传谓正辞于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由大中祥符三年(1010)上推75年，为五代后唐清泰三年、后晋天福元年(936)。虽则正辞妻室情况与范讽有无姊妹不得而知。又范讽虽为正辞次子，但揆诸常情，其出生不当在正辞60岁（至道元年，995）之后。即使是正辞60岁生范讽，参范讽献赋得官事，则其时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可能性极小。换言之，范讽生年当在太宗至道元年(995)之前。又，前宰相寇准（生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丁谓（生于太祖乾德四年，966）曾相继被贬往南方，途经鼎州甘泉寺时，皆有题诗。后来范讽路经此地，亦曾赋诗抒怀，慨叹前事（范讽诗详下文）。由此可知，范讽年辈当晚于寇准、丁谓，即其生年应在乾德四年(966)与至道元年(995)之间。又据范讽本传及《宋史》卷311《庞籍传》、《长编》卷112、115所载，范讽与两度入相的李迪（生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关系密切，庞籍（生于太宗端拱元年，988）数劾范讽，“不拘礼法”，范讽均得李迪佑护。同时，李迪与范讽还不断受到时相吕夷简（生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排挤。种种迹象表明，范讽生年似略晚于李迪，而与庞籍、吕夷简相近，或当在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前后。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查考。至于其卒年，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记一则故事云：
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性磊落，豪于诗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死后数日，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谓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死，固辞久之，曼卿怒，登驴而去，顾生曰：“汝太劣，吾招汝安得不从！今当命补之同行矣。”后数日，补之遂卒。补之乃范讽字。今仪真有碑石，序其事尤详。
故事本身并不可信，但叙石延年之性格及石、范二人之有交谊，却合乎史实。不过，石延年（字曼卿）于“（仁宗）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卒于京师”，有欧阳修《石曼卿墓表》为证。王称《东都事略》卷六“仁宗皇帝本纪”云：“庆历元年……，冬十一月丙寅，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改元。”则康定二年即庆历元年(1041)。看来，文莹弄错了石延年的卒年，将“庆历”误记为“明道”；如果范讽与延年同年而卒属实，范讽卒年之误自不可避免。查《长编》，记有关范讽事者达20余条，庆历年间党争激烈，在庆历元年之后，却未见《长编》及其他史籍或范讽友人记其事者，似可为一佐证。但是，这里有一点还需说明：《长编》卷133载范讽曾于“庆历元年八月”出知潞州，是否与范讽卒于本年相矛盾？先看范讽本传的一段文字：“服除，改将作少监、知淮阳军，迁光禄卿、知陕州，道改潞州。入见帝言（从略）。复给事中，卒。”这段文字，除“复给事中，卒”之外，其余基本与《长编》所记相同。本传于“入见帝言”一段话后加此几字，行文显得十分匆促；且“给事中”在北宋前期（神宗元丰改官制前）为阶官名，并非实际差遣。又《元丰九域志》卷一京东路：“淮阳军，太平兴国七年以徐州下邳县置军，治下邳县（今江苏邳县南）”。该书卷4河东路：“大都督府，潞州，上党郡，昭德军节度，唐昭义军节度，皇朝太平兴国元年改昭德军。治上党县（今山西长治市）”。《宋史·地理志》卷85、86之记载同《九域志》。而由淮阳军赴任潞州，当途经宋都开封，因此才有“入见帝言元昊事”之可能。所以，笔者怀疑范讽受命“知陕州，道改潞州”，大概并未到任，时已至暮年，因故滞留京城。也就是说，范讽卒于庆历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间的可信性是非常大的。
