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专业化能否提高我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杂度论文,出口贸易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进入21世纪,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978-2008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7.4%,远高于世界同期6%的增长速度。贸易规模逐步增加的同时,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正由低技术附加值向高技术附加值转变,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有了显著提高(Rodrik,2006;Schott,2008;文东伟和冼国明,2009)。那么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因素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根据Hausmann和Rodrik(2003)的“成本发现”理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口企业在开发和生产高技术水平商品过程中所产生的“示范效应”,能够吸引生产要素向相关产业转移,从而可以带动总体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学者认为,FDI的流入可以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国内产业的“学习效应”,FDI的流入(主要是来自于OECD的外商独资企业)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特别是加入WTO后,这种影响尤为明显(Xu和Lu,2009)。也有学者认为,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较大,在促进贸易结构升级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Amiti和Freund,2008)。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不同意见,认为FDI和加工贸易仅能解释我国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提高,却不足以说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在贸易结构上的相似性,政府对高科技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提高的重要原因(Wang和Wei,2008)。上述文献大多从FDI、贸易和政府政策等角度研究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问题。
MAR外部性理论和Jacobs外部性理论为本文研究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提供了新的视角。MAR(Marshall-Arrow-Romer)的外部性理论①认为,知识溢出主要产生于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产业在地理上的专业化由于空间邻近更有利于知识在产业内传播,提高了产业内企业创新能力(Van der Panne,2004)。同时,熟练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的自由流动和辅助性行业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新能力的加强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了出口技术含量的提高。从MAR的外部性理论观点可以得出地区专业化有利于技术含量提高的结论。而Jacobs外部性理论则得出相反的结论,Jacobs的外部性理论认为,最重要知识溢出往往来自于核心产业之外,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导致产业之间更多的交流,从而产生更具有生产力的新思想和新组合,大量多样化的产业在相近地域上的集中比那些相近产业的集中更能促进创新(Feldman和Audretsch,1999;Van Oort,2002)。同时,产业多样化可以提供更多的中间品投入种类。创新思想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产品可以提高出口贸易的技术含量(Levin和Tadelis,2007)。那么,地区产业专业化和产业多样性哪个更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呢?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经济的赶超和快速增长是这些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贸易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为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因此,研究地区专业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进一步推动贸易结构乃至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已有研究对FDI、加工贸易和基础设施等与出口技术含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但还没有文献对地区专业化(或地区产业多样性)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实证方面,本文采用2002-2008年4位HS分类的分省分行业出口数据,采用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测算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第二,分别运用分位数回归法、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广义矩估计方法检验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倒U型效应。这些基本结论对于贸易结构升级和产业的合理布局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的建立
具体地,我们采用如下方程进行计量估计:
ETS=α+βSpecialization+γCV+u(1)
式(1)中,ETS代表各地区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Specialization代表地区专业化;CV代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研发强度(RD)、人力资本禀赋(Human)、基础设施建设(Road)、地区开发度(Openness)、外资进入程度(FE)和金融发展指标(FD);u为误差项。
本文在进行实证检验过程中,将主要考察地区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考察在其他影响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影响的稳健性。之所以选择上述控制变量,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研发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技术创新的质量,因此需控制地区研发强度指标(RD)。第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重要影响(Lucas,1988),由要素禀赋理论可知,人力资本禀赋相对丰裕的地区在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因此需要控制人力资本禀赋指标(Human)。第三,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深度,而且还能够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出口,增加出口的广度,特别是对于那些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而言,其影响尤为明显(Lai,2006;王永进等,2010),因此需要控制基础设施指标(Road)。第四,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通过学习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同时,跨国公司往往是先进技术的所有者和技术外溢的主体,FDI的流入可以降低技术的研发和学习成本。因此,需控制地区开放度指标(Openness)和外资进入程度指标(FE)。第五,金融发展促使企业加大对创新资本的投入量,不仅可以使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使企业在产品创新和改良过程中提高了技术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有利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因此需要控制金融发展指标(FD)。
2.指标说明
(1)地区专业化指数
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的指标有多种,认可度较高的是Krugman专业化指数、区位商指数和Ellison-Glaeser系数等。Ellison-Glaeser系数是1997年由Ellison和Glaeser建立的。该指标采用分解Herfindahl相关产业序数的方法,并合理控制了工厂规模分布的差异,能够反映行业内部结构对地区专业化程度的影响,被认为是衡量专业化程度一个较好的方法。但由于无法获得计算Herfindahl系数所需的微观数据,因此无法使用Ellison-Glaeser系数。本文选择了比较常用的Krugman专业化指数来衡量地区专业化程度,同时运用区位商指数作为稳定性检验指标。
Krugman专业化指数:它测度的是第i个地区与其余地区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Krugman(1991)、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范剑勇(2004)、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以及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在研究中均采用了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Krugman专业化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2)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经济学常以一国(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反映该国(地区)的技术水平,因此测定中国各国(地区)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xport Technology sophistication,ETS)最直接的方法是:对每一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以该国或该地区各类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为权重加权求和,公式如下:
