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对我国大学生慈善渠道信任的影响及限度_中国大学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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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互联网，为什么慈善

       互联网的兴起被广泛认为给社会和政治信任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究竟是一个瓦解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组织信任的利器呢，还是一个操纵人们信任感的工具?如果互联网对人们的信任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话，这种影响的边界又在哪里?在互联网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又是如何呢?

       选择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作为研究对象，经验上的考虑很直接：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上的一个轰动性公共事件，许多人都认为该事件给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郭美美事件”给红十字会带来的打击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实验”；我们可以对比人们对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及影响因素，来检验互联网在“事件”中的特殊作用。

       在理论上，选择慈善机构的信任作为研究对象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探索性的想法：通过对非纯政治性组织的研究，来探究人们在更为贴近“日常生活”的语境下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研究者们一个常见的思路是用国人的社会信任来解释政治信任①。这种既定的研究模式一方面是受到了现有诸多数据库本身题项设计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一种狭隘的社会—政治信任观。将政治信任局限于对政治组织的信任和将社会信任局限于人际信任这一做法，忽略了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内在的共通性：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许多社会组织本身即带有“政治性”(比如官办的“社会组织”)。此外，询问对慈善组织的态度，则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却同时也能从中探究人们对政治—社会混合型组织的态度。

       文献回顾：信任解释的两个维度与互联网社会

       曾有学者根据社会科学中关于新人研究的既有文献，总结出两套研究路径：一是“社会文化路径”，另一个是“微观政治路径”②。这两种研究路径当然是互补的。许多学者都相信社会—文化因素对人们的政治信任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受到罗伯特.普特南影响至深的所谓“社会资本学派”的学徒③。这一学派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政治信任实际上是社会信任的反映。一些学者就坚持认为如果人们更多地信任社会，则他们就会更少地不信任政治；相反，对社会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则也会对政治抱有怀疑。

       对本文来说，问题在于有些慈善组织本身即同时带有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维度(如官方的慈善组织)。因此，需要借助其他的指标来测量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属性。一些研究者主张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都是有用的指标。例如，有学者认为女性和年长者就更容易信任公共组织，而这个和他们的社会化和政治化的经历有关④。

       青年人的互联网行为既是一种社会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许多行互联网行为实际上一方面让使用者扩大了社会交际圈，另一方面在培育特定的群体文化。⑤那些更多使用和相信互联网上提供的社会和政治信息的网民们，实际上也更多地相信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和场所。⑥也许多研究都显示，互联网行为和网上的意见表达之间存在一种正向关系。这种相关性不一定受到网速这样的硬件的影响，而是和使用者使用互联网的频率和广度有关⑦。

       事实是，互联网行为虽然是一种线上行为，但很多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却来自线下。在讨论为什么英国的一些年轻人更多地上网互动的时候，有研究者发现使用者使用互联网时的体验和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那些社会人口特征。这种互联网使用的差异，除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之外，也很有可能自于被访者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和经济特征。

       除此之外，微观政治的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有研究者就认为，中国网民的网上参与行为是由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对社会体系的信任所决定的。⑧与此类似，一项关于美国大学生政治态度的研究则表明，出人意料的是，那些更多地浏览政府机关网页的大学生反而更容易对政府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而这很有可能是与他们负面的浏览体验有关。

       此外，许多大学生入党时的功利性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除了实际的社会政治参与之外，政治信念也很重要。既有的许多理论解释除了认为政治信任与执政者的具体绩效表现直接相关，都有强调抽象政治认知等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很多关于政治信任的文章都已经表明，那些倾向于威权政体和强人政治的被访者，往往更容易相信国家组织或当局。⑨⑩还有研究者认为，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较强的民主权利意识和西方普世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念是其对某些制度和政策认同度较低的重要原因。(11)

       数据描述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的数据。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3年6月至2013年9月进行。为了确保测量到不同层次大学的差异，调查采用了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最终选择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四所重点大学、四所普通大学和四所高职院校。在选定了学校之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被调查学生点击邀请邮件链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的平台上填答电子问卷。2013年调查共获得了7875个有效样本，样本应答率73.9％。12所高校中应答率最高的97.0％，应答率最低的60.5％。

       (二)变量设置

       因变量。本研究的对象是大学生对不同类型慈善渠道的信任。我们询问受访者“如果您需要为慈善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事件捐款，您觉得下列机构或渠道的信任程度如何?”，问题的选项则分别从“很信任”、“比较信任”到“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

       自变量。第一组变量测量的都是被访者互联网的使用情况。(1)“上微博”是一个二分变量；(2)“翻墙”询问了被访者是否翻墙，答案有“是”、“否”、“不知道翻墙是什么”三种类型。(3)“网络获取信息的频率”是一个量表。在调查中，我们询问被访者通过互联网进行下列活动的频率：“浏览新闻、了解社会动态，获得咨询”、“通过网路(如QQ/MSN/人人网等)保持和朋友联系或认识新的朋友”、“通过网络(如论坛、BBS、微博等)来发表自己对时事或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评论”、“通过网络(如百科网站、专业知识网站)开展专业或业务知识的学习”。被访者可以从“从不”、“偶尔”、“有时”、“经常”里择一回答，赋值分别是1到4。我们把被访者对每一道题的回答都看做是一个定距变量并进行加总，得到了一个测量被访者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频率的量表。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651；数值越大，表示被访者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越频繁。