范讽为官颇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且敢于谏言，不畏权要，狱断明敏。今据本传举几个小例。如其知平阴县时，存视贫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知青州时，当地发生灾荒，发取前宰相王曾家中粟米数千斛以济灾民。他弹奏皇族姻亲、朝廷重臣钱惟演曾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于是求见，说皇帝如不听劝谏，自己宁可辞职，仁宗不得已而可之。王文吉告发大臣陈尧佐谋反，仁宗命范讽审理此案。他半夜接到命令，于次日清晨即将案件审结。他出使契丹，途中触景生情，言辞慷慨，使“辽人相目不敢对”。
石延年与范讽为友。《东都事略》卷115、《宋史》卷442均有传。此据本传及《长编》等简要介绍。延年(994～1041)旧字安仁，后改字曼卿。先世幽州（今北京市一带）人，后徙家宋城（今河南商丘市）。真宗时，累举进士不中，补三班奉职，延年耻不就，后经张知白劝告，始就命。历知金乡县，改通判乾宁军、永静军。入为大理评事、直集贤院。明道元年，加馆阁校理（《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壬子”条）。景佑二年，坐与范讽亲善落职海州通判（《长编》卷116“景佑元年二月丁卯”条）。后以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壮年而卒。延年识见特出，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尤关心边防；在官任上有治名；其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不治章句。欧阳修《墓表》谓其“负高世之志”而“与时不合”，故颓然自放。
刘潜字仲方，曹州定陶（今山东定陶县）人，与延年为挚友、酒敌，《东都事略》及《宋史》石延年本传皆有附传。《传》中谓刘潜卓逸有大志，好为古文，以进士起家。尝为淄州军事推官，知蓬莱县、平阴县。其性刚烈而孝，与延年对饮，闻母暴疾亟归，母死，潜一恸而绝。陈师道《后山诗话》谓刘潜为“大侠”，喜诵李冠《六州歌头》咏项羽词。《宋史·高弁传》谓高弁与李迪、贾同友善，而“石延年、刘潜皆其门人”。刘潜生年盖与石延年差近，其卒年当在庆历元年之前，亦中寿而卒。
李冠，字世英，一字元伯。《宋史》卷442《刘潜传》附关于李冠的一段文字，极为简略，其云：“同时以文学称京东者，齐州历城有李冠，举进士不第，得同三礼出身，调乾宁主簿，卒。有《东皋集》二十卷。”据此，李冠年辈与刘潜相若。其《东皋集》现已亡佚。
李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与李冠为诗友。尝为王樵作《赘世先生传》，不传。张方平《乐全集·送李芝东归诗》有“此君齐鲁之奇才，三十病废吁命哉；来游京国动凄怅，东归泰山卧崔嵬”云云，盖李芝年轻时求功名而不得，负奇才而无命，只好归隐于故乡。
贾同，原名罔，字公竦，真宗赐名同，改字希得，门人私谥存道先生，青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曾为历城主簿、大理评事、兖州通判。再迁殿中丞、知棣州，卒。贾同笃学好古，颇有时名。仁宗天圣(1023～1032)初尝上书谏开放言路，痛斥丁谓伪造符瑞。著《山东野录》7篇，不存。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1记其事，《宋史》卷432有传。不过，《燕谈录》载“门人李冠元伯、刘颜子望相与谥曰存道先生”，本传却谓“刘颜、李冠、王无忌及其门人谥同曰存道先生”，似李冠又非贾同门人，此仍待考。又，《长编》卷109“仁宗天圣八年正月甲戌”条：“（贾同）年四十余，同进士出身，时大中祥符四年也。”由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上推40年，为太祖开宝五年(972)。既言“四十余”，其生年还应早几年，或在开宝三年(970)左右，年辈早于李冠等人无疑。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博通群书亦不为章句之学，尤善《老子》、《易经》。举家被契丹人掠走，曾只身入塞下访父母，累年乃归。自称“赘世翁”，以论兵击剑为事。著《游边集》2卷、《安边》3策、《说史》10篇，不存。《宋史》卷458有传。考本传谓王樵于真宗咸平(998～1003)中“弃妻”游边塞，其时当已是成年人，年辈盖与贾同相仿佛。