公式(6)的优点是考虑了该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的国别(或地区)差异,但在各种统计数据库中无法获得各国(或地区)的每一类产品劳动生产率数据。为了测算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当前的研究均假定:同一类产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都是相同的,但不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有差异的。地区贸易技术复杂度的不同主要在于地区出口结构的不同,而非同一产品在不同地区的技术差异。基于这样的考虑,当前的研究通过对各国(或地区)人均收入加权求和的方式,为产品i间接测算一个共同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即。本文借鉴了Hausmann et al.(2005)和樊纲等(2006)的研究方法,假定某类产品若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相对较高,则与该产品相关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越高。采用各国(或地区)各类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占世界各国(或地区)同类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之和的份额作为该国人均收入的权重,以此来测算各国(或地区)共同的劳动生产率,即:
上述测算方法为本文测算中国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提供了依据,本文同样假定在中国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同一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不同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是有差异的,地区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不同主要在于地区出口结构的不同。由公式(5)、(6)和(7)可以得到中国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如下:
(3)其他变量的构造说明
研发强度(RD)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研发投入除以地区GDP表示;人力资本禀赋(Human)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除以地区人口总数表示;基础设施建设(Road)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公路里程数表示;地区开放程度(Openness)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进出口贸易总额除以地区GDP表示;外资进入程度(FE)采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FDI流量除以地区GDP表示;金融发展(FD)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009)金融业的竞争指数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加权得到②。
3.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30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2002-2008年数据。其中,出口贸易数据来自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各省份按4位HS分类的对外贸易数据;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地区研发总额、地区人口数、FDI流量、贸易总额、地区GDP和地区公路里程数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金融发展指数来自樊纲和王小鲁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三、计量估计结果的说明
在计量模型建立的基础上,本节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并重点考察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影响的重要性。本文首先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进行计量检验,然后,采用区位商指数(LQ)作为Krugman专业化指数(Specialization)的替代指标,对模型作进一步估计,以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1.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
由文献可知,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可能会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地区专业化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在不同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水平下,地区专业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检验两者间深层次关系,本文首先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计量检验③。分位数回归方法可以区分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效应大小的变化趋势。
本文选择9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0.1~0.9。从表2中发现,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到的地区专业化的边际系数大小和显著性随着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而发生变动。总体来看,地区专业化对低端和高端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影响不大。具体地,当分位数位于10%和20%时,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当分位数增加到30%~60%区间时,系数显著性提高,但系数大小呈现明显的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如图1和表2所示)。当分位数位于70%时,系数变得不显著,即在此区间内,随着地区专业化的增加,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不明显。分位数到80%和90%时,系数出现负值,比如上海、北京、江苏和广东等地区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若过度专注于发展几个产业,可能会抑制该地区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图1报告了各变量系数在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变化趋势。
依据以上分析,本文预测地区专业化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也有可能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然,上述结论只是初步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检验。因此,我们对结果的解释留在下文讨论。
2.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
依据上文预测,本文认为地区专业化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呈倒“U”型曲线关系。Michael Fritsch和Viktor Slavtchev(2010)对地区专业化与创新效率的计量检验是采用加入地区专业化的平方项进行的,本文借鉴这一方法,采用如下方程进行计量估计:
公式(9)中,(Specialization)2是Specialization的平方项,其他控制变量保持不变。
表3中的方程(10)报告了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比较各列的估计结果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地区专业化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因此,地区专业化(Specialization)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是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的相对效应在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不同水平上各有体现的结果。在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处在较低水平时,对产品技术含量要求并不高,地区专业化可以保证通过行业内部的知识和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Van der Panne,2004),且劳动力搜寻成本的降低和信息的溢出可以使集聚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单个的分散企业。因此,地区专业化的规模经济增强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但随着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出口产品要求中间品投入种类更加多样化,产品创新更加多元化,地区专业化的行业内部机制满足不了高标准创新的要求,而行业多样性可以通过行业间动态的知识外部性和产业集聚促进产业间的技术扩散和中间品投入种类的多样化(Jacobs,1969;Van Oort,2002),产业间协同创新和差异化产品提高了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第二,地区研发强度(RD)和人力资本禀赋(Human,)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具有正向效应。