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与高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高技术论文,效应论文,模型论文,EPN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区位特征。这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从全球竞争的国家战略高度上，充分关注并全力推进本国或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然而，如果高新技术产业区不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的基础上，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如果它不能带来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那么，它就不可能形成开放活跃、相互依存的产业的协同网络和集群。这样的园区不论有如何卓越的经济表现，也不论它吸引了多少企业进区，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如何切实有效地通过培育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区的产业集群，是当今世界各国（或各地区）各类高技术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大议题。对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建设而言，培育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更是当务之急。
一、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
技术创新是一个利用技术因素创造经济绩效的过程，在传统技术创新中它通常以比较平缓的形态在一定时空内集聚，而在高技术创新中它往往以一种剧变式的方式大规模地结成组群。一般而言，单个的技术创新如果不能带来众多创新的“群聚效应”，它虽然也能完成“产品化”过程，但不能形成产业化所要求的规模经济。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之所以重视高技术创新，是因为它能带来创新的大规模的群聚，而这种群聚正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前提。高技术产业集群必须具备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例如，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优势，主要归因于六大因素：(1)供应商网络；(2)接近大学和研究机构；(3)劳动力的流动性；(4)边缘技术；(5)丰富的风险投资；(6)企业家精神。我们看到，这六个方面同时也是最有益于高技术创新以“群聚”方式展现的内外因。
创新结成组群的思想，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使用“蜂聚”一词来加以描绘：“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1]“当某些创新（例如蒸汽机）直接影响到范围广阔的一系列产业时，这似乎为两个突出的观察事实提供了十分简单切实的解释：首先，创新不是孤立事件，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相反，它们趋向结成组群，鱼贯而出；第二，创新不是随意地散布于整个经济系统之中，而是趋向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聚焦。”[2]创新的“蜂聚”特性，使得技术创新不可能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是成群涌现的。但是技术创新的成群汇聚并不是统计数目的累加，它是许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而且离不开政府创新政策的培育，并伴随着“企业家”的成群出现。[3]
技术创新的这种群聚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技术范式的变化看，技术创新由于技术范式的转换过程，表现为基本技术创新和渐进技术创新。基本技术创新与技术范式的转换相适应，它是能够产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技术创新。由于它的出现，就会有大量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被吸引到这一新的技术轨道上来，于是发展性的或渐进性的技术创新就会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形成一个技术创新的群聚时期。第二，从产业化过程产生的涟漪效应看，在一个成功的产业化范例崛起之后，总是有企业相随，先是一部分，而后是大多数。这一过程是技术创新的扩散和转移而产生的一种波及效应。在这样的技术创新组群中，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显示出广阔的产业化前景，这可以使另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以之为基础，并反过来又为前者的进一步创新提供动力。企业在强烈的竞争中产生共振，构成网络，进而导致技术创新的聚群出现。
技术创新的群聚从技术和产业的双重视角，都是产业化过程中能动发展的源泉。它在传统技术的产业化与高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中，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表征了这一点。相对于传统技术的产业化而言，出现的是一般结群、“鱼贯而出”的技术创新；相对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言，出现的是大规模结群、“蜂拥而至”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对于高技术产业集群来说其意义如下：(1)高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过程遵循一种独特的“技术－经济范式”，在其群聚效应下有可能呈现为一种网络化互动学习或累进的区域关联，并最终完成高技术产业集聚。这是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内在动力机制。(2)高技术的产生需要科学、技术和产业的融合生长的丰沃土壤，而高技术系统的高度相关性、选择性和整合性又使得由高技术的技术范式孵育的“技术－经济范式”总是表现为一种能够带来大规模涌现的技术创新组群的“基本技术创新”。这里，技术本身的外在约束和它具有的经济含义，与传统技术相比都具有“极限性”的特点。高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在此构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核，形成了产业集聚的向心力。(3)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在高技术创新领域表现为，创新主体的行为关联呈现出一种高度网络化的运作机制。高技术创新的主体是高技术企业，特别是那些异常活跃的中小企业。这些数量众多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大多数是从大学或科研院所分化繁衍而来的，其行为关联必然由于与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呈现出网络化的运作机制。这使得高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必然表现为高技术创新主体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基于知识和人力资源的合作更加密切。这是高技术产业集群通常以网络化方式运作的前提。(4)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主要是在一种能够将外源性环境压力迅速转换成企业内源性创新动力的高技术创新模型下形成的，这是一种能够催生高技术创新组群并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高技术创新模型，其典型形式是20世纪90年代王海山提出的高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4]
二、我国要高度重视高技术的群聚效应