“东州逸党”的主要人物，或即上述数人。据颜太初诗，尚有钦慕逸党或已加入逸党“合唱”的后生，多为民间人士。其中如张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曾与刘潜、石延年、李芝等交游。时当年少，曾短暂加入过逸党的活动，此处暂未计入。综括上述，似有几点可注意：其一，除范讽外，其他人官位都不高，或乃在野之士。但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尤其重视边务防备。其二，性情大都豪旷奔放，不拘细行。时人责其“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确有其事。《东都事略·石延年传》所载故事尤为典型：“（延年）饮酒过人，有刘潜者，与延年为酒敌，常于京师过王氏酒楼，对饮终日，不交一言。王氏以为异人，奉之甚谨。二人饮噉自若，傲然不顾，至夕相楫而去。明日喧传王氏酒楼有二酒仙来饮。久之，乃知刘、石也。”其三，地域性强，而且大多为今山东省人（石延年亦曾在山东金乡县为官）。同时，他们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上面已多有涉及，再观《渑水燕谈录》卷4所记一则逸事，其略曰：王樵性超逸，有概世之治。庐梓桐山下，称淄右书生。贾同、李冠皆尊仰之。其后，高弁知州事，范讽为通判，相与就见。李冠寄诗曰：“霜台御史新为郡，棘寺廷评继下车。首谒梓桐王处士，教风从此重诗书。”晚号“赘世翁”。垒砖自环，名“茧室”。后感疾，即入其中，自掩户，卒。李芝为《赘世先生传》，载其事。相互间的友情不难于此中窥见。
二
“东州逸党”留传下来的作品虽不算多，却不能不令人关注它们的“文学史”意义。
《全宋文》卷364从《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辑录了范讽的3篇奏章，文字都很短，如《谏复修玉清昭应宫奏》：
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告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知之。
应用性文字，谈不上多少文学色彩，但简洁而寓智巧，辞气颇劲健。他人之章奏、策论亦大抵如此。范诗现存只有2首，1首是《题鼎州甘泉寺》，诗云：
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
寇准字平仲，封莱国公；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鼎州，今湖南常德市。《湘山野录》卷上记其本事云：“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又过之，题于西槛，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曰（即上诗）。”诗的前两句直叙本事，第三句宕开，转写佛寺环境，末句綰合诗题。诗风朴直明快，亦不免透霹出某种身世之感。魏泰《东轩笔录》卷2收录此诗，文字略有不同，其诗曰：“平仲酌泉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原诗无从查考，未知孰是。但《湘山野录》成书稍早于《东轩笔录》，前者所记或更可靠些。另一首诗是《题济南城西张寺丞园亭》：
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
这首诗也见于《宋诗纪事》卷10，谓出自《能改斋漫录》。查吴曾所作此书卷15引《倦游杂录》记该诗本事云：“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氏园亭，泉有金线、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乃张寺丞聪也。尝邀范讽宴饮于亭，题二韵诗于壁（即上诗）。”参范讽传记，此诗当是在故乡料理完母亲丧事之后所作。诗中流露出对仕途的厌倦以及对故土山水的恋恋之情。同上首诗一样，这首七绝亦直抒胸臆，但其平易晓畅的语句中蕴含着更多的人生况味。《全宋诗》卷73据陈应行《吟窗杂录》仅录其后两句，而诗中的“青”字为“情”。从诗意看，两句皆可；从韵致看，“青”字较胜。
石延年为文健举，最工于诗，而诗集早佚。《全宋诗》卷176以现存抄本《两宋名贤小集·石曼卿集》为底本，以他本校补，合编为1卷，收诗52首，残句27。其诗大半为五、七言律绝，以赠人、咏物为多。前人评延年诗，多谓其险奇豪骏。如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谓：“曼卿之诗，又特振奇发秀……，独以劲语蟠泊，会而终于篇，而复气横意举，洒落章句之外”。石介《三豪诗送杜默师雄》赞“曼卿豪于诗，社坛高数层”；《读石安仁学士诗》又谓其“秋风有怒涛”。欧阳修《哭曼卿》亦云延年诗“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今举石氏《寄尹师鲁·平阳会中代作》如下：
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河山损桃李。
雁声北去燕南飞，高楼日日春风里。
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
