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一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要论文,这个问题论文,什么叫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观前提。当前，要叫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进步，然则需要倡扬思想的可持续解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断定，人们的认识“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反杜林论》，第34页）并且认为他们自己的学说从创立那天起，“就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马恩全集》第4卷，第113页）就是说，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必须恒常地超越历史文化积淀和自身生理、心理状况的拘囿，使思想观念益加逼近乃至契合实际，从而不断获得事业新的成功。这应是解放思想的本初内涵、运作机理。
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一广袤恢宏体系的开放性，不仅体现在其中诸理论基质、要素和它们的内在关联都应该而且能够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而逐步丰富、完善、深化，就是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也同样需要怀有解放思想的不竭意兴。邓小平说得极为明确、果决：“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学科属性而言，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理范畴；而广义地看待，则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因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将其置于更宽博的历史、现实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辩析和解说，以求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理性与亿万民众的实践经验、价值选择融合起来。当年列宁清醒地判定：“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倚重于实践并不等于全然否弃理论，而是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观点的同时，更深刻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所化生的新认识成果，从而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以最大程度地切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际的界定去指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推进。由此，我们就会更有把握地体认马克思主义“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显而易见，实际、实践是最高律令。而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观念、路线、方针、政策不落于实际、实践，超前性、预见性则属上上佳境。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中最根本最主要的矛盾。基于此，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并置于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中心”地位。而基于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并且是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又兼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三大差别”及其他新生差别极为悬殊、市场经济很难在同一起点上同时启动等实际国情，邓小平满怀忧患、十分警醒地揭明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以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坚持社会主义正确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又基于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理想认同、服膺、追随的价值尺度实际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实际，邓小平强调申明社会主义决不可率然弃置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规定。如果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大旗上作为最突出的价值取向标识，那就须得堂堂正正地书以“共富”二个大字。
由上述分析，可以认清：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科学解答充分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终极目标与现实途径的统一、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的统一、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的统一。而这些统一皆仰赖于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之上。”（《马恩选集》第3卷，第416页）这就又体现了在表述方式上否定与肯定的双向统一，而这正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说：“我也曾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心底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邓小平则指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在此否定条件下指出前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更加言之凿凿、泾渭分明，不是“不走”，而是“必走”、“走好”。
（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界定内在地确立了全新的价值序列观，即是：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置于终极价值、元价值的绝对优先地位，而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产品分配形式等经济关系属性置于次生价值、工具价值位次。只要有利于终极价值、元价值的实现，就可以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方略，采取相对灵活、切实可行的调整、改革措施，如在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混合型所有制、按劳分配的产品分配形式或多元的产品分配形式之间，不强行将何者定为一尊，而是允许根据“三个有利于”进行选择，并号召敢闯、敢试、敢冒，而且不允许动辄就在姓资还是姓社一类无谓的问题上旷日持久地争论不休，坐而论道，失去发展机遇。这一全新的价值列观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解放思想拓开了极宽博的理论和实践域限。这也就廓清了“名号崇拜”和沿习久远的盲目正统观念等传统政治文化迷误。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高徒子路在敌我厮杀中帽子脱落，由于他把“正冠”看得比性命还宝贵，低身拾帽而被醢之（剁成肉酱）。这一悲剧应是荒诞的名号崇拜政治文化的滥觞。我们思忖之后，便会悟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了中国才能保全、壮健社会主义，则更为紧要。
邓小平还揭示了全新的比较观，即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比较来考察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把追昔、扶今、瞻前结成认识链条来阐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同时，更重视在空间的维度上，在与周边国家、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来反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优劣长短。这就显示了理论的彻底性和昂扬的实践进取精神，这无疑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注入了非凡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勇气。“人类的整个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经愈来愈国际化了。社会主义社会把这三方面的生活完全国际化了”。（《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2 页）邓小平清晰地体察这种国际化的战略态势，勇毅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积极地借鉴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明成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用。他坦言：“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能在组织路线上如此实事求是地加以比较和省察，解放思想的博大胸怀实在堪称楷模。惟其视野开阔，才能断定“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邓小平称“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不但能节省聚论纷纭、治丝愈棼所耗费的时间、精力，把握住稍纵即逝、弥足珍贵的发展机遇，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思想营造了和合的社会政治环境与人文学术氛围，一扫动辄攻讦挞伐、上纲上线的“左”祸余绪。一生政治生涯的坎坷浮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度痛史，使他深谙人的命运解放、思想解放、潜能解放的巨大价值。磨难未能稍许蚀去他的骨髓和忠忱，用黑格尔老人评价人类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话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永远如此，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美学》第3 分册下卷，第309页）伟大人物的人格不变， 但其思想之船却永远扬帆航行在惊涛险浪之中。
（四）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对象化却不可缺失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社会工程的施行，原本就是有灵有肉的“社会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恩选集》第3卷，第113页）为了使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深刻共识，从根本上说当然要仰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的人的物质生活方式的深入转型，因为说到底“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也就是“人们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恩全集》第42卷，第424 页）但这决不是问题的全部，还必须看到精神、思想、观念、理性的相对独立性。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的经济、政治制度远比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深受封建主义羁绊，但却在理论思维上“拉第一把小提琴”。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确立新思想观念，“学习和培养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关键在于激活需要、调动思维、焕发理性精神。而这牵涉到国民性改造这一已属陈旧又颇需词费的问题。鲁迅先生犀利地剖解道：“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同时他又几近无奈地感喟：“我独不了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17年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生产力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但也无庸讳言，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存在并不断产生着各种矛盾、问题和困难，某些社会阶层成员发生了心理震荡，甚至引发了某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困惑和忧虑。特别是一些政治文化心理定势较强的人恋旧情绪浓重，陷于“九斤老太太情结”之中不能自拔，莫名哀叹“只剩下社会主义旗杆一根真萧索”。这些现象虽然不属普遍，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对策，以遏制其扩散、弥漫。就中最为紧迫的一招应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头脑，因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恩选集》第3卷，第467页）较高的理论思维对解放思想有强劲的助力和规约：一是，能够使人审视社会、判断形势更为客观、全面，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心理眩惑，因为“事实的财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财富”。（恩斯特·卡西尔语）二是，能够使人超拔于“时代的艰苦使自身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事物予以太大的重视”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终极关怀心力；三是，能够使人加大措置言动的思想道德力，追求崇高，祛除猥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先进的道德观念一旦形成就象“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他们的特点”，成为一种不能选择的、普遍的“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语）四是，能够使人不拘泥旧章、陈陈相因、了无新法，萌生想象力、创造力，而“想象力、创造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创造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爱因斯坦语）讲此四端，只是意在阐明科学理论可以进一步提高从实际出发去解放思想的功效，而不是要悖反地提出从原则出发的命题。既然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驾驭，那么坚持从活生生的实际出发与坚持以开放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就理所固然、势所必然地合璧为一体。总之，认识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需要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