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关键在于能否培育出大量涌现的高技术创新的创新组群。这是走技术创新之路，发展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根本。唯有如此，方能形成有效的结构竞争力。实践表明，技术创新群聚总是与那些在未来能创造财富的关键部门相联系的，它不仅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还能增强政府的财政收入、储蓄和工业的持续增长。[5]我们强调高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它是一种高度活跃、大规模结群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在于它对原有技术依赖程度低以及它自身的创新产品生命周期短。
高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高增殖性和高扩散性。它能带动一大批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过去比较重视对高技术本身的研究，但忽视了高技术产业的集群过程，对高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和高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型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从国内外的经验看，各国政府创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试图通过政策倾斜或者制度创新（包括文化创新、体制创新等）推动本国或本地区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这对于高技术创新的群聚和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来说具有外源性动力原点的意义。
（一）高技术产业化作为一个高度综合的创新体系，必须靠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活动来实现。中国高技术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明显的不足是仍然缺乏一种面向市场的企业家精神或创新精神。企业家的灵魂就是创新，具备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条件，这是西方企业界的一个基本共识。然而，在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中，人们仍然对于“经理”和“企业家”不作区分，许多没有或缺乏创新精神的人充当着企业的“领头雁”的角色，占据着本应由企业家占据的位置。因此，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来说，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激励、互动关联的区域性的高技术企业的网络特别重要。高技术产业或产业群是企业家成批涌现的“大舞台”，高技术创新的群聚意味着企业家的在特定时空区位的“大规模汇聚”并形成高度关联的创新网络。这是我国高技术产业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先决条件。
（二）由于多重障碍，我国技术创新进行得并不好，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竞争，将高技术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必要性更加迫切。我国目前有五十多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创办的“开发区”更是不可胜数。毫无疑问，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创造了不俗的经济绩效。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在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集群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脆弱。研究资料表明，我国的高新区大都重视区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迁入，却忽视了区内行为主体之间的密切合作，这大大降低了区内衍生企业的能力和创新的机会。[6]由于多靠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进区以及区内技术创新水平不高、持续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大多数高新区内并没有形成专业分工的产业网络，产学研合作等产业集群机制也不完善，区内缺乏鼓励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和重视合作与非正式交流的社团文化。这一切使我国高新区难以适应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7]通过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培育技术创新的群聚点或聚群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导向培育高技术创新的创新组群，是解决目前我国高新区产业集群程度不够、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的关键。唯有如此，才能加快我国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进程，加速高技术的转移速度，形成一种“大规模结群”的高技术扩散模式。这是我国在世界高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带动经济腾飞的根本途径。
（三）技术创新的群聚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进程，它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产品和工序的改变。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经济融合生长的途径，其关键环节是技术向经济的转移和扩散。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而言，重视高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其核心是对一种通常所说的“技术－经济”生态之构建的重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中，推进技术与经济的融合生长是一个关乎社会经济发展命脉的长远战略。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是由技术创新之群聚效应的构建起来的，单一的技术创新如果不能形成集群优势，对于国家创新体系而言是毫无助益的。从总体经济发展角度看，技术创新的群聚，是一个技术进步和社会体制改革（包括科技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好转、进而对整个经济与社会产生普遍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那一系列内部相互关联的技术创新组群和“最好”的工程和管理实践是如何形成增长的潜力的。这需要各种因素的相互培育，是一个多维因子协同作用的结果。我国高新区的建设应该将重点放到这一“技术－经济”生态的构体系构建上来，因为它使高技术创新之组群（群聚）最终能够在一种互补性的创新网络中展现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能动发展之路。
三、高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与我国技术创新的群聚效应
高技术创新是由多重因素、多重环节相互作用构成的，它表现为一种综合的动力模型。这对培育“大规模结群”的高技术扩散模式、形成高技术创新的组群优势和群聚效应而言尤其重要，是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优势的关键。