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意境凄寒，构思别出心裁。春风、桃李、燕雁、眉黛等，这些被无数诗人惯用的平熟意象，在此诗中都变了色调，确实能给人以奇秀、“搜怪”之感；《渑水燕谈录》卷7曾借延年托梦关咏的荒诞故事，称此诗为石氏“最为得意”的传世之作。他如咏《古松》：“真气森森耻屈盘，铁衣生涩紫鳞乾。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咏柳》：“柔根恐是离肠结，未折长条先断肠”；《金乡张氏园亭》：“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皆气格挺拔，造语险峭生新。不过，他也有朴素拙直的作品，如《赠刘潜归陶丘》云：
君今归柯泽，路出梁宋间。
芒碭有吾庐，亲老待我还。
羡子先谐愿，思亲头鬓斑。
韶光苦不再，沟水长潺湲。
浓浓的友情、乡情、思亲之情从平实自然的语句中流出，令人觉得特别亲切，这是另一类风格。
延年有词集《扪蝨长短句》，不传。《全宋词》仅录《鹊桥仙·七夕词》1残篇、《燕归梁·春愁》1首，不妨将后者录下：
芳草年年惹恨出。想前事悠悠，伤春伤别几时休。算从古、为风流。
春山总把、深匀翠黛，千叠在眉头。不知供得几多愁。更斜日，凭危楼。
词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3辑出。它上片写年年之愁，下片写特定时间之愁，芳心愁情无穷尽。言情题材写得并不浓艳，正顺应当时词坛新风尚。又巧妙运用叠词，换头饶有意味，表明延年颇懂写词之法门。词集虽佚，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他还存有《五胡十六国考镜》，属历史类著作。
刘潜诗文无存，《全宋词》收词2首、1残句。其中《六洲歌头》咏项羽词乃李冠所作，可参拙著《宋代齐鲁词人概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之考辩。另1首是《水调歌头》，词云：
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唯见雕弓白羽，铁面骇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
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作翠蛾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
上片写塞外行猎，极目所见，并由远望昭君之墓顿生无限感慨；下片由歇拍之端绪遥想汉代之鼎盛，以汉喻宋，寄望于文臣武将为国尽忠。词中写和平时期边塞游猎生活，境界阔大，声情激越，在北宋前期词坛上极为少见。此词出自《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5，谓刘潜作；然别又作黄庭坚词，见《山谷琴越外篇》卷1。考山谷词中虽有个别词篇如《鼓笛慢》寿词风格类此，但那要为人宣扬功德勋绩，与抒写自我之塞上豪情毕竟不同。其他虽多疏宕之作，而并无此类题材。从词作本身看，写得激情四射，与北宋前期力图上进、关注边防的时代气氛较为合拍；而从结拍“戎虏”二句所透露的信息，似写在澶渊之盟后边境相对安定之时。词中表达的情绪与黄庭坚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内忧外患加剧、士人忧患意识大大增强的现实氛围很不协调。再者，刘潜性格豪纵，又曾任武职，无论以人观词，还是以词逆人，都比较切合。另外，《全宋词》自《东原录》辑出刘潜《水调歌头》残句“六郡酒泉”，词题为“上曹玮”。曹玮(973～1030)，枢密史曹彬之子，历任缘边安抚史一类官职，为当时名将。《长编》卷109“天圣八年春正月甲戌”条载贾同尝造访曹玮，见其驭军严明，十分叹服。结合残存“六郡酒泉”四字，写的应是边塞题材。因此，将刘潜、李冠词中互见的《六洲歌头》咏项羽1首判属李冠，2首《水调歌头》皆出自刘潜之手，当不谬。
李冠留存下来的诗歌有2首，其中1首已见前引《渑水燕谈录》。另1首《宿灵岩寺》，云：
叠翠围僧国，幽棲孰有才。
名高仍可隐，骨俗岂宜来。
花发松香没，云销石色迴。
何年脱身去，心委像前灰。
诗中写寄宿佛寺之所见所感，表达失意才士常有的皈依之思。中间四句极工稳，严谨中不失文采，再现出寺院内特有的环境气氛。《全宋诗》据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5引宋唐士耻《灵岩集》录此诗后加按语云：“查四库本及《续金华丛书》本《灵岩集》均无此诗。”今按：此可待考。山以灵岩为名者多，其山寺即可称灵岩寺，著名者如江苏吴县之灵岩山及灵岩寺。如果此诗确为李冠作，就目前所知李冠行迹，诗中灵岩寺当在今济南市长清境内，为国内佛教四大名刹之一。又，《全宋诗》录历城人张掞（与李冠、刘潜友善，范讽尝荐其治理京东，于是有知掖县之任命。暂未被列为逸党成员）同题五言诗一首（一说为张掞之兄张揆作），似可参看。李冠的词，《全宋词》录存5首。其《蝶恋花·春暮》等短调风姿绰约，颇有佳句，而尤以《六洲歌头》连璧之作辉耀词史。其“骊山”篇咏李（隆基）、杨（玉环）故事，浓缩陈鸿《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之妙文，刚健不乏婀娜之态，凄凉忧古之怀可惊当世。咏项羽一篇更见特出，词云：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鞭寰宇，驱虎龙，扫
