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增长成果分享性视角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成果论文,评价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仅应追求增长的数量，也应追求增长的质量。既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又能够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大多数人所分享，这是我们应当竭力追求的目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当劳动者的收益与其劳动努力程度正相关性越来越高时，社会福利分配也将愈发公平，广大劳动者公共福利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激励全社会的生产性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渐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广大劳动者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开始出现失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的比重降低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徐现祥、王海港，2008；白重恩、钱震杰，2009；罗长远、张军，2009；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他们从不同角度探究了我国初次分配中要素份额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现象做出了解释。本文着重考虑初次分配中三部门分配比重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试图通过对我国近30年来初次分配格局的分析，从增长成果分享性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做出评价。并通过1995-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找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机制和规律。
一、文献回顾
广大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直接体现为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在西方经典理论中，一直认为要素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是稳定不变的，即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一个常数，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特征事实(Kaldor，1961)。然而，长期经济增长中的跨国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份额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因此，“Kaldor事实”也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
对“Kaldor事实”的质疑多是建立在20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情况上的。Blanchard(1997)对欧洲大陆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做出了经验分析，并将变化的原因归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变，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劳动力市场不能及时调整，而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变化使得劳动报酬占比出现先升后降的状况。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计算了13个发达国家1970-1993年的劳动报酬，得出结论认为各个国家长期内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是不一致的，他们刻画了资本产出比和劳动报酬占比关系的“SK线”，并结合“SK线”分析了各类影响劳动报酬占比发生变化的因素，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冲击等。Acemoglu(2002)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角度分析了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情况，认为在均衡增长路径中发生的通常是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劳动报酬占比一般保持不变，而在转型路径上发生的是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劳动报酬会发生下降趋势。随后，他又分析了稳定的劳动报酬占比与非均衡增长路径共存的问题，认为资本深化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使产品价格下降，各生产要素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终又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劳动报酬占比不断提高，直至收敛到一个稳定水平(Acemoglu & Guerrieri，2006)。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与资本收入占比不断扩张的趋势，这在近年来也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诸多关注。其中，李杨和殷剑峰(2007)以中国1992-2003年资金流量表为标准，从收入分配角度对政府、居民和企业三部门的储蓄率作出比较，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并认为这是由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下降所带来的，而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是由于企业所支付的劳动报酬明显下降。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分析了我国初次分配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和成因，通过构建核密度函数研究发现我国劳动报酬分布不断向右平移，逐步呈现双峰分布，他们认为劳动贡献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产业差异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呈现双峰分布的原因，不过他们并未考虑要素间分配差异的影响与原因，而在这一方面，李稻葵、刘霖琳和王红领(2009)则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以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数理模型，并引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U型规律，并得出其由降转升的转折点约为人均GDP 6 000美元。
很多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状况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有关。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如果推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一如既往地实行关注收入分配的社会政策，就可以避免收入分配的“Kuznets倒U型”结果(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因此，基于产业结构转型的角度，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分析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他们将劳动报酬、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细分到各个产业内部，并通过考察各产业内部间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和各产业间转移情况，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出现的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事实。巧合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罗长远和张军(2009)得出与他们相同的看法，用产业内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和产业间结构转型分析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6年之后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情况，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结构转型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所涉及的既有基础理论方面的分析，也有基于国家间或地区间经验事实的计量检验。本文在分析劳动报酬占比与经济增长质量间的关系之后，从我国30年来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出发，试图得出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机制和变化规律，并对我国30年来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状况进行反思，从增长成果分享性的角度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状况。
二、增长成果分享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劳动者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这种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报酬占比提高，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意味着广大劳动者对经济增长中的分享程度提高。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低收入者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劳动报酬的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增强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性。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净额的拉动。而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则主要依赖高投资和大量的贸易顺差。以2005年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数据为例，储蓄率高达47.9%，较1981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投资率高达43.4%，较198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则达到创纪录的4.5%(李杨、殷剑峰，2007)。