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自主研究与开发,研发活动能够创造和积累知识,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进而可以提高出口贸易技术含量。另外,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降低工人的学习时间,提高技术采用速度,并有助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生产效率的改善,因而有助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第三,基础设施(Road)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涉及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Rodrik,2006),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根据外部市场需求和供给状况对生产要素进行及时调整。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则能够为企业节约库存和减少中间品采购的运输成本,有利于企业及时有效地调整生产要素(Moreno et al.,2002;Lai,2006;王永进等,2010)。同时,“商品属性越是复杂多样和易变,则越容易受到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Berkowitz et al.,2006)。因此,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第四,贸易开放度(Openness)和外资进入程度(FE)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具有正向效应。一方面,国内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从而间接地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跨国公司选择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FDI的流入可以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国内产业的“学习效应”,FDI的流入提高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Xu和Lu,2009)。
第五,金融发展(FD)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具有正向影响。首先,金融发展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金融产品创新功能可以帮助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其次,金融发展可以减少融资成本。存在较强外部融资需求的行业,能从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中寻求外部融资,减少行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外部融资成本,增加企业创新的动力。再次,金融发展可以充分发挥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功能。通过金融产品定价引导流动性进入外部金融依赖较强和资本边际收益率高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出口行业,因而提高了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3.广义矩估计结果(GMM)
Roberts和Tybout(1997)研究表明,企业出口行为存在普遍的滞后性,其原因是在进入出口市场时存在显著的市场进入成本。正因为出口市场进入所产生的不可撤销投资成本的存在,企业一旦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其出口行为将呈现持续性特征(王永进等,2010)。因此有必要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一阶滞后项,但是在引入该项后,采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估计时将会产生内生性问题,GMM方法则可以有效解决该问题。目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两种估计方法:差分GMM和系统GMM。
表3中的方程(11)和(12)分别报告了面板数据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估计结果来看,地区专业化(Specialization)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ETS)的影响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是稳健的。地区研发强度(RD)和金融发展(FD)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外资进入程度(FE)系数显著性明显提高,说明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和外资进入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影响比较稳定。而人力资本禀赋(Human)、基础设施(Road)、地区贸易开放度(Openness)的估计系数变得不够稳定。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敏感度,我们采用区位商指数作为地区专业化的替代指标,对模型作进一步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方程(13)是对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的稳健性检验,方程(14)和方程(15)分别为差分GMM和系统GMM的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地区专业化指数,还是其他控制变量,其相应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太大变化,说明上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四、结论
本文运用2002-2008年分省分行业出口数据,采用Hausmann et al.(2005)的方法测算了30个省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同时采用Krugman专业化指数作为各省份地区专业化指数。本文首先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对地区专业化和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估计。在控制了地区研发强度、人力资本禀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放度、外资进入程度和金融发展等变量后,研究发现:在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不同分位数水平,地区专业化程度影响大小和显著性水平视分位点的位置而定。随后,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进一步检验,结果发现:地区专业化和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是MAR外部性和Jacobs外部性的相对效应在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不同水平上各有体现的结果。在出口商品处于低技术复杂度水平时,地区专业化可以保证通过行业内部的知识溢出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但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地区专业化的产业内部机制阻碍了创新思想的出现,而产业多样性通过不同产业间空间距离的拉近和经济的集聚更能够促进产业间的技术扩散和中间品投入种类的多样化,进而更有利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本文的政策意涵是明显的,通过地区专业化提升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贵州、云南、广西、安徽、黑龙江等还处于较低出口技术含量的地区来说,专业化生产某些优势行业对于提升其技术复杂度是有益的。然而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处于较高出口技术含量的地区,再盲目提升其地区专业化水平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此时,提升该地区的行业多样性,利用Jacobs外部性,促进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才能较有效地提升其技术含量。政府等相关部门需要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产业和贸易政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注释:
①外部性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行业内的外部性,也叫MAR(Marshall-Arrow-Romer)外部性,这种外部性表现为行业层面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二是行业间的外部性,也叫Jacobs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指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外部性.强调行业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
②其中,金融业的竞争指数采用非国有部门信贷与GDP的比率表示,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采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例表示。
③分位数回归方法最早是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来的。从理论上说,分位数回归是一种基于被解释变量y的条件分布来拟合自变量x的线性函数的回归方法,是在均值回归上的拓展。由分位数回归方法得到的估计系数表示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特定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的分位点水平可以得到不同的分位数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