枪，斩长鲸。血染中原战，视余耳，皆鹰犬，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魂惊，泪盈盈。念花无主，凝愁苦，挥血刃，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呜咽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何处见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
此词串演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程大昌《演繁露》卷16称扬此词“闻其歌使人怅慨，良不与艳词同科”。的确，如此大气包举、慷慨悲壮的百字以上长词，在当日词坛绝无仅有。
贾同仅存《示蔡通判》诗一首，云：
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
明白如话，略无艺术性可言。但以诗代简，却很有实用性。《宋诗纪事》卷8引《合璧事类》记其本事云：“蔡文忠公齐，喜酒，饮量过人。既登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太夫人年已高，颇忧之。一日，贾存道先生过济，文忠馆之数日。先生爱文忠之贤，虑其以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云云。文忠瞿然起谢，自是非亲客不对酒，终身未尝至醉。”看来这首诗还真是起了作用，可为诗坛佳话。蔡齐(988～1039)，字子思，膠水（今山东平度）人，举进士第一，累官至参知政事，谥文忠。《东都事略》卷53、《宋史》卷286有传。《全宋诗》卷143据王得臣《麈史》卷2收录贾同此诗，字句稍异。
李芝、王樵皆无作品传存，殊为憾事。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或可得到如下启示：其一，北宋前期，正当唐宋文化的链接与转型时期。政治上的大一统不可能也无法立即“指令”其文化学术在新时代的画布上绘出特有的主色调，这种不同步是正常的。纵览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往往在一个新朝代诞生之后，文坛上有一阵短暂的沉寂，继而是诸家竞出，群体与流派渐兴，承袭与革新杂合，多元化探索成为一时之趋势，这基本上成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宋初情况正是如此。就诗歌创作而言，众所周知，当时相继出现三大体派，一是白体派，代表人物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诗风平易浅切；一是晚唐体派，代表人物有九僧、魏野、林逋、潘阆、寇准等，诗风精巧新僻；一是西昆体派，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丁谓等，诗风艳丽典雅。三派情况不同，各有缺陷和优长；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唐音”走向“宋调”的嬗变中，在推动宋诗逐步成熟并形成主流风调的历程中，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做出了重要的铺垫。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诗人或群体流派也为此尽了哪怕是“绵薄”之力，“东州逸党”派或称东州诗派既是其中的一个。虽其作品多佚而难窥全豹，但就残存诗作而言，却兼取白体的通脱与晚唐体的精巧两个方面，又辅之以豪纵的气格，延年诗尤可作为代表。可以想见，当年他们的创作个性并不雷同，而力避五代柔弱之风、求新求变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三大体派的主要代表如王禹偁、魏野、林逋、杨亿、刘筠等人于仁宗天圣末(1032)之前先后辞世，而东州诗派的创作活动则又往后延续了十年之久（逸党的主要活动时间约在真宗朝末年至仁宗庆历之前）。且不说此派中人与主盟宋诗革新的“总设计师”欧阳修及其中坚苏舜钦等有过交往，单就其在生活与创作年代上与之更为衔接这一点看，谓东州诗派是建构“宋诗”的一支辅翼力量，至少是引玉之“砖”，当不是无根游谈。再从歌词创作角度而言，东州诗派也不妨说是一个词派。