上世纪90年代初，王海山提出了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8]这个模型在当时是国内研究高技术创新动力机制问题方面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模型。十多年后，我国高技术产业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和重大发展，关于高技术产业化的理论研究也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但是高技术产业园区建设和高技术产业集群面临的核心难题仍然要求我们重新强调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问题。从我国高新开发区的实践看，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是影响我国高新区高技术产业集群能力和高技术创新群聚效应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重视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而言，是走出创新动力不足之瓶颈的关键。
这个模型经笔者修改过。它表明，在高技术产业化进程中，须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优化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资源环境，并将来源于社会大环境的外源动力系统有效地转化为直接作用于创新主体的内源动力系统。其中关键参数：
(1)E——企业家(Enterpreneur)：技术创新的主体；
(2)P——创新政策(Policy)：生长在各种政策环境中，是形成“技术－经济”良性循环的核心因素；
(3)N——社会或市场有效需求(Need)：它是来自经济环境，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能体现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需求；
(4)R——创新资源(Resource)：来源于科技资源、人才和劳动力资源、资本和信息资源的技术创新资源。
在此模型中，企业家群体是主要参数，创新政策是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直接制约因素。这个模型表明，企业家群体在其经营活动中经常受到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驱力：外源动力因素和内源动力因素。其中主要由外源动力因素所形成的驱力包括：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的拉力，市场竞争的压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各种资源（如原材料、能源、资本和劳动力等）短缺的压力，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力，技术创新政策和相关政策的诱导和牵引力。主要由内源动力因素所形成的驱力有：由强烈的创新意识所积聚起来的创造愿望满足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追求企业发展和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吸引力。在这些驱力的综合作用下，企业家群体通过对它们的感受和认知，必然要从经济环境、资源环境和政策环境中寻找各种可资利用的技术机会、市场机会和政策机会。
依照这个模型，要推进我国高新区的技术创新群聚效应，我们首先应当正视我国在创新资源方面（如科技资源、人才和劳动力资源、资本和信息资源等）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势，培育政府和企业的创新意识，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经济生活中强有力的市场导向，进而使我国企业真正能够走上由技术创新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的道路。这其中，关键是要优化我国政策环境，在各种相关政策中形成一种培育创新意识和创新组群的创新政策。企业家的作用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作为EPNR结构的两极，是决定技术创新聚群的关键参数。通过技术创新的EPNR模型推进我国高技术创新之群聚效应，关键是要处理好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府干预创新的限度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从理论与实践上给予了普遍关注，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插手高技术扩散是不明智的，这是对市场的“不明智”的干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应该制订相应的政策或计划，帮助企业获得或应用高技术成果。我们认为，我国高技术产业化无论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还是资源环境的利用上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这种扶持是要营造一个高技术产业化的良好的支撑环境，并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协助众企业寻找高技术创新的组群位置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体，以及确立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大规模结群”的高技术扩散模式。政府切忌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干预只有在有利于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而且实际情况表明，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作为技术创新最前沿、最活跃的领域，将愈来愈受到政治、财政、税收、法律法规、科学技术、信息、征购和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是政府发挥作用的用武之地。因此，政府通过积极的创新政策，对技术创新进行适度干预和对产业集群给予有效引导，是我国加快技术转移速度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和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有效保障。
二是在高技术R&D与高技术扩散之间寻求优化平衡的问题。高技术R&D是高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与高技术扩散一样在经济上都相当重要。但限于经费上的投入和技术上的实力，我国高技术R&D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只有缩小这种差距，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水平才有可能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不是靠政府对高技术R&D投资的“规模战”所能取胜的，而是要靠整个“技术－经济”良性循环中的“生态”来实现。具体地说，就是要发挥高技术扩散的优势，由此带动高技术R&D水平的提升。因此高技术R&D与高技术扩散之间的优化平衡必须以二者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为准则。在现阶段，我国高技术R&D应以协助扩散为主，重点是在引进最新技术时进行评估、选择、消化吸收、改进和更新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的水平来提升引进技术的效用。
此外，还要确认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在高技术扩散中的重要性。市场体系、信息体系和宏观管理体系的内在联系对经济体制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高技术创新EPNR结构中的每一类参数系统都必须进入高速传递的信息体系中，才有可能处于高度活跃的状态。这是培育一种高度活跃的高技术扩散模式和高技术创新组群必须具备的条件。我国应迅速改变信息传递迟缓、交流困难的状态，以便在世界高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形成我国自己的高技术创新的组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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