       第二组变量反映了被访者的政治取向。(1)党员是一个二分变量。(2)“主动捐赠财物经历”测量的是被访者在过去12个月里是否曾经自愿地位社会事件捐助过财物。(3)“支持强人政治”是一个定距变量。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是否赞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强有力的领导人比好的法律、制度更能给人以信心”这一说法。1-5的分值越高，表示被访者越赞同这一说法。

       3.控制变量。包括了年龄、性别(男女二分变量)、是否是非农户口和主观家庭经济状况。

       (三)研究方法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有序回归(ordinal regression)的模型来对信任的程度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在本文中也将采用这一分析方法来探讨各种可能的因素对大学生慈善组织信任程度的影响。

       不同类型学校学生之间的信任差异

       表1显示了被访大学生对各类慈善渠道的信任均值，均值的值越高，则信任的程度越高。在不分学校类型的情况下，大学生对慈善组织或渠道的信任程度按照由高到低依次为：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2.97)、官方慈善组织(2.79)、民间慈善组织(2.78)、境外慈善组织(2.53)、第三方支付(2.45)、明星网络名人组织的活动(2.36)、红十字会(2.35)和企业渠道或活动(2.34)。这反映了一个大体上的趋势：商业色彩的慈善渠道更不容易获得大学生的信任。

      

       事实上，我们还采取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标准来给慈善渠道划分“类别”：信任超过50％的为第一个类别，不信任超过50％的为第二个类别。表示“很信任”和“比较信任”两项合计超过50％的慈善组织或活动正好有四个，依次分别是：(1)“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79.1％)、(2)“其他官方慈善组织”(73％)、(3)“民间慈善组织”(69.5％)、(4)“境外慈善组织”(52.6％)。有超过50％的被访大学生表示“不太信任”和“很不信任”的慈善组织有正好也有四个，依次分别是：(1)“企业渠道或活动”(61.3％)、(2)“明星、网络名人组织的活动”(59.2％)、(3)“红十字会”(55.4％)以及(4)“第三方支付”(52.5％)。

       这个结果既有预期之处，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最符合“常理”的结果是，大学生对朋友、同学组织的活动的信任程度最高，而且即便是不信任的被访者里面，选择“很不信任”的也最低(3％)，这其实是“熟人社会”的一个反映。信任感超过50％的渠道全部都是各类慈善组织，而官方、民间和境外依次排列的现实则值得进一步地分析。不信任感超过50％的渠道里，有两点值得深究的地方。首先，大学生看来对带有“商业色彩”的慈善活动的信任感较低，商家义卖、明星活动和第三方支付，都或多或少带有或被认为带有“商业色彩”。第二，红十字会虽然也是官方慈善组织，但信任程度较低，这也许反映了该组织在大学生中的声誉尚未从过去的某些事件的冲击下恢复过来的现实。事实上，在问卷设计时之所以将红十字会单独列出，就是为了测试某些事件对信任感的影响。如果以这些慈善渠道的组织化程度为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第一类信任感超过50％的渠道基本上都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组织”，而第二类信任感低于50％的渠道基本上都是组织化程度较弱的“活动”或“平台”。

       不同学校类型的被访者对慈善渠道的信任程度也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不同学校类型的被访者对慈善渠道的信任有所不同。在对官方慈善组织的信任里，高职大专的最高(2.90)，其次是一般本科(2.78)，最后是重点本科(2.75)。但在对民间慈善组织和境外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上，这个顺序却颠倒了过来，重点本科的被访者(2.81和2.55)要高于一般本科(2.78和2.54)和高职大专(2.73和2.49)。换句话说，“官方慈善组织”是一个“例外”：相较于一般本科和高职大专的大学生而言，重点大学的被访者对官方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最低，但对民间慈善组织和境外慈善组织的信任感最高。

       不同信任程度的影响回归分析

       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解释的有趣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家庭来源、政治认知、社会经历的不同乃至数字鸿沟。以表1的发现为基础，我们选取了慈善渠道中的四个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红十字会、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和企业活动。

       表2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互联网行为上的差异会给他们对慈善渠道的信任程度带来显著的影响。首先，在四个模型里，大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频率对于信任程度都呈显著的负影响，这说明上网获取信息频率越低的大学生越倾向于信任这些慈善渠道。其次，是否上微博给信任程度带来的也都是显著的负影响，不上微博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信任各类慈善渠道。这或许意味着大学生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深度越大，对各类慈善渠道的批判态度的可能性也越高。