宋初几十年词坛颇为寥落，待柳永、晏殊、张先诸人出，始显活跃，多种词风同时并存，小令与慢词并峙发展。东州派的词作，其小令艺术不亚于晏、张，而上举刘潜尤其是李冠之长调慢词，在当时别开生面，可称独步。一般谈论所谓豪放词者，多推范仲淹几首《渔家傲》为起始，实为误导，起码不够全面。由此，也可见出东州派词人的“词史”意义及其价值。其二，从地域文化传承方面来看，“东州逸党”自然会受到齐鲁文化即后来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濡染，但应注意，齐文化与鲁文化在融会整合过程中仍存在着相对的差异性。一般而论，齐文化比较活畅，尚事功，注重因革、新变；鲁文化尊重传统，崇尚礼仪，较为敦厚。“东州逸党”之个性，当是更多地承传了齐文化的传统，这也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宋代文坛的两位名家、俗称济南“二安”的李清照与辛弃疾。“二安”均为齐州人，又在齐文化圈内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从父祖辈和故土文化中所受的熏陶，也以齐文化精神显得突出。南渡之后，不少作品中把乡恋之情与故国山河之念融化在一起，不仅将思乡主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带有文化寻根的意味。易安《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诗曾云：“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幼安《美芹十论》有言：“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思”等等，都使人感受到怀故之心的强烈驿动。至于“二安”的人品与文风——且不说幼安——只看易安这位当时无权参与政治生活的女性作家的“狂态”与不羁之气，就足以令人吃惊。当我们追溯“二安”这两位文化名人的生活道路与其成长的社会和乡土背景时，那诸多因素中，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他们的前辈“东州逸党”。
三
有两个问题需作简略论证：一是“东州逸党”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一是逸党人物的交游。
上面曾提到颜太初在《东州逸党》诗中对之大力声讨，此可摘录部分文字：“东州有逸党，尊大自相推。……六籍被诋诃，三皇造毁訾。……或为童牧饮，重髽以相嬉。或作概量歌，无非市井辞。或作薤露唱，发声令人悲。或称重气义，金帛不为赀。或曰外形骸，顶踵了无丝。……乡老为品状，不以逸为嗤。宗伯主计谐，不以逸为非。私庭训子弟，多以逸为宜。公朝论人物，翻以逸为奇。家国尽为逸，礼法从何施”。他觉得这些人实在罪大恶极，建议朝廷“分捕复大索”，一一逮捕归案，并使“大者肆朝市，其徒窜海湄”，甚至“杀一以戒万”，严刑峻法，方可“无使永嘉风，败乱昇平时”。从颜太初开列的逸党“罪状”和造成的“危害”来看，似乎立国不久的赵宋王朝政权正面临着一场真正的危机与挑战。而从我们在前文中叙述的逸党诸人的所作所为来看，也并非尽如颜诗中所夸张的那种情形。不过，我们也得承认，逸党确有超越世俗的“特异”之处，否则不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响。庞籍数次弹劾范讽，除了权力之争等其他因素之外，亦与此有关。《长编》卷116“景佑二年二月丁卯”条载庞籍言：“（范）讽放纵不拘礼法，苟释不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不可不察。”同颜太初所言如出一辙。其实，颜氏指斥逸党之“罪恶”无非两条：一是不守名教，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二是创作粗俗，或哀乐由己，非但无益于世，且有违道统。所谓概量，指称量谷物所用之量器，亦指用斗斛等量器来确定谷物之多寡。《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角斗甬，正权概。”郑玄注：“概，平斗斛者。”《宋史》卷42《理宗本纪》：“诏诸路和耀给时直，平概量。”概量歌当即流行于市井民间的一类歌谣。薤露，乐府《相和曲》名，古代挽歌。崔豹《古今注》卷中：“《薤露》、《蒿里》，并丧歌也。……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薤露唱”，此指任意抒自我之情的悲酸吟唱。两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即所谓“逸”风，在颜太初看来，也就是“永嘉风”。“逸”字有多个义项，如奔竞、隐遁、超越、闲放等，此为贬义，主要指放纵淫荒、不顾德行，而作为一个概念，又与“永嘉风”紧密相连。