这种经济增长的驱动结构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最终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状况。此时，依靠高投资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源泉结构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到提高生产率的方向上来。换言之，也就是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任保平，2010)。而依靠消费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是最有利于实现这个转变的动因。另一方面，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一个过于依靠国外市场的经济必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引起贸易摩擦，从而导致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所以，过于依赖贸易顺差的高速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必然是依靠内需推动的模式，只有增强广大劳动者对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才能增加总的消费需求，改善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劳动报酬占比提高，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即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决定了一国最终收入分配的格局。当一国劳动报酬比重较高时，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大部分劳动者所分享，居民收入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所占比例较高，因此最终社会分配比较均等，当一国资本收入比重较高时，意味着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集中于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从而最终收入差距扩大。
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同时，国内外均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Alesina.A & Rodrik.D，1994；杨俊、张宗益、李晓羽，2005)。
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冲击机制，即收入分配状况的不平等将导致富人追求奢侈品和穷人购买力不足，这将使国内工业品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一国经济发展(Murphy，Shleifer & Vishny，1989)。二是带有政治经济导向的投资影响机制，即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导致市场和政治活动发生变化，从而会影响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Alesina.A & Rodrik.D，1994；Alesina.A & Perotti.R，1996)。三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机制，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影响教育和人力资本形成，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张长征、李怀祖，2005；杨俊、李雪松，2007；陈昌兵，2007)。
所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对最终分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则能够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三、近30年中国增长成果分享性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有两个现象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一是国民收入中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不断升高；二是GDP中消费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这两个问题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稳定性，另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均，特别是劳动报酬与资本收入之间比例失衡；而消费支出决定于消费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鉴于居民短期内储蓄倾向不会出现明显变化，因而消费不足可归因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过低。因此，这两个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增长成果分享性不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本章通过国民收入要素分配中的三部门份额、职工工资比重，消费支出比重以及省际劳动报酬占比情况对我国近30年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做出统计性描述。
(一)国民收入的三部门分配。初次分配主要为三大部分，即劳动报酬、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
一般而言，三部分的比重决定了一国最终收入分配的格局。当一国劳动报酬比重较高时，最终社会分配比较均等，当一国资本收入比重较高时，会导致收入差距增大，而政府收入比重过高则意味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重。除此之外，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体现了一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模式，在一个劳动报酬比重较大的国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高，而在一个资本收入比重较大的国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较高。
在我国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按收入法核算可将GDP分解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生产税净额是指生产税减去生产补贴的差额，属于政府收入；固定资产折旧是指为弥补固定资产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损耗而提取的价值或虚拟计算的价值，营业盈余是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因此，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是资本收入。
在统计年鉴中自1995年开始提供按收入法计算的省际数据，另外，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提供了1978-1995年间，省区按收入法核算的GDP。本文通过将各省数据加总获得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如表1和图1所示。
资料来源：通过2007-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及《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部分数据计算得出。
图1 GDP中劳动报酬、资本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比重
从图1中可看出，我国1978-1995年中，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三部分份额变化并不大，而自1995年起，劳动报酬占比从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43%，资本收入35.6%增加到2007年45.45%，政府收入从12.96%增加到2007年的14.81%。这反映出自1995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约12个百分点中，有约10个百分点的变动来自于资本收入占比变动的挤压，另外有大约2个百分点的变动来自于政府收入占比变动的挤压，即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Kaldor事实”的。
(二)职工工资占GDP比重
职工工资总额是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的变化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有学者认为我国生产成本中工资的比重在上升，从而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于是考虑怎样打破平均主义，怎样解决“工资侵蚀利润”的问题(戴园晨和黎汉明，1988)，而近年来工资总额逐年下降，又出现了所谓的“利润侵蚀工资”的问题，如表2、图2所示。
资料来源：通过《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2005-2009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图2 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
从图2可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 比重一直处于下降趋势，1985年、1990年和199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5.4%、15.9%和13.9%，到2004年以后这一比例基本下降至11%左右，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资本收益过当从而压低劳动报酬的事实，或者说在我国目前可能存在“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
(三)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反映了一国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低的程度，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决定于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一个靠投资和资本积累为增长源泉的国家，最终必然面临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因而是不具持续性的，而一个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更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向提高生产率的转变。这种情况见表3、图3所示。
资料来源：通过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图3 近30年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从图3可看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1978-1990年阶段一直在50%左右徘徊，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处于明显下降趋势，至2008年已降至36.14%。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下降，表明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渐缩小，我国经济增长源泉的结构亟待改善。