       翻墙行为带来的影响则要复杂一点。在模型三(民间组织)当中，翻墙与否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影响，而在模型四(企业活动)当中，也只是翻墙的被访者的正向效应有着微弱的显著性(p＜0.05)。在模型二(官方组织)中，翻墙呈现出较强的负向显著，也就是说翻墙的大学生对官方慈善组织持有低信任感的可能性更大。有意思的是，在模型一(红十字会)当中，翻墙和不翻墙相对于“不清楚翻墙是什么”的参照组来说，都呈现出很强的负向显著。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丑闻给红十字会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模型一同样提示我们关注互联网对大学生信任感影响的限度。这一点可以通过对社会和政治取向的变量的考察得到更进一步地显示。很有意思的是，党员身份在模型一和模型三里面都不显著，不过根据模型二和模型四，党员大学生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组织，而更有可能不信任企业组织的慈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党员大学生具有和非党员大学生相比不一样的倾向性，虽然这种倾向的显著性并不是特别强烈。

       被访者是否有过主动捐赠财物的经历在除红十字会之外的所有三个模型里都具有显著性，但有意思的是，均为负向。这也意味着没有主动捐赠经历的被访者，反倒更有可能信任各类慈善组织。

       对强人政治的支持与否同样在后面三个模型里具有显著效应。模型三和模型四的负向效应意味着，越支持强人政治的被访者，越不太可能信任民间组织和企业活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模型二则显示对强人政治更有好感的被访者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组织。

       不少控制变量都显示出程度不同的显著性。年龄越大的被访者，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信任感可能越低，这也许是一种“社会阅历”的作用。男性更有可能信任官方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而女性更有可能信任民间组织和企业活动。我们之前曾怀疑这种性别差异受到了大学里所学专业的影响，毕竟一半印象中女性更多地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男性更多地学习理工科，而许多理论都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带有更强烈地批判性。但交互分析和回归分析都表明，大学生对不同慈善组织的信任差异在专业之间并不明显。

       在四个模型中，户口差异在大学生信任感的差异中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意味着农业户口的被访者都更有可能信任各类慈善组织。家庭主观经济条件也在四个模型中均为显著，但方向均有负向。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被访者，越有可能不信任各类慈善组织。我们并不是在这里主张经济条件越差、越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越对各类组织产生信任感，但被访大学生在家庭出身上的巨大差异对信任感的重要影响显然是所有人在评估这一议题时不得不重视的一个维度。

       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存在两个序列上的差异。第一个序列是依照慈善组织的性质，从私人渠道、官方渠道、民间渠道、境外渠道到商业化的渠道，大学生对它们的信任程度总体上递减。大学生对官方慈善组织的较高信任，是一种“信心红利”的反映。大学生并不像一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愤世嫉俗。

       另一方面，本文也发现，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信心存在两个薄弱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大学生对机构的信任感受“事件”影响的程度非常明显。比如，大学生虽然对官方的机构的信任度总体较高，但对一些受丑闻打击的官方机构(比如“红十字会”)的信任远远落后于几乎所有其他任何机构。信任和信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主观和脆弱的预期，对年轻的大学生更是如此。

       第二个薄弱环节就是“社会”的影响。在校园内的大学生的生活相对简单，但随着接触社会的渠道的增加和程度的加深，有过社会经历的大学生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就会产生微妙的变化。大学生虽然极少参与较为激烈的社会政治行动(比如集会、抗议等)，但他们并不是“冷漠”的年轻人。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经历如果是负向的，很有可能就会给他们的信任感带来负面的效应。

       本文发现的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的第二个序列，是不同类型的高校的被访者之间所呈现的巨大差异：从高职大专、普通本科到重点大学，大学生的信任感总体上来说按照这个序列递减。本文的数据显示，这很有可能是这三类大学的学生在互联网行为上的“数字鸿沟”造成的。更多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更多使用微博以及更多“翻墙”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对各类慈善组织提出质疑。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对青少年政治态度和行为的看法。网络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重塑了作为支撑政治发展价值基础的政治文化。

       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感，但仅靠科技本身不能解决青少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受户口、经济条件这些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甚至他们之所以是进入到高职大专、普通本科还是重点大学，也与此相关。提高大学生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也许更根本的，也应该是从社会和经济制度改善的角度去思考和着手。

       注释：

       ①JIE CHEN.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4.

       ②BAS DENTERS,OSCAR GABRIEL,MARIANO TORCAL.Political confidence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London:Routledge,2006.

       ③S.J.PHARR,R.D.PUTNAM,R.J.DALTON.A quarter-century of declining confidence,Journal of Democracy,2000,11(2):7-25.

       ④JASMINE MCNEALY.It’s complicated:The social lives of networked tee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⑤曹洵：《虚拟社区的动漫迷文化实践模式研究——以〈圣斗士星矢〉动漫迷为个案的质化研究》，《青年研究》2011年第4期。

       ⑥F.SHEN,N.WANG.Online network size,efficacy,and opinion expression: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9,21(4):451-476.

       ⑦KWAN MIN LEE.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efficacy,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2006,9(4):415-422.

       ⑧YI MOU,DAVID ATKIN,HANLONG FU.Predicting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a censored virtual environment,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11,28(3):341-356.

       ⑨M.J.HETHERINGTON.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92(4):791-808.

       ⑩吕鹏：《80后政治信心的国别差异》，李春玲、施芸卿：《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3-306页。

       (11)陶蕴芳、叶金福：《当前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实证研究》，《求实》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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