永嘉，西晋怀帝年号(307～313)。时当八王之乱逋过，却仍旧祸事迭起，日不安宁，三年后西晋政权倾圮，晋室南迁。从颜诗中提到的“竹林民”、“夷莆辈”、“阮籍”等人看来，“永嘉风”当指自曹魏正始至整个西晋期间的世风与文风。是时，由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祸乱，士族伪饰名教，文人力畅玄思，纵情声色与高蹈遗世之风并起，个性意识大为张扬。不过，北宋前期的政治现实毕竟不同于西晋之季，“逸”风却有弥漫朝野之势，而又以东州之地为甚，个中原因可能相当复杂，约而言之，我们不妨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暂时中衰。自儒学被统治者视为治理国家、强固社会秩序最有效的工具之后，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每逢乱世，它也就最容易受到其他思想文化（尤其是佛、道思想文化）强有力的冲击，出现凝滞，产生变异。原始儒学演变为两汉经学，独尊儒术至魏晋玄学之大兴，情况自有不同，却都与乱世诸家纷起、思想文化多元化有关。隋唐儒学在名义上保持着权威地位，但所谓儒、佛、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实际上使儒学又在经历着一次变化。韩愈复兴儒学并未成功，只是在古文方面有所收效。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到北宋前期，儒学之衰已颇明显，司马光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作《颜太初杂文序》则有“天下之不尚儒久矣”之叹[2]（卷64）；与此同时，融摄佛道思想形成的新儒学——理学已初露端倪，此正是儒学衰变的结果。儒学统治的松弛，也就使类似于西晋之关注自我、放浪越礼一类行为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这是某种程度的“历史相似”，而不是历史的完全重复。其次是北宋前期的社会态势。赵宋立国伊始即呈弱势，气魄远逊汉、唐。太祖、太宗方能进取，却有点力不从心。真宗至仁宗庆历之前，由于中央集权制度业已建立，宋辽澶渊盟好，似乎天下已太平无事，只想守成而不图力革积弊，于是朝廷因循守旧之风愈益严重，如司马光《涑水纪闻》卷3载，与“东州逸党”颇有瓜葛的宰相吕夷简尝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定成例，并说：“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为相矣。”即可见当日风气（注：以上几句论述尝参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第一章第13页、14页；有关司马光之事亦转引于此，但已经过笔者从他本查证。）。另一方面，宋初即确定了文官政权的基础，士大夫俸禄丰厚，地位优越。虽然朝廷欣赏黄老之学，但为了巩固政权之需要，又不能不尊孔崇儒，进入仕途仍要靠儒学起家。而儒学迹近凝固，《能改斋慢录》卷2既谓“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无多发明。这种状况必然为试图建立功业的才士所不满，逸党人物如王樵、石延年等博览群籍而不治章句，便是显例。知识阶层惯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指点江山，论斥时政，何况又是在一个更代不久、精神比较自由的特定历史阶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逸”风的流布是时代的变革要求与因循蹈矩矛盾相激的产物，是对于泥守之风的一种反动。再次是地域文化传统。齐鲁文化之悠久沉博人所熟知，前已略及，齐文化与鲁文化毕竟有所差异，而地处东州的北宋齐州、淄州一带正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自姜尚、管、晏以来，因俗简礼、尚贤下士、义利并重、政教合一、崇尚武勇、善于辞辩等文化传统世代相沿，至儒学消歇的北宋初期，此地风尚更显得自由开放。上述王樵事约可概见，再如《宋史》卷326《田敏传》载五代遗民、淄州邹平人田敏主张“读书不必多”，当择精义，“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又如《宋史》卷457《田诰传》记齐州历城人田诰“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著作百余篇传于世，大率迂阔。每构思，必匿深草中，绝不闻人声，俄自草中跃出，即一篇成矣。”《渑水燕谈录》卷4亦记其人与徐铉、王禹偁交游，尝致书徐铉“质其去就”，后“遂决高蹈之志”。这些，都可使人看到逸党人物的影子，是“逸”风产生的地方背景。其实，颜太初攻伐逸党，除开别的因素不论，也因其深受鲁文化之陶染。他是颜渊四十七世孙，字醇之，号凫绎处士。本传谓其“慷慨好义，喜为诗，多讥切时事”。其子颜复从苏轼游，苏轼曾作《凫绎先生诗集叙》，亦谓其诗文“皆有为而作”云云。这个鲁地名儒是“礼法”之士，他写诗讥刺“东州逸党”并不奇怪。另外，对颜太初“深器之”的孔道辅(986～1039)，字原鲁，孔子四十五代孙，《末史》卷297本传中载“孔氏故多放纵者，道辅一绳以法”，与太初极相类。只是“尝贻书以疏甚过”的姜潜是石介的门生，“贻书”内容尚不得而知。