四、中国增长成果分享性影响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与变量选取
依据反函数的相关知识可将公式(1)变形得出劳动与资本的比例
为：
以上是在产业内的分析，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结构转型的影响。由于各产业间的劳动报酬占比存在差异，因此，在各产业内部劳动报酬占比不变的情况下，产业间的结构转型通过改变各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来影响总的要素分配。
对劳动报酬占比分产业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公式：
从公式(8)中可以看出，
即产业内效应，它在各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变时，其内部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引起的总的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而
即产业间效应，它表示各产业内部劳动报酬占比不变时，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增加值比重变化带来的总体劳动报酬占比变化，也即结构转型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结构转型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来体现，在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早期阶段，工业部门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此时工人工资低于边际产出，因此劳动报酬增长率低于社会产出增长率；随着无限劳动力供给转变为有限劳动力供给，工人的工资水平将会逐渐上升至按边际产出定价的水平，劳动报酬增长率也将上升直至与社会产出增长率持平；当经济发展至二元结构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不再富有弹性，此时劳动报酬增长率将高于产出增长率。
以上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球化还可通过提高要素流动性，进而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影响劳动报酬比重，基于以上因素最终模型设定如下：
LR=f(capi，tech，stru，gdp，open) (9)
其中capi，tech，stru，gdp，open分别表示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水平与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以劳动报酬占比为被解释变量，由于这个值在0至1间波动，有可能会对分析带来偏差，因此对其进行logistic变换，变换方法为先将劳动报酬占比
，然后取自然对数，从而将被解释变量变化幅度映射到负无穷至正无穷。另外，采用资本存量占GDP比重、全要素生产率、非农产业比重、人均GDP及其平方项以及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分别表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同时加入西部省份虚拟变量，进而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二)数据说明与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中国三十个省份1995-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重庆数据并入四川。各地区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以及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源于1995-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资本产出比衡量的是实际资本存量与实际GDP之比，一般采取“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①，本文采取单豪杰(2008)已有成果得到1995-2006年数据，并通过该方法获得2007年数据。另外，本文通过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的影响，参考Bentolila(2003)等的做法，以各地实际GDP为产出变量，以各地资本存量和年就业人数为投入变量，采取数据包络分析(DEA)估算各地区Malmquist生产率，进而获得代表技术进步的指标。最终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图4所示。
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结论如下：
1.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或者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都导致了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从图4也可看出，1998-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3%增加到46.9%，而规模以上工业就业人数占全行业比重仅从8.7%增加到10.2%，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迅猛发展并不能带来相应就业的大量增加，相反只能够导致资本深化，同时还会引致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中的机械化和规模化，意味着我们用更多的资本替代劳动。所以，长期来看，资本深化和偏向型技术进步可能是导致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的动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以及《数字中国三十年》。
图4 1998-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与就业占全行业比重
2.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工业化是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西部地区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也说明了发达地区相对于西部落后地区劳动报酬占比更为偏低。同时，Log人均GDP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从图形上可以表示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说明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符合U型规律，这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一致。从经验上看，近十几年来是我国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可以认为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与农业向工业转型有密切关系。以1993-2004年我国分产业劳动报酬比重为例，农业12年的劳动报酬比重均值为86%，工业为40%，第三产业为43%(罗长远等，2009)，而另一方面，我国自1990-2007年三次产业构成比例由27.1∶41.3∶31.6转变至11.3∶48.6∶40.1，据此可以认为，农业向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转型是造成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工业向三产业的转型又会进一步拉升劳动报酬占比。
3.全球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根据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与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全球化应当能够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但估计结果并不能很好的支持这一结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的外贸企业多是以“贴牌”“代工”等加工贸易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分工，随着产品供给越来越大，这种低附加值和低技术的生产制造环节所面临的贸易条件愈发恶化，于是只能进一步压低劳动报酬节省成本(罗长远，2008)，进而抵消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造成全球化无法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五、结语
本文以劳动报酬占比为切入点分析了增长成果分享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增长源泉结构和最终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在这一基础上，本文考察了近30年来国民收入的三部门分配、职工工资总额以及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从经验上得出的结论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变化大部分来自于资本收入的挤压，小部分来自政府收入的挤压，国民收入的分配可能存在“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了我国最终的经济增长源泉结构。
对于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分别从资本深化与偏向型技术进步、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全球化等角度进行分析，并采取了1995-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资本深化和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我国发展的重点，通过劳动偏向性技术的引进和创新来提高生产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应当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技术变迁的方向；农业向工业转型所带来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来提高总体劳动报酬占比；而全球化对我国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我国外贸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底端，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压低了劳动报酬，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加强产品的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努力改善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地位和贸易条件，从而使更多的人能够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注释：
①“永续盘存法”计算方法为：Kit=Iit+(1-δi)Kit-1。其中Kit是地区i第t年的资本存量，Iit是地区i第t年的投资，δi是地区i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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