“东州逸党”交游甚广，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与泰山学派和庆历革新领袖人物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未被笔者列入逸党成员的李迪与范讽等人为至交，泰山学派的开山孙复即是李迪的侄女婿。《宋史·孙复传》：“（孙复）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贤，以其弟之子妻之”。《东都事略》卷113孙复本传亦记其事。孙复(992～1057)，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学者称泰山先生。著《尊王发微》12篇，其讲说多异先儒。孙复讲学于泰山书院，乃应石介之邀。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人，乡人称徂徕先生。《东都事略》卷113、《宋史》卷432有传。本传谓其遇事奋然敢为、为文有气。其著述多有散佚，现存《徂徕集》20卷。他和石延年交好，曾盛称延年诗，已见上引。和范讽亦有交情，如明道二年仁宗亲政，斥后党，起用李迪为相，范讽为御史中丞，范仲淹任谏官，石介曾在《上范中丞书》、《上郭殿院书》等文中对范讽表示祝贺，对朝政充满希望[3]（卷12）。孙复、石介聚徒讲学，又同在国子监任教，其所作为不仅有功于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更是宋代理学的先驱，此已为人们公认。孙、石二人又同出范仲淹门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云：“文正公（范仲淹死后谥文正）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死后谥忠宣）游。”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东都事略》卷59、《宋史》卷314有传。他是有宋一代名臣，庆历新政的领袖人物，其道德文章为历代士人钦敬。需要强调的是，范仲淹二岁而孤，随母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与济南市交界处）一朱姓人家，遂名朱说。少年时曾在此地刻苦攻读，对日后建功立业影响甚大。晚年镇守青州（今属山东）时，在寄给乡人的一首诗中称自己原是“长白一寒儒”，对“旧庐”、“乡人”满怀深情[4]（卷7）。这里是范仲淹的第二故乡，也是“东州逸党”的故乡。提起范仲淹及其在庆历新政时的革新意识，不能不使人想到他的这段经历和齐风民俗。同时，范仲淹与范讽曾同在谏台共事，范讽为其上司，当有来往。而在同宰相吕夷简的关系上，二范态度约略相似，常与吕氏不和，尽管其严重程度与具体事件有异。另者，范仲淹有《送石曼卿》诗，谓其“英气飘飘酒满颜”，将石氏比作西汉贾谊，表明他与延年亦有交谊[5]（卷166）。庆历新政的健将、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东都事略》卷72、《宋史》卷319有传。欧阳修与石介同年举进士，翰墨往还，为知己之交。庆历三年(1043)，石介上《庆历圣德颂》诗，推誉一时名臣范仲淹、富弼等人，歌颂新政，震动朝野。石介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死后几成发棺之祸。石延年也是欧阳修的好友，及延年卒，为写《墓表》并《哭曼卿诗》，扬其才略，哀其不遇，可见友谊之笃。要之，诗文革新、理学滥觞与庆历新政，一个主要涉及文化学术，一个主要涉及政治、经济等社会改革，虽然“东州逸党”的成员在庆历元年之前多已下世，或者也没有直接打出参与某个历史性事件的旗帜，但通过其交游，看看逸党人物在这些事件“正式”启动时哪怕是已然消失的背影（如贾同、刘潜等皆好古文），仍有意义。
收稿日期：2003-03-18
标签：宋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渑水燕谈录论文; 宋史论文; 东都事略论文; 水调歌头论文; 全宋词论文